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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自少丧父，虽孤贫而勤学。后游学四方，以授徒为生，至建文帝时方才被荐入翰林院，充史馆编纂。明成祖永乐初年，升翰林编修，不久后被选入内阁，典理机务，并辅佐太子朱高炽讲读。累迁官为太子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永乐六年（1408年），成祖北征，命他辅太子监国。永乐十二年（1414年），因遭汉王朱高煦谗劾，被囚诏狱，仍上疏力保太子。后被释放。朱高炽即位后，进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少保、少傅，兼兵部尚书。明英宗即位后，与杨荣、杨溥共辅幼主，进官少师。杨士奇为官举止恭谨，擅长应对，善于识人，建言朝政，常一语中的。但他荐士颇为专擅，打压政敌不遗余力。晚年放任其子杨稷横虐乡里，侵暴杀人；宦官王振擅权，他也不能匡救，招致舆论非议。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因杨稷被下狱而忧虑病逝，享年八十岁。获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34][41][43]
杨士奇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任职时间之长为有明一代之首。任内阁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等同心辅政，并称“三杨”；又以居地、郡望，时人称之“西杨”。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编著有《三朝圣谕集》《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东里文集》等。[41][43]
（概述图来源[42]）
- 1444年4月2日
- 在内阁四十余年，成永乐、仁宣之治
- 杨寓
- 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今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
目录
元至正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366年2月3日），杨士奇生于江西袁州宜春县凤凰台，一岁时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性，杨士奇于是改姓罗。[1][2]后来有一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罗性发现并赞扬他的志气，恢复其宗姓。[3]随后，罗性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与母亲回到德安。他一边教学自给，一边奉养母亲，游走于湖北、湖南授徒教学，其间居住江夏的时间最长。[4]据学者推测，杨士奇在落魄流离的生活中可能参加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的乡试，却不幸落第。[75]无论如何，这一时期严酷的生活环境的确造就了杨士奇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71]
建文元年（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召集文臣，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王叔英推荐杨士奇有修史的才能。由此契机，杨士奇在次年（1400年）六月[75]以后得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编纂官。随后，吏部对进入史馆的文臣进行考试，吏部尚书张紞看到杨士奇的答卷后说：“这不是一个经生的言论。”于是奏请为第一名，被授为吴王府审理副，仍然供其编纂馆职位。[5][71]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获胜后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杨士奇归顺成祖，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成祖将杨士奇等人引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数月后，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承直郎，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6][71][76]
