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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珙出身将门，高祖孟安、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40][73]。孟珙早年随父于枣阳抗金，在其父死后接管所部“忠顺军”，累官京西兵马钤辖。绍定六年（1233年），击败入侵的金将武仙所部，被授为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端平元年（1234年），参与蔡州之战，联合蒙古围金哀宗于蔡州，灭亡金朝。后升任建康府都统制。端平三年（1236年）至嘉熙元年（1237年），接连于蕲州、江陵、黄州等地击退进犯的蒙古军。孟珙坐镇江陵，主持京西、湖北路等地军务，招抚北方各族壮士，编组新军，大兴屯田，兴修水利，部署纵深防御，采取以攻为守战术，出兵攻袭蒙古占领区砦栅，焚烧仓库积聚，驱逐襄阳、樊城、信阳军等处蒙古军，又分兵增援淮南和四川，于嘉熙三年（1239年）和淳祐二年（1242年）击退四川方面蒙古军的进攻，使京湖和四川间的长江通道得以保全。[72]累官枢密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封汉东郡开国公。晚年以宁武军节度使致仕。淳祐六年（1246年），孟珙病逝，享年五十二岁。后特赠太师、吉国公，谥号“忠襄”。[51]
孟珙智勇兼备，知人善任，长于驭军，为南宋后期的杰出将领[72]。他虽为武将，但注重文教事业，于战乱之际兴建公安书院、南阳书院[46]。又精研《易经》，颇通佛学，著有《警心易赞》《无庵法语》等[51]，今已佚。
- 全 名
- 孟珙
- 别 名
- 孟少保、孟忠襄
- 字
- 璞玉
- 号
- 无庵居士
- 谥 号
- 忠襄
- 封 号
- 汉东郡开国公→吉国公（追封）
- 所处时代
- 南宋
- 民族族群
- 汉族
目录
孟珙的祖先在北宋灭亡后，从绛州战棕页投奔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岳家军”，此后便随军定居在随州、枣阳（今皆属湖北）一带。孟珙生于将门世家，高祖孟安是岳飞部将，曾立过军功[2]；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父亲孟宗政在开禧北伐中崭露头角，授京西兵马钤辖，镇守襄阳[73]。[40]
宋宁宗在位时，新兴的大蒙古国南侵金朝，金军节节败退，金宣宗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本来向金朝称侄纳贡的南宋见状，便以各种理由拒绝给金国输送岁币。而金宣宗对南宋停输岁币之举十分愤恨，在权臣术虎高琪的撺掇下，他不顾两线作战的危险，毅然发动了侵宋战争，企图从南宋方面补回蒙古人造成的损失。孟珙父子就是在这场持续七年的战乱中成为南宋京湖战场的主要将领。
十年（1217年），金军大举进犯襄阳，驻军驻团山，京湖制置使赵方命孟宗政等率军抵御。孟珙认为金人必犯樊城，向父亲献策由罗家渡济河，孟宗政同意。等宋军临渡布阵时，金人果真到来，宋军趁其半渡出伏兵击之，金军半数被歼灭。孟宗政又奉命救援枣阳，在战阵中父子失散。孟珙看见父亲穿着白色的战袍并骑着白马在敌阵中，大声喊道：“那是我的父亲。”立即率骑兵突入敌阵，救出其父。战后因功被补授为进勇副尉。[4]
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将完颜讹可率领号称步骑二十万的大军分两路攻枣阳，聚集城下。孟珙登上城楼，引弓注射，立毙数人，将士无不惊服。随后，孟宗政命孟珙取它道偷袭金军，连破十八寨，斩首一千余级，缴获大量军器，金军撤退。孟珙以此功进升下班祗应。[5]
嘉定十六年（1223年），孟珙因功被特授为承信郎。同年，孟宗政在荆鄂都统制、知枣阳军任内去世。孟珙按例为父服丧，但京湖制置司想要起复他任职，被孟珙推辞。到孟宗政安葬完毕后，孟珙又被催促就职，他再度辞命，被转授为成忠郎。[7]
当初，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国境内的唐、邓、蔡三州壮士两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到他死后，由江海统辖。由于军队成分复杂，军情不安，京湖制置司便命孟珙接替江海权管忠顺军。孟珙受命后，将忠顺军分为三部，军情很快平定。[9]
