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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1187年-1269年），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79]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江湖诗派诗人、[80]文章家、诗论家。[79]
刘克庄于嘉定二年（1209年）以门荫补将仕郎，调靖安主簿，更名克庄。后历任州府属官、建阳县知县、枢密院编修官等职。至淳祐四年（1244年）起为江东提刑。淳祐六年（1246年），宋理宗因其久有文名，赐刘克庄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淳祐十一年（1251年），刘克庄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迁起居舍人兼侍讲。后授权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景定三年（1262年），除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景定五年（1264年），除焕章阁学士守之职致仕。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刘克庄授龙图阁学士，次年，以疾卒。[79]
刘克庄与刘过、刘辰翁并称“三刘”。[79]刘克庄为江湖派重要作家，又是后期辛派词人中成就最高的。其爱国豪情与雄放风格统一，不受格律局限，散文化句式与议论化倾向发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力。[81]刘克庄兼擅诗、文、词各体，尤以诗歌影响为大，有4500余首诗传世。著有《戊辰即事》《苦寒行》《九日》等。[79]
（概述图来源）[82]
- 刘灼、后村先生
- 潜夫
- 后村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187年9月3日
- 逝世日期
- 1269年3月3日
- 主要成就
- 辛派词人重要代表，宋末文坛领袖
- 主要作品
- 《后村先生大全集》
- 本 名
- 刘克庄
目录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187年9月3日）[5]，刘克庄出身在一个世族家庭，初名刘灼。祖父刘夙，父亲刘弥正，皆进士出身。良好的家风影响与教育，使刘灼自幼酷爱读书，精通历代诗词，显露出文学才华。他天资聪颖，每天背诵万余字，作文不起草文稿，提笔即写就好文章。[1]同时他还在林成季、林简子、方泽孺、柯梦得等人处学习。[3]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刘灼在临安以词赋第一的成绩补国子监生，同时也一直在国子监保持名列前茅，这是他幼年就接受家庭教育的结果；他还曾经跟随名儒真德秀，所学到的经学道理并不比他在国子监学到的少，所以那时就已经是文章大家。[1]其先天丽质，家学渊源，加上主观努力，使其早有声名。[1]
嘉定六年（1213年）七月，刘弥正在临安病逝，刘克庄辞官守去糠制，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6]
嘉定十年（1217年），刘克庄终制（父母去世服满三年之丧），由怀安（今闽侯）县尉、福州右司理曹改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刘克庄一到真州，江淮前线的将帅们闻刘克庄文名都争着要将他罗致幕下。时任淮东安抚使的崔与之见刘克庄到来非常高兴，并对刘克庄说：“我在福建得到了两个名士，一个是你，一个是陈子华。”并称刘克庄与方信孺、陈子华三人为“闽之三隽”。[7]
嘉定十年（1217年），江淮制置使李钰聘刘克庄为沿江制司准遣，负责军事文书的草拟工作。[7]他建议“抽调驻守边境的军队，用屯兵替代，从而夯实国家的根基”。意见不被采纳，外界的舆论便问责于他，刘克庄遂辞官得请宫观闲差。[3]
嘉定十四年（1221年），胡槻出任广西经略使，刘克庄充任其幕僚，担任经司准遣一职，相与唱酬，诗作足以编成集。[3]
从嘉定六年到嘉定十七年（1224年）出任建阳知县的十一年时间内，刘克庄大部分闲居在莆田，沉入社会最基层。[6]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理宗即位。闲适十一年后，三十八岁的刘克庄复出，任建阳知县。任职期间，他戒掉诗癖，专习为吏，体恤民情，督办遗留案件，兴学施教，名声远扬，以政绩优闻于朝廷。同时，他还认识和师事了理学家真德秀。是时，真德秀因不满史弥远擅权废立，借假顺道回家乡浦城，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理学。[8]刘克庄久慕真德秀的大名，一听说他辞官回乡休闲，赶快投入真德秀门下，从此一生大力宣传理学。[6]
宝庆三年（1227年），史弥远发起“江湖诗祸”，《江湖集》被劈板禁毁，诗人被谪贬流放。作为江湖诗派领袖的刘克庄，当然也“罪责难逃”。[6]因他的《落梅》诗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句，监察御史李知孝、梁成大诬告其谤讪时政。史弥远虽已经签发逮捕文书，以“押解听读”的诏书，要把刘克庄从建阳县令上提解进京。[8]幸得签书枢密院事郑清之极力辩护而得释，但刘克庄闲废十年。
绍定二年（1229），改任潮州通判，不久，就被劾以“嘲咏谤讪”的罪名，尚未赴任，又被去职，改领宫观闲差。于是，四十二岁的刘克庄回到老家，开始长达六年的赋闲岁月。期间，他游历河山，阅览民间，体验生活。[6]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真德秀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召刘克庄为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朝廷召犁欢户任吏部尚书，并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为理由举荐刘克庄。[6]于是刘克庄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一职。[8]九月，刘克庄回到临安，又改任宗正寺主簿。[7]
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吏部侍右郎官。同年七月，刘克庄直言上奏揭露史弥远罪行，劝理宗：“疑君子之无效，疑小人之有才，是酿成宣和和靖康祸乱的原因，希望陛下引以为鉴。”[6]不久，他被吴昌裔弹劾罢官，主管玉局观。[7]
从宋端平三年（1236年）始，刘克庄出任过漳州知赠删州、袁州知州、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广东转运使、吏部侍右郎宫、江东提举常平公事、将作监、直华文阁等等职务，直至宋淳佑六年（1246）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1]
嘉熙元年（1237年），刘克庄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举赠罪抨击朝廷处理前太子济王赵竑的事欠妥，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9]