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选拔杨士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作为辅助皇太子朱高炽的官僚，杨士奇自此与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三年后，杨士奇再升为左谕德，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成祖讲读经史的任务。由于成祖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擅长讲解《周易》的杨士奇得到了格外尊宠。[7]
杨士奇为官非常谨慎，回家时从不言公事，即使是至亲都不得听闻。他在明成祖前，举止恭慎，善于对答，谈事有灼见。他人有过失，杨士奇都为之开解。如永乐五年（1407年）冬，广东布政徐奇至京师进香时，曾携带了一些岭南土产，准备馈赠朝中大臣。结果被巡查的官员发现，同时还得到了他所要赠送的大臣的名单，并将名单呈给了明成祖。成祖看了名单后，发现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于是单独召见他，询问原因。杨士奇闻听后回答道：“徐奇当初从京都奉命奔赴广东上任时，大臣们纷纷将自己所作诗文赠送于他，为他饯行，所以今天他才用藤席作为回赠。而微臣当时正好有病，所以没有能够写任何东西赠送给他，否则的话，名单上也一定会有臣。另外，现在虽然群臣的名字都在名单上面，但大臣们是否会收下，尚未可知。况且礼物微薄，所以臣思量应当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听了杨士奇的回答，成祖的疑虑顿时消除了，并立即把名单交给了宦官，令其销毁，停止对此事的追究。[7][70]冯梦龙为此称赞杨士奇道：“此单一焚，而逻者丧气，省缙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69]
永乐六年（1408年），成祖北巡，命杨士奇与蹇义、黄淮一同留守辅佐太子监国。太子喜欢文学，赞赏王汝玉，让他以诗法进讲。杨士奇则称：“陛下应当留意学习《六经》，空暇时候则阅读两汉时期的诏令。诗歌乃雕虫小技，不足为学。”太子表示赞同。[8]
当初成祖起兵时，汉王朱高煦力战有功。成祖许诺成功后立其为太子。靖难之役结束后，却未实现诺言，招致朱高煦怨恨。成祖又怜悯年幼的赵王朱高燧，对他异常宠爱。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朱高炽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1411年），成祖回到南京，由于朱高煦的谗言，有意找寻太子的过失，召问杨士奇太子监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论证，还总结道：“太子天资高，有过错必知，然后必改。其存有爱人之心，绝对不会辜负陛下重托。”成祖听后大悦。[9][71]
永乐十一年（1413年）遇到日食，礼部尚书吕震请求不要罢免朝贺，礼部侍郎仪智则持相反观点。杨士奇则引用宋仁宗故事力劝，明成祖听后遂罢免。[10]次年（1414年），成祖北征，杨士奇仍留任辅佐太子监国，当时朱高煦开始不断谮言太子。当成祖北征归还后，太子迎驾迟缓，成祖在气急之下把大量黄淮等东宫僚属下狱问罪。杨士奇之后赶到，被免去罪责。之后，成祖召来太子质询此事，杨士奇顿首道：“太子仍然和以前一样孝敬。凡是这些迟迎的事情，都是臣等的罪过。”成祖听后稍微平缓。而其他重臣仍然不断上疏弹劾杨士奇不应当独宥，成祖遂将杨士奇投入锦衣卫诏狱，但很快就被释放。[11]
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返回京师，稍微听闻了汉王夺嫡的打算以及其他不轨行径，于是问蹇义询问这些事。蹇义没有回答，成祖又问杨士奇。杨士奇对答道：“臣与蹇义都是侍奉东宫的，其他外人不敢对我俩谈论汉王的事情。但是皇帝两次派遣其就藩，都不肯赴任。现在知道陛下要迁都，马上就请留守南京。这些请陛下仔细考察他的本意。”成祖听闻后默然不语，之后起身还宫。过了几天之后，成祖了解了所有事情，于是削汉王的两个护卫营，并安置其到乐安。[12]
永乐十五年（1417年），杨士奇升任翰林学士，仍兼旧职。永乐十七年（1419年），改为左春坊大学士，兼任翰林学士。永乐十八年（1420年），因为辅导太子有失职被连坐，又被投入锦衣狱中，十天后即被释放。[13]
主词条：仁宣之治
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成祖去世，皇太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仁宗即位后，当即擢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当时仁宗在内阁时，蹇义、夏原吉奏事未退，老远望见杨士奇，于是对两人说：“新上任的华盖殿大学士来了，必定有正直之言，我们不妨都听下。”杨士奇进言道：“皇上两日前刚下诏减免岁供，可惜薪司又征枣八十万斤，这与前诏相矛盾吧。”仁宗于是马上下令减免一半。[14]
当时成祖刚驾崩，仁宗按照惯例，服制二十七日，随后吕震便上疏请仁宗改穿吉服。杨士奇称不可，吕震随即高声厉叱杨士奇，蹇义见此，兼顾两人观点进言。次日，朱高炽仍然戴素冠穿麻衣上朝，而廷臣中只有杨士奇与英国公张辅仍然服制如初。罢朝后，仁宗对身边亲随说说：“先帝梓宫仍然在停柩，我又怎能忍心易服，杨士奇所做的是对的。”之后，晋升杨士奇为少保，与杨荣、金幼孜共同被赐予“绳愆纠缪”银章。旋即加官少傅。[15]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1]