绍定元年（1228年），孟珙于枣阳城西“至军西十八里”创修平虏堰，“由八叠河经渐水侧，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可溉田十万顷，确立十庄三辖，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当年收获粮食十五万石；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府供应饲料和粮食，于是粮丰马增。[10]
绍定二年（1229年），孟珙升为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总辖，“本军屯驻忠顺三军”。次年，被差遣为京西兵马都监。其后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至绍定四年（1231年）被起复为京西兵马钤辖、枣阳军驻札，仍统辖忠顺三军。[10]
就在南宋恢复宋金战事之后的创伤时，北方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大变化：绍定五年（1232年）的三峰山之战后，金军大部主力被蒙古军击溃，名将完颜彝等阵亡。金恒山公武仙逃生之后，又跑到了南阳（今属河南）山中收拢溃兵，竟然数月之间就得众十余万，声势大振。而金哀宗认为汴京残破不堪，于绍定六年（1233年）迁都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又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他为做坚守之计，便下诏命武仙勤王。武仙则以蔡州难守，就想夺取南宋的四川作为落脚之处；如果夺取不了，就改夺进军路上的宋军粮饷。[11]
绍定六年（1233年），武仙派手下武天锡进攻光化军，企图打开入蜀的通道，号称聚众二十余万。孟珙率军迎击，逼近敌垒。一鼓攻破其营寨，壮士张子良阵斩武天锡，获其首级。孟珙初战告捷，斩首五千级，俘四百余人、户十二万，以功授江陵府副都统制，赐金带。[11]
虽然旗开得胜，但武仙的主力仍然在光化境内，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向孟珙问计。孟珙早就胸有成竹，他告诉史嵩之，武仙将进军吕堰（今襄阳东北），宋军只要八千人就足够退敌。果然，宋军刘全部、雷去危部在夏家桥挫败金军后，武仙转而进军吕堰。孟珙得知武仙中计后大喜。当武仙行军到吕堰的时候，遭到了木查、腾云、吕堰三砦宋军的三面围攻，孟珙部这时也迅速南撤，以接应守军。武仙到此时才发现地形不利，进有大河阻挡，退有山险拦截，只好撤军，结果被斩首五千级，俘民夫三万余。孟珙接着向北迫近邓州。邓州守将伊喇瑗害怕重蹈武仙覆辙，奉表请降。孟珙入城后，显示出大将风范，伊喇瑗伏阶下请死，但孟珙为他换衣冠，以宾礼相待。[12][74]
七月，武仙手下爱将刘仪请降，并向孟珙提供了武仙驻军的情报。针对武仙九砦屯守于马蹬山，他建议步步为营前进，先夺取离金砦，再孤立其他二砦。孟珙采纳建议，第二天，派遣部将进攻离金砦。宋军假扮成金军混进了敌营，然后到处放火制造混乱，很快占领离金砦。当天夜里，宋军又突袭了王子山砦，袭杀守砦金将“小元帅”。[13][74]
孟珙闻报，率军直击马蹬山。他命部将正面攻击，却故意在西边留出一条路，设下伏兵。史称此役“火烛天，杀僇山积”。金军溃退到西边，又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最后一万两千多人投降。之后孟珙回军进攻已经孤立了的沙窝等砦。一日三捷，部将又攻破默候里砦。至此，马蹬山的九砦还剩两个。刘仪再奉孟珙之命，招降了剩下的板桥砦的两支守军。武仙认为岵山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应该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带着人马开始爬山。孟珙早就料到武仙要移军岵山，命人事先埋伏在山脚。武仙军爬到一半，突然伏兵四起，金军溃退，辎重丢在半山腰，大将兀沙惹被杀，共有七百三十人被擒。[14][74]
战后，武仙不仅拒绝投降，还打算退往商州继续抵抗，孟珙也指挥宋军在一天早晨向石穴砦发动总攻。由于下过雨，山中还没放晴，部将非常担心。孟珙大笑说：“这不就是当年李愬雪夜擒吴元济的大好时机吗？”他亲自策马指挥，宋军激战数个时辰后大破敌军。武仙只好狼狈的换上士兵的衣服，带五六个人逃走，剩下的七万多金军纷纷投降。武仙本人后来在逃窜的过程中被蒙古守军擒杀[74]，金朝打开入蜀通道的计划彻底破产。班师襄阳后，孟珙被转授为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15]