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年已六十的刘克庄以将作监赴行在奏事，连奏三札，指斥朝廷任人之失、谋划之误，谏言应上法祖宗，使善类常合、言路常通。[9]同时，他以母老乞归，理宗不许，在宋理宗赞其“文名久着，史学尤精”之后，赐同进士出身。这对于非科第出身的刘克庄来说可谓是老来得志，诚惶诚恐的他一连上了四道奏疏辞免赐。然而，理宗不但没有准奏，反而令他行上四房文书，职在赵汝腾之上，这让刘克庄更是感到不安。因为赵汝腾不但为宗室子弟，官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承旨。而“上四房文书”负责拟制诏书、宣奉命令、行台谏章疏、兴创改革。刘克庄受宠若惊，立马上疏请免四房文书，而宋理宗依旧回绝，于是刘克庄走马上任。[10-11]
当时史弥远的侄子、前右丞相史嵩之守父丧期满，宋理宗想要再度启用他，但无奈难排众议，便亲自下旨免去他的旧官职并侍祠，遂令刘克庄起草史嵩之的致仕诰词，而刘克庄曾弹劾史嵩之“为相以来，上蒙蔽君主，下抑群臣，奸权误国，实为大恶。”所以拒绝为史制诰。[1]刘克庄上奏：“现在我作史嵩之的诰词，是要赞扬他还是贬低他？又以什么官职让他供奉祠庙？”理宗下旨授史嵩之以观文殿大学士（此职只有曾任丞相者才能担任）致仕，刘克庄复谏：“史嵩之忠孝两亏，授予这样的职称和将他视作德高望重没有区别。所以只用本来的封号致仕即可。”理宗不得已收回前命；而刘克庄却以“不合奏审、直实欺君”再次被诬劾罢职。[9]
淳祐十一年（1251年）初，刘克庄起复回朝，再次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崇政殿说书、史馆同修撰、起居舍人。[12]刘克庄听闻史嵩之复出，当即上书力谏：“今日即使再朝中缺乏相才，也不至于重新将国家托付给不守君父臣纲（指史嵩之意图夺情）的人！”警告理宗不要被表面恭顺，实则“阴怀忿毒”的史嵩之所蒙蔽，而让他以“等国之富，震主之威”再掌权柄。刘克庄还警告理宗说虽“上而至尊”，却要有“靴中匕首之防”。理宗虽想起用史嵩之，但他也害怕钻邀台权欲强烈的史嵩之复出后会像史弥远一样大权独揽，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12]
四月，理宗想重新起用依附史嵩之、甘为史嵩之打击排斥异已充当打手的龚基先为淮东转运判官，令时任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胶糠组院的刘克庄拟诏。刘克庄不但不予拟诏，反而奏请理宗免去龚基先的新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教臣子之忠孝，以杜奸党之觊觎。”[13]
五月，他在与理宗的论对中仍然还是一如既往，再次就理宗“端平更化”失败和郑清之晚年复出昏庸无能，任人唯亲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13]当时内臣、近侍干预朝政，事多由内出。刘克庄进谏：“老祖宗统治时，帝王直接下旨任命的官员很少。现在朝里朝外的官员任命，不经过大臣提议，求官者、赠官者、无视纲纪者，众人都习以为常。”[9]刘克庄认为“以端平之旧相复修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材，致太平而起颂声，宜无难者，而时异事殊，不可概论。”谏请理宗皇帝应坚定端平改革之初心，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收召那些“始忤而终合”被罢黜的忠直大臣。其后他在向理宗皇帝进故事时，还以杜衍不畏权贵，不以权位为重，拒绝内降的故事劝谏理宗皇帝不要任人唯亲，宠用近亲属。[13]
在崇政殿说书任上，一次为理宗说书时，进讲吕后、秦桧等人的史事，指出朵再：“秦桧自恃勾结金人从而操纵和议，而高宗又想要达成和议，所以才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但是权柄一旦丢失再夺取就难了。高宗很眷顾赵鼎、张浚，但这二人违逆秦桧，所以不得不被贬；高宗很倚重岳飞，但他主张抗金，所以不得不被杀；高宗很讨厌秦桧，但秦桧凭着有金人撑腰独掌大权。”规劝理宗吸取用人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9]
八月，理宗欲越级提拔史弥远的次子史宇之任工部侍郎。史宇之依例上《辞免工部侍郎状》。理宗皇帝令刘克庄拟草不允诏。刘克庄上疏缴驳理宗皇帝，认为史宇之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让他整天随侍在皇舆跟前有失皇帝的尊严，建议应先让他到郡县或京城其他部门锻炼一段时间后再提拔也不迟而拒绝为其拟草不允诏。[13]
十月，刘克庄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等职，一身兼五职，再次跻身于朝廷显要的位置[7]，成为朝中命官。然而还不到一年，刘克庄又因直言不讳和高谈阔论，得罪了朝中君臣。[6]刘克庄还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即将被荡覆，外敌势重而不能防御，国内空虚而无以据守”，以至受到史嵩之党羽、监察御史郑发“观望畏敌”之名的弹劾[9]，并再次提起“梅花诗”旧案，企图以此激怒理宗，达到罢免刘克庄的目的。但理宗这次顺应了他的请求，让他“除职予郡”，回老家以就近便养。[12]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忽必烈已准备攻打鄂州，并扬言东进临安。右丞相贾似道一听说元兵进军临安，决定遣使求和。十二月，贾似道隐瞒真相，向宋理宗报功。年已七十三岁的刘克庄对此胜利消息欣喜若狂，连续创作十首诗歌，颂扬贾似道、歌颂抗蒙壮士。而他绝没想到后世把这些诗词解读作阿谀、奉承、附和贾似道。[8]
景定元年（1260年），刘克庄年七十四，其时贾似道还朝为相。刘克庄因与贾涉、贾似道父子有旧交，连进贺启。[9]六月，由于贾似道的荐引，宋理宗诏令刘克庄赴京复职，拜秘书监、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十一月，拜兵部侍郎，直学士院。[6]与理宗论对时，刘克庄对前丞相丁大全专权霸道、败坏朝纲和理宗厌政、倦政，宠信近幸，沉迷酒色提出严厉批评。“当权者忧虑，国家才能存活，一昧享乐就会灭亡；奋发才能图强，松懈就会落后”。劝谏理宗居安思危，“不要忘记祖宗胡马饮江（金兵入侵扬州）和在汉阳舟中、咸宁道和白鹿矶受到的耻辱。”[12]
景定二年（1261年）正月，朝廷欲开科取士。理宗令时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的刘克庄起草诏书。刘克庄以他不是科第出身请辞，但理宗对由他人拟制的诏书不予采纳，坚持非刘克庄不可。理宗还准备让刘克庄担任主考官，但刘克庄同样其身份为由力辞。[12]七月，理宗欲任命外戚厉文翁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时任兵部侍郎的刘克庄即刻与给事郎徐经孙联名上疏抗驳。刘克庄认为，建康（即今南京）是都城临安最重要的门户和军事屏障，凭厉文翁的资历和能力难以胜任。理宗见刘克庄固执已见，传谕要二人遵旨照行，但二人坚持宁罢官，也不拟诏。[13]同年，刘克庄对贾似道的真面目有所认识，急流勇退，请求致仕，理宗不允。[14-15]