籓司守令进朝，尚书李庆建议发军伍余马给有关部门，然后每年课征马驹。杨士奇反对道：“朝廷选拔贤能授官，却用来牧马，这是重视牲畜而轻视士族，怎么能够示于后人？”仁宗则批准李庆建议，当时朝廷寂然。杨士奇再次上言力劝，仍不批准。随后，仁宗驾临思善门，召见杨士奇说：“朕怎么会真这样做呢？只是听闻吕震、李庆等人不喜欢你，朕担心你被孤立会被他们中伤，所以不欲因为你的话而罢此事。如今朕找到方法了。”于是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称“养马不便”的上疏，命其草敕执行。杨士奇顿首称谢。[16]仁宗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71]
一次，群臣正在朝上商议元旦事宜，吕震请求用乐，杨士奇与黄淮上疏劝阻，仁宗不听劝阻。后杨士奇再次上奏，在庭中等至晚上十点，仁宗最后同意。一天以后，仁宗召对杨士奇道：“吕震每次误我，如果不是你等人的进言，我早追悔莫及了。”于是下命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同食三份俸禄（内阁、翰林院、兵部）。杨士奇则辞去兵部尚书的俸禄。[17]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试图将仁宗变成一位开明有为的君主。[71]仁宗还在作为太子监国之时，厌恶御史舒仲成，等到即位后便想要将他治罪。杨士奇说：“陛下即位后，曾下诏忤旨的人都得免罪。如果要治舒仲成的罪，则当时的诏书则无信，众多大臣会因此恐惧。皇上为何不能效仿汉景帝对待卫绾呢？”仁宗于是打消此念头。当时有人称大理寺寺卿虞谦言事不密，仁宗大怒，降其一级。杨士奇为虞谦鸣白，使虞谦得以恢复官秩。之后，大理寺少卿弋谦因言得罪。杨士奇称：“弋谦是应诏而陈言。如果要加其罪行，恐怕群臣自此都不再说话了。”仁宗因此立即晋升弋谦为都察院副都御史，且下敕引过自咎。[18]
仁宗即位不久，大臣上书歌颂太平盛世，仁宗把其示与各位大臣，群臣皆以为然。唯独杨士奇称：“陛下虽然泽被天下，但是靖难所牵连的流徙尚未归乡，战争所导致的疮痍尚未恢复，百姓仍然为温饱担忧。应当继续休养生息数年，太平盛世才可期至。”仁宗表示赞同，并称：“朕对你们至诚，是希望匡正辅佐、纠正错误。但只有杨士奇曾经五次上书，你们等人均无一言。果真朝廷政事毫无错误？天下太平了么？”群臣听后惭愧道歉。[19]同年四月，仁宗赐杨士奇玺书，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以表彰其贤德忠贞。此后，杨士奇参与编修《明太宗实录》，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一同充任总裁官。[20]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仁宗病重，召杨士奇与蹇义、黄淮、杨荣到思善门，命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到南京。[21]同月，仁宗去世，朱瞻基即位，即明宣宗。宣宗登基后，杨士奇担任总裁，负责修撰《明仁宗实录》。[22]
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宣宗亲征平叛。叛乱平息后，宣宗在回朝途中抵达献县单家桥时，户部侍郎陈山迎谒，并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逮捕赵王朱高燧。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杨士奇称：“事情应当如实，怎么可以欺骗天地鬼神么？”杨荣厉声喊道：“你是要阻挡大计！现在逆党都称赵王相谋为实，怎么说没有理由？”杨士奇说：“太宗（指成祖）有三个儿子，当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赦免，但无罪的应当厚待，怀疑的话则防范，使其没有预谋而已。何必动辄加兵相战，伤皇祖的在天之意呢？”当时只有杨溥赞同杨士奇的看法。于是杨荣率先入谏，杨士奇随后，宣宗命皇宫侍卫阻止二人入宫，自己召见蹇义、夏原吉询问建议。蹇义、夏原吉均赞同杨士奇看法，宣宗便没有加罪于赵王，直接回京。抵达京师后，宣宗召见杨士奇，并问其：“现在很多人都在上奏赵王事，怎么办？”他回答道：“赵王是您最亲的亲人，陛下应当保全他，不要被群臣言论所迷惑。”宣宗称：“我想把群臣的奏折都拿给赵王看，另其自己处理如何？”他对答道：“甚好，如果能够赐一玺书更好。”于是朝廷发送玺书奏折给赵王。赵王看后大喜，哭着说：“吾生矣。”随即上书表示感谢，且献出护卫部队，言论从此停息。一次皇室内部的残杀得以避免[76]。宣宗从此待赵王日益亲切而轻待陈山，此外还对杨士奇说：“赵王之所以得以保全，都是您的功劳啊。”并赐金币给他。[23]