主词条：蔡州之战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围攻蔡州的蒙古军都元帅塔察儿被金军击败于城下，士气低落。塔察儿就一面远远地修筑堡垒以防金军突围，一面派出使者王檝向宋廷发出联合灭金的邀请，同时还希望宋军能支援粮食。[16]
早在成吉思汗时，蒙古就希望和南宋结盟，共同攻打金朝。但宋人戒于“海上之盟”的教训，双方虽有使者来往，却并没有形成实质上的盟约，更谈不上出兵。不过形势逼人，金朝被灭已是迟早之事。十月，宋廷在权臣史弥远的决策下，决定联蒙灭金，命令京湖制置司出兵。于是派江海、江万载叔侄统领孟珙等领兵两万、运粮三十万石，奔赴蔡州。[16]
金朝集结了两万骑兵前来阻击，意图阻止宋蒙联军的形成。孟珙鼓噪前进，一举击溃前来阻击和邀茅的金军，追杀到高黄坡，斩首一千二百级[16]。十一月初五，宋军进驻蔡州城南，孟珙入蒙军大营，与塔察儿相会。蒙古人是崇拜武力的民族，因而塔察儿对孟珙消灭武仙大加赞扬，拉着他一起打猎、喝酒，最后两人干脆结拜为兄弟[17]。
一悼重洪辩天，金军忽开东门出战，想杀出重围。孟珙断其归路，擒拿偏裨将校八十余名，其余多淹死在汝河里。孟珙断定蔡州城内已经断粮，诫嘱宋军：“当尽死守住阵地，严防金军突围。”他还与塔察儿画地为浆凝霸守，以防交战时宋蒙两军误伤。[18]
十二月初六，宋军经过殊死战斗，进逼蔡州城南边外围立栅。初七，孟珙命诸将夺取制高点柴潭楼，经过反复争夺，宋军攻拔该楼，俘敌五百余人。蔡州倚仗柴潭水为固，城上楼架设有巨型弩炮，宋军将士不敢近前。孟珙身先士卒开挖柴潭堤，放潭水入汝河，用薪柴填平潭池，宋军顺利过潭攻城。与此同时，蒙军也决开蔡州城西的练江，逼近城下。柴潭和练江是蔡州城墙外的天然屏障，守城金军为夺回天险，驱赶城中老弱孩童，用大锅熬成热油，往城下浇烫宋蒙士兵。孟珙派出道士劝阻了这种行为。入夜，金朝五百死士自南门企图突围，宋军进攻受阻。塔察儿令汉军万户张柔率敢死队二十余人逾沟突城，被城中金军用钩连枪抓去两人，张柔也被钩住。孟珙见状，立即率前锋冲出，飞剑斩断钩子，救得张柔一命。[19]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初九，宋蒙联军发起攻城，遭到顽强抵抗。初十清晨，宋军发动总攻，率先杀入蔡州城，到西门放入蒙军。城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金哀宗自缢而死，末帝完颜承麟被杀。在孟珙的询问下，金朝降臣带着他找到了金哀宗的尸体，孟珙把尸体一分为二，一半归宋，一半归蒙古，并分了金帝的仪仗器械和玉玺等宝物。金朝彻底灭亡。[20]
金朝灭亡后海户，刚刚亲政的理宗派太常寺簿朱杨祖前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寝。不料谍报显示蒙军在孟津、潼关一带开始屯军。使者想从淮东出发，此时踌躇不前。孟珙认为淮东宋军由淮、泗沿着直到汴（今河南开封），路途时间较长，不如选精锐骑兵疾驰，不到十日便可完成，于是他和使者昼夜兼行，到达洛阳，在完成祭拜后安全回到襄阳。[21]
此后，孟珙被京湖制置司留在襄阳，兼任镇北军都统制，将从中原招降的精锐整编为镇北军，分屯襄樊之间，以防备蒙古南侵。不久，枢密院命他赶赴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议事，授官带御器械，又加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理宗对孟珙非常器重，在召见时夸奖道：“你是名将之子，忠诚而又勤恳，破蔡灭金，功绩昭著。”孟珙则说：“这都要归功于宗庙社稷的威灵，陛下的圣德，和三军将士的努力，臣何力之有？”理宗很高兴，又咨询中兴大计。孟珙答：“希望陛下宽民力，蓄人材，等待时机。”[22]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理宗发动端平入洛之役，企图抢夺中原土地，不料被蒙古打的大败。他对宋蒙形势的发展陷入迷茫之中，问起与蒙古的和议，孟珙的回答掷地有声：“臣是一介武士，当言战，不当言和！”[23]理宗听后，对孟珙大加赏赐，并命他兼知光州，旋即兼知黄州（今湖北黄冈）。[22]
