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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 唐书
- 作 者
- 刘昫、张昭远、欧阳修、宋祁等
- 类 别
- 纪传体史书
- 出版社
- 中华书局
- 出版时间
- 1975年5月
- 装 帧
- 平装
- ISBN
- 9787101003192
- 分 类
- 《新唐书》《旧唐书》
目录
后晋官修《唐书》，成于众晚钻手。还在后唐时期，就对旧唐书的修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直到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二月才正式开始编修，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六月修成，历时四年多。旧唐书原来是由宰相赵莹监修的。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规划。以后的宰相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而在具体编撰旧唐书时，参与者有张昭远尝放、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先、王纹钻乐申等人[4]。当《旧唐书》修成时，恰好是刘昫监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题“刘昫撰”。[5]
这部《唐书》，记事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终于唐哀帝李柷天佑四年（907年）朱温灭唐，记载了有唐一代二百九十年的历史。其卷数，历来说法不一。今本有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刊传一百五十卷。该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4]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这部唐书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宋仁宗认为《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悼叠钻耻、刘羲叟牛赠询等人。《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它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趋趋鸦。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虹舟，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呜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祐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呜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祐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祐”，而非“景祐”。显然，《宋祁传》是将“皇祐”误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
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祐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祐”当为“皇祐”，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祐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祐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院舟盼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8]。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
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祐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严谨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由于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创举。《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新唐书还增加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虽有错漏，但也可以起备查作用。[6]
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
宋仁宗嘉祐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例如，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复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5]相较而言，《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此外，《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
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但是，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后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
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但是，《旧唐书》的编纂者对唐代后期的史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5]
相较而言，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
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然而，就一些时段或方面而言，《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例如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载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
《旧唐书》还采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杰、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载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况。对旧唐书登载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价值。[5]
《新唐书》中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强于《旧唐书》。
关于《旧唐书》，中华书局在组织点校时主要参考了以下版本：（1）南宋绍兴年间越州刻本（简称残宋本），全书已佚，残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即用此残本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2）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刻本（简称闻本）；（3）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4）清同治年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局本）；（5）清同治年间广东陈氏葄古堂刻本（简称广本）。[5]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祐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它考订著作还有：
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 卷1至卷55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 罗、刘
？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新唐书札记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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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 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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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藩镇表（清华湛恩） 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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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 光绪24年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丛书集成第3838-41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