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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桢五岁能读诗,八岁能诵《论语漏糠榜》《诗经》,赋文数万字。因盛体探其记忆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而被众人称为神童。后受曹操征辟,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太平御览》卷385卷引《文赠颂士传》)[3]
公元195年,因避兵乱,十七岁的刘桢随母兄躲至许昌,在驿馆中结识曹植。曹植被刘桢的饱学所折服,为进一步深层密交,将其领到丞相府,日夜解文作赋,志同道合,关系日笃。后来他又结识孔融等其他五学子,他们常聚论学问,“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4]
待其成年之后,刘桢希望际遇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汉末政治极为腐败黑暗,社会危机深重,统治者镇压黄巾军起义后,各地军阀据地称雄,中国陷入分裂、动乱之中。据有中国北方的曹操,政估汽殃治较为开明,任人唯才,广揽文学之士。
这使得当时渴望中国统一、怀有济世抱负的有志之士,如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以及刘桢等,纷纷从四面八方奔赴曹操治下的邺城,一时人才荟萃,形成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学集团,并由于他们的诗文大多描写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统一、治国的豪情壮志,慷慨多气,悲凉豪壮,从而形成了“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桢嘱户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在诗文中,他把曹操比做起于丰沛、统一中国的汉高祖刘邦,把曹氏的知遇,比做礼贤下士的信陵君,见《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他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投曹之初,他被任命为丞相掾属,追随曹操南征北讨,参谋军机。[5]
从现存诗文看,他与曹丕关系至为密切,而曹丕兄弟亦视为亲故,诗酒唱酬,交往常不拘形迹。曹丕曾特赠廓落带,以示亲宠,并由此而留下一篇妙文(载《典略》)。然而,刘桢性傲,不拘礼法。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酒酣忘情,命夫设狱询人甄氏出拜,坐中诸人都匍伏于地,不敢仰视,独刘桢平视不避。曹丕对此并未介意,而曹操听说后,要治以不敬之罪。经过援救,才“减死输作”,罚为苦役,终身未再受到重用。这对刘桢自然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在《赠徐干》一诗中流露出他的痛苦心情。
他一生中的的著述包括《毛诗义迁拳词》十卷,文集四卷。后人集有《刘公干集》传世。
刘桢之祖父刘梁,字曼山,一名恭,汉章王宗室子孙,少孤贫,性耿介,有清才,卖书自给[6],桓帝时举孝廉,历官至尚书郎,以文学见贵,终於野王令,一生不苟合流俗,曾“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竞”,著《破群论》《辩和同之论》等。
世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也是从气格方面着眼的。集中体现其风格的是《赠从弟》三首,抒写诗人的胸怀志节,具有悲凉慷慨、高风跨俗的气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为人所称道。
而刘桢创作的弱点是辞藻不够丰富,所以锺嵘在《诗品》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他与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赋》,在文采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
不过刘桢的文学造诣不凡,五言诗尤为诸子之尊,今存的诗歌只有15首。《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中评价他的诗为:“思健功圆,以特有的清新刚劲,为人们所激赏。不仅称美于当世,并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 他的诗作多以壮美山川为背景,借景抒情,少数为酬答之作。《赠徐干》诗被钟嵘评作“五言之警策也”。《赠从弟》三首为其众诗之著,第二首又为三首之最,诗为:“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钟嵘的《诗品序》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可见,刘桢文学创作的贡献之大。
他最著名的赋作有《鲁都赋》《黎山阳赋》《遂志赋》《瓜赋》《大暑赋》《清虑赋》等。他的赋文风格独特,“积极于宣时,校阅于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文心雕龙·注释》。他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纵古合今的大气,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讥讽时事,咏物抒情,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转向社会,由帝王转向平民的转变。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以后的文学发展开创了先河。
刘桢见之,明白文帝是笑他地位低下,不配带象征尊贵的廓洛带,要收回原赐。但刘桢并未折腰,执意不交,在一次同文堂相会之时,他旧事重提道:“桢闻荆山之下,王卜光夭之后宝;隋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凤貉之尾,缀待臣之帻。此回宝者,伏朽石之下,皆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苦实珍异,尚可纳也。而未尚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
曹丕听刘桢这番妙论,对之十分欣赏,既叹他的博学善喻,更佩服他口若悬河,不卑不亢,恭中有贬,贬中隐褒之辩才,从而放弃索带念头。
刘桢雄辩之例很多,他的辩才象常胜利器,有时化险为夷,有时遇逆成畅,有时逢暗则明。
有一次刘桢因“不敬”被罚作苦力[7],在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魏王曹操到石料厂察看,众官吏与苦力者均匍匐在地劳作,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劳作。曹操大怒走到刘桢面前,刘桢放下锤子,正言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桢不敢辍手中活。”魏王听后,又问:“石若何? ”刘桢朗然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曹操知刘桢借石自喻,就赦免了他,但却永不再起用。
刘桢从小就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教育,深知做人要耿性忠直,最恨不轨之为,最厌无信之人。一天晚上魏公子曹丕设宴招待众士,酒酣耳热,曹丕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愤然,一是因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二是因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独有刘桢立而不跪,且满面讥意,不屑一顾。曹操听说后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丕干预,才免于死,投入狱中,又被罚作苦力。他在劳作中托物自喻,写成《遂志赋》。赦后充署吏。
刘桢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雄辩的技巧及忠友敬业精神,赢得了后人赞颂。
刘桢常与曹操、曹植吟诗作赋,对酒欢歌,深得曹氏父子喜爱,19岁时任丞相掾属。他以诗歌见长,其五言诗颇负盛名,行文才思敏捷,于曹植齐名,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钟仲伟称他“五言之冠冕”、“文章之圣”,确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
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
《赠从弟》这三首诗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刘桢的散文,刘勰认为“丽而规益”,“若略取于名实,别有美于为诗矣。”(《文心雕龙·书记》),至如《赠徐干》一诗,以西园春景,映衬乖离之情,“笔气隽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词句清秀,写来婉转切情,凄恻动人,颇得《古诗十九首》韵致。
其散文留传下来很少,仅见寥寥三篇:《与曹植书》(载《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九)、《谏曹植书》(载《三国志·魏志·邢颐传》)、《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载《典略》)。前两篇皆已残缺,唯后一篇较为完整,且辞多谐趣,颇可一读。[8]
刘桢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和“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文章之圣”。然而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略显薄弱,且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基于刘桢现存无多的作品,分析其诗歌中包含的格调高峻、情采丰赡、意境凄清三方面的艺术特征。
刘桢当时甚有诗名。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9]
钟嵘《诗品》说:“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刘桢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以此相报。”又称赞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平易通俗,长于比兴。
《典略》载:“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及收桢入狱。”[10]
《赠从弟诗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