端平三年（1236年），孟珙到任黄州，加紧筑城墙挖城壕，招募流民开荒，安顿各军，从而使黄州防务更加稳固，为后来黄州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宋廷命他“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黄、蕲、光三州及信阳军的兵马。[25]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在南宋的川蜀、荆襄发动了全面入侵，双方的战事十分激烈。这一年，蒙军显示出了它强大的战争能力，在荆襄战场上连破襄阳、随州、郢州及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南宋的整条京湖防线千疮百孔。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军中路在主将塔察儿的率领下又猛攻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理宗急命在黄州的孟珙救援蕲州。塔察儿对孟珙的能力一清二楚，不愿跟他过多纠缠。孟珙刚到，塔察儿而就撤围而去，准备转攻江陵（今湖北荆州）。这是蒙古铁骑第一次兵临长江。[26]
江陵是长江中流的一座重镇，南宋的襄阳府丢失后，京湖制置司便移治此处。蒙古军如果攻占这里，既可以西攻川蜀，又可以沿江东进，还可以南下湖湘，后果不堪设想。宋廷命令沿江、淮西制置使组织救援，“众谓无逾珙者”。孟珙也即刻出发。[26]
这时蒙军在枝江、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形势逼人。孟珙本人，及其部下都是荆襄一带的人，闻知蒙古军入侵，都义愤填膺，要求反击。孟珙深知力量悬殊，所以先集中力量封锁江面。接着施展疑兵之计，以少示众，白天不断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晚上就虚张火把，沿江排开数十里，摆出一副大军来援的样子。蒙古军不知虚实，顿时惊慌不已。孟珙便趁机传令出击，大战一场，连破敌二十四座营寨，抢回被俘百姓两万多人，并将蒙军的渡江器具一并焚毁，遏制了蒙古的进攻态势。蒙军无奈之下，只好撤离。[26]
主词条：黄州之战
嘉熙元年（1237年）十月，蒙古宗王口温不花、大将张柔率领的主力进攻黄州。黄州所在的长江江面非常窄，利于渡江，是淮西的军事重镇。张柔部在黄州城西的大湖中夺取大批船只，顺流下达长江边。孟珙奉上司史嵩之的命令，紧急从鄂州率水师火速驰援。双方恰巧在江面遭遇，孟珙利用宋军的艨艟斗舰冲乱蒙古船阵，进入黄州。由于这一次蒙军来势汹汹，宋军又首战不利，本已绝望的黄州军民听说孟珙来援，士气大振，齐声欢呼道：“吾父来矣！”[28]
黄州为孟珙此前经营之地，难以攻克。他每日亲临城头，督促宋军防御，看望伤病员，还斩杀四十九名畏敌退缩的士兵，最终稳住了宋军的阵脚。[28]
黄州保卫战首先在江面展开，孟珙派遣部将水军攻击蒙古水军，宋军奋勇作战，迫使蒙古军阵势大乱，退缩到长江北岸，并俘获战船两百余艘。蒙古水军的渡江计划完全破产。于是蒙军便转移攻击目标，进攻黄州东堤，想切断黄州与水军的联系，孟珙挑选精兵壮士组织敢死队，经过奋战又重新夺回并守住东堤。这样，蒙军便不得不直接攻打黄州城。由于口温不花增派西域兵和原西夏地区的归附军连续不停地进攻，黄州处于危急之中。为了破坏蒙军的攻城之势，孟珙派部将刘全等兵分七路，趁夜里悄悄出城，兵分七路突袭蒙古军。除张柔营寨防备严整，使宋军偷袭失败外，其余六路宋军获得胜利，使蒙古军营大乱、军心动摇。[28]
蒙军整顿之后，便再次发动昼夜不停的轮番进攻。蒙军使用了火炮轰击黄州，把黄州城墙上的城楼全部烧毁，但是由于黄州的坚守，城头随时补上缺口，使蒙军无法趁机攻上城头。蒙古人又冲到黄州城下挖城墙，想直接在城墙上挖洞杀进城，孟珙派人预先在蒙军挖墙地方的城内，再筑一道城墙，并在被挖城墙的内侧挖大坑当陷阱，号称“万人坑”。当蒙军最终挖开城墙冲进来时，前面还是坚固的城墙，并且前军在后军的推挤下纷纷掉进坑里而被宋军用石头檑木砸死。到了嘉熙二年（1238年）春，蒙军终于撤退。[28]
战后，孟珙被授为宁远军承宣使、带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诸军都统制，他不肯先于将士受赏，理宗允许“三军勋劳，趣其来上”。不久，再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兼督视行府参谋官。之后再升为京西湖北安抚制置使，兼知岳州，实际上成为了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29]