景定三年（1262年），宋理宗授刘克庄工部尚书，同时升侍读，屡为理宗器重，[6]担负起草诏书，日夜为草诏而忙碌。但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不要将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新学之上。[9]三月，理宗欲提拔李桂为监察御史，命时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的刘克庄拟诏。当刘克庄了解李桂为人奸险狡诈、不学无术时，当即上书封驳，认为此举将“贬低御史台名分，亵渎朝臣颜面”， 败坏风气。监察御史是皇帝耳目，再加上历任中书舍人抗疏被罢危臭习台官的前车之鉴，此举无异于虎口拔牙。[16]但理宗反而称赞刘克庄“此举甚高”。[13]七月，曾失职被罢官的广西制置使李曾伯和沿江制置副使史岩之企图复出。刘克庄则以《左传》城濮之战后楚杀得臣、《晋书》晋废中将军殷浩为例，规谏理宗：“应该赏赐却责罚，则会挫伤立功者锐气；应该责罚却赏赐，则会纵容有过者变本加厉。凭此无法驾驭军队，更无法治理国家。”理宗应该昭告朝臣“二人永不叙用，这样才能维持朝纲严整、保证朝廷公信。”同年，刘克庄以宝章阁学士出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实为告老还乡，不多过问朝中事务。[9]
景定五年（1264年），刘克庄因病还家。[3]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1269年3月3日），刘克庄去世[17]，享年八十三岁，谥文定。[1]
- 总论
刘克庄一生多数时间被贬斥出守外郡，因此扩大了眼界，接触社会面较为广阔，诗歌内容亦随着丰富起来。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解，比如批评当时贵理学而忽视诗歌特性，把诗写成押韵的语录讲义的风气，论诗较能注意联系史事及作者生平。[3]刘克庄是最早的《千家诗》编选者， 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曾编入《宛委别藏》。然而后来广泛流传的《千家诗》，多题为南宋谢枋得选注、清王相增补修订。[3]
- 内容
南宋后期，政治更加黑暗，国势江河日下，金人占领的淮河以北地区始终不曾收复，又逐渐受到崛起漠北的蒙古的入侵。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又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的诗人，他只有“夜窗和泪看舆图”（《感昔二首》），感慨“书生空抱闻鸡志”（《瓜洲城》）。他有不少诗歌抒发忧时的孤愤：“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他痛心国土沦陷（《冶城》），悼惜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破坏（《扬州作》），同情遗民的悲伤（《书事二首》其二），关怀战士的疾苦（《赠防江卒六首》），向往于国家统一（《破阵曲》）。对于南宋依靠“岁币”换取苟安的妥协路线，他极为愤慨（《戊辰即事》）；对于文恬武嬉的腐败现象，他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如《绳伎》《闻城中募兵有感二首》。[3]
刘克庄的足迹几乎走遍了江南各地，他对自然景物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之情。万物都是具有灵性，展现出活泼生动的情趣。他在许多诗中打发了自己置身大自然中如痴如醉的心情。他还运用诙谐灵动的笔触，描写自然景物的情趣。他不着重于刻板地描绘物象，而在于运用独特的审美情趣发掘自然景物的神韵，直接披露出它们的神情。[1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组以边防为题材的歌行体诗歌，明显地模拟中唐“新乐府”，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辛酸与统治者的奢侈骄横，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中《卖炭图》与《卖炭翁》也极其相似。但他也有《先儒》一类语录式和《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一类颂偈式的诗歌，而且应酬叠和之作太多，率尔成章，不免疏于辞采，缺乏性情。[3]
- 体裁
刘克庄的创作深受四灵诗风的影响，多律体而少古诗，因而显得拘谨而少奔放的气势。对此刘克庄曾反省自己道：“十年前始自厌之，欲息唐律，专造古体，赵南塘不谓然：若气象广大，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否则手操云和，而惊飙骇电，犹隐隐弦间也。”[18]虽然刘克庄最擅五七言律绝，但他更想利用古诗和乐府的气势来展示艺术才华，因此后村的诗多采用古诗的形式。[19]
刘克庄在古体诗方面学习李白、杜甫等铺张扬厉、雄浑苍劲美学风格，颇具成效。刘诗虽然缺乏李诗俊逸飘洒的风采和苏诗回旋腾挪的气度，但其雄浑劲峭的对仗排比、精妙连串的比喻和跌宕起伏的笔触，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极具飞扬之气势和雄放之笔触。模仿杜甫笔势饱满，飞跃变化，错落有致。[20]
刘克庄在乐府诗上更多模拟朴质自然、不事雕琢而反映现实的张王乐府，《筑城行》等十首乐府诗就是典范。内容上疾呼社会现实中人民痛苦和抨击官僚贵族醉生梦死，与张、王乐府的主题思想一致。在艺术表现上，多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最典型的事例，用平易的语言、平实的叙写、强烈的对比、错综的韵律等加以表现，寓褒贬于描写之中，篇幅短小精炼，语言干净简洁，有着较高的成就。[20]
- 特色
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受他们影响，学晚唐，刻琢精丽后转而推崇陆游。[21]他与江湖派戴复古、敖陶孙等也有交往。但他后来不满于永嘉四灵的“寒俭刻削”之态，也厌倦了江湖派的肤廓浮滥，而总的向朝着气魄大、力量雄、波澜富、技艺精等与晚唐体相反的审美风格努力发展，即“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的新风貌，[20]致力于独辟蹊径，以诗讴歌现实。所以他的诗摆脱了四灵的影响，成就也在其他江湖诗人之上。[3]在方法上，刘克庄发扬宋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精神，表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和学问化倾向，尚议论，用散句，讲融化，重事对，以致形成模式化的创作流弊。在风格上，他虽对唐宋大小诗人诗风皆有精妙之模仿，以求尽兼其美。因此，他的诗风在总体上也就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具有多重审美内涵。[20]但自身的风格特点平实趋融，不够成熟。[20]
简洁朴质是刘克庄诗歌语言的外在特征，他很少运用艳词丽句装点门面，也不多用典故使诗的语言艰涩难懂，素淡抹，却具有深厚隽永的内涵。[22]他还善于典型概括，锤炼字句，富有言简意深，丰彩内映等特征。又善于发展杨诚斋的长处，将其“话法”用于创作，并创造性地结合自己种种艺术技巧，游刃有余，使他的诗歌语言又富于灵动诙谐之妙。[22]刘克庄对陆游、杨万里很推崇，自述“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刻楮集序》）。他晚年的不少诗活泼跳脱，就深得杨万里“诚斋体”的旨趣。可是他学陆游不免才力不逮，学诚斋又不免流于质俚浅露，因而其诗瑕瑜互见。[19]
