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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3]），字安世，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中国西晋开国皇帝（266年2月8日—290年5月16日在位）[90]，晋宣帝司马懿之孙，晋文帝司马昭嫡长子[1]，母为文明皇后王元姬。
司马炎出身河内司马氏。曹魏末年，其祖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司马昭相继控制朝政。咸熙元年（264年），司马炎被立为晋王世子，翌年司马昭去世，他继任为相国，袭封晋王。同年十二月（266年2月），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建立西晋[66]，改元泰始。即位之初，鉴于曹魏宗室屏藩无力以致孤立而亡，大封同姓诸王，又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要地；重视法律的修订，其颁行的《晋律》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典。咸宁五年（279年），发兵南下，次年灭亡吴国，实现全国统一。其间颁行占田制、户调式，促进人口增长，使得经济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2]但随着天下安定，司马炎逐渐“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使统治阶层中奢侈荒淫之风广泛蔓延。他执意立智力低下的司马衷为继承人，又在统一前后命诸王就国、废除州郡武备，为西晋短暂统治的覆亡埋下了深刻隐患。[90][98][131]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病逝，时年五十五岁，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安葬于峻阳陵。[3]
司马炎在父祖开创的政治基础上，建立晋朝，渡江灭吴，完成了三国统一的历史伟业。由他制定的有晋一代的政治、经济、律法制度，还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治体制。[131]
目录
魏青龙四年（236年），司马炎出生于汉魏时期的名门河内郡温县司马氏。他祖上的很多人在东汉担任过高级官吏。祖父司马懿历仕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世，官居太傅，并在“高平陵之变”后逐步执掌曹魏政权。司马懿病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98]。司马昭更在咸熙元年（264年）三月得封晋王[100]，彻底控制了朝政。而司马炎便是司马昭与妻子王元姬所生的长子[1][97]。
嘉平（249年—254年）年间，司马炎获封北平亭侯，历任、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多次迁官至、假节。甘露五年（260年）五月，魏帝曹髦被杀，司马炎奉父命在东武阳县迎接常道乡公曹奂入继帝位[99]。事后得以升任，进封新昌乡侯。[4]
司马炎虽据说有“发委地，手过膝（站着时头发拖到地上，手臂垂下时超过膝盖）”的“非人臣之相”，且在司马昭诸子中居于嫡长子的地位。但他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性孝友，多材艺”，为人“清和平允”，更受司马昭的喜爱。司马昭曾表示，天下是兄长司马师打下来的，将来的王位自然应该归属司马攸。为了夺取世子名位，司马炎极力拉拢父亲身边的要臣，得到了山涛、贾充、何曾、裴秀等人的支持，并有羊琇等为自己出谋划策，终于在司马昭死前三个月，即咸熙元年（264年）的十月份正式被确立为晋王世子[5][64]。在取得世子名位的同时，魏帝曹奂又在同年早些时候先后授予他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等职权，等同于“鲁公拜后之义（指像鲁公伯禽获得父亲周公辅佐君王的地位一般）”。[98][100]
咸熙二年（265年）五月，曹奂为司马昭加殊礼，进封其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由此司马炎也成为晋王太子[6][65]。同年八月，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继承父亲的相国职位和晋王爵位，总揽全国军政大权[7]。[98][102]
咸熙二年（265年）底，曹奂屈从臣下的压力，同意禅让帝位于晋王。这年十二月十七日（266年2月8日[66]），司马炎在满朝文武的反复劝进之下，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晋，改元泰始（第二年为泰始二年）。次日，退位的曹奂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从洛阳金墉城徙至邺城，曹魏亡国[102]。这一年，司马炎不过三十岁。[98]
司马炎称帝后，总结前代亡国的教训，认为曹魏政府束缚、防范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无援。为了屏卫皇室，司汗签禁马炎继续推广五等爵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陆续增封，总计达五十七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司马炎还委任几位宗王统领重兵，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处的战略要地，用以拱卫首都洛阳。宗王出镇是司马炎加强宗室权势的重要措施，对以后西晋的政局影响极大。[98]
由于凭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马炎才得以建立西晋政权，所以他对拥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极力照顾。比较突出的是，他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义阳王司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大司马（石苞）、大将军（陈骞）等职，号称“八公同辰，攀云附翼”[101]，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此外，他对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异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规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标准是被封地区民户全部赋税的十分之一，后又扩至三分之一。[98]
西晋立国棵巩之初，年富力强的司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为。从泰始元年（265年）至泰始二年（266年），他先后颁布过一些旨在移风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
- （二）罢除曹魏政府对出镇、出征将士留取人质的法令。
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尽量不计旧怨，起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如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帝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情泄露后被流放而死[106]。司马炎认为许奇有才，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121]。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影阀煮、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122]。[98]
