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 咸有一德
- 伊尹
- 伊尹对太甲说的话
- 商初大臣
- 道德精纯
- xián yǒu yī dé
目录
伊尹作《咸有删淋一德》。伊叠厦境尹陵腊删请既复艰危禁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重葛胶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敬探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整断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钻灶堡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1]
伊尹说:“唉!上天难信,天命无常。经常修德,可以保持君位;修德不能经常,九州因此就会失掉。夏桀不能经常修德,怠慢神明,虐待人民。皇天不安,观察万方,开导佑助天命的人,眷念寻求纯德的君,使他作为百神之主。只有伊尹自身和成汤都有纯一之德,能合天心,接受上天的明教,因此拥有九州的民众,于是革除了夏王的虐政。这不是上天偏爱我们商家,而是上天佑助纯德的人;不是商家求请于民,而是人民归向纯德的人。德纯一,行动起来无不吉利;德不纯一,行动起来无不凶险。吉和凶不出差错,虽然在人;上天降灾降福,却在于德啊!
“现在嗣王新受天命,要更新自己的品德;始终如一而不间断,这样就能日日更新。任命官吏当用贤才,任用左右大臣当用忠良。大臣协助君上施行德政,协助下属治理人民;对他们要重视,要慎重,当和谐,当专一。德没有不变的榜样,以善为准则就是榜样;善没有不变的准则,协合于能够纯一的人就是准则。要使万姓都说:重要呀!君王的话。又说:纯一呀!君王的心。这样,就能安享先王的福禄,长久安定众民的生活。
“啊呀!供奉七世祖先的宗庙,可以看到功德;万夫的首长,可以看到行政才能。君主没有人民就无人任用,人民没有君主就无处尽力。不可自大而小视人,小视人就不能尽人的力量。平民百姓如果不得各尽其力,人君就没有人帮助建立功勋。”[2]
夏桀不修德,上天感到不安,于是重新寻找道德精纯之人,以之作为天地百姓之主。当时,只有自己和商汤具备纯一之德,因此接受天命,率领九州民众,革除了夏桀的暴政。我们商家取代夏桀,不是因为上天偏爱我们,而是上天要保佑纯德之人;也不是我们乞求民众支持我们,而是民众始终会归向纯德之人。倘若道德精纯,则无往而不胜;倘若道德不纯,则危机四伏。现在你接受天命,一定要更新自己的德性,要始终如一,才能长盛不衰。你选官员,一定要选贤才;你选左右,一定要选忠良。大臣奉上布德,向下训民,其事甚难,其事须慎,只有在大臣们一心一意的协助之下,你才能达致美善之政。德无不变之法,以善为主;善无不变之法,以纯为主。因此,天子应当修德,以扬名于后世。君民之间相互依赖,君主只有虚心待人,众人才可能尽其力,帮助君主成就盖世功业,云云。
这段临别赠言的内容,与《伊训》、《太甲》所见之伊尹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强调了德性是政治的基础,德性是执政者执政的依据,等等。但是,这篇经文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一德”。所谓“一德”,按照经书上的解释,是这么一个东西:它的源头深藏于人的心灵深处,它的原理体现于人的外在行为,只要掌握了它的基本原理,就会坚定地身体力行,绝不会受到其他歪理邪说的冲击。这就是“一德”。与“一德”相对立的是“二三德”,“二三德”是指:有些平庸之人,不能看到事物的全貌,没有决断的心志,性格狐疑不定,跟智者在一起还可能有些谋略,跟愚者在一起只好一事无成。简而言之,“一德”就是专心专意地恪守圣王之道,信念之坚定可以移山,经得起诱惑,抗得住冲击;“二三德”就是三心二意,没有定准,意志软弱,根本就拿不定主意。从后果来说,如果坚持“一德”,自己的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掉进了“二三德”的漩涡,那就会险象环生。
因此,伊尹所说的“一德”,其实就是一个信念问题,目的在于以坚实的信念,约束天子犹豫不定的心志。在后来的儒家义理中,伊尹首倡的“一德”概念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这个体系,“一德”就相当于正心、诚意,这是第一步,它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心灵境界,把蒙昧、无序的心灵打造成纯净、有序的心灵,去除其中的享乐成分,譬如物欲、色欲、嬉戏、惰怠之类的倾向,强化心灵中的刚健成分,特别是献身公共事务、追求永恒事物的愿望。在此基础之上,第二步就是格物致知,它的主要目标在于提升理性精神、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亦即认识世界的能力。第三步就是“修齐治平”,它的目标是改造世界。在这三个步骤、三个环节中,如果第一步着眼于“内圣”,那么,第二步、第三步则着眼于“外王”。然而,在逻辑上,如果没有“内圣”作为基础,作为起点,是无法迈向“外王”这个宏大目标的。伊尹所讲的“一德”,虽然也兼顾了“外王”,但核心还是“内圣”,亦即心性方面的修养。