刘克庄的政治诗深受高适、杜甫以及白居易乐府诗的影响，以乐府是那种明快自然的风格为主，又不乏笔力雄健的个性，在江湖诗风柔靡的时代不同凡响；他早期的写景诗深受王维、姚贾和四灵诗风的影响，后期深受韩孟诗派的影响，总体的风格显得雄奇和奔放，迥别于“四灵”和江湖的诗风。[3]同时他作为南宋后期的文化领袖，不落窠臼，而是对许多题材进行新的开拓和突破，使这些题材有新的创获和发展。[3]
- 诗学
刘克庄的诗学，主要是从理学获取理论资源，虽然刘克庄偶尔也引禅理喻诗，但是他反对“诗禅”。郭绍虞比较刘克庄和严羽论诗的不同云“盖后村受学于真西山，故论诗以世教民彝为主。”[23]他论诗的本质功用、论诗人的人品德养等明显受理学的影响。刘克庄强调发挥诗歌的世教功能，提倡诗歌关注和反映国家治乱等重大事件。刘克庄认为情性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本性，抒情言性是诗歌的基本功能，但是刘克庄反对抒发偏激情绪。在创作主体的素质方面，刘克庄重视德养、强调名节、主张忠义等等，以理学思想作为其诗学的主要理据。刘克庄对宋诗演变和发展总体倾向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各个时代的代表诗人和诗派，指出了江西诗派尚理致、逞学问、好议论的特点和矫枉过正、非本色的缺点。[19]刘克庄认为以情性为本，融会派体，博取众长既是救治宋诗弊病的药石，也是诗歌发展的出路。刘克庄还认为诗人应该治心养气，意静神闲的状态有助于诗人专心观察发现事物的审美特征，使创作主体人格完善，领会和把握大自然精妙深微之处，创作出思想深邃、意象贴切的作品。[19]
刘克庄认为才学、记问可以作为诗料，但要注意剪裁和融会贯通。在刘克庄诗学体系里，“本色”诗的确切含义就是表现性情的中正平和、风格含蓄蕴藉、平淡自然的作品。刘克庄对江西派的“资书”倾向和四灵江湖的“捐书”的倾向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今诗出于记问，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划去繁缉，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雌，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软。”[19]刘克庄还崇尚大气魄、大境界和大家数，反对虫鸣和小家数。为此，后村强调笔力和句法，主张锻炼和推敲，提倡兼容众体，使诗句达到圆转流美如弹丸的境界。另外，后村还指出，古人诗歌的高妙处在于山川和自然。[19]
- 总论
刘克庄论词，推崇辛弃疾、陆游，对辛弃疾评价尤高。他的词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与刘过、刘辰翁并称辛派词人“三刘”，甚至被认为“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21]刘克庄的词具有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而且有不少作品颇得议论的好处。但有些作品用典过甚，有掉书袋之嫌。[3]《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梦孚若》《玉楼春·戏林推》等词是他的代表作。[3]
- 特色
刘克庄词或悲痛“长安不见”，或慨叹“功名未立”，诸如《玉楼春·戏林推》中“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等名句，爱国情深，沉郁苍凉，确乎“壮语亦可起懦”。此外，像《鹊桥仙》《乡守赵寺丞生日》直接以词为民请命，在别的词家中这样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刘熙载注意到刘克庄不屑于剪红刻翠，“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转，总不涉闺情春怨。”正是自寓。（《艺概》）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词“直致近俗”“纵横排宕”。实际刘克庄也不乏清切婉丽之作，如咏海棠的《卜算子》、咏舞女的《清平乐》等词即是。[3]
- 词论
刘克庄认为词以缘情为本、具流丽绵密之致、协律可歌、不掉书袋，方是本色；另一方面，结合南宋灭亡前之严酷现实，他更主张词当切于时代脉搏，关乎国计民生。不过，刘克庄从词的现实功利性与审美娱悦性出发，认为二者都有其不尽完善之处。为此，他创造性地将传统诗论中的“中和”诗教说与“比兴寄托”说引入词学理论中，将二者结合起来。[24]
- 南宋
：①斯文无所宗主矣，吾侪无所质正矣，后进无所定价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诗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虽前乎耆旧、后乎秀杰之士，亦莫不退逊而推先，卒至见知于人主者，古今能几人哉！公虽得名得寿得禄，而爱公者犹以用公未尽为恨，是岂私所好耶！若公者，可谓千载之士矣！（《后村先生刘公行状》）[4]②虽众作而自为一宗，文不主于一家而兼备众体。摹写之笔工妙，援据之论精详。其错综也严，其兴寄也远。或舂容而多态，或峭拔以为奇。融贯古今，自入炉鞴（古时鼓风吹火的革囊）。有《谷梁》之洁，而寓《离骚》之幽；有（司马）相如之丽，而得退之（韩愈）之正。霜明玉荧，虎跃龙骧，闳肆瑰奇，超迈特立。千载而下，必与欧梅六子并行，当为中兴一大家数也。③刘克庄得文名最早，排抵于时亦最甚。克庄罢职时，身虽诎而文日传，时从数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而诵其诗，语以为今人率不信，亦知公之诗名久而传者远矣。掖垣诸稿脍炙于人，好文者至相传写以相遗。[9]（《后村居士集原序》）
吴龙翰：①骑却青鸾上禁林，岩岩声价重于金。花砖日转琼笺暖，莲烛星归玉漏沈。翰墨挈来三昧手，丝纶画出九重心。春风已筑沙堤路，天上虚皇属意深。②雪碗冰瓯淬笔锋，篇篇琢出玉玲珑。鹤鸣远岫千林晓，鲸展洪涛万里雄。暮雪寒梅吟思外，春风芳草梦魂中。诗瓢行脚半天下，多谢先生棒喝功。③天录臞仙后代孙，巍科几世属名门。千年绝学追先圣，四海真儒仰后村。直向天边扶日月，只从笔底转乾坤。年来诸老凋零尽，惟有灵光独自存。（《见刘后村先生》）[25]
- 元代
刘将孙：中山闲废中，刘后村以龙图学士举自代表，今惟此士可独掌于丝纶。毎见其文欲自焚笔砚于山中。时适遭弹谢启云一人之毁，一人之誉，至宗工而论定千载之上，千载之下，舍吾道其安归皆佳作也。（《养吾斋集》）[31]
刘埙：①陆游有四六前、后、续三集。其文初不累叠全句，专尚风骨，雄浑沈著，自成一家，真骈俪之标准也。……后来唯刘潜夫尚书极力追攀，得其旨趣，壮年所作绝似之。晚年稍变槎牙苍郁之态，觉枯槁矣。②刘后村诸制……笔力高妙，不假雕镌，而用事尤精切。……予读山东制诏，见其雄奇超卓，信非后村公莫能也。（《隐居通议》卷21）[32]
- 明代
彭韶：①先生志经济，尤善吏能，而为文名所掩，不及尽用。后遇似道当国，贪收德望，以慰人心，乃位八座（尚书），岂蹈蔡氏（京）用龟山（杨时）之故智耶？②莆地偏小，至宋始成郡，而文献特盛。忠惠（蔡襄）、文节（林光朝）、正献（陈俊卿）三五公为之冠冕，最后后村刘先生起而继之，文章流布，事业兼备，论者谓三五公而下一人而已。[9]（《修复刘后村先生祠堂记》）
- 清代
吴之振：后村年甚少，刻琢精丽，与之并驱。已而厌之，谓诸人极力驰骤，纔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欲息唐律，专造古体。然自是思益新，句愈工，渉历老练，布置阔远。论者谓江西苦于丽而冗，莆阳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对，又能变化而活动。盖虽会众作，而自为一宗者也。（《宋诗钞·后村诗抄》卷 89）[3]
