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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受到父亲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狱懂签熏陶。顾城在姐姐顾乡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上幼儿园时经常自己一个人在一边看树和蚂蚁。顾城因为一次给同学讲《三国演义》,得到了“故事”的雅号,尽管他想讲,但还是不喜欢被一群人围着讲故事。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2]
1968年,即12岁时辍学在家养猪,“文革”前,他开始写诗,总是一个人独处,不和别人一起玩耍,而是低头写自己的内心想法。而且文革的暴行给他的内心带来了冲击,使他变得更加敏感。
1969年随父顾工下放山东广北一部队农场,在那里度过了五年,但他并不喜欢农作的生活,这种劳作的生活与他想象中玻璃一样的世界有很大的距离,而这种距离让他感到痛苦。
1973年开始学画,写诗事业也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3]
1979年初参加晚签精北京西城区文化馆业余诗歌小组。
1979年7月,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与谢烨相识,并堕入爱河
1979年11月,在《诗刊》首次发表诗作,为《歌乐山诗组》。与谢烨的相识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顾城和谢烨原本是非常相爱的,但后来英儿介入了他们的感情。为了追求他的自由王国,顾城和谢烨去了激流岛。这时候英儿已经和刘湛秋在一起了,却同时和顾城保持着联系。奇怪的是谢烨并没有阻拦,而且在一旁促成这件事。顾城和英儿在一起之后,被英儿吸引。谢烨带顾城去了德国,期间英儿跟着一个叫老头的跑了,还结了婚。这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完全为了绿卡。顾城特别痛苦。顾城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叫《英儿》。[4]
1987年5月,顾城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后定居新西兰。这段经历使他提高了声誉也赚得了一些钱,但是声誉和金钱并没有使他对这门事业感到兴奋和满足。
1969年至1982年是其创作的前期,整体风格明丽纯净,这个阶段出现了两个创作高峰——1970年到1972年以及1977年到1982年。顾城在这个时期写出了许多天才之作,他专注于自然界那些美好、纯净而明媚的事物,辅以丰富奇崛的想象,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不可思议的艺术空间,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理想的童话世界。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他此时的创作不是依靠社会经验,而是依仗其对万物的敏感和与生俱来的才华,当然,他也在用心思考和探索,诗中也流露出轻微的虚无和颓废的情绪。
顾城早期的童话诗语言简洁,具有孩童语言的特征,空灵纯净,句式通常很短,意境十分优美,精细的艺术感觉将一切声色光味都混合成一个奇妙的世界。孩子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意象,顾城的诗歌中的孩子意象有自己独特的所指。这样的诗歌意象的营造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同为艺术门类中的不同样式,表演艺术中的意象营造有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顾城在诗歌的内容上,写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等童话元素;在技法上多采用拟人态;在写作视角上是童年视角;而在艺术风格上单纯明丽出自一颗童心。顾城的诗句是自然天成的。他的诗固然离纷纭复杂的社会人生的表象远了一些,但他贴近的是安静自得的宇宙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恰是诗的最为真实的,也是最好的状态。顾城的诗言简易读,没有意象、语言及形式上的障碍。顾城的诗歌一般句式十分简短,语言不生僻,一般都是司空见惯的词语,文字纯净简单。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诗人构建了一个清新流丽的童话世界,用诗人独有的想象力,打破了现实世界给他的束缚,实现了在心灵上的自由。在《北方的孤独者》和《爱斯基摩人的雪屋里》顾城不仅在艺术世界中参悟婚姻和爱情的真谛,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倾其一生去追求,甚至为了心中的真爱不惜与世俗为敌,向道德开战。[2][6]
1983年到1986年属于他创作的中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是诗人自我的探索和转变的时期,褒贬不一。从这部分作品读者能明显感觉出与前期和后期作品的差异与联系,承前启后,这个阶段是诗人创作转变的过渡期。这时期的作品依然保有浓郁的童话色彩,同时也有了更深的内涵,可能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在顾城身上发生的作用,使他不能继续一成不变地作简单的诗,不得不去处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不得不变。[6]
1987年之后是其诗歌创作的后期。出国后的顾城几乎停止了对自己诗歌的任何抄整工作,他也越来越感受到写诗对他而言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纯自然的生命现象。他的诗会随手写在任何地方,旧报纸上,废纸上都可以见到,他自己1992年在德国时说过:“我在岛上写得非常好,有时间便能写,总是有感觉的”,“但保留就有些无所谓了,也没地方放”。他也曾说自己的诗十有八九都是“写了就没了”的。诗人自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品才是他最好的作品,最有感的作品,他在自己人生最后的这段岁月里完全是处于“无我”的状态,完全独立自己于时世之外,跟从的是梦、是思、是灵感,诗歌语言及其意象有一种破碎之美,从其表象上又好像回到了刚开始写诗的状态,只是少年时他在建立童话世界,现在,他在建造一座更奇幻的梦幻城堡。然而,不论如何分期,童话之美,一直贯穿他的整个创作,这点是我们在阅读和分析顾城作品的时候不能放弃的。即便是后来,他依然是以儿童的眼光在打量这个世界,只是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成人的身躯和沉重的心,他对童话之美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乃至于成年后还执着于去一个小岛上建立自己的乌托邦。[6]
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80年代新诗潮运动的起点。[2]
在1975年,他就以神童的天赋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生命幻想曲》并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风格。1984年创作的《颂歌世界》底蕴反思,格调冷静。顾城的《一代人》、《弧线》等诗歌成为朦胧诗论争中被反复提及的“朦胧诗作”。
1987年到1993年写出了唯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英儿》。他的诗常以跳跃的短句,迷离的色彩、喃喃自语的独白,营造一个远离尘世的童话世界。
80年代初,这时顾城的自我也由对自然的依附转向对文化的依附。写作了《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代人》、《红卫兵之墓》等具有较强的思辩色彩和社会意识的作品。顾城写了很多献给谢烨的诗。这些诗中有着超越现实圄地的异想,努力追求一个物外的、单纯的、与世隔绝的世界。
[2](当代诗评家):在充满观念困扰和功利张望的当代中国大陆诗坛,顾城诗歌之“精神自传”性的、如“水晶”般纯粹与透明的存在,标示着别具意义的精神鉴照与美学价值,轻松自如地创造出了一个独属顾城所有的诗的世界。当代汉语诗歌艺术在顾城这里回到了它的本质所在:既是源于生活与生命的创造,又是生活与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
张清华[2](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唯道德论的角度看,顾城也许不应该被写在这里,但是从一种更大意义的悲剧和诗意的层面上理解的话,他就变得很有必要。顾城文本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所有当代诗人,这是我们无法将他绕开的理由。他的精神现象学意义虽然有更多负面的角度,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中也包含了更多幽暗的和深渊式的人性复杂内容,使其单纯的表达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