泰始四年（268年）正月，司马炎批准颁行新律《泰始律》。该律成为了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法典（具体内容参见“为政举措-政治-创制晋律”部分）。在颁行新律的同时，司马炎却未能采纳杜预建议实行的考课制度“六年黜陟法”，以避免损害士族的利益，维护司马氏的统治。[98]
- 筹划灭吴
泰始四年（268年）九月，司马炎成功解除了镇戍淮南、久著威名的大司马石苞的兵权，并准备进行较长远的战略安排。当时，江东的吴国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这一有利形势为西晋灭吴统一全国提供了可能。司马炎决心加强对南线的军事部署，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泰始五年（269年），他命才识出众的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襄阳；把镇东将军卫瓘从徐州调往青州，改派叔父司马伷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98]
羊祜虽然不是司马氏的宗室，但却是司马师的内弟、西晋皇室的重要外戚。晋国初建，羊祜曾与荀勖共掌机密，后又为中领军。司马炎受禅后，他以尚书左仆射之职兼卫将军，仍是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到襄阳后，努力安定民心，减轻赋税，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军事物资的储备，使晋吴对峙的局面不断向有利于西晋方面转化。[98]
- 河西之乱与朝内斗争
主词条己元拳：秦凉之变
汉魏之际，鲜卑拓跋族的一支由部落酋长秃发匹孤率领，从塞北迁到了河西，历史上把这支鲜卑人称作河西鲜卑。到西晋建立以后，司马炎担心势力不断增强的河西鲜卑不易驾驭，特地从雍、凉、梁三州中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和阴平六郡，组成秦州，把在西部颇有能名的胡烈委任为秦州刺史，以达到镇抚目的。[98]
而河西鲜卑的反叛是因受到统治者歧视引起的。在灭亡蜀汉的战斗中，凉州兵立有大功。战后论功行赏，五千鲜卑健儿没有得到公平的赏赐，遂在其首领秃发树机能的带领下，于泰始六年（270年）六月起兵反晋，胡烈前往镇压，兵败身死。杀死胡烈后，秃发树机能又吓退坐镇长安的扶风王司马亮派来援救秦州的大军。[98]
河西败报传来，司马炎非常震恐。他免去司马亮都督秦、凉州诸军事的职务，改派汝阴王司马骏接替他镇守关中。司马炎又任命尚书石鉴都督秦州诸军事，负责平定河西鲜卑动乱。石鉴到达秦州，强令与他有芥蒂的新任秦州刺史杜预出兵，遭到对方的拒绝。杜预向石鉴提出比较稳妥的攻战方案，石鉴不予采纳。他一面逮捕杜预，一面亲自带兵与秃发树机能交战，结果仍大败而归。[98]
秃发树机能的兵力越战越强，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鼓舞纷纷举兵反晋。泰始七年（271年）四月，凉州的北地胡人起兵，与秃发树机能合谋袭击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西），将凉州刺史牵弘诱至青山击杀。[98]秃发树机能后又杀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今甘肃山丹南）。[110]
西方战事日趋紧张，司马炎深感忧虑。侍中任恺建议安排像贾充这样有威望有智谋的人亲自挂帅，战乱才能平息。司马炎随即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开赴西部战场。当时，贾充官任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是朝内最有权势的臣下。任恺等厌恶贾充的为人，推荐贾充西行，目的是使他远离朝廷。贾充不愿此行，求计于荀勖。荀勖劝他与太子司马衷结亲。于是贾充等人买通了皇后杨艳，又在司马炎面前大造舆论，终于使其答应了以贾充之女贾南风成为太子妃的亲事。碍于亲家的面子，司马炎就不再提及挂帅之事， 贾充得以免去西征之苦。[98][108]当时朝中因任恺和贾充的斗争逐步分成了两派，形成朋党之争。司马炎试图令他们和好，二人表面上互相敬重，内心却对对方极度不满，“结怨愈深”。后来，贾充得到人献计，故意在司马炎面前称赞任恺，推荐任恺处理选官事务，使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任恺事务繁忙，难以与司马炎见面。贾充及其党羽多番诬陷和中伤任恺，令他多次被免官，难膺高位。[109]
咸宁三年（277年），河西局势更加恶化，猛将文鸯临危受命，一度率凉、秦、雍州三州之军大破秃发树机能，使河西鲜卑实力大损[111-112]。但仅过一年，秃发树机能就命部将若罗拔能在武威大破晋军，凉州刺史杨欣战死。秃发树机能起兵九年，相继斩杀秦、凉二州四位刺史，威震天下，仆射李憙请发兵整讨，但朝议都以为出兵重事，鲜卑不足以忧虑。到咸宁五年（279年），秃发树机能乘胜攻陷凉州治所武威城。司马炎非常后悔，临朝哀叹说：“谁能为我讨伐这个叛胡？”在宫中宿卫的司马督马隆请命而往，当即被拜为武威太守、讨虏护军。在司马炎的支持下，马隆自选士兵、武器，仅率三千五百勇士西征。马隆率众渡过温水后，与秃发树机能部数万人对战，转行一千余里，最终在同年十二月的决战中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98][113]。
主词条：晋灭吴之战
就在凉州发生动乱的同时，在南方主持荆州军事的羊祜也遇到强硬的对手：东吴西线军事的主帅已由吴国名将陆逊之子陆抗出任。陆抗上任不久，便攻破西陵（今湖北宜昌），将献城降晋的步阐击杀，并打败羊祜等率领的援军。羊祜知道灭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遂一面继续积蓄力量，一面以信义对东吴边界军民施加影响，等待时机。[98]
泰始十年（274年），陆抗病死，东吴西线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羊祜开始筹划南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案。咸宁二年（276年）十月，羊祜给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羊祜认为，西晋灭吴的条件比当时灭蜀的条件远为成熟，只要司马炎肯下决心，平吴是不成问题的。但羊祜的建议仅得到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的支持，其余朝臣多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贾充、荀勖、冯紞对伐吴坚决反对。他们以秦凉动乱尚未平定为理由，极力阻挠南进。羊祜再次上表陈述早日发兵的原因，然终未能获得司马炎的同意。[98][124]
司马炎不能下定灭吴的决心，除因西部动乱外，还与他分封诸王以屏卫皇室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因素有关。自泰始分封以来，司马炎没有认真要求诸王就国，多数宗王留官或留居洛阳，也有部分宗王出任都督。咸宁三年（277年）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才开始命令诸王就国（关于这部分内容，参见“为政举措-政治-大封宗室与诸王就国”部分）。[98]