丁丙：克庄学问颇赅博，文亦尚守旧格，不为江湖末派所囿。词则思矫然自异，力洗铅华，大致效辛稼轩，而逊其魄力。虽颇纵横排奡，而一泻无余，故张叔夏讥其直致近俗。然亦时有合作，掇其精英，未尝不可以药浮艳。[41]（《善本书室藏书志》）
冯煦：①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如《玉楼春》……。伤时念乱，可以怨矣。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于词得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云……。胸次如此，岂剪红刻翠者比邪？[42]②刘后村有《满江红》十二首，悲壮激烈，有敲碎唾壶、旁若无人之意。南渡后诸贤皆不及也。（《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3]
纪昀等：①其词纵横排宕，亦颇自豪，然于此事，究非当家。[43]②其诗派近杨万里，大抵词病质俚，意伤浅露。故方回作《瀛奎律髓》，极不满之。王士祯《池北偶谈》，亦论其诗与四六皆好用本朝故事，与王义山稼村集同讥。然其淸新独到之处，要未可尽废。《瀛奎律髓》载其十老诗，最为俗格。今《南岳第二稿》惟存三首而佚其七，则此集亦尝经删定，非苟存矣。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盖南宋末年江湖一派盛行，诗则汨于时趋，文则未失旧格也。[3]（《四库全书总目》）
- 民国
庄蔚心：刘后村格律雄厚，而词义简练，身当四灵之时，而毫不濡染，力趋于古，实在很为难得。昔人称其“思益新，……。”今看其诗，气象混成，而格整声响，今体尤极工好。兼苏黄之长，而矫四灵之弊，实为南宋的杰出了。（《宋诗研究》二十四《刘克庄与严羽》）[44]
胡云翼：①刘克庄也是和陆游一样具有英雄气魄的诗人，在他的晚年时诗里面还常常流露着激越悲壮的意概。克庄的诗，论者谓其近杨万里，这两位诗人也实有几分相像。（《宋诗研究》下编第十七章《反江西的诗人》）[3]②刘克庄是南宋后期独树一帜的重要词人。关怀国家的命运和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他的词的主要内容。刘克庄词继承了辛派词人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其豪放的风格。[45]③他着重地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特别是长调最不受传统格律的限制，说理叙事，运用得非常自然、生动。但他的词有时议论过多，削弱了作品的艺术形象性，也是一病。[45]（《宋词选》）
薛砺若：刘克庄的词纯学稼轩，为辛派重要作家。其《玉楼春》下阕：杨升庵谓其壮语足以立儒，如此词者，诚足以当之无愧了。其中最杰出者《满江红》（赤日黄埃）与稼轩《满江红》相较，一切音吐辞彩与稼轩尤极神似。《清平乐》（宫腰束素）末二句写得亦极隽美，为不经人道者。[46]（《宋词通论》）
柯敦伯：刘克庄诗派近杨万里。大抵词病质俚、意伤浅露，然清新独到之处，亦未可尽废。初年颇乐四灵刻琢之西，后乃自有所得称其诗者，至谓：涉历老练，布置阔远，融合众作，自为一宗。’盖在江湖派中，诚亦夐乎不可尚已。[47]（《宋文学史》第四章《宋之诗》第十一节《江湖派与遗民诗》）
胡适：刘克庄虽然说辛、陆的词免不了“掉书袋”的习气，但是他自己的词实在是辛派的嫡传。他的长调如……这种词，虽然不免掉书袋，但他有悲壮的感情，高尚的见解，伟大的才气，故还站得住，还不失为好词。这是辛派的特别长处。[3][48]（《白话文学史》）
- 当代
许山河：刘克庄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是词中的杜甫。他的词，是他的时代和社会的反映，它不是流莺的哀鸣，而是时代的悲歌。在南宋后期词人远离现实，追求词藻格律的形式主义词风中，超越凡响，卓然挺立。……词品即人品，刘克庄词在思想内容上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的襟怀、胸次在词中的反映。[49]
杨海明：①后村的词富有自己所处的时代特色，几乎随处可感一种焦灼感。因而，在他的词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宽度”和“深度”比之辛词来更加深广。刘克庄的思想内容已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有了更大的拓展。而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它对现实的“批判性”也有所加强。[50]②由于题材内容的拓展和抒情言志的需要，刘克庄的词风也有了进一步“议论”的趋向，又必然会伴来“散文化”的倾向。作者有着如同稼轩相仿佛的那一股“大气”，所以将这些句子组织到词章中去，虽嫌粗率，却也另具一种风味。[50]
游国恩：①“忧时正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刘克庄的自白。②刘克庄的乐府是一幅幅鲜明的南宋后期的社会画面。他的确不愧为南宋后期陆游最好的继承者。[51]③刘克庄词风上明显受到辛弃疾的影响，他用词记交游，发感叹，具有爱国思想倾向，同时进一步把词推向散文化、议论化。在语言上较少婉约词派的雕琢习气，又带来了恣肆粗旷的作风。他既没有辛弃疾那样的政治抱负与战斗经历，艺术上也不及辛词的精练，这就不能不消弱了作品的动人力量。刘克庄的《后村别调》存词百多首，大部分是长调，比辛词议论更多，气格更接近散文。他发展了辛词奔放、疏宕的一面，而缺乏它的深沉与精警。[51]（《中国文学史》第八章《南宋后期文学》，第二节《四灵和江湖诗人》）
郑宾：此类书袋，较之辛陆，正自不减；以其运用自如，终不觉得，是以可贵。苏辛的长处是“在于有感情，有话说；能谋篇，能造句；篇章皆有层次条例，造语必求新鲜有力。”锻炼而邻于自然，大方而没有粉饰。后村党附苏辛，尝能不失其自己的人格；故在当时能够自树一家，号召词坛。[5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①《后村诗集》中也有不少痛恨赋敛之急、征役之繁和反映民生疾苦之作，乐府诗如《运粮行》《开壕行》《苦寒行》皆是。刘克庄还有一些不满权贵的作品，从这些作品可以见到他进步的一面。[53]②刘克庄诗溶合晚唐姚合、贾岛、许浑等家为一体，亦有专学李贺而很精妙的，律诗好引用故实，信手拈来，但诗味并不多。③后村词集有《后村别调》，《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对当时只图苟且偷安的人表示愤慨，写法虽粗疏，却有自己的风格。至于《玉楼春·戏林推》中的名句，推己及人，用词唤起人们的忠君爱国之心，值得称道。④他是南宋后期重要的辛派词人。词的内容以关怀国家大事，抒发个人抱负为主，笔力豪宕，风格粗犷肆放，学辛弃疾而能有自己的特点。尤其在词的散文化、议论化和打破格律的束缚等方面的更有所发展，但缺点也恰恰在于说理太多，比较散漫，铸词造句不够精练，减弱了艺术感染力。（《中国文学史》第九章《南宋后期文学》第二节《四灵和江湖派》）[54]
孙望、常国武：①刘克庄生活的时代，南宋王朝已濒临覆亡的边缘。作者深知时事之艰难，往往情动于衷，发为诗词，也就颇多佳构。其中反映民族矛盾的诗篇写得比较精采，大都慷慨悲壮，笔力雄健，与当时其它一些诗人同类作品的掩抑凄凉颇异其趣。[55]②他的诗“笔力比较雄健，气势较为开阔。其次，大量用典也是一个特点。有时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也颇收言简意赅之效。但后村诗在雄健之中常流于粗野、浅露，用事冗塞的结果又往往流于机械甚至滑熟，影响了诗的形象和韵味。他常常喜欢以文为诗，只是押韵的散文，过于缺少诗味。他还经常采用生硬拗捩的句法入诗。偶一为之可使诗笔健拔，连篇累牍编使人生厌了。③刘克庄词在艺术上的缺点是多用议论，大量用典，以文为诗。[55]（《宋代文学史》第十四章《南宋后期诗人》第二节《江湖派诗人》）
