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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1]“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2-3]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4]
对《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3][5-6]
目录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凝影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杠旬驼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榜判道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归迁纸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厦枣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档喇榜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
《楚辞》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才套渗应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2]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删陵主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即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的滋养。《楚辞》也是中国第一部有作者的诗集。由屈原及后学所作,至汉代刘向编辑成书。屈原正直,忠贞不屈,不为故俗所囿的品格都使他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典范。
刘向辑录的《楚辞》只有16卷,16篇;但传世通行本《楚辞》多是17卷,17篇,这是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而来,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
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原书早已毋见,至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通常被认为较保持原貌,因此,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
编目数量 |
详细题目 |
作者 |
作品著作归属之歧说备注(仅列部分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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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1篇) |
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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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11篇) |
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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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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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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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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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大司命》与《少司命》应合为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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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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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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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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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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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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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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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1篇) |
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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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9篇) |
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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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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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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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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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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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洪兴祖断伪作[12],《中国诗史》疑伪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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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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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洪兴祖断伪作[12]闻一多《论九章》,认为伪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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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
洪兴祖断伪作[12]《中国诗史》认为是“伪作嫌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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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游(1篇) |
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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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居(1篇) |
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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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父(1篇) |
屈原 |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14]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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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辩(1篇) |
宋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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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1篇) |
一说宋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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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招(1篇) |
一说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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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誓(1篇) |
一说贾谊 |
王逸注作者“疑,不能明”;一说贾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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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隐士(1篇) |
淮南小山 |
王逸注作者淮南小山,《文选》认为屈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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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谏(7篇) |
一说东方朔 |
王逸注《七谏》作者东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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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东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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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东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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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东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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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悲 |
一说东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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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东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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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东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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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时命(1篇) |
严忌 |
即庄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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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怀(9篇) |
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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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 |
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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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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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世 |