从思想影响来看,伊尹对太甲的临别赠言,开启了传统中国的心性之学。从子思、孟子到陆象山、王阳明的心性儒学,都可以视为伊尹“一德”观念的延伸与拓展。与庞大的心性儒学体系相比,制度儒学、政治儒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当代学者蒋庆等人提出了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的主张。这种思想主张所针对的症结,从源头上说,正是伊尹告别政治之际所提出的“一德”。心性儒学尽管有它偏颇的一面,譬如,它带有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强调精神、意识对于存在、现实的规定性——极端性的说法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按照现在的知识分类,心性儒学在人文性质的知识生产方面成果丰硕,但在社会科学性质的知识生产方面则相对不足。但是,这种指责没有体现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同情式的理解”。
事实上,伊尹对于“一德”的强调,以及它对于“内圣”的引导,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传统中国人在彼岸世界的需要。一般来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性的存在,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同时还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西方早期的大学,主要设置了三个学科:医学、法学、神学。这样的安排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医学对应于人的生物性存在,法学对应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神学则对应于人的精神性存在。如果说,人的生物性存在、社会性存在,都属于人的此岸世界,那么,人的精神性存在,则属于人的彼岸世界。人的彼岸世界就是人的意义世界。
在西方文明中,人的彼岸世界是由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所提供的教义来安顿的。但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犹太教、基督教式的宗教,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彼岸世界,主要就是靠心性儒学来安顿的。孟子善于培植的浩然正气,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的惊心动魄,以及由此所获得的“良知”,是一种知识,一种观念形态,其实何尝没有宗教的成分。心性儒学中的这些精粹部分,其实就是传统中国人用来养心、养神、养志的“宗教”。它取代了西方的上天,充实了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当然,在伊尹生活的年代,还没有出现后世所谓的心性儒学。但是,伊尹的“一德”,就可以视为心性儒学的胚芽。虽然,伊尹在述及“一德”的时候,较多地考虑到了“一德”的现实收益:被上天所接受,被民众所认同,君臣齐心协力,共建美好未来。然而,仔细体会伊尹的“一德”,未尝没有寻找精神家园的追求。
在本篇经文中,伊尹开口就说:“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寥寥八个字,表达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对于天命无常的一声浩叹:天命无常,天命难信,天命是靠不住的。这种失望情绪,与孔子在临终之前感慨的“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几乎具有同样的幻灭感。本来,在夏商交替之际,对于商汤、伊尹来说,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天命,他们正是凭着天命之承担者的名义来展开革命的。但是,在经历了商汤死亡,特别是在经历了流放太甲、规训太甲的政治波折之后,伊尹对于天命的信心明显减弱。也许,在这个政治老人的眼里,贪图享受、资质平平的太甲似乎不太像天命的承受者;也许,在这个政治老人眼里,已经看到了商王朝即将到来的衰败。无论怎么说,在天命无法指望的情绪中,伊尹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那就是“一德”。经过自我修炼得来的“一德”,就成了伊尹试图重建的一根新的精神支柱。
从依赖“天命”到依赖“一德”,这样的转向,对于早期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意义,简直就是一场风暴: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由外在的天命来安顿的,天命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但是,由伊尹的这段临别赠言所表达的关于“一德”的诉求,表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期待着由内在的“一德”来安顿。以往,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是天命;现在,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是“一德”。从求助于外物转而求助于内心,由内心的秩序来引导、主宰外在的秩序,从“内圣”延及“外王”,由“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内在逻辑,就是这样“炼”成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