自明成祖攻占交阯（现越南）并设置交阯布政使司后，该地区屡次叛变。明朝屡次发兵征讨均战败。交阯黎利派人伪请立陈氏后人。宣宗也厌恶兵战，预备答应其请求。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蹇义等大臣以下数人都称：“赐其无名，反而只会示弱于天下。”[24]宣宗于是召见杨士奇、杨荣商议，两人力言称：“陛下体恤百姓，不是无名之举；汉朝放弃珠崖郡，史书都以此为美谈，不是示弱。请许其方便。”于是宣宗下令命选择使者出使交阯，蹇义推荐善于口辩的伏伯安。杨士奇则表示：“善于言辞的人不忠信，虽然交阯是蛮貊之邦也不可派遣。伏伯安是小人，去的话只会辱国。”宣宗赞同其言，改派他人。最后几经周折，宣宗勉强授予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明朝停止了对交阯的军事行动。[25][71]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奉皇太后谒陵，召见张辅、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群臣在行殿中朝见张太后，太后慰劳众臣。宣宗又对杨士奇说：“太后对我说，先帝当时在青宫，只有您敢于直言不忌，先帝能够听从，所以诸事得以不败。她又叮嘱我应当接受直言。”杨士奇对曰：“这是皇太后的盛德之言，希望陛下能够记住它。”[26]
当时杨士奇已老有疾，上朝均迟，无法论奏。宣宗曾微服私访，某夜访问杨士奇家。杨士奇仓猝迎接，并顿首道：“陛下怎么能以社稷宗庙之身而自轻？”宣宗答道：“我只想和您商量事情，所以来拜访。”几日后，宫中捉获两盗且有异谋。宣宗于是召见士奇，并称“今而后知卿之爱朕也。”[27]
当时明朝屡遭水旱灾害，宣宗召见杨士奇讨论下诏宽恤免灾租税等事。杨士奇于是请奏免除百姓所欠的薪鱼钱、减官田租赋、免除粮税、清理冤假积案、裁汰工役等建议，使百姓获益。过了两年后，宣宗对杨士奇说：“体恤百姓的诏书已经下很久了，现在还有什么要体恤的呢？”他则称：“此前下诏减官田租，但户部仍然征收如旧。”宣宗不悦称：“那现在必须执行，不遵守者依法处理。”他还请求招抚逃民，严惩贪污官吏，提举有文学、武勇才能的人，命曾经被判极刑的犯人子孙也有从官资格。此外，他还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自举荐人才（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即此时被举荐）。这些建议均得到宣宗批准。[28]
当时，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内阁廷臣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宣宗还模仿古代君臣豫游，每到年初，均赐百官十日假期。到西苑万岁山郊游时，诸位学士均跟从，进行赋诗赓和，宣宗同时询问民间疾苦。朝议中的论奏，宣宗均虚心倾听采纳。此外，朝廷上阁臣相处融洽、风气为正。宣宗即位时，内阁臣七人中陈山、张瑛被改为其他职位，黄淮以疾致仕，内阁中只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杨荣为人果毅敢为，且屡次跟随成祖北征，熟知边疆将领与敌情事务，但颇爱接受馈遗，当时边将每年都送良马与杨荣。宣宗知道后，问杨士奇。他则称：“杨荣通晓边疆事务，我等人不及，陛下不宜以此小错而介意。”宣宗笑道：“杨荣曾经揭你和夏原吉的短，你为何还替他说好话？”他对答道：“希望陛下能够像容我一样容杨荣。”明宣宗于是同意。此后，话语传到杨荣，杨荣则以此愧对杨士奇，于是两人相处甚欢。宣宗也因此对杨士奇更亲厚，前后赐给他的珍果、牢醴、金绮衣、币、书器多不胜数。[29]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即位，年仅九岁，朝政均由张太皇太后负责。张太后命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三杨”咨议后，再进行裁决。三人当时亦很自信，杨士奇首推训练士卒坚守边疆，并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遣文武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并罢免侦事校尉。又请求减免租税，并慎刑牢狱，此外严格官员考核机制。这些均得到张太后的批准并执行。正统初年，朝政清明，杨士奇等人功不可没。[30]
正统时期，受宠于英宗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逐渐干预外廷政事，并诱导英宗对大臣滥加刑罚。靖江王朱佐敬曾偷偷赠杨荣黄金，杨荣当初正在省墓，不知此事。王振欲弹劾杨荣，此时杨士奇出面力解，才将其阻止。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去世，杨士奇、杨溥日益孤立。次年，英宗大兴兵马征讨麓川。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去世，王振势力越大并作威作福，百官若有不满均被逮捕。廷臣中人人自危，杨士奇也无法制止。[31]
此时，杨士奇之子杨稷为人傲横，曾经因施暴杀人。之后，各位御史相继弹劾杨稷，朝廷商议不予加法，但把罪状告知杨士奇。随后有人再次告发杨稷横虐的数十件事情，杨士奇只能以老疾告辞。英宗恐怕伤害杨士奇，下诏安慰。杨士奇感恩哭泣，不久忧虑不起。[32]
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引导英宗北征，结果在土木堡陷入包围，遭遇惨败（参见词条土木之变）。时人因而怀念“三杨”，认为如果他们还在，不会发生这样的结局。但也有人争相揭露三杨的短处，认为正是他们违心执行中旨，才导致了王振的权势膨胀进而为祸国家。[72]
