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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博涉经史，善于隶书，深沉有谋略。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册封刘义隆为宜都王。刘裕驾崩后，宋少帝刘义符即位，不亲政事，游逸无度。景平二年（424年），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废黜刘义符，迎立刘义隆为帝，年号元嘉。元嘉三年（426年），刘义隆诛杀徐羡之、傅亮、谢晦，政由己出。元嘉六年（429年），刘义隆病重，任命彭城王刘义康执政。刘义康专总朝权，势倾天下，危及刘义隆的权位。元嘉十七年（440年），诛杀领军将军刘湛，外放刘义康为江州刺史，随后废杀。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举南征，直趋瓜步，饮马长江，在宋军的顽强抵抗下撤退。
在文治上，刘义隆征召雷次宗在鸡笼山开设“儒学馆”讲学，与玄、文、史三学合为“四学”。军事上，继续北伐，乘北魏与柔然交战之际征讨河南。因其政治清明，推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恢复、民生安定的政治局面，成为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97-98]
目录
义熙六年（410年），刘裕命刘粹辅佐年仅四岁的刘义隆镇守京口，防御卢循之乱。刘义隆的母亲胡道安在义熙五年（409年）时，获罪，被处死。[2]刘义隆的三叔刘道规因为没有儿子，所以抚养刘义隆，另外刘道规又以次兄刘道怜的次子刘义庆为嗣子。
义熙八年（412年），刘道规去世，追封南郡公，本应将刘道规之前的爵位华容县公赐给刘义隆，但范泰认为“礼无二嗣”，刘裕听从范泰建议，刘义隆回到本家。[3-4]
义熙十一年（415年），刘义隆受封为彭城县公。
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收复关中、还军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后，[6]又加封刘义隆为监司州豫州之淮西兖州之陈留诸军事、前将军、司州刺史，并命其镇守洛阳，还未到任，又改封为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1]刘裕本来打算让世子刘义符镇守荆州，但在张邵的劝说下最终没有这样做；[7]之后刘义隆任荆州刺史，刘裕让自己的幼子刘义季跟随刘义隆去江陵，因此刘义隆特别喜爱刘义季。[8]
永初三年（422年），宋武帝刘裕驾崩，皇太子刘义符继位（即宋少帝），因他游戏无度，被辅政的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于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发动政变废黜，将其幽禁并派人杀害。[9]
刘义符无子，刘义符次弟刘义真应当继位，然因为徐羡之认为他不宜为君，故在废帝以前就先废刘义真为庶人，后又派人将他杀害。在废杀刘义符和刘义真后，侍中程道惠曾请改立武帝五子刘义恭，然而徐羡之属意刘义隆，百官于是上表迎作为宋武帝第三子，宜都王、荆州刺史刘义隆为皇帝。七月，傅亮率行台到荆州治所江陵迎刘义隆入京。当时已时是七月中，江陵已听闻少帝遇害的消息，刘义隆及一些官员都对来迎队伍有所怀疑，不敢东下，但在王华、王昙首及到彦之的劝告下决定出发。并在八月八日到达建康，次日即位为帝，改元“元嘉”。[10-14]
宋文帝自江陵东下起一直在提防徐羡之等人，即在东下行程上，随行的荆州州府官员都严兵自卫，行台百官都无法接近，中兵参军朱容子更在行程数十日内一直抱刀在船舱外守卫。[15]宋文帝即位后，对徐、傅、谢三人优抚有加，进徐羡之为司徒，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同意谢晦的赴任荆州刺史的请求[16]，当时，谢晦非常担心文帝记恨杀兄之事不放他赴任或将荆州另许他人，文帝同意谢晦出镇荆州，以荆州刺史换取谢晦的领军将军之职。[17]徐羡之等人顾忌文帝心腹到彦之，预料文帝将以到彦之为中领军。于是，徐羡之等人准备让当时暂镇襄阳的到彦之出任雍州刺史。文帝坚决拒绝徐羡之的提议，坚持要召到彦之入京为中领军接替谢晦，委以戎政。[18]同时，文帝又以原荆州僚属心腹王昙首、王华为侍中，王昙首领右卫将军，王华领骁骑将军，朱容子领右军将军，加上到彦之领中领军，至此，文帝掌控了禁军军权。[19-21]
面对文帝一系列强化权力的举措和当时的舆论压势，徐傅二人感受到了威胁，于元嘉二年（425年）主动提出上表归政，但在程道惠、徐佩之、王韶之等人的规劝下仍“复奉诏摄任”，尚书、中书二省仍受二人节制。[22]当时，傅亮及谢晦多次试图和王华、到彦之等人交结，以图安心。[23-25]但是，王华及孔甯子多次向文帝中伤诽谤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并不断制造和散播针对徐傅谢三人弑君行为的舆论攻势。文帝亦有诛杀权臣的意图，虑及谢晦当时以荆州刺史坐镇荆州重地，于是托辞北伐及拜谒陵墓以修建船舰，同时文帝又成功笼络到了檀道济的支持。[26-28]
徐羡之闻讯自杀，傅亮被捕处死，谢晦则出兵反抗，但知檀道济协助刘义隆讨伐即惶恐不已，无计可施。不久谢晦军队溃散，谢晦试图逃走，但被擒处死。[30-32]
宋文帝刘义隆在消灭徐羡之等权臣后下诏派大使巡行四方，奏报地方官员的表现优劣，整顿吏治；又宣布一些年老、丧偶、年幼丧父及患重疾而生活困难者可向郡县求助获得支援，更广开言路，欢迎人民进纳有益意见和谋策。文帝亦多次去延贤堂听审刑讼。