崔卫平[2](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顾城贡献是相当大的,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刘自立(作家)[2]: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重要诗人,在当代文学史上叙述新诗潮的发展时,都把顾城与舒婷、北岛相提并论。顾城作为一个“应运”而生的诗人,非常“巧合”地融入了新诗潮的历史进程,成为其中壮其声势的一员,还是其诗歌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的诗学意义。顾城是个感觉至上的诗人。他用灵魂去感受,用心去观察。顾城属于那种用灵魂也为灵魂浅唱低吟的诗人,是纯粹的性灵的写作。他的诗歌安静、舒缓、抑郁、沉着,又不缺少生气和活力。顾城之死,成为文学史家的一块心病。文学史并不是刑事判决书,文学史家也不是道德家,只需知人论事,探究诗人对于诗歌艺术的劳绩。
父亲:顾工,优秀的军旅作家和诗人,原名顾菊楼,参加过新四军,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解放军报》文化处编辑。
配偶:谢烨,生于1958年,1983年与顾城结婚,后生下一子,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被丈夫顾城杀死。
子女:桑木耳,新西兰奥克兰的大学生,工程专业。
姐姐:顾乡,住在新西兰的一座小岛上。
(参考资料来源[7])
类型 |
出版时间 |
作品 |
出版社 |
---|---|---|---|
诗集 |
1986年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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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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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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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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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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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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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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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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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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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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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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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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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
1994年 |
北京华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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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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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2011年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参考资料来源[7])
顾城留在激流岛屋里的四封遗书,是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出事现场被警察拾取,字迹缭乱,说明遗书是当时仓促写的。结合他遗书中所言,他是被逼上绝路的,他写遗书时还想着等会儿最后去看儿子木耳(三木Sam),并为之流泪。从遗书中还可看出,谢烨是将继续在世上的。否则顾城不会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点明房子等归木耳。因为如果没有了谢烨,房子等必然是木耳的,手稿等当然由姐保管。看来事发突然,不知谢烨最后又带给他什么打击。顾城自尽前向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打了”,是有叫姐姐去救谢烨之意的。顾城离世后,谢烨被顾乡叫来的救护车又转直升飞机,越过海峡送入医院后,抢救数小时失败。顾城四封遗书于当年12月22日由新西兰警出示并当场复印送交各方,后经中国驻新使馆认证及国内公证。遗书上有陈XX及另一男子原名及身份。第一封遗书原是写给父母的家信,后划一横线,加个“姐”字,写成了遗书。[8]
顾城死后,关于他杀妻并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种解读。香港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顾城别恋》,由冯德伦饰演顾城。反响一般,知道的人不多。按照顾城在自己的遗作《英儿》一书的内容,人们猜测顾城最后的疯狂是因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女人伤害了他,导致他的崩溃。这个女人在顾城的书中被称为“英儿”,真名李英,曾经是《诗刊》社的编辑,笔名麦琪,在顾城死后,明确表示,反对顾城在遗作中给她贴上的标签。
顾城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人来说,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极具特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昧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顾城就是一个各种极端事物共生的矛盾体,有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有时候像个疯狂的暴君。
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失落。他是在中国成名的,他的作品也都是中文作品。离开了中国,顾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的英语又不好,从1988年起,顾城开始拒绝学英语,激流岛上他是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儿子寄养在别人家后,小时候学会的一点汉语渐渐遗忘,顾城与儿子最后已经无法沟通。他作为诗人的生命,在他决定定居新西兰起,就已经死亡了。但是,新西兰的激流岛,在顾城的眼里,就是他的桃花源,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然而,诗人身份的死亡结局是顾城不曾预料也不能接受的。他始终抱持着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艺术家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但是,在新西兰,他能够发号施令的对象,只有他的家人和情人。一旦情人离去,妻子的崇拜也在明显消失,顾城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他认为是全世界抛弃了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