明成祖立朱高炽（明仁宗）为太子后，杨士奇负责东宫大小事宜，尽心辅佐太子。然而朱高炽体弱多病，汉王朱高煦常随成祖出征，屡立战功，故成祖“以（靖难）事成立（朱高煦）为太子”相抚慰。朱高煦由于迟迟未能如愿，故联合赵王朱高燧离间朱高炽与成祖的关系，每当成祖有所触动时，幸赖杨士奇从中调和，才使朱高炽得以保全太子之位。由于杨士奇等东宫僚属的认真辅佐，得以击败政敌对其储君之位的威胁，顺利继承皇位。[76]
明仁宗即位后，杨士奇以内阁辅臣身份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后，他又成为内阁首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在短暂的仁宗朝，杨士奇利用自己与仁宗极为融洽的师生关系，多次建言，努力使仁宗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71]
仁宗去世后，杨士奇成为首席顾命大臣。他与杨荣、杨溥等同心辅政，并称“三杨”；又以居地、郡望，时人称之“西杨”。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为官举止恭谨，擅长应对，建言朝政，常一语中的。[34][41]在宣宗一朝，“三杨”留任内阁，定期觐见宣宗，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宣宗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宣宗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除在交阯问题上力主撤兵外，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斡奉宣宗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腐败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发。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71]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宣宗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71]杨士奇在内阁期间，经其举荐步入仕途者不胜枚举，如陈勉、顾佐、王翱、于谦等，他们均对改良朝廷阙政发挥过积极作用。可以说，仁宣之治局面的形成，杨士奇功不可没。[76]
但杨士奇荐士也有专擅之名，打压政敌不遗余力。晚年放任其子杨稷横虐乡里，侵暴杀人；宦官王振擅权，他也不能匡救，招致舆论非议。[34][41]
杨士奇、杨荣、杨溥同为“台阁体”诗歌的代表人物，在三人中，以杨士奇名声最著，影响最大。他以阁臣之尊的地位，主盟文坛，他的诗歌内容雍容华贵，艺术手法平易质朴。其诗歌创作之观念，集中代表了“台阔体”诗歌的最高成就，影响了一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以下根据相关研究，分别介绍其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77]
- 诗歌内容
在杨士奇的诗歌中，以颂世作品最引人注目，也最能体现他对雍容典雅的盛唐诗歌风格的追摹和载道用世的济世之心。在众多颂圣诗歌中，他屡屡提到了人生思想的中心理念：“仁”。对“仁”的礼赞，成为其诗歌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杨士奇对于以“仁”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理学旨要的奉守和宣传并没有止于理政治国诗，还写作了大量富涵理学气息的诗歌，但在这些诗歌中却没有理学的腐朽气，而是体现了他对于“理”的领悟和践履。杨士奇论道主于修齐治平，述理而不拘泥理，这样一来使得其理学思想中具有了开明灵活的一面。此类作品以《自题小像寄乡里亲故》《陈烈妇诗》为代表。[77]
公务诗是杨士奇诗歌中的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君臣相得，使得杨士奇心中饱含着对明朝的无限忠诚，在诗中展现自己的一片忧劳之心、为国之志，如《重过济宁》《早至仪真》《早发李家桥》《早过良乡》《早发安家堡》《早渡清流关》《晚过扬州》《夜过徐州》等诗。[77]
杨士奇的送别诗则延续“台阁体”固定的写作结构模式，于起处渲染送别时的节气景色，中间则写作者对于出外为官或教授的同仁的称赞、劝勉和鼓励，结尾继而抒发将要别离的哀婉心情，而诗歌的主旨即是居于中间的一段劝勉之词。如《送曾仲休训导赴新溢》诗于惜别时的景致中开启，晴云明丽，山水辉映，而与这光鲜的景物所辉映的是友人高洁的品行，也正是由于这种光辉的人格魅力才使得他获得亲信、荣任学官。在赞扬之余，杨士奇更勉力同僚为圣朝大力宣扬儒学，在一方躬为表率，引导风气。他还试图借助这类诗歌，将其施仁于民、爱恤百姓的政治观念推广开来，并透过诗歌，与同僚们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使得这种观念深入进从上到下的的各级官员心中，或予褒奖阐扬，或劝勉期待，从而形成上下同心、力效圣朝的领导风尚，使得官员自主地将为官业绩、人生价值与对国家事业的忠心紧密联系在一起。[77]