元嘉十七年更下令开放禁止平民使用的山泽地区，又禁止征老弱当兵的这些伤治害民的措施，要求各官依从法令行事。另在历次天灾时都会赈施或减免当年赋税以抚慰人民。宋文帝亦鼓励农桑，元嘉八年即下诏命郡县奖励勤于耕作养蚕的农户和教导正确农作方法，并将一些特别优秀的农户上报。元嘉十七年又下令酌量减免农民欠下政府的“诸逋债”，后更于元嘉二十一年悉数免除元嘉十九年以前的欠“诸逋债”，又下令租借种子口粮给一些想参与农耕但物资缺乏的人，更赐布帛奖励营治千亩田地的官民；元嘉二十一年夏季因连续下雨而出现水灾，影响农业，刘义隆除了下令赈济外，还在秋季命官员大力励农民耕作米麦，又令开垦田地以备来年耕作，并于元嘉二十二年重新开垦湖熟的千顷废田。
至元嘉十三年（436年），因宋文帝病重，刘义康担心一旦文帝去世，无人能驾驭功高才大的司空檀道济，于是假作诏书，并在宋文帝的同意下收杀檀道济一家及其亲将。不过，刘义康自以皇帝是至亲，率性而行，行事都不避嫌，没有君臣之礼。其时刘义康亲信刘湛等人，更力图想将刘义康推上帝位，趁文帝病重时称应以长君继位，甚至去仪曹处拿去东晋时晋康帝兄终弟及的资料，更去诬陷一些忠于国家，不合刘湛一伙的大臣。文帝病愈后知道这些事，即令兄弟之间生了嫌隙。[37-39]
最终文帝在元嘉十七年（440年）诛杀了刘湛等人，并应刘义康上表求退而让他外调江州。[40]随后文帝将司徒、录尚书事及扬州刺史分别授予江夏王刘义恭及尚书仆射殷景仁，然刘义恭鉴于刘义康被贬，虽然担当实质宰相，但行事小心谨慎，只奉行文书；殷景仁当时已病重，数月之后便病逝[41]，实际大权重新返回至宋文帝，主相之争以权力归回宋文帝刘义隆手中结束。[42]
元嘉七年（430年）三月，文帝以到彦之为主帅北伐，一度夺回洛阳、虎牢、碻磝、滑台四镇。但到十月，北魏反攻，由于宋军军力不足，加上文帝的过度指挥，致使前线宋军相继败阵撤退，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滑台等地，重新失陷，北魏军逼退前往救援的宋将檀道济，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44-45]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亲率步骑十万南侵，并强攻不满千兵的悬瓠，守将陈宪苦战力保，魏军久攻不下，同时文帝又遣臧质与刘康祖率军救援，刘宋武陵王刘骏更领兵袭击魏军，烧毁魏军运往汝阳的粮草，魏军于四月，被迫退兵。[46]魏军撤兵后，宋文帝即欲伐魏，发动第二次北伐。七月，以江夏王刘义恭节度诸军担任北伐主帅，兵分四路并进，大举伐魏。柳元景、薛安都的西路军虽然破魏洛州守军，曾一度收复陕城和潼关。但王玄谟为前锋的东路军被魏太武帝击败。以梁坦为前锋的中路军也被魏将拓跋仁击溃。[47-48]宋文帝见东路军、中路军战败，魏军南下深入，于是召还正在攻魏的其他路军队。刘宋军队“诸将奔退，莫不惧罪”[49]。而魏军一路攻入刘宋统治区的腹地，经刘宋的历城、东阳、彭城、寿阳、盱眙等军事重镇，大多在城外野战，若遇坚城则绕背而去，继续南下。最终，拓跋焘抵达瓜步，拓跋仁抵达江西，拓跋那抵达广陵，这些北魏远征军同日临江，并砍伐木材，一度威胁要渡过长江。后来，拓跋焘得知后方的刘宋彭城守军准备断其归路，同时刘宋又遣水军自海入淮来攻，而北魏军队又水土不服、多染疾疫，以致于疾疫死者甚众[50]，拓跋焘只好撤军北归。此役过后，刘宋因为江北六州饱受战乱[51]而国力大损，被北宋司马光评价为：“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七月，宋文帝以北魏发生宫廷内乱，命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攻碻磝，鲁爽、鲁秀兄弟与程天祚率四万荆州兵向洛阳、虎牢方向进攻，臧质、柳元景率军攻潼关。鲁爽率领的西路军虽然很快便攻占了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并在大索城击败拓跋仆兰，进而围攻虎牢；但张永统率的东路军却迟迟攻不下碻磝，后魏军通过挖地道出城，纵火烧毁宋军营垒及攻城器具，破坏宋军进攻的通道。萧思话见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军退还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鲁爽、臧质等知晓东路军已退，于是和柳元景等退兵，第三次北伐除恢复了刘宋在许、洛中间一带的控制，基本无功而还。[52]
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听信女巫严道育，为了不再让宋文帝知道他们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就唆使严道育施以巫蛊，在含章殿前埋下代表宋文帝的玉雕人像。此事东阳公主的婢女王鹦鹉、王鹦鹉的情人陈天兴、黄门郎庆国亦有参与。后来，因刘劭提拔陈天兴为队主之事被文帝盘问，刘劭、刘濬与王鹦鹉为防文帝追查，杀陈天兴灭口。陈天兴死后，黄门郎庆国担心自己也被灭口，为自保就将巫蛊之事报告给宋文帝知道。宋文帝立即下令收捕王鹦鹉、严道育，严道育成功逃脱追捕，在其家中找到了刘劭和刘濬写的数百张写有咒诅之言的纸，又将那人像找了出来。宋文帝诘责二人，二人恐惧无言，只能一直道歉。起初文帝见二人反省悔过地很诚恳，便原谅了二人。但到二月，文帝得知刘劭和刘濬私藏嫌犯严道育，还与严道育有来往，极其痛心，便决定实行废太子和杀刘濬的计划。就与江湛、徐湛之及王僧绰商量新太子人选；文帝想立建平王刘宏，徐湛之就支持女婿随王刘诞，江湛支持妹夫南平王刘铄，久久都下不了决定。王僧绰虑及机密可能泄露，劝刘义隆快作决定，但还是作不了决定。文帝更将此事告诉了刘濬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吓得赶紧告诉儿子刘濬，刘劭再从刘濬口中得知，遂决定发动政变。二月二十日夜晚，刘劭召萧斌等人入宫，计划起兵之事。刘劭与萧斌在次日凌晨以讨伐反贼为由，率领数万东宫军队杀进皇宫，并带着军队顺利从万春门杀入文帝的禁宫。那一晚，文帝正与徐湛之整夜讨论新太子的事情，至刘劭军队攻入时蜡烛还亮著。刘劭心腹张超之等人举刀入殿，值班的卫兵还在睡觉，张超之踢开殿门，亲自上前砍杀宋文帝，宋文帝手举坐凳自卫，被砍掉五指，接着张超之举刀捅向宋文帝的腹中，将宋文帝残忍杀害，享年四十七岁，一旁的徐湛之也被叛军杀害。[53-56]