赵仁珪：刘克庄的创作风格较为开阔，那些咏叹国事的作品虽不如陆游慷慨激越，但颇富悲咽之气。其他内容的作品或能得白居易、梅尧臣之古淡，尤其是古体诗；或能得半山、诚斋、四灵之圆转，尤其是律绝。这样，他的风格就显得较为适中，既不像四灵那样魄力狭小，才思拘窘，又对他们的清新流畅，警策峻雅，多用白描而绝少用典有所吸收；也不像江西那样“杂博伤正气，絺绘损自然”（《退庵集》），又对他们的“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宋诗钞》）尽力继承。[56]（《宋诗纵横》下卷《纵篇》十三《南宋末期的诗歌》）
张毅：刘克庄的诗歌创作涉历老练，布置阔远，能汇众作而自为一家。他作诗除向陆游、杨万里看齐外，还接受杜甫、韩愈、李贺及晚唐诗人的影响。他的部分诗歌，在拗折排奡的笔势上好不逊色于韩愈，直可与之比肩。他还学习张籍、王建乐府，在短篇幅中频频换韵，音律错综，富于变化驰骋之妙。由于多方面吸收唐诗的艺术营养，并熔铸了宋诗的时代内容，以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他能于“四灵”、晚唐体外自为新体，成为江湖诗人中成绩最大的诗人。但他的古体诗常逞才使气，多议论而流于直露浅率，然其清新独到之处，亦未可尽掩。[57]（《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第九章 《南宋后期文学》，第二节《刘克庄与江湖诗派》）
：①刘克庄是江湖诗派中少有的官居高位者，但其创作实践在总体上仍然是“苦吟不脱晚唐诗”，显示出与江湖派中大多平民诗人共同的艺术趣味。②刘克庄在大量的创作中毕竟未局于四灵一体，而对晚唐诗风能够较广泛地接纳容受，不仅以贾岛、姚合、孟郊、许浑等人为主，甚至还着意以李贺为学习对象。③刘克庄并不一味“捐书以为诗”，推崇陆游的“奇对”本领，作诗采用《初学记》中的办法，又极类江西派的那种“帖括”、“饾饤”的工夫。因此，即使是对四灵诗，刘克庄也往往从贾、姚之外作新的关照。[58]（《宋诗史》第二章《平民意识江湖派》，第二节 《戴复古、刘克庄与方岳》）[3]
吉林大学中文系：刘克庄的诗接受了陆游的影响，而其词则有稼轩词的风格。他的作品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比较高的。这种悲愤忧国的激情，整是代表着人民的愿望和呼声。[59]（《中国文学史稿》唐宋部分，第七章《南宋后期文学》第一节《文学潮流的转变》）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刘克庄从陆游、辛弃疾的手里接过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在苦难深重、国家濒近危亡的年月里发出了强烈的光辉！[60]（《中国文学史》中，第五章《南宋文学中的两种倾向》，第二节《爱国作家和爱国作品》）
钱钟书：刘克庄是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最初深受“四灵”的影响，蒙叶适赏识。不过他虽然著重的效法姚合、贾岛，也学其他晚唐诗人像许浑、王建、张籍，还模仿过李贺，颇有些灵活流动的作品。后来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也就是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因此，他又非常推重陆游的作“好对偶”和“奇对”的本领。刘克庄虽瞧不起《初学记》这种类书，却下了比江西派祖师黄庭坚还要碎密的“帖括”和“饾饤”的功夫，事先把搜集的典故成语分门别类作好了些对偶，题目一到手就马上拼凑成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滑溜得有点机械，现成得似乎店底的宿货。方回有一句讲得顶好：“饱满‘四灵’，用事冗塞”；意思说：一个瘦人饱吃了一顿好饭，肚子撑得圆鼓鼓的，可是相貌和骨骼都变不过来。[61]（《宋诗选注》）
、吴新雷：刘克庄虽属江湖派，但能看到四灵和江湖之失，力矫其弊，取长补短，转益多师，从而开拓自己的创作道路。他的思想和才力确实高出同时诸家。其缺点在于有的作品思想内容比较消极颓丧，语言过于议论化、散文化，有时韵味不足。应酬的寿词太多，亦是一病。[62]（《两宋文学史》第十章《南宋后期的诗文》第一节《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林春荣：①刘克庄的一生在政治的漩涡与暗礁中漂流，虽然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诗人。他的诗歌作品呈现着南宋后期整个社会的场景，每一首作品都展示着社会真实的一面，数千首的政治性诗歌组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南宋社会史诗。也许正是这些政治抒情诗确立了刘克庄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他当之无悔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②刘克庄傲然的个性，狂放不羁的品质，尖锐的嘲讽、直戳人心的言语，在长达八十二年的生涯中，已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性格缺陷。他的才华因为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才华。[8]
刘克庄与同时期的诗人王迈是诗友，常以诗唱酬，互为调侃。据宋周密《齐东野语》有载：刘克庄在故里时，一日莆仙诸多才子会宴。王迈以此借题出对助兴。出对为：“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因杨与刘同是编修，而等级不同。刘克庄应对云：“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因王迈有五次调升通判正官职未得，仅是副职。王迈又出对，对为：“十兄（克），二十年前何其壮（庄），二十年后何其不壮？”刘克庄遂即对曰：“二画（画），二十年前何其遇（迈），二十年后何其不遇？”联对熨贴善谑，传为美谈。
刘克庄好交游，曾云：“某自少壮好交游海内英隽，至老不衰。闲居无事时，四方士友委刺者必倒屣下榻，行卷者必还贽和韵，未尝敢失礼于互乡童子，人所共知。”好友林希逸曾说刘克庄“其于当世交游，先后辈皆名流杰士，姓字班班见集中，不可悉数。”[63]
嘉定元年（1208年），宁宗以南宋理学家朱熹所倡导的理学“有德于朝”，要给朱熹特赐谥号，令太常寺讨论拟定谥号。按照宋《谥法》规定，官员生前官职必须达到一定的级别，死后才有资格由太常寺报请皇帝赐谥。[64]当时太常寺议定的谥号为复字“文忠”，而朱熹生前只当过漳州、潭州等地方官员，入朝任焕章阁待制也不到四十天。初入仕途的刘克庄认为朱熹功在著书立说，宣扬理学，给朱熹定复谥“文忠”并不符合行为实际，应当予以复议。于是，他为时任吏部员外郎的父亲刘弥正代拟了一篇《侍讲朱公覆谥议》上奏，建议只要赐谥号“文”就足矣。[64]刘克庄从孔孟儒学发展的全过程，肯定了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对复兴儒学和发展程朱理学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朱熹晚年为韩愈文集注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建议以韩愈的谥号“文”给朱熹定谥号。他认为这样既简明而又实在，符合朱熹对理学发展作出的贡献。[64]