在大量心忧报国、言志载道的作品之外，杨士奇亦有不少追求天趣自然富于山林之想的诗作。如在《竹间诗为李伯葵奇赋》中，他表达了对简朴自然的幽居生活的留恋和向往，对那份内心宁静的渴求。而在写景怀人之作《墨潭秋月》中，杨士奇的诗笔清淡素雅，在写景时兼有怀人之感，使暗调的景色与凄婉的感情融为一体，实现了情景交融。[77]
- 艺术特色
（一）一种平和，两样风格
杨士奇的颂世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莫过于真实展现其作为台阁重臣这一重要社会角色的生命流程，是其真实情感的呈现。不同于后世一贯的对台阁文风“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批评，杨士奇作为明初的文人，写作出称颂盛世的诗歌，并不完全是出于粉饰，而是一位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臣子在经历政治风雨后发自内心的一种体悟。即使是那些应制的颂圣诗歌，如《赐游西苑伺诸学子作》，也决不做过分的张扬，而是饱含着真挚的感情，敢于在公众场合公开对自我进行严肃的批判。[77]
在杨士奇诸多颂圣诗歌中诗情是平和从容的，但一旦接触到民生之根本，杨士奇的感情就陡然变得激烈而热情，如“射杀猛虎安民计，赦免囚徒显仁政”。从中可以看出他“忧民之忧”“忧以天下”的政治品格。杨士奇的颂世之诗下笔平和，却依然能显露出诗歌雍容典雅的气度，关键在于他抓住了景物的特色，通过寥寥数笔描绘，使之呼之欲出，并选择开阔的意境相辅。因此虽无奢华的描写，却在平淡之间尽显从容之美。
在不同风格的诗歌中，杨士奇诗歌“平和清淡”的特点显示出不同的艺术特色。颂世诗中的冲淡，诗人选择着色温暖、气宇激昂的词语，通过广阔的诗歌内蕴，饱含他对国家、民族的热情，做到雍容却不奢华，醇朴而又典雅。而在闲适诗歌的平和，如组诗《姚山给事求山居了六景》，无论是选景还是造语，都简省干净，意在营造清幽雅致的境界，来烘托内心向往宁谧的思想感情。
（二）属意白描，情景交融
情感的真挚性，使得杨士奇的理学诗、政务诗、公务诗都盈满了充沛的感情，并不需着意在语言文字上做打磨，只是寥寥几笔，却能形神具备，这使得白描手法成为杨士奇诗歌主要的艺术手法。这使得他的词语虽朴素无华，却意蕴隽永。例如在公务诗中，他巧妙运用白描手法，对外出的行程做出简单的描述：“上马还西风，风寒夜正中。众星斜转北，一水背驰东。”使得杨士奇匆忙的行程被完整勾勒出来。而在《发淮安》中，杨士奇于诗歌的前后两句由景及人，由静至动，构思奇特，语气轻快，使得诗歌动感强烈。在白描手法的同时，作者还注重结合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使水乡的宁谧景色与人物的内心感情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77]
白描手法在杨士奇诗歌中是常用的，如在《江上早行》《寻麻林早发》《三十六湾》等作品中，他于诗歌点染之间，清新自现，质朴精练，自然流畅，又诗意深远，白描手法丰富了景物描写的内涵，诗句虽浅显明了，却能生动、细致传达出景物的情致，使得诗歌韵味独然，境界全出，又将诗人内心的情愫暗蕴其中，获得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77]
周叙：“永乐、宣德间，尝仰望少师东里先生，然迹其举措，究其底里，士大夫公论不容掩也。窃思三杨辅政之初，一几也，不深思熟虑，身任其责，唯阳敏阴施，掩人耳目。虽日自保，其实误国，故致今岁七月之祸。”[58]
尹直：“洪熙初，始升孤卿，皆潜邸旧人，而三杨同官最久。当是之时，干戈甫定，宗室未蕃，军职尚少，经费无几，国用有馀，民间人稀地广，法网未密，财利无制。宣庙英武，乾刚独断，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号为太平，三杨之名所由以著。……以此振权益专，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机发、思仁发兄弟雠杀，遽有麓川之征。遣将出师，疲耗中国，滥费爵赏所争荒夷之地，竟何益于国家？乃至九溪苗僚乘势不靖，兵连祸结，延至叶宗流（叶宗留）、邓茂七、黄萧养辈相扇而起，极于土木之大变，此皆三杨失柄于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杨之文学，东杨之政事，南杨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论今之贤相，必曰三杨，三杨盖所善者多也。……然当其时，南交叛违，轩龙易位，敕使旁午，频泛西洋，曾无一语；权归常侍，远征麓川，兵连祸结，极于土木之大变，谁实启之？春秋责备贤者，其能逭哉？”[47]
廖道南：
- 肇启文渊，首拔文贞。和调鼎鼐，润色丝纶。羽翼储皇，煦媪宗亲。殄谗以信，刬伪以真。夷吾在齐，语称其仁。玄成在唐，史着厥征。彼君子兮，不失令名。[44]
- 予观国史，谓溥与士奇、荣相继入相，时称三杨。士奇有相业，荣有相才，溥有相度。虽儿童妇女，咸知其名。[44]
唐枢：
- 少师谥文贞，为本朝文贤，独步立朝。务大体，蕴藉从容，事无不举，而卒不失其正，汪如也，不可以偏长目。凡以名节、政事、文学闻于世者，举不越公度内，其宠遇亦无过之。[81]
- 论本朝人物，至三杨、黄、夏诸君子，辄举手加额，见名臣像不能不敛容，有而信决，善恶之机挺乎自树，岂不伟耶？[81]
- 自正统前，三杨硕贤，继世迪德，海内晏安，人相忘于治平之间。[81]