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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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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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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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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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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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昭 |
一说王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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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叹(9篇) |
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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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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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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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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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贤 |
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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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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愍命 |
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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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古 |
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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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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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思(1篇) |
九思 |
王逸 |
洪兴祖《楚辞补注》“恐其(王逸)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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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据《辞海》[3][19][22-27]及《楚辞章句疏证》[28]国学网,一些参考附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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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几乎每篇作品归属权都曾有歧说,表中仅列部分有代表性观点。 |
刘向的《楚辞》是“楚辞”的结集,这一点并无疑义;“楚辞”作为战国时期在楚地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也是公认的;则楚辞自然是先于《楚辞》存在。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这是楚辞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大意约为朱买臣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注:汤炳正曾据此实物,更加有力的批驳胡适等“屈原是传说”论,并形成确凿定案)。屈原之后的“楚辞”情况,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29],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两则记载同样说明,秦灭六国,火焚书,但“楚辞”终究还是流传下来。[4]
汉初,开始有了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30]大意简述了“楚辞”的由来;显示出高层对“楚辞”的推崇,甚至严助(注:即庄助,避汉明帝讳,其子庄忌,一说为《楚辞》“哀时命”作者)、朱买臣因之“显贵于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31]淮南王刘安甚至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除了班固《离骚叙》所引几句,余皆失传,不知其详。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成帝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搜寻辑录天下遗书,《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32]大意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开始奉命搜寻天下遗书。这自然也包括搜集“楚辞”作品。
《汉书·地理志》所透露出来的汉初两个群体刘濞、刘安因“谋乱”,次第灭亡,时间远早于刘向的领衔集书。刘向集书性质属于最高权力的官方征集,应该有来自前两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辞”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体数量及内容则无考。刘向《楚辞》的具体结集时间,也未有明确记载,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据出具体辑录成书时间,但普遍未获认可。
按刘向受命搜书时间公元前26年,刘向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年[27]。则可以推出最早辑录“楚辞”的刘向《楚辞》,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这20年之间——这是较为稳妥的说法。这期间,刘向将宫中堆积如山的图籍典册以及各地献上的遗书分别校雠缮写。每一部书整理完毕,刘向便写出《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楚辞”的整理、结集工作也就在这期间得以完成。[4][21]
由于刘向《楚辞》早佚,并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是16卷16篇,据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辞章句》正文在《大招》处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则26篇[28]),“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即是说,刘向《楚辞》一开始只有十六篇。[4][21][27]现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补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3]
关于成书过程,历来说法众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炳正的蠡测。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依据《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在其著作《屈赋新探》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只有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34]。第二个阶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础上增加《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增纂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35]。第三个阶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础上增加《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四篇,凡十三卷。增辑的时间,当西汉元、成之世。增辑者即为刘向[36]。第四个阶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础上增益《哀时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辑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增辑者不是一人一时,而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辑起来的,增辑者已不可考[37]。第五个阶段,“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辞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叙及注文,乃后人所为”[38]。
汤炳正的结论,曾获不少学者支持,并一段时间内屡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论基础仅仅是五代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有孤证之嫌,而即使是《楚辞释文》的目录,也并非绝对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种猜测。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辞海》皆只言“刘向乃编辑成集,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3]
《楚辞》的版本系统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使其从辑录之前到流传过程,几乎每一个环节、细节都产生或曾经产生不同的歧说——在“五四”前后疑古思潮泛滥情况下,甚至连屈原的存在与否,也曾引起争议,亦有全盘否认《楚辞》有先秦作品的。
刘向《楚辞》的原貌早已不见,但约100多年后成书的王逸《楚辞章句》,一直公认是首部完整注疏《楚辞》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刘向、扬雄作的《天问》注解,东汉的班固、贾逵作的《离骚章句》,都只是“楚辞”或《楚辞》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后人几乎仅能凭借王逸《楚辞章句》为主,了解刘向的《楚辞》。[21]
王逸《楚辞章句》上承刘向《楚辞》,但它原版早亡,现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1571年(明隆庆五年辛未)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校勘本;等。此外,继承王逸《楚辞章句》最受重视的版本是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然而,按王逸《楚辞章句》“自序”,刘向的《楚辞》应为十六卷,而现见版本的《楚辞章句》,却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怀疑其作真伪者。王兴祖《楚辞补注》则认为只是后人加入,“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1]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的,本旨是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故取名“补注”,是公认较为全面保留《楚辞章句》、乃至上接刘向《楚辞》的著作。在《楚辞》早佚,《楚辞章句》原貌不见得情况下,《楚辞补注》遂成为最主要的追溯《楚辞》的版本。该书同样十七卷,在承袭《楚辞章句》内容上,作进一步《楚辞》的补注及阐发等,客观上也留住了已经失传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时代的遗说。[10]
《楚辞补注》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复刻宋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中汲古阁重刊宋本,北京图书馆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阴轩丛书》仿汲古阁本,等。[10]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楚辞》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读本、文献资料。[39]
《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
《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
《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
《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书分为5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各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
《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
《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
《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
《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考证精当。
1979年,楚辞学泰斗姜亮夫接受国家教育部的指示,为挑选出来的全国重点大学讲师(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员进行专门的楚辞学开班培训。姜亮夫特为进修班开出必备的14部楚辞文献。[8]这14部专业文献分别是:
