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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肄业。1927年南下投身革命。同年9月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尚钺开始研究历史。1942年到云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1946年由上海入山东解放区,任山东大学教授。后执教于山西北方大学、华北大学。[2]1950年尚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1972年,尚钺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副组长,1978年任历史系主任。
- 尚钺
- 尚宗武、谢仲五
- 健庵
- 近现代
- 汉族
- 1902年3月23日
目录
尚钺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1917年,尚钺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19年投身于“五四”运动,是河南省国货维持会的活跃分子和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19年暑假,他与同学组织青年学社,创办《三日报》。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当时,在鲁迅的指导下,参加进步文学活动,编辑刊物,创作小说。其代表作《斧背》与《病》,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对他的评语是:“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讽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人民。”
1926年冬,在李大钊的激励下,尚钺未及毕业,便脱下了学生装,回到家乡罗山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但北伐军暂时停留武汉,便遵循李大钊的指导,南下上海、武汉参加革命,经郭沫若介绍在北伐军政治部编审科任上尉科员。
1927年4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9月6日经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汪后之介绍,尚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省委机关刊物《猛进》。10月受组织派遣到豫南,任中共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兼当地苏维埃主席。12月受命赴罗山、光山一带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公开身份是信阳市狮滨中学英语教员。
1928年,被任应歧的杂牌土匪军逮捕入狱,经多方营救获释。其间,中共豫南特委遭敌破坏,经武汉赴上海寻找党组织时再次被捕,被押解至杭州陆军监狱关押受审。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
1929年春,尚钺经楚图南介绍,被派往吉林省毓文中学任教。在学校秘密组织读书会,与楚图南共同创办了《灿星》周刊。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列宁英文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师生与学校的反动分子作斗争。这期间,他的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成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说尚钺是他“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后来,因教育当局无故开除学生,尚钺为之鸣不平,据理力争,而被校方解聘。随后,来到哈尔滨第五中学任教。不久,又因发起组织“反帝同盟”,被当局撤职,勒令离境。
1930年,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先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组织部工作,后调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任采访部主任。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尚钺以往的经历进行了政审,恢复了其党组织关系。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的妻子陈幼清带着3个孩子随红军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第3子尚海伦失踪,这是尚钺第一次丧妻失子。
1932年4月,尚钺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中共满洲省委要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尚钺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由于与省委意见不一致,而被开除党籍。后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为自己申诉,没有结果,于1934年回国,与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继续办《北方红旗》刊物。不久,北平市委遭敌破坏,党的关系完全中断,便以尚健庵之名,颠沛流离。
1936年,来到宁夏中卫县中学教书,任国文兼英语教员。在学校,尚钺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在学生中秘密组织团体,让学生接触《大众生活》《全民抗战》《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刊,还以学生读书会名义,自己垫款从平、津、沪一带设法邮购了《呐喊》《彷徨》《野草》《大地》《母亲》等书籍供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介绍学生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7年3月,在离开中卫中学前,与孟长有、姚怀廉、左琏、刘应春等12位学生合影留念,并在照片顶端题字:“青年的弟兄们,我们的道路只有审思、明辨而不挠地前进!”这体现了一个伟大革命者上下求索的心境与足迹,也体现了一个前辈长者与其后诀别的砥砺与期待。几十年后,年近八旬的尚钺,在自己的《经历自述》中写道:(当时)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又找不到党组织,就决定到延安去找党。有十二个同学听说我要走,他们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去什么地方。他们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还不肯回去。半路上我们下马车去吃饭,我才拿出自己事先写好的一封信,让他们拿着到陕北延安去找党。我的信是写给延安党组织的。信中作了自我介绍,并把我在宁夏对这十二个人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一事向党作了汇报,希望党继续培养他们做宁夏建党的骨干。我带着孩子、家眷,不能过黄河,只能绕道去陕北。后来我在武汉还收到这十二个人的来信,说他们到延安后不久,党就分配他们到洛川学习去了,他们很高兴……直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去宁夏调查我以后,我才知道党真的派这些同志回宁夏去搞建党工作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成为宁夏的第一批烈士……告别了中卫中学,尚钺又来到省城宁夏中学(今银川一中)任教。一段时间后,为了寻找党组织,于1937年回到北平,没有与党组织联系上,便又去了陕北,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董必武指示他,先去武汉工作,再解决组织关系。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华北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和中共的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曹昭抡、李公朴等人。他们后来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尚钺协助华岗、楚图南工作,成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这期间,他除了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外,还编写了100余万字《中国通史讲义》,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1954年,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深受广大干部和历史教学界的欢迎,多年畅销(累计至今已发行40余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不准尚钺讲课,不准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
1960年,受到党政双重处分,1962年,组织上对其所谓的问题予以甄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尚钺不仅受到学术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这是尚钺第二次丧妻失子。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他对自己观点坚持不变,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领导人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应允许平等讨论,不应以势压人。
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为他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后,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这位为了追求万世之是非、追求客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史学家、教育家在受尽苦难之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0岁。
尚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提出不同于“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的“魏晋封建说”,成为与前两说鼎足而峙的第三学派。他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演变﹑停滞的历史。
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尚钺还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之间的中国都停滞在封建社会制度中。
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判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
鲁迅评论他的短篇小说创作态度严肃,取材广泛:“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
尚钺的主要史学著作有《中国历史纲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先后出版有日、俄、波兰等几种文字译本)、《中国通史讲义》、《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国原始社会问题的探索》及《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