在孟珙的战略指授下，将军张俊于十二月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贺顺收复荆门军，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30]。至嘉熙三年（1239年）初，曹文镛又收复信阳军。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占据襄阳、投附蒙古的地方豪强刘廷美密约都统江海夹击襄阳蒙军。由于有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收复樊城。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关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在宋军的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捕获了游显等人后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孟珙以功再被授为枢密都承旨兼知鄂州，仍任制置使。[29]
但是孟珙清楚，宋军之所以能够轻松收复襄阳，是因为蒙古对襄阳的轻视。在他进入襄阳之后，就马上给朝廷上表，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因此需要“甲兵十万”，以预先应对蒙军的进攻。此时孟珙的上司史嵩之刚入朝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非常支持孟珙的工作。于是孟珙就以蔡、息两州的降兵组成忠卫军，以襄、郢两州的“归正人”组成先锋军，补充襄阳兵力。襄阳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重新成为军事重镇。[29-30]
主词条：大垭寨之战
当京湖战局有所缓解后，孟珙又奉命紧急驰援岌岌可危的上游四川战场。自端平二年（1235年）起，蒙古每年都入寇四川，仅成都就遭到两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四川从南宋税赋半壁变成一片瓦砾。
嘉熙三年（1239年）秋，蒙古大将塔海、秃雪率兵号称八十万，再度入侵四川，并迅速推进到了川东，攻破开州（今重庆开县），抵达万州（今重庆万县）长江北岸。宋军急忙屯兵于长江南岸。不料蒙军故意先在万州长江北岸列出大批船只，做出了一副强行渡江的姿态，又命汪世显在上流设下伏兵。次日，蒙古军开始渡江，宋军出动数百艘战船阻拦，汪世显则率领伏兵乘小船直接冲入宋军的船队，顿时将宋军水师杀得大败，蒙军顺势将宋军追击到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直逼夔门，其余蒙军则从万州渡过长江，沿南岸急速向夔门挺进。[31]
同年底，孟珙率领万余湖北精兵来前往夔州路布防。此时，孟珙的兄长孟璟为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也向他求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孟珙深知绝对不能轻易分兵援助，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区域防守。他准确判断出蒙军主力汪世显部必取道施、黔（今四川彭水）两州渡江，于是派兵两千驻屯峡州（今湖北宜昌），以一千兵力屯归州（今湖北秭归），另拨部分兵力增援归州重要的隘口万户谷（今湖北秭归西）。其弟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作为预备队，另一弟孟璋率精兵两千驻守澧州，防施、黔两州的蒙古军队。孟珙的军事防御体系部署得当，环环相扣，遥相呼应。[31]
凭借着孟珙的得当防御，南宋方面捷报频传：南向施州方面的蒙军被孟璟部将刘义在清平（今湖北巴东）击败，斩获无算。孟璟于归州西大垭寨（今湖北秭归西）更是经历一场激战后大获全胜，蒙军丢盔弃甲后撤至夔州。这便是史上著名的“大垭寨之战”。[31]
这时，孟珙本人还没有亲临前线，他正率领本部人马向西移动。等孟珙到了前线的时候，夔州已经收复。战后，孟珙的爵位晋升为随县子。[31]