三月，刘劭葬刘义隆于长宁陵。同月，刘劭为刘义隆上庙号“中宗”，谥号“景皇帝”。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随即起兵讨伐刘劭，并于五月即皇帝位，攻下京城，诛杀刘劭及刘濬；刘骏即位后改刘义隆庙号“太祖”，谥号“文皇帝”。[57]
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424年－453年），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
政治上他提倡文化，整顿吏治，清理户籍，重视农业生产。元嘉十七年、二十一年两次下令减轻以至免除农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自东晋义熙十一年至文帝统治末年（415年－453年），“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三十多年中相对安定，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元嘉末年，北魏军队在江淮间一进一出，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战乱，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从此结束。[33]
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三国志》内容精洁，三书很少重复，然宋文帝认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
军事上，刘义隆在其统治期间，继承刘裕北伐的政策，乘北魏与柔然交战之际征讨河南，史称“元嘉北伐”。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430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宋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的北伐起初也迫使魏兵北撤，但后来，拓跋焘率步骑数十万南下，陵践六州。百守千城，莫不奔骇。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即“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58]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此次北伐规模不大，也是无功而返。[58]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430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故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58]刘宋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58]
但是刘义隆对外的军事活动并非毫无亮点，主要表现为制止了林邑国（占婆）的侵扰。林邑国在东晋时多次侵扰中国南疆的交州地区，尤以永和和义熙年间为最。刘义隆在位时，林邑对中国采取一面朝贡一面寇边的策略。林邑王范阳迈野心膨胀，更是于元嘉十年（433年），要求刘宋将交州交给自己管理，刘义隆予以拒绝。[59]此后林邑不仅骚扰不止，贡品也很微薄，刘义隆再也无法容忍林邑的放肆，决定展开对林邑国的惩罚行动。他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将军宗悫讨伐林邑，范阳迈佯装恐惧，上表愿归还所掠夺日南郡民户，实则缓兵之计。
于是宋军继续进发，于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一举攻克林邑北部重镇区粟城（今越南广治西北），斩区粟王范扶龙，将城中15岁以上的人全部活埋，楼阁雨血，填尸成京观。[60]其后宗悫等乘胜追击范阳迈，攻克林邑都城典冲（即占婆补罗，今越南茶荞），范阳迈逃走，宋军满载战利品撤回。[61]刘义隆教训林邑大获全胜，“此役中国国威远播”[62]，林邑虽很快复国，但此后恭顺朝贡，不敢再做侵扰，直到隋朝刘方克剪林邑。
刘义隆统治时期的外交政策非常灵活，和当时的许多国家有着频繁的交聘活动。
首先，是和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一些海洋国家进行交聘，如天竺国、呵罗单国、师子国、都婆娑达国、扶南国、苏靡黎国、婆皇国、婆达国等，东方的倭国君主赞、珍、济也不断遣使朝贡。刘义隆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发展了海外贸易，扩大了刘宋的影响力。
其次，和北方的大夏国、芮芮国（柔然）、北凉国、黄龙国（北燕）以及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句丽进行交聘。西北的吐谷浑在阿豺时就来朝贡刘宋，刘义隆即位后，封其君主慕璝为陇西公，加授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后又封其君主慕利延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兼任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封陇西王。刘义隆和这些国家联络，主要是为了共同牵制北魏。
