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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名称
- 《春秋繁露》
- 作 者
- 董仲舒
- 创作年代
- 西汉
- 作品类型
- 政治学、社会学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作《闻举》《玉杯》《蕃蒸市露》等数十篇。《蕃露》是他讲《春秋》诸篇中的一篇。“蕃”与“繁”古字相通。《史记》说“蕃露”原是冠冕的一种装饰,缀玉而下垂。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归垫迁主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
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茅乎《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芝霉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年一公元前104年)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
《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
董仲舒在书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董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概括而言,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董仲舒的历史观。
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董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个新王朝重新享有天命。
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董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中》本,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点校本收入到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裏面
秦政成功的经验为汉政所继承,秦政失败的教训为汉政所吸取。汉初对外和亲避战,对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建立中央、地方,设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相对宽松,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藏起来的典籍得以再现,大批隐退于民间的学者得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局面。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齐人。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与齐国大一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齐威王、宣王时期,国力强大,“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荀列传》)当时游学齐国的孟子,就认为齐国有希望统一中国。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齐国已据有二,“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因为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传》)齐国统治者励精图治,怀有统一天下的强烈愿望,广招学士,优厚待遇,使之讲习议论,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稷下学士,盛极一时,各家虽异说,但对全国统一,形成共识。孟子主仁政而王,认为“以齐王,由反手也。”(《公孙丑上》)《黄帝四经》说:“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经·成法》),“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说:“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适不往,不可谓帝王。”王者以道莅天下,执一无为,“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道德》)《管子》对统一大势,描绘了种种蓝图。如《霸言》中对霸业和王业的设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于天下……书同名,车同轨”的大一统思想。《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构想(《儒效》),以及向齐闵王相田文献策,“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强国》)。
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是通过实行统一历法来标志的。《汉书·王吉传》载王阳上疏中说春秋大一统政治含义很明确,“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大一统在这里,成了天经地义的古今常道。它不仅表现在“改正朔”的历法一统天下,而且包括各个方面。颜师古对此作注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师古之注,本于董仲舒。董仲舒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本传)“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也。”所以,“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数之始,物之极,“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为什么贵乎元而言之呢?“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这里的“一”,“元”和“天者万物之祖”的“天”[1]。
天下变,道也不变与不变故易常
人们常认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是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话是在回答汉武帝策问:“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认为,“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三代圣王,因循继统,从容中道,王道条贵,故不言其所损益,因此说“天不变,道也不变”。三代之后,情况不同,夏桀殷纣,逆天暴物,殷之继夏,周之继殷,是继乱世而治,天命改变了,王道也要改变。他对上述两种不同情况的结论:“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变道也不变,圣王继乱世,则“扫除其迹而悉去之”,今汉继秦后,“如朽木粪墙”,必解而更张之,必变而更化之。
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并征引“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汉武帝“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见本传)“更化”是董仲舒独特的思想,不变之道只有通过更化“变”取得。《黄帝四经》说:“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措刑不当。”(《姓争》)人事是变化不定的,在处理其事务时,擅自改变一贯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无收获,刑罚也会不当,因此要不变故易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