孟珙命令张英出随州，任义出信阳军，焦进出襄阳，分路连续袭扰蒙军，让蒙古无法安心屯田。同时派遣部将王坚偷袭顺阳，将蒙军积聚的造船材料全部烧毁，又派遣部将张德、刘整分兵攻入蔡州，焚毁其物资。可以说，宋军取得了一次对蒙军后方基地的进攻性作战的重大胜利，把敌人的攻势扼杀于萌芽中，史称“邓穰之战”。[32]
孟珙兼管四川后，招集麻城、巴河、安乐矶、管公店沿边久经征战之士三百五十九人，以他的节度名组成“宁武军”[33]；回鹘人爱里八都鲁率壮士、马匹数百来降，孟珙创建“飞鹘军”，改爱里八都鲁名为艾忠孝[34]趋劝全。
宋朝由于奉行不杀大臣的国策，对于失职的前线将领处罚也不是很重，形成了很恶劣的风气。一次，权开州梁栋借口乏粮擅离职守，孟珙把梁栋押解到夔州后当即斩首，以明“不许失弃寸土”之令。经过孟珙大力整顿，以及两年后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的治理，四川战局焕然一新，恢复战斗力的宋军一直坚持到宋亡数年后。[35-36]
自淳佑四年（1244年）开始，孟珙利用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大蒙古国陷入内乱的时机，又开始使用“打谷草”的策略[37]。他多次派兵出动出击，攻打蒙古在河南的要塞，焚毁囤积的粮草，屡次获胜。他的声名至此更加显赫，不少原先向蒙军投降的南宋将士纷纷来归，京湖战场上的形势一度出现好转。
淳祐六年（1246年），原南宋镇北军将领、时任蒙古河南行省长官的范用吉暗中向孟珙请降。孟珙大喜过望，急忙上书请求朝廷予以批准，但理宗“不从”。较常见的解释是宋廷怕惹是生非，不愿意招降纳叛。但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理宗害怕范用吉的归顺增长孟珙的势力，起了猜忌之心，竟以范用吉“叛服不常”为由，拒绝了孟珙的请求。孟珙听说后，不免心灰意冷，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的人，现在志向却不能够再伸展了。”自此一病不起，主动上表请辞，理宗马上批准，让孟珙以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致仕。同年九月初三（10月13日）[1]，据称有一颗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鸣。随后狂风大作，掀开房屋，折断树木。当晚，孟珙于江陵逝世，享年五十二岁。理宗听闻讣讯，十分震惊，下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特赠少师。其后累赠至太师、吉国公。[38]
孟珙在南宋中后期，以一己之力，统领南宋两大战场（川蜀、京湖），建立起一体化的防御体系，抵抗蒙古入侵，确保南宋政权挺过了宋蒙战争的前十余年。无论战功还是品德上，都堪称英雄。[41]
淳佑元年（1241年）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统领长江上游、中游的防务，正式成为南宋两个战区的主帅。在宋蒙战争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后，孟珙开始着手建立整体性的防御体系。
首先，是大本营京湖战区的建设。孟珙引用三国名将陆抗的话：“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他指出，长江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寿昌（今湖北鄂州）防线漫长，既有渡口，又有关隘，处处防守的话令人堪忧，因此必须倾全国之力守住荆襄一带[36]。中游重镇江陵城，四周都是良田，孟珙发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样的平原没有阻拦，敌人骑兵能够很快到达城下。他亲手绘制工程图，组织军民在江陵附近以沮、漳、汉三条河流为依托，建起堡垒和隘口[42]。后来襄樊的失守直接导致南宋灭亡，证明了京湖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24]
其次是屯田。孟珙认为兵以卫民为天职，民以养兵为义务，兵与民相依为命，“立砦栅”与“安耕种”相辅相成。从秭归到汉口，孟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共有十八万八千顷。屯田使得军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充分保障，朝廷也降诏奖谕。[24]