徐咸：“祖宗时，中外大臣亦多久任，如蹇忠定在吏部三十余年，夏忠靖在户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礼部三十二年，三杨在阁下俱三四十年，黄忠宣镇交趾二十年，周文襄巡抚南圻二十二年，于肃愍巡抚河南、山西一十八年，王忠肃巡抚辽东十余年，在吏部十六年。委任既专，声望益重，此所以得行其志也。”[53]
王世贞：
- 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79]
- 长陵寄台阁，所拔凡七臣。文贞一王官，超等肺腑亲。青宫借羽翼，监国日咨询。遂令寰宇间，雅归储皇仁。师保历三朝，夙夜奉一人。间饰文雅观，未漓造化淳。末路厄权珰，有志时屈伸。终然保清白，易名畴与伦。[80]
- （杨士奇诗）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71]
项笃寿：
- 当是时，称西杨文学，东杨政事。[46]
何乔远：
- 士奇为人秉谦执虚，薄利笃义。历事四朝，四十余年，论事持大体不苟，荐进人才，博询广访，先德后能，无所私庇。大政大疑，众论纷纭。徐出一言，莫不快惬。英宗初，张太后同上听政，士奇与杨荣、杨溥并见委任。休养生民，严核百司，公卿藩臬，号称得人。论者谓其才量俱优，王、魏之俦也。王振窃权，杨荣已殁，士奇与溥默默无所明，君子以为难。[54]
- 明兴二百余年，三杨、胡、解、蹇、夏之劳，能烂然于纪载矣，君子犹有不死其君之讥。浮沉居位，又有不免訾者。[54]
查继佐：“相传文贞溺爱稷，同乡曹九鼎（曹鼐）以典史入试礼部，称稷循谨无过，文贞喜，延试为预露题意于九鼎，九鼎得为状元。事即出野乘，而西杨养不率子，致吉安口号有‘害民杨稷’云云，预制祭文祷祈之，亦可谓为国而忘其家者矣。至谓文贞因子故颇善珰振，遂以丝纶薄付之；又谓文贞婿客京师，将归，有知府赃败幽狱，走赂其婿，文贞不得已，当问理时，遣人饭知府狱，法官闻之，为停讯，卒脱还职。嗟乎！势之所积，不言而喻如此。若夫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门，而指攻己者为轻薄，锢其终身，则物论久已不平之矣。”[67]
- 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82]
- 初，正统初，士奇言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士奇殁未几，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难，识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云。[34]
汪有典：“呜呼！祸所从来，谁职其咎哉？方英宗即位之初，才九龄耳。王振不法，积非一日，三杨受顾命、辅幼主，防微杜渐，清君侧，奸事无有重于此者。帝既冲幼，仿韩魏公（韩琦）窜任守忠故事，必无中阻旁挠之患，势无有易于此者。又况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赐振死，乘此直陈其罪而捽而戮之，机更无有捷于此者，胡乃乞命养此大憝？当机立断，非所谓模稜者耶！遂使移碑毁祖宗之制，专政操生杀之权，箝制台谏，焚炙忠良。土木之变，几危社稷，谁秉国钧？谁生厉陛？世多称三杨相业，为明之冠‘’，予特以为心薰禄位、志怵祸机，去鄙夫一间耳！虽有补苴，何足数哉？”[60]
陆以湉：“师古事必师古，然亦何可泥哉！齐泰、黄子澄援汉削藩之议，而燕师以起。杨士奇、杨荣引弃珠崖之说，允安南黎利立陈氏为后，遂致弃地殃民。马中锡效龚遂化渤海盗事，抚令流贼解散，卒无功致谤，下狱死。漫言法古，而不审时度势以图之，鲜有不败者也。”[61]
蔡东藩：
- 宣宗固不善筹边，而张辅、蹇义、夏原吉、三杨诸人，要亦不能辞其咎也。若夫废后之议，更属不经。后无可废之罪，乃堕狡谋而乖恩义，失德孰甚。士奇再三谏阻，卒不能格正君心，徒以劝让一策，曲为补苴，实则一掩耳盗铃耳。[83]
- 误国由来是贼臣，权阉构祸更逾伦。三杨甘作寒蝉侣，莫谓明廷尚有人。[83]
钱基博：“太祖之世，运当开国，多峭健雄博之文。成祖而后，太平日久，为台阁凝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矜才气；而泰和杨士奇名寓（以字行）、建安杨荣字勉仁、石首杨溥字弘济并世当国，历相仁宗、宣宗、英宗三朝，黼黻承平；中外翕然称三杨。推士奇文章特优，一时制诰碑版，出其手者为多。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平正纡余，时论称其仿佛。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所谓台阁体是也。……杨荣与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63]
宣德年间，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同在内阁，号称“三杨”。世人以他们的住宅位置以作区别，杨士奇称“西杨”，杨荣称“东杨”，杨溥称“南杨”。[39]