王逸的《楚辞章句》(夹附在洪兴祖《楚辞补注》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王闿运的《楚辞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朱骏声的《离骚补注》;龚景瀚的《离骚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骚指掌》;马其昶的《屈赋微》。[41]
此外,还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辞书目五种》,他特别指出,这14部是一些派别、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货色”,“而第一流的货色奇缺”。[41]
(注:必备文献目及简介,见下图“姜亮夫推荐文献1-3”,百科编辑者制图参考自[41])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42]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42-43]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42]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44]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42]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42]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上讲,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上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最典丽优雅的榜样。[42]
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刘熙载《艺概》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45]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42][46]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42][46]
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如它结构抒发胸臆,辞章安排与散文通;如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论说也可质疑,与散文相接等。因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次,它开创的写法如问对及谋篇构思的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渔父》都是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后世类似文章连绵不绝,因此《文选》专门设“对问”、“设论”这类文体,《文心雕龙》也归入杂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柳宗元的《愚溪对》无不从这种思路来。孙综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评“屈子泽畔行吟,柳州愚溪对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骚体句入散文。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42]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楚辞》对戏剧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戏剧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娱神的歌舞乐章,就其文学的意义说则是先秦一部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直言为戏曲“萌芽”:“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48]另一个方面,是《楚辞》中人物在戏剧的表现。其中,仅屈原的事迹,据马晓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历代的杂剧、传奇等有近二十种(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吴弘道、徐应乾、袁晋、汪柱、顾彩、丁澎、李东琪等,郑瑜《汨沙江》(杂剧)、尤侗《读离骚》(杂剧)、周乐清《纫兰佩》(杂剧)、张坚《怀沙记》(传奇)、胡盍朋《汨罗沙》(传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辞》故事更是大量剧增,可说《楚辞》已融入戏剧文化中。[42]
相对而言,《楚辞》与小说关系较疏,只是一种文学的交融与渗透。《楚辞》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想象空间的拓展,如《九歌》对神的思恋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恋的启发,如《离骚》《远游》的腾云驾雾之于后世神怪小说的参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说的借鉴作用,等。其二、题材故事的渗透,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十记洞庭山,又如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将屈原入小说并神化。而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更是于今不绝。[42]乃至“戏说”成风。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至1581年(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6]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中,便选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20种,且仅仅为“一小部分”。[50]简要介绍如下:
《楚辞》传至外国,最早是在日本。[6]《楚辞》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收在《楚辞》中的《渔父》的辞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辞句,《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乱辞。之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即和训本。比较早的是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等,之后一直不绝。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从规模和深度上看为最具价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20世纪,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有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注释本主要有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专门研究的著作有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等。
翟理思(Herbert A. Giles)从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选珍》以及《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中,选译了《卜居》《渔父》和《九歌》中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国殇》《礼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节“楚辞”,被英国多所高校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作为教材。阿瑟韦利(Arthur D. 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与《离骚》在内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国殇》,与前译作一起收入《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书被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受到了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热捧。之后,阿瑟韦利又英译了《大招》,并于1955年出版个人楚辞研究专著《九歌:古代中国的萨满》(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1870年,德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译包括《离骚》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及《今古奇观》。为了介绍屈原其人,德埃尔韦还将《史记.屈原列传》的法译本作为参考文献附于《离骚》之后。1895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将其文转译为《离骚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语世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对《离骚》进行翻译的还有法国诗人埃米乐.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乐法译《离骚》,与《诗经》《乐府》等一并辑录于《中国诗歌》中,该书于巴黎出版,但谬误颇多,多处篡改了文义。此外,沙畹于1926年完成了对《史记》前41章的翻译。沙畹“旁征博引中外各种资料”注解《史记》,其中涉及楚辞学内容的是对《楚世家》的解释。之后,沙畹还完成了《天问》的翻译。
1815年,歌德曾积极尝试翻译《离骚》,虽未有结果却开创了德译楚辞的先河。1852年,奥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诗二首》,全文使用德语对《离骚》《九歌》进行了翻译。1887年,旨在“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东方语言学院(SOS)于1887年于柏林成立,开设的课程便包括楚辞的讲授。1902年,顾路柏(Wilhelm Grube)编写《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该书其中先秦文学主讲儒道思想作品与《楚辞》。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写作《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1931年,又与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何可思后以《招魂》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又英译、注《大招》,以纪念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译《大司命》与《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继何氏之后另一位以楚辞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德国汉学家。1928年,他在《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学刊》第59期上发表《屈原的远游》《屈原生平及诗作》二文,英译了《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父》及《天问》前十二行诗句并作研究探讨,之后陆续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译。
学术渊源师承于沙畹的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汉学功底扎实,掌握古籍考证和辨伪知识。他曾将先秦古籍划分为两大部类:体系化和非体系化,前者包括《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而后者包括了《庄子》《离骚》《天问》《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国的传说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与《周代中国的一些牺牲》中引用了《九歌》,对中国古代仪式作了阐发。[6]
1923 年,英美两国同时出版《郊庙歌辞及其他》收录韦利英译《离骚》和《九辩》,第一次在新大陆引入“楚辞”。1932年,美国温纳尔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编纂《中国神话辞典》,收录了《楚辞》中的潇湘二妃的传说。1938年,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国图书馆中有关西方汉学研究书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学者研习楚辞的一些重要著作,为欧美楚辞学习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有效捷径。1947 年,纽约约翰戴书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译编的《白马集》。其中收录《九歌》《九章》和《离骚》等篇目,更为广泛的译介了楚辞篇目。[50]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亦好《左氏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又编有《楚辞》。所作辞赋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叹》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代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27]
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作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辑有《王叔师集》。[26]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战国时期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22]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19]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后世传说很多,多非信史。[24]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20]
战国时期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51]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今人所辑《贾谊集》,包括《新书》十卷。[52]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代辑有《王谏议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