孟珙贡献最大的是藩篱三层理论。他奏请朝廷，准备设立三层防线，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万州，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广西的桂州一带。全称“藩篱三层”[43]。宋理宗对此也深表赞同，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宋理宗还特地撤销了四川宣抚司，将孟珙的四川宣抚使改为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宋制，宣抚使高于制置使）。这样，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而剩下的一川被纳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24]
“藩篱三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尤其是当时不被重视的第三道防线。孟珙已经指出蒙古军从云南、广西迂回进攻湖南的可能性。但是他反对朝廷随意向广西边境派兵的做法，认为那里遍布少数民族部落，只需要择人分布数地，”使之分治生夷，险要形势，随宜措置，创关屯兵，积粮聚刍“即可，就算蒙古人入侵，如果得不到当地土著的支持，必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一味增兵，不但空费粮饷，甚至可能会激化同当地人的矛盾[44]。果然，在孟珙去世六年后，忽必烈、兀良合台等人采用大迂回的战略，经吐蕃、灭大理国、入湖南，得到了应验。
孟珙身为武将，也非常注重文教事业。在挥师抵御蒙古入侵的同时，他坚持己见，不畏儒士阻扰，不以武备废文事，于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年）在公安（今湖北公安）、武昌（今湖北武昌）分别兴建公安书院、南阳书院，至淳祐五年（1245年）建成[45-46]。时人高斯得称赞道：“虽时相不学，阻格其事，而持之益坚，为之益力，盖庶几乎卫文公敬教劝学、知所先务者，可不谓贤乎！”[47]这两座书院是没收官僚田庄建起来的，各建房层六十间，“在公安者即名‘公安书院’，实维寇祠旧址；在武昌者曰‘南阳书院’，取武侯躬耕之地以名。”书院建成后，孟珙奏请理宗为其题匾。[48]
书院收容襄、蜀等地的流亡士人。为了办好书院，孟珙虽然承担着京湖地区防御重任，但仍亲自选择有学问、品行者为山长，全面负责书院的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书院管理体制。每旬有课，每季有试。同时针对战争环境，在空闲时间则让他们学习骑射。[46]
孟珙兴办书院，有利于襄蜀地区文化的维系、学术思想的传播、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培养，还能加强士民爱国精神的凝聚，被后世研究者称赞为“是宋代武将兴学的典范事例”。[46]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孟珙发现和培养了大量人才，如袭扰河南的王坚、刘整，前者指挥了著名的“钓鱼城之战”；后者主管潼川府路，颇有战功，但不幸遭到排挤，投降蒙古，成了灭亡南宋的主谋。而处决败将梁栋的监斩官，就是日后京湖战场的名将高达。[35]
南宋末年的权相贾似道，也是孟珙推荐的。淳祐五年（1245年），时任沿江制置副使的贾似道在淮西筑城，政绩斐然，名声鹊起。孟珙在了解情况后，向宋理宗建议让贾似道接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职务，并把初露头角的李庭芝推荐给了贾似道。[49]
脱脱：
- ①珙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51]
- ②宋之辱于金久矣，值我国家兴师讨罪，声震河朔，乃遣孟珙帅师夹攻，遂灭其国，以雪百年之耻。而珙说礼乐、敦诗书，诚寡与二。[51]
胡应麟：蔡州之胜，雪百年耻，要以孟珙氏为将，故坐收成绩。不尔，金纵垂亡，岂宋所能必克耶？蒙古灭金，势已压宋，而孟顾能于其间收复襄邓诸城。庐州之围，杜杲以数千御八十万之众，元人倾国不能进跬步。余尝谓国势无强弱，人实为之。[52]