咸宁四年（278年）六月，羊祜病重，要求入朝面陈灭吴大计。司马炎允许他乘车上殿，不行参拜之礼，对于他的意见也表示愿意听取。后来，羊祜在病榻上要前来探病的张华转告司马炎说：吴主孙皓暴虐异常，如今出兵可以一举成功。如果孙皓死掉，吴国另立有为新主，我们再有雄师百万，也难渡长江天险了。羊祜的话，确实对司马炎震动很大。他要求羊祜卧护诸将，带病出征。羊祜表示，灭吴战争不一定非他指挥不可，他可以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人选。当年十一月，羊祜病故。临终前他举杜预代替自己。[98][126]
当杜预奉诏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职务到达襄阳后，以离间计诱使孙皓撤换了对晋军有威胁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孙皓在临战之前的将帅移易，造成以后西线吴军的迅速崩溃。经过一段时间部署之后，咸宁五年（279年）八月，杜预向司马炎上表请求伐吴。司马炎答应次年准备出兵，但杜预反对说，东吴西部的兵力已调空，这是大举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给孙皓以喘息时机，很可能要功亏一篑。这时，在益州积极准备灭吴、大造舰船已有七年的益州刺史王濬也上书请战，请求司马炎切勿坐失良机。司马炎被他们说服，开始倾向及早伐吴。但是一到贾充等人搬出种种理由反对时，他又迟迟疑疑下不了决心。最后，在中书令张华的坚决支持下，司马炎终于同意立即对吴采取军事行动。这时，贾充等人听到消息又赶来争吵，惹得司马炎发起火来，他们才不敢再唱反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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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镇东将军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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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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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帅的人选上，司马炎出乎意料的选定了一向反对此次用兵的重臣贾充出任“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贾充担心伐吴不利，一再以年老、难堪大任为由上表推辞。司马炎威胁说：“君不行，吾便自出。”贾充只得承命。[9][67][98][115]
太康元年（280年）年初，南下灭吴的晋军所向披靡。杜预攻克江陵，横扫沅、湘、交、广诸州，王浑渡过横江，胡奋拿下江安。王濬率领的水师连破吴人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锥，捣毁沿江险关隘口，先与胡奋、王戎等军陷落夏口、武昌，继而长驱东进，直指吴都建邺（今江苏南京）。与此同时，王浑的大军也到达了江北。孙皓派出的军队皆被晋军击败，丞相张悌等人战死。这年三月，王濬攻入石头城。孙皓无计可施，“面缚舆榇”，向晋军投降。至此，吴国灭亡，三国鼎立后的吴、晋两国对峙的局面结束，全国重归一统。[10][98]
当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时，举朝庆贺。司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当年为经营平吴战争耗尽心血，不由得潸然泪下，说道：“这都是羊太傅的功绩啊！”[117]南下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远离前线的主帅贾充却上表称东吴不易平定，要求司马炎班师回朝，还要求将张华腰斩。荀勖也随声附和。就在这时，平吴的捷报进京，贾充丑态毕露。司马炎丝毫没有责怪贾充的意思，反而极力宽抚。[98][128]
平吴后，司马炎为稳定新征服地区的人心，封孙皓为归命侯，赏赐大量的衣物、车乘、钱谷，还安排了一些随降的吴国朝臣和大族为官。对于北渡的吴国将吏和百姓，他分别给予免除赋役十年或二十年的优待。
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潜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王浑在朝中的势辩请泪抹力庞大，其子王济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于是在封赏中占了上风，被晋封为京陵公，王濬却只被封为襄阳县侯。时人大多都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晋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98][130]
主词条：太康之治
司马炎称帝之初，鉴于曹魏末期为政严刻，风俗颓废，生活豪奢，乃“矫以仁俭”[12]，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重视法律，亲自向百姓讲解贾充等人上所刊修律令，并亲身听讼录囚[13]。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生活愈加腐化。在皇帝纵情淫乐的示范下，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98]
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太康三年（282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史称这一时期为“太康之治”。[98]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曾闹出了“何不食肉糜”的笑话。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不甘心权力易手，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眷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127]。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任职。[98]
与此同时，司马攸为争取到继承皇位的资格，也是煞费苦心。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做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许多朝臣的拥戴。[98]
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一度病重，朝野人士都属意司马攸继位，河南尹夏侯和甚至公开劝同时为司马衷、司马攸岳父的贾充说：“立人当立德。”贾充默认不答。与司马攸交恶的荀勖、冯紞心知司马炎想传位于子[98]，于是劝司马炎遣司马攸就国，离开中央。司马炎心中赞同，遂转授夏侯和为光禄勋，夺去贾充的兵权，但对司马攸、贾充仍加官晋爵，以示尊崇。[123]
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船签渗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危体欠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98]
太康四年（283年）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有说法认为司马炎立司马衷，是为了将来传位给被他誉为“当兴我家”、与司马懿相像的皇孙司马遹[120]）。[98]