宁宗最终力排众议采纳了刘克庄的意见，于嘉定二年（1209年）特赐朱熹谥号为“文”。世称朱熹为“朱文公”由此而来。[64]《侍讲朱公覆谥议》一经问世，立刻震动朝野。当朝中大臣知道《侍讲朱公覆谥议》出自刘克庄时无不惊讶，纷纷寄语刘克庄表示愿意“折辈行”与之结为文字友。洪天赐《后村先生墓志铭》云：“侍郎定谥朱子曰文，天下称当。忠简傅公（傅伯成）闻议状出公手，寄声愿交，诸老多折辈行。”[64]
辈分 |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家世 |
祖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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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祖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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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叔祖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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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
淳熙八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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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
林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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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叔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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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起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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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 |
评论家，屡试不第，有《易稿》《汉考》《深衣问辨》《杜诗补注》。[6]
|
||
同辈 |
弟 |
||
刘克刚 |
历任沙县知县、新州知府、循州知府、惠州知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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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家，能诗，著有诗集《刻楮集》《刻楮后集》。[6]
|
|||
堂弟 |
刘宬 |
宝庆二年进士。监庆元府苗米仓、罗源令、坑治司检踏官、青田令、知古田县。[6]
|
|
从兄 |
刘希道 |
嘉定十三年进士。[6]
|
|
刘希仁 |
|||
淳熙八年进士。累官知县、通判、左司谏、侍御史兼侍读、制置使、工部尚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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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妾 |
元配 |
林节 |
|
继室 |
陈氏 |
绍定二年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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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辈 |
儿子 |
刘强甫 |
|
刘山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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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甫 |
官奏议郎、通判邵武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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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婿 |
官潮阳尉，惠安知县。[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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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辈 |
|||
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刘山甫汇为《大全集》 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系影印抄本。词集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 1卷，《后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 5卷，今人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刘克庄在诗、词之外，尚有不少散文著作。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林希逸《后村先生行状》）。[66]
类型
内容
词
《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梦孚若》《玉楼春·戏林推》《清平乐·丹阳舟中作》《沁园春·维扬作》《沁园春·送孙季蕃吊方漕西归》《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踏莎行·甲午重九牛山作》《贺新郎·再用前韵》。[3]
诗
