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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举孝廉出身,拒绝大将军何进征辟,依附于荆州牧刘表。曹操夺取荆州后,授丞相掾属。曹操成为魏王后,授魏国侍中、郎中令,谏议免除毛玠之罪。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授光禄勋,册封安成亭侯。魏明帝时,授太常卿,册封西陵乡侯。为官清贫俭约,贩卖田宅,谋求生活。
卒于任上,谥号为简。
- 字
- 阳士
- 所处时代
- 汉末三国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汝南西平(今河南舞阳东南)
- 本 名
- 和洽
- 官 职
- 光禄勋、太常
- 爵 位
- 安成亭侯→西陵乡侯
- 谥 号
- 简
目录
和洽早年曾被当地吏民举荐为孝廉,并汗捉霉享受到大将军何进的征召,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袁绍占据冀州,派遣使臣迎接汝南郡的士大夫,士大夫都欣然前往,唯独和洽认为:“冀州土地平坦,民众强悍,为英雄俊杰所利用,是四方皆可出战的地区。袁本初依靠自己的有利条件,虽然能够强大,然而英雄豪杰正蜂拥而起,他未必可以保全。荆州的刘表没有远大的志向,爱惜人才,乐于交结士人,地势险要,山中的民众软弱,容易依靠倚赖。”
于是与亲戚故旧都向南投靠刘表,刘表以对待上宾的礼节接待他们。和洽说:“之所以不投靠袁本初,是为了躲避群雄争夺的地区。昏聩的主人,不能轻易接近,时间长久定会受到危害,其间必有进谗言的人离间挑拨。”于是又向南到了武陵郡。[1]
建辩充催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荆州浆夜灶,征辟和洽为丞相掾属。当时毛玠、崔琰都以忠正清廉受到重用,他们选拔官吏以节俭为主要条件。和洽进言说:“国家大政,在于权位与人才,不能只组嘱档凭一个方面选用官员。过于注重俭约朴素,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是可以的,但若只以这个方面作为衡量人和物的标准,失掉的人才一定会很多。如今朝廷议论,官员穿件新衣,乘坐好的车子,便认为不清廉;长官在官府中,面容不加修饰,衣服破旧的,则称之为廉洁。致使士大夫有意弄脏自己的衣服,把车马服饰收藏起来;朝廷各官府的长官,有的自己提壶携饭入官署办公。设立教令,观察风俗,贵在合度适宜,这样才可以推广。如今一概推崇难以做到的作法来检核官吏,勉强能够做到,也一定会有很多弊端。古代推行大政教化,务必使其通达人情而已。凡是偏激过分的作法,都容易使人隐瞒真情。”[2]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封魏公,建魏国,和洽与王粲、杜袭等同被任命为侍中。后毛玠因崔琰被赐死而感到不满,有人告发毛玠曾非议曹操,曹操于是大怒。曹操十分震怒,把近臣都召过来,和洽陈述说,毛玠素来信守节操,请求调查确实。
退朝后,曹操下令说:“如今言事的官员告发毛玠不但诽谤我,而且又为崔琰的事打抱不平。这些都有损于君臣之间的恩义,狂妄地为被处死的朋友怨忿叹息,实在为国法所不容。先前萧何、曹参和汉高祖一起从微贱中起事,建立了很大功勋。高祖每次陷入困境,二人都非常恭顺,更充分地表现出为臣之道,因此享受的福份能延至后代。和侍中请求调查确实,我所以没有同意,是要表明重视臣下报告的情况。”
和洽应对说:“如果确实如告发者所说,毛玠的确罪过深重,不是天地所能承载。臣下并不是胆敢歪曲天理、偏袒毛玠,以此来破坏天理人伦。只是认为毛玠出身于一般官员,受到特别的提拔,处于显要地位,多年来一直受到宠信,刚直忠诚公正,为很多官员所忌惮,不应该有不良行为。然而人心难保不变,应该明确妥当地考察复核,从两个方面验证属实。如今圣上恩德地、含忍污垢地施加仁义,不会忍心因为涉及到君臣伦理,而使是非曲直分辩不清,对近臣产生疑心。”曹操说:“正有军事行动,怎么可接受他人告发后又加以复查?狐射始在朝廷上将阳处父刺伤,这是君主应该警戒之事。”[3]
黄初七年(226年),魏明帝即位后,又进封为西陵乡侯,食邑二百户。[5]
和洽认为:“民众不多,耕地且少,白吃饭的人很多。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又依靠粮谷维持生命j所以说一时废弃耕种,便失去了延续生命的根本。因此先代君王务必省减烦杂的费用,以便专心注重农业耕作。自春夏以来,百姓为徭役所困扰,农业被荒废,而百姓叫苦不迭,季节风不来,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消除天气反常的办法,莫过于节俭,太祖皇帝建立宏伟的业绩,使用了大量费用供应军事行动,还要供军人的赏赐,但是官兵食用丰富,仓库的谷帛也很充足,原因就在于不装饰无用的宫殿,禁绝浮华的费用。如今的关键,就在于减省劳务烦杂的摇役,减免其他的多余事务,以便为军队提供储备。三方边境的防守,应该早做准备。要观察分析敌人的虚实,招募训练士兵,在朝廷上筹划好战胜敌人的策略,明确攻取的计划,再详细地征求众人的意见以求没有缺漏。如果计划不能及早明确,轻视小看敌方的实力,军队多次行动,出动后毫无成效,就是人们所说‘动武而敌人毫不震动’,这正是古人所警戒的。”[6]
《三国志 魏书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8]
陈寿:和洽清和干理,常林素业纯固,杨俊人伦行义,杜袭温粹识统,赵俨刚毅有度,裴潜平恒贞干,皆一世之美士也。[8]
范晔: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
孙盛: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於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进无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讥;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8]
郝经:洽为正卿,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以真俭自处,讥切一时之伪俭无诸已而后非诸人君子。[9]
何焯:阳士非崔、毛过崇节俭之弊,而处身清约,此为深识治体,而非立异同之论,以苟便己私者。[10]
刘咸炘:此诸人皆扬历中外,而和、杜、赵、裴又皆自荆州归曹氏。[10]
- 和郁,西晋右仆射、中书令、尚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