太康十年（289年），由于极意声色，五十四岁的司马炎的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当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颂柜的外戚杨骏（为杨艳去世后的继后杨芷之父）以此为借口，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骏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98]
太熙元年（290年）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当时西晋的开国功臣大都已去世，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杨骏乘机将其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尔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杨骏所用之人不当，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过了两天，司马炎病危，杨皇后奏请让杨骏辅政，司马炎点了点头。于是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司马炎的旨意，让他们作遗诏。遗诏写成后，杨芷与华廙、何劭共同呈给司马炎看，司马炎只是沉默不语。两天后的四月二十日（5月16日），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临终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他死后，被葬在峻阳陵。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3][14]
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即晋惠帝。杨骏得以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前赵皇帝刘聪派兵攻破长安，俘获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这时距司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98]
- 初步确立三省制度
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司马炎称帝后，模仿古代名称，杂采近代制度，同时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由于曹爽及司马氏父子先后操纵曹魏政权时，都利用尚书机构发号施令，使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正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15]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16]。
- 巩固士族门阀制度
三国魏初，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15]
- 创制晋律
司马炎在位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就是编修了《晋律》（即《泰始律》）。《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年）开始编修到 泰始四年（268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两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著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 卷，故事三十卷”。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眷抄出来，张贴在各地的亭、传给百姓看。[98]
《泰始律》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统治的有力工具，并深刻影响了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 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98]
- 维护勋贵、士族利益
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107]。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因可能触及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最终还是被司马炎否定了。只要这些功臣勋贵和士族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以山涛为首的达官贵人强占官田，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司马炎避贵施贱，只把参与其间的一个县令处决，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 不问。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98]
- 大封宗室与诸王就国
司马炎鉴于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终致灭亡之教训乃大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
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11]。
泰始元年（265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咸宁三年（277年）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命令诸王就国。同时，他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当时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封国为小国）。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也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一千一百人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一百人，次国八十人，下国六十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郡公、郡侯。其中食邑在一万户以上的为大国，五千户以上的为次国，不满五千户的为小国。[125]
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中担任都督的，“各徙其国使（都督之地与封国）相近”。由于这一部分宗王位高权重，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野心不断膨胀。他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15][98][125]
- 划定州县，罢州郡兵
太康元年（280年），在灭吴之后，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 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98]