最后，是刘义隆和北魏的交聘。元嘉时期，北魏已日益强大，与刘宋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但因双方势均力敌，结果只能是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但对峙并没阻止双方的外交接触。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每逢有征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夹击；刘宋亦借机加强内部统治秩序的建立，发展生产，扩充武备，伺机北伐，收复失地。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武帝向刘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451年（元嘉二十八年）刘义隆颁布的一道恤赐诏书中曾言：“故绥远将军、晋寿太守郭启玄往衔命虏庭，秉意不屈。”[63]由诏书可知，郭启玄曾但任过刘宋大使出遣北魏，而且在北魏是“秉意不屈”，颇有亮节。
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十七岁即位，诛杀权臣，修明政治。压抑豪强兼并，清理户籍，减免税赋，劝课农桑，奖掖儒学。“元嘉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时代，有谢灵运、刘义庆、鲍照、陶渊明等群星照耀；武将赫赫，如檀道济、沈庆之、宗悫等辈，横槊跃马，四击不辍。在位期间宋国境内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但同时，刘义隆不擅军事，行事不切实际，几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同时，刘义隆好猜忌，视兄弟如豺狼，视大臣如仇敌。登基之后，对拥护他的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毫无情义，皆杀之。后来又杀名将檀道济、裴方明，流放彭城王刘义康等，大失人心。[64]
沈约：“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难结商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也。呜呼哀哉！”[33]“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68]“太祖惩祸未深，复兴外略，顿兵坚城，弃甲河上，是我有再败，敌有三胜也。”[66]
裴子野：“太祖宽肃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来应宝命，沈明内断，不欲政由宁氏，克灭权逼，不使芒刺在躬，亲临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强宣当时之宜，吏久其职，育孙长子，民乐其生，鲜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无思不服。每驾巡幸，箫鼓听闻，百姓扶携老幼，想望仪刑，爱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诛，继求内相，王弘处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违，王华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载，谢弘微王昙首，以沈密赞枢机，徐王僧绰，以体国彰义信，谢方明刘道生，以治惠称良能，高简则令明，清贵则王旧，文章则颜延之谢灵运，有藻丽之钜才，儒雅则裴荀何傅，擅师表之高学，刚亮骨鲠，则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则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则江夏、衡阳、庐陵、隋王、建平、临川、新喻，或清令而审，或文敏而洽，皆博爱以礼士，明靡以流誉，十三四年，为多士矣。上亦蕴籍义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束帛宴语以劝之，士莫不敦悦诗书，沐浴礼义，淑慎规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后登朝受职，威仪轻佻者，不齿于乡闾，公宫非傧羽不来庭，私家非轩盖不逾国，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兴，武功亦著，命将受律，指日如期，檀萧薄伐，则南登象浦，刘裴爰整，则西践仇池，良驹巨象，充塞外废，奇琛环货，下逮百辽，禽兽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绳山讽海之译，岁且十余，江东以来，有国有家，丰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虏方强，周韩岁扰，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师克复河南，横蹂强胡百万之众，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设穹庐于瓜步，请公主以和亲。于时精兵猛将，婴城而不敢斗，谋臣智士，折挠而无可称，天子乃朝飨单于，临江高会，于是起尽屍之役，贷富室之财，舳舻千里，缘江而陈，我守既严，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归我追奔之师，橐弓裹足，系虏之民，流离道路，江淮以北萧然矣。重以含章巫盅，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闻，仲尼以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祸，其有以焉。”（《宋略总论》）[69]