泰和人刘伯川善于观人。杨士奇时年十四五岁，与陈孟洁前往拜访他。刘伯川以两人皆故人之子，于是会见了他们，大家相处融洽。这天雨雪停止，天空放晴，大家喝酒喝的正香的时候，刘伯川命两人赋诗言志。陈孟洁赋诗：“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杨士奇赋诗：“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刘伯川对陈孟洁笑着说：“十年勤苦，只博红楼一看邪！子当不失风流进士。”又对杨士奇笑着说：“虽寒上当耐，子当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见也。”刘伯川去世后，陈孟洁考中进士，为翰林庶吉士，而杨士奇官至少师。皆如刘伯川所言。[39]
起初，曾有谶言云：“龙洲过县前，泰和出状元。”陈循家住于泰和东城，先后考中乡试第一、会试第二、廷试第一，考中状元。杨士奇当时任谕德，在南京，寄二绝句给自己这位同乡，其一云：“龙洲过县千年谶，黄甲初登第一名。从此累累题榜首，东城迎喜过西城。”六年后，泰和城西人曾鹤龄考中状元。又过了十八年，真定人曹鼐曾任泰和典史，也考中状元。[39]
杨士奇、杨荣、杨溥立朝时，有一妓名叫齐雅秀，非常聪明。一日，三杨命她陪酒，众人问：“你能让三位阁老笑吗？”齐雅秀对答：“我一进去，便令三人大笑。”齐雅秀进见，三杨问为何迟到，齐雅秀对答：“看书。”三杨问：“何书？”齐雅秀对答：“《烈女传》。”三人大笑说：“母狗无礼。”齐雅秀回答说：“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时京中大传其妙。[39][84]
正统二年（1437年）三月初一，时值阁臣的休沐期，杨士奇与同僚杨荣、王直、杨溥、王英、钱习礼、周述、李时勉、陈循等八人以及画家谢环雅集于杨荣在京师城东的府邸——杏园。谢环描绘了诸人聚会之情景，创作了《杏园雅集图》卷，卷后有杨荣与众人的题记和序文。[42]
杨士奇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正统六年（1441年），与马愉、曹鼐等人编成《文渊阁书目》。旧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定为4卷）。著录图书7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78]
据传其存世画作有《山水》一幅（题识为“永乐甲辰仲夏 庐陵杨士奇”）。[68]
清朝官修《明史·诚孝张皇后传》记载了所谓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其内容大致为：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重，召杨士奇、杨溥入宫，命宦官询问国家还有什么大事没有办。杨士奇提出了三件事：其一，建庶人（建文帝朱允炆）虽死，但应当编修实录。其二，太宗（指明成祖）曾下诏凡收藏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这条禁令应当解除。第三件事还未来得及上奏，张太后就已经崩逝。[74]关于这个故事的记载，最早出现在祝允明所作《野记》中。在整体内容上，《野记》较《明史》更为详实；具体来看，《野记》说“召三杨”，《明史》则是“召士奇、溥”；《野记》没有记载第二事的具体内容，《明史》变成第三事“未及奏上”；《明史》没有《野记》中对张太后“颔之”“首肯”等表态的描写。此外，问对发生的场合与方式，从张太后榻前对话，改成召大臣入宫、命中官问事。[73]
在明清时期的一些史家看来，“杨士奇举三事”疑点重重，多有对之提出驳难者。如陈建《皇明通纪》基于杨士奇辅政时间与提议时机，较早提出了质疑：“窃疑文贞（杨士奇）累朝元老，自洪熙来即得君行志，言听计从。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祖时言之？何不于正统初年言之？直待太后临崩，而（自）己亦耄期倦瘁，乃言之乎？枝山（祝允明）此记，当出于传闻。”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指出：“张太后遗诏今存，未闻有此三事也，即有之，何以实录遗而不修？《孝孺集》至成化时始出。”张朝瑞《忠节录》亦对故事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其说被《四库全书总目》采纳。现代学者研究认为，这一故事的产生，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恰逢天顺时期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到明代中后期，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由此得以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清代官修正史《明史》，并被修补弥缝了故事中的破绽，不断流传。[73]
主词条：杨士奇墓
杨士奇墓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城澄江镇杏岭村北山坡上，坐西向东，墓园占地约7.5亩。砖石结构墓室，墓前两边立有石俑、石马、石羊、石狮、石旗杆。石像前原立有牌坊，中匾“与国咸休”四字为明仁宗敕赐。坊前立有华表，华表左侧建有高一丈六尺的碑亭，碑刻明英宗御祭文。旁有守墓房。墓后“望碑”正面楷书：“呜呼！太师杨文贞之墓”，背面刻着杨士奇的生平简介。[65]
王直《杨文贞公传》[50]
陈赏《东里先生小传》[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