同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去其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置武吏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但在当时，这一举措就遭到了尚书右仆射山涛、交州刺史陶璜的反对[119]。到八王之乱后，州郡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后人更是批评废除州郡武备的措施造成“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的结果，有一定的关系。[98][118]
- 太康繁荣
主词条：太康盛世
全国统一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据说，长安东南的蓝田县，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其他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16岁～60岁为正丁；13岁—15岁、61岁—65岁为次丁；12岁以下为小，66岁以上为老[18]。占田制规定：丁男一人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19]。同时又规定：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丁女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20]。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泰始四年（268年），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21]，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22]。
太康元年（280年），全国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有2459840户，每户人数6.57人。[23]而据《隋书·地理志》，太康统一后编户有260余万户[24]，一说此为太康二年（281年）的统计结果。[2]而到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人口达377万，较之太康元年增加了130多万户[25]，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统计人口的高速增长，与司马炎统治时期相对和平的局面和司马炎恢复经济的积极举措有关，也跟废除屯田使得之前的非编户人口成为编户的政策调整有关。[2]
- 君臣赛富
西晋的皇族和贵族都有优裕的经济基础，政治的安定与统一更帮助他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于是纵情享受，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司马炎领先作了荒淫奢纵的表率，《晋书·后妃传》称：“（司马炎）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76]公卿贵游也跟着竞富争豪，大臣何曾每天吃饭用一万钱，还“无处下箸”，他的儿子何劭一定要吃四方畛异，一天膳费二万钱。[26]王恺是武帝的母舅，曾与当时首富石崇比赛炫耀财富，争夸豪丽。为维持这种奢靡腐化的生活，必然加紧聚敛，当时有人指：“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可见为害之大。
具体内容参见“人物生平-一统全国”部分
主词条：太康文学
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与此同时，司马炎及其大臣张华等人扶植人才，促进文化繁荣。
在文学上，司马炎统治时期出现“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其中，左思门第不高，早年坎坷，但其《齐都赋》受到人们好评。因其妹左芬被司马炎召进宫。左思移居洛阳，后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但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请求朝廷提出担任秘书郎，获得准许。《三都赋》问世后起初不受重视，经皇甫谧、卫权、张华等人的推荐，引发轰动，留下了“洛阳纸贵”的典故。[27]左芬也擅长文学创作[28]，她容貌不美，司马炎并不宠幸，但仍因其文采和品德而礼遇她[29]，常令她撰写文章，并加以赏赐[30]。
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数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他于太康十年（289年）到达洛阳，受到司马炎手下重臣张华的重视。[31]其名作有《文赋》《君子行》《赴洛道中作》等，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有画论。
西晋初年，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有杰出人物。地理学家裴秀作为开晋元勋，受到司马炎的信任与重用，在司马炎在位期间担任司空，创作《禹贡地域图》，并在序中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倾斜缓急等。[32]这是地图学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医学家皇甫谧，多次受到司马炎征召，但他始终推说有病，婉言谢绝，司马炎多次尊重了他的意愿；[33-34]一次皇甫谧向司马炎借书，司马炎索性赠送一车书给他。[35]皇甫谧终身不仕。[36-37]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此书在中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此外，在司马炎在位期间，《汲冢书》出土（具体时间有咸宁五年[38]、太康元年[39]、太康二年[40]等说法），其中包括著名的《竹书纪年》。司马炎将之收藏在秘府，并命人加以整理、隶定，受命及主动参与整理的包括时任中书监荀勖[41]、中书令和峤、[42-43]著作郎束皙等。[40][44]
：“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49]
王元姬：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132]
谢灵运：“世祖受命，祯祥屡臻，苛慝不作，万国欣戴。远至迩安，德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反古之道，当以美事为先。今五等罔刑，井田王制，凡诸礼律，未能定正，而采择嫔媛，不拘华门者。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以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如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点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50]
房玄龄等在《晋书·武帝纪》中作总评道：“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临朝宽裕，法度有恒。……平吴之后，天下乂安，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爰至未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终致危败，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寝疾弥留，至于大渐，佐命元勋，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计无所从。会帝小差，有诏以汝南王亮辅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数人佐之，杨骏秘而不宣。帝复寻至迷乱，杨后辄为诏以骏辅政，促亮进发。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意欲见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笃。中朝之乱，实始于斯矣。”[51]