朱轼：珙当宋事扰攘之秋，每得一城、复一郡，则增兵置卫、据关设险十数年。襄汉之间，所欲规画者甚备。值时无贤宰，凡事沮滞，百不及一。及珙没后，元兵南侵，以一吕文焕力守襄阳，阻遏其冲，十年之中，兵未及国。乃知珙之经纪上流，其功实大也。珙百战百胜，而兼长于治国。昔伊川论蹇之六二，以为事虽不可为，苟可以扶此之衰，难彼之进，苟得为之，圣贤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珙在宋末，殆庶防乎。[54]
蔡东藩：
- ①迨蒙古三路进兵，势如破竹，所恃者第一孟珙，天下事已岌岌矣。[59]
- ②国有良将，无不可治之土，亦无不可守之城。孟珙驻节京、湖而寇以却，移抚四川而寇又不敢近，诗所谓“公侯干城”，孟珙有焉。[60]
- ③宋廷非无贤将相，如杜范、吴潜、董槐等，皆相才也，孟珙、余玠、马光祖、向土璧、王坚等，皆将才也，若乘蒙古之有内乱，急起而修政治，整军实，勉图安攘，尚不为迟。[61]
何忠礼：孟珙……所率领的军队，东援淮甸，西保川东，南北策应，有力地阻挡了蒙古的入侵，对支撑晚宋的抗蒙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孟珙既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提出的三层防御策略和在四川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建议，对后来南宋抗击蒙元的战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南宋后期的众多将领中，孟珙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24]
黄州之战，朝廷赐孟珙金碗，他把金碗加上白金五十两赏赐给诸将。将士日夜战斗，伤病员很多。孟珙与大家同甘共苦，加派军医为士兵疗伤，将士们都感激不已。[28]
治理川蜀时，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和谐 ，互相弹劾对方。孟珙写信给他们说：“国事都如此事态了，你们两个应该合智并谋，一起对抗蒙古，现在反而勇于私斗，岂不愧对于廉颇蔺相如的风骨吗！”两个人览信后，十分惭愧，重归于好。[62]
淳祐二年（1242年） ，余玠任四川制置使，顺路拜访孟珙处。孟珙认为重庆（四川制置司已由成都迁至重庆）的粮草太少，慷慨地发送十万石屯田粮给余玠作为见面礼，并派兵六千入蜀，命令儿子孟之经担任策应司都统制，随时准备救援。[36]
关于孟珙灭金一事，后人有诗称：“太庙埋魂骨已枯，复仇九庙献军俘。拼香弃雪清风镇，谁写将军尝后图。”佚名作家在《樵书》（此书成书年代、作者姓名不详，可疑处很大）中曾提到，这幅南宋末年的《尝后图》与孟珙有密切关联。《尝后图》上有题曲云：“南北惊风，汴城吹动。吹作宫花鲜董董，泼蝶狂蜂不珍重。弃雪拼香，无处著这面孔。一综儿是清风镇的様子，这将军是报粘罕的孟珙。”[65]
而据史料记载，汴京被破后，金哀宗北迁，徒单皇后“不知所终”[64]。王国维的《录曲余谈》中说道孟珙攻克蔡州时，金哀宗和他的后妃均还在汴京，汴京是被蒙古军队所攻克的，和孟珙无关。此图此曲，必是南宋遗民所为。[65]但此事亦已无法考证。
他“间关戎马间，远致名僧，深入禅定”，曾为临安径山寺、鄞县育王寺、建康蒋山寺等捐资修复。有史料记载，孟珙曾在杭州西湖黄龙洞处建护国仁王寺，并请高僧慧开住持。慧开不负所望，旱灾之年，主持祷雨，有求辄应。为防止水患，孟珙曾在湖南岳阳重修佛塔慈氏塔；还曾为江夏县 （今属湖北武汉） 的大安寺造大安钟。[45]
有别于一般士大夫居士与普通信众，孟珙对佛教的追崇，更注重佛教的现世功用，诸如其积德行善、救民水火、匡扶国运等，体现了佛教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也反映了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价值观的认可和吸收。[45]
孟珙《临终诗》云：“有生必有灭，无庵无可说。踢倒玉昆仑，夜半红日出。” 在勘破了世间的生生灭灭后，孟珙不但在现实中做到了卓越，在历史中也获得了永恒。[45]
孟珙精于《易》，亦通佛学。著有《警心易赞》[51]，已佚。《读书附志》载有《无庵法语》1卷，称此书为孟珙与公安县僧人法东应对之语，今亦佚失。[66]《全宋诗》卷3154录其诗2首。《全宋文》卷7762收有其文。
孟珙家乡的人民，为纪念他的忠烈，将随州城两乡的孟家故里命名为孟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