李延寿：“帝聪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无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简靖为心。于时政平讼理，朝野悦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故，请改易之；又辇席旧以乌皮绿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未至于坏，紫色贵，并不听改。其率素如此云。”[72]“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73]
张怀瓘：“宋文帝，姓刘，讳义隆，彭城人，武帝第三子。善隶书，次及行、草，规模大令，自谓不减于师，虽庶几德音，引领长望，尚辽远矣。然才位发挥，亦可谓‘倬彼云汉，为章于天’。时论以为天然胜羊欣，工夫恨少。是亦天然可尚，道心唯微，探索幽远，若泠泠水行，有岩石间真声。帝隶书入妙，行、草入能。”[75]
司马光：“文帝之于义康，友爱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终于失兄弟之欢，亏君臣之义。迹其乱阶，正由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诗》云：‘贪人败类’，其是之谓乎！”[77]“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决，卒成子祸，岂非文有余而武不足耶？”[78]
吕祖谦：“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故竭国家之力、扫国中之兵而取之，卒无尺寸之功。史称文帝之败，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下，轻进易退。以愚言论之，文帝不用老将旧人，而多用少年新进，便专任属，犹恐不免于败，况从中以制之乎？锋镝交于原野，而决机于九重之中，机会乗于斯湏，而定计于千里之外，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况江南、白下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则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强，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专用，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 ”“文帝修政事，为宋朝之贤主，而措置之谬如此，可不戒哉！”[79]
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郝经：“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复河南，两为大举，到彦之败还，而王玄谟退走，遂使代马饮江，建康震骇，两淮郡县，赤地无馀，春燕来归，巢于林木。”
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明肃、魏高贵乡公、晋简文、刘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静、梁武简文元帝、陈陵后主、隋炀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后主、蜀主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81]
王夫之：“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拓拔氏伐赫连，伐蠕蠕，击高车，兵疲于西北，备弛于东南，不可谓无其时；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将非其人也。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文帝、孝宗皆图治之英君，大有为于天下者，其命将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骑劫、赵之任赵葱也；所任之将，亦当时人望所归，小试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孙彊、蜀汉之任陈祗也；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后，未见有人焉，愈于彦之、思话而当时不用者，将天之吝于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当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为趋，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皆拘葸异谨之人，谓可信以无疑，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驭枭雄之士，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輭；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82]
- 《元嘉七年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83]
- 《登景阳楼诗》[8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