特意在《晋书·武帝纪》中以“制”的形式评论道：“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濬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集易动之基，而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以拥权；杨骏豺狼，苞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闇未周，藩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网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发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51]
在唐初“公子”（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李世民）与虞世南的问答中，“公子”问：“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虞世南答道：“晋武帝平一天下，谁曰不然，至于创业垂统，其道则阙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经之以仁义，纬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贻厥子孙，一言一行，以为轨范，垂之万代，为不可易。武帝平吴之後，怠于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内宠，用冯紞之谗言，拒和峤之正谏，智士永叹，有识寒心。以此国风，传之庸子，遂使坟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灭，县宇星分，何曾之言，于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远乎？”[89]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濬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濬，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濬不存首领。”[52]
- ①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53]
- ②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88]
苏辙：“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86]
张居正：“（就“焚裘示俭”而评论）盖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观法所系，不可不慎也。晋武禅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后，欲矫以节俭，故不焚于他所，而焚于殿前，要令众庶共见之耳。然其意不出于至诚，故未久即变，孽后乱政，五王僭侈，而晋室南迁矣。”[95]
- ①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怀、愍陷没，琅邪复立国于江东者几百年，则晋为愈矣。……晋武之不终也，惠帝之不慧也，怀、愍之不足以图存，元帝之不可大有为也；然其后王敦、苏峻、桓温相踵以谋逆，桓玄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迟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饥饱，而刘裕功勋赫奕，莫能夺也。[82]
- ②晋武之初立，正郊庙，行通丧，封宗室，罢禁锢，立谏官，征废逸，禁谶纬，增吏俸，崇宽弘雅正之治术，故民藉以安；内乱外逼，国已糜烂，而人心犹系之。然其所用者，贾充、任恺、冯勗、荀紞、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即以张华、陆机铮铮自见，而与邪波流，陷于乱贼而愍不畏死；虽有二傅、和峤之亢直，而不敌群小之翕訿；是以彊宗妒后互乱，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浊乱，国无与立，非但王衍辈清谈误之也。[82]
- ③晋诏诸王大国置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惩魏之亏替宗室，而使权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82]
蔡东藩：
- ①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83]
- ②武帝既知太子不聪，复恨贾妃之奇悍，废之锢之，何必多疑，乃被欺于狡吏而不之知，牵情于皇孙而不之断，受朦于宫帟而不之觉，卒至一误再误，身死而天下乱，名为开国，实是覆宗，王之不明，宁足福哉？[84]
司马炎嗜好围棋，常在宫中与中书令张华、侍中王济下棋。《忘忧清乐集》中保留了《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据《晋书·杜预传》记载，杜预捧讨吴奏章入宫时，司马炎正与张华下棋。杜预递奏章，陈利害，而晋武帝仍埋头于棋局，不做定论。棋盘对面的张华见状，起身拱手呈词：“陛下圣明神武，政治清明深得人心，国家富有兵力强大，号令一出莫不敢从。而吴国国主荒淫无度，滥杀贤能之才。两相对比，灭吴根本不需要费多大力啊。”司马炎当即拍板，定下伐吴的计划，使一直分裂的中国再次得以统一。[56][63]
主词条：焚裘示俭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太医司马程据献上一件“雉头裘”（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司马炎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8][55]此事被收录进明代的《帝鉴图说》中，作为后世帝王学习的事例。[95]
吴国灭亡后，末帝孙皓与其他投降的吴人入朝觐见司马炎。孙皓上大殿向司马炎叩头，司马炎说：“朕设此座位来等待卿，已经有很久了。”孙皓反驳道：“臣在南方，也设下此座以等待陛下。”[91]还有一次，司马炎问孙皓说：“听说南方的人喜欢做《尔汝歌》，你能作一首吗？”孙皓正在喝酒，乘机举着酒杯劝司马炎喝酒说：“从前和你是近邻，现在给你做小臣。献给你一杯酒，祝你寿长享万春。”司马炎听后，非常后悔让他作诗（用“尔汝”称呼对方是失礼的，更何况君臣之间。司马炎让降臣以“尔汝”称呼自己，是自取羞辱[93]），但也没有进一步怪罪。[92]
司马炎在位时，后宫妃嫔众多。尤其是在平吴之后，他收纳吴帝孙皓宫中的数千名宫女，使内宫的嫔妃人数近万。因此，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就成为了让司马炎十分头疼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坐着羊车，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于是有个宫人便把竹枝插在门上，把盐水洒在地上，羊因为喜欢盐水的味道，停下吃食，于是羊车就停在她的宫门口。这个故事出自晋书卷三十一，因为这个故事，后人把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宠爱，就称为“羊车望幸”。[54][70]此事亦被收录进明代的《帝鉴图说》中，作为警醒后世帝王的反例。