《简竹溪二首》《寄题心泉》《题画二首》《杂咏一百首·王子晋》《余除铸钱使者居厚除尚书郎俄皆销印即事二首》《竹溪再和余亦再作》《春日二首》《次韵徐守宴新进士》《杂记五言十首》《杂题十首》《四叠》《二和》《休致》《魏太武庙》《扬州作》《赠川郭》《赠钱道人》《张丽华墓》《送邹景仁》《二将》《陈虚一》《郭璞墓》《吴大帝庙》《铁塔寺》《聪老》《凤凰台晚眺》《晋元帝庙》《清凉寺》《冶城》《雨华台》《新亭》《魏胜庙》《送周监门》《挽黄岩赵郎中》《寄赵昌父》《寄韩仲止》《送仲晦徐监丞》《次竹溪所和薛明府镜中我诗三首》《北山作》《盖竹庙》送仲白》《雪峰寺》《黄蘗寺》《示同志》《白鹿寺》《嵩溪驿》《环翠阁》《落梅》《谒南岳》《烟竹铺》《祁阳县》《深溪驿》《全州》《炎关》《秦城》《蔡忠惠家观墨迹》《有感》《林容州别墅》《哭林山人》《福州道山亭》《建州》《起来》《入浙》《城坏复修又赋》《留山间种艺十绝》《别高九万》《挽潘柄》《答黄镛》《寄题南康胡氏春风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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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刘克庄作品时间2012-8后村词向来没有笺注本，钱仲联先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创为笺注。本书收词以编年排列，书后附行状、墓志铭等其他相关资料，以供阅读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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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刘克庄作品时间2004-12《后村先生大全集》是南宋诗人刘克庄撰写的一部诗词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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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刘克庄作品时间2013-11《千家诗》是由宋代谢枋得《重订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清代王相所选《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它是我国旧时带有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千家诗》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
- 晚节阿谀奉贾争议
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当“鄂州之战”胜利的喜讯传到莆田，时被丁大全谗罢，赋闲在家的刘克庄闻讯，当即寄去《贺贾丞相启》祝贺他取得胜利，同时，希望贾似道能够像当年寇准“在檀州歼灭萧挞凛，瓦解辽军进攻，匡扶真宗”、像张俊“在淮右驱逐刘麟（伪齐刘豫之子），辅佐高宗”，协助理宗成就大业。[67]而该行为在后世学者间一直颇有争议。[68]
元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认为“刘克庄凭借学习晚唐的诗风出名，丞相郑清之请赐他进士出身。等到贾似道擅权，他已官居尚书。他作诗文阿谀奉承郑、贾二人，有损晚节。”元阮世隆在《两宋名贤小集》中也认为：“刘克庄颇学识丰富，颇有名声，真德秀曾以‘学贯古今、文追骚雅’为由举荐他。可惜他晚年为贾似道歌功颂德，不能称为君子。”清王士祯则将《贺贾丞相启》等同于扬雄《剧秦美新》、蔡邕代作君臣上表以及阮籍的《劝进表》，认为刘克庄“重蹈了扬雄、蔡邕的覆辙。”明清后的许多学者在评论刘克庄与贾似道的关系的时候多沿用方回和王士祯的说法，[67]如认为王士祯所言“并不苛刻”。[69]近人也认为“王士禛的话并不是诬告。”[70]或认为“可惜他和贾似道交，成为晚节的污点。”[71]还有人认为刘克庄“晚节不保”。[72]
而近人张钧衡认为刘克庄在世时贾似道尚未达到权力的高峰，尚不知内情：“后村死于咸淳五年，景定四年就已经致仕，贾似道虽然当政，尚且没有咸淳年间那般权势滔天。即使歌颂的话语并非属实，君子未尝不希望修德行善以弥补过去之罪恶，况且没有理由宽容同样‘阿谀’史弥远的真德秀而对刘克庄加以苛责。”[73]程章灿分析：“刘克庄晚年与贾似道来往频繁，而贾似道私自纳币求和时刘克庄正偏居闽南，不明真相。刘克庄名声在外，他与贾似道也早有交往，所以贾似道推荐他复出大有爱才而让其发挥所长的意图。之后贾似道权倾朝野，刘克庄早已致仕。所谓歌颂贾似道的贺文，都是碍于官场礼仪而表礼尚往来所作。”[1]陈祥耀也认为刘克庄对贾似道的行径不太清楚：“刘克庄入朝恰逢权奸贾似道当政，而他离朝之后还为贾似道写贺启，玷污了名节；但贾似道欺骗朝廷，隐瞒乞和事实，刘克庄未必知情。到贾似道贪黩腐化的行径暴露，已是在他写贺启之后；贾的误国真相大白，则是在他死后了。年逾八十的刘克庄远居福建乡下，自然对贾后来的行径不大清楚，未必是甘心阿谀。”[68][74]
李国庭指出：“刘克庄年高七十四而四入朝，是理宗本人极器重的结果，决非是贾似道举荐的结果；不是刘克庄需要去巴结贾似道，到是贾似道需要笼络老臣刘克庄。”[75]明见认为“刘、贾之交，源于两家特殊的世交关系，并且终止于贾似道公开专横之前。刘克庄未因贾似道而得到任何提拔；相反，他对奸臣的态度始终是坚决斗争的。”[72]《刘克庄评传》作者詹淑海认为：“贾似道年轻时就十分敬仰刘克庄。他清楚刘克庄在南宋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他召刘克庄入朝是想借助刘克庄在南宋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来彰显其文人治国的权威性。刘克庄晚年入朝除了为贾似道拜相、进少师、平章重国事和生日写了应酬文章外，在政治上，他既没有刻意地去巴结贾似道，依附贾似道，参与贾似道打击和排斥异已，浊乱朝政。更没有象扬雄、蔡邕以及阮籍那样助纣为虐，鼓动贾似道去谋逆篡位、颠覆宋室江山，而是激流勇退，以年老体病，屡请致仕。”[76]
刘克庄故居在莆田城北东岩山（旧称乌石山）南麓。过去由莆田城关御史巷、双池巷通往东岩山有条小巷，古称陈宅巷，忠惠巷或后村巷。刘克庄因以其所居地“后村”为号。刘克庄曾有过详细描述：余所居门前隙地，极目尤庳湿，沙砾草刺聚焉。故老相传，云金凤池旧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为后村。余少时欲疏凿其庳者，复池之旧，而培筑其高者为书堂，复斋陈公（陈俊卿子陈宓）为书“金凤池”三字，北山陈公（陈子华父陈孔硕）为书“后村精舍”四字。[77]
刘克庄故居原有南宋理宗于淳祐十二年（1252年）六月亲赐墨翰“后村”扁一块。其故居前还有清光绪年间重建的砖门一座以及清莆田知县张潍书写的“刘后村故里”门额一块。均已荡然无存。[77]
“水村逰钓”残碑是刘克庄仅存的一件遗迹。碑面铭文呈“山”字形对称结构，中为刘克庄手书“水村逰（钓）”隶书四字，右上款为楷书“邻舍翁后村刘（克庄书）”，左下款楷书为“前郡守竹溪（林希逸立）”。（注：括号内为下半截残缺字）[77]
“水村逰钓”四字是刘克庄于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与林希逸应林光朝孙林光世邀请，参加其所建“水村堂”落成，并为理宗亲赐“水村”揭扁仪式时所书。刘克庄《水村堂记》有记载：“余友少司农林君作堂三间于城南水亭村之巁蟳山，今天上亲洒奎画，作‘水村’二大字以赐。君既北面稽首跽受，乃撰日揭扁，大会里人以落之。”[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