- 屈意贵嫔
泰始九年（273年）七月，司马炎广泛选择良家女子来充实内宫，自己从中挑选漂亮的女子用红色的丝绢系在其手臂上，表示入选。当时将军胡奋的女儿胡芳在入选之后，下殿后号哭，左右的人制止说：“陛下听到哭声不吉利。”胡芳说：“死都不怕，还怕陛下吗！”司马炎闻言，派洛阳县令司马肇册封胡芳为贵嫔。胡芳入宫之后，在众多宠妃中最受司马炎喜爱，几乎有专房之宠，其侍奉和服饰等待遇仅次于皇后。司马炎曾经和胡芳玩摴蒱，在争夺箭的过程中，胡芳抓伤了司马炎的手指。司马炎非常生气，讽刺道：“果然是将种！”胡芳回答说：“北伐公孙（渊），西抗诸葛（亮），不是将种，还能是什么？”胡芳的这一番话说得司马炎甚有惭色，因为胡芳的父亲胡奋，北伐公孙渊，西抗诸葛亮都是在司马懿麾下任职。她正是以此言来反讽司马炎五十步笑百步，自己也是将门出身。[70]
- 兄弟
- 姐妹
- 儿子
司马炎共有二十六个儿子，有名者十八人，其余八子早殇无名，母家不显，又无封国、追谥，故史书失载。[68]
爵位/谥号 |
姓名 |
生母 |
生卒年 |
|---|---|---|---|
毗陵悼王 |
武元皇后杨艳 |
生卒年不详 |
|
孝惠皇帝 |
259年－30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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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献王 |
262年－2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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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怀王 |
审美人 |
？－27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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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隐王 |
271年－2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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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厉王 |
277年－30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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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殇王 |
徐才人 |
生卒年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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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冲王 |
匮才人 |
271年－27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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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平哀王 |
赵才人 |
271年－27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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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哀王 |
赵美人 |
生卒年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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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忠壮王 |
李夫人 |
272年－3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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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孝王 |
281年－3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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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怀王 |
严保林 |
272年－2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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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康王 |
陈美人 |
273年－3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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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阴哀王 |
不详 |
276年－28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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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王 |
程才人 |
279年－3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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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怀皇帝 |
王才人 |
284年－3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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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殇王 |
武悼皇后杨芷 |
283年－2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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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内容来源[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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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