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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体石经
- 公元2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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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经的石碑。东魏建都邺城,统治者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但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遭遇塌堤,近半石经掉入黄河,运到邺城时,《汉魏石经》只剩下52块了。
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门改制成柱础。
到唐朝初年,魏征收集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目前,国内所有《正始石经》残碑存留的文字也不过2500余字。[1]
【名称】三体石经
【年代】三国魏
【材质】刻石
【字体】古文、小篆、隶书[2]
《三体石经》建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3]《三体石经》,也名《正始石经》、《魏石经》,三国时期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立。书有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者有卫觊、邯郸淳、嵇康诸说,但无定论。刻本笔法与结构都很规正,常为初学者取作范本。但因其为刻石,字形较小,笔意有失真处。须临写各体需要有一定经验才能真正领悟。----《古代碑帖鉴赏》 费声骞
东汉的古文之学主要以私学的形式传习,但渐成为学术的主流。曹魏代汉后,古文之学取代今文成为官学。公元175开始所立的《熹平石经》,立于太学,所刻都是今文本。曹魏立古文经后,太学石经只有今文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到241年(废帝齐王芳正始年间),遂刊刻古文经于石,与今文经并立太学。
另外,《隶续》所录三体石经有《左传·桓公七年》9字,《左传·桓公十七年》26字。马衡认为《隶续》所收《左传》遗字是试刻,非正式刻文(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还有《论语》、《急就篇》以及其他出处不明的残石,均为只言片语,可能都是试刻。
三体石经的正式格式是每行二十字,每字有三体,直下排列。另有品字式,古文居上,篆、隶分列下方。品字式只见于《尚书》开头的两篇《尧典》与《皋陶谟》(三体直下式也有此两篇)。另有古文一体残石,古文、篆书二体残石。《三体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每碑行数各不相同。王国维经推算认为最可能是35碑,马衡根据1922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石经,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碑。
刊刻石经的主要目的是“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以弘儒训,以重儒教。此外,石经文字有校正文献内容与文字、书体之功用,《魏书·列传术艺》载:“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列传·游明根·刘芳》记:“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碑文刻成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前来校拓,对其时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体石经刻成后,与汉熹平石经并立于洛阳太学。自311年永嘉之乱始,王弥、刘聪陷洛阳,焚毁二学(《晋书·王弥传》),石经应已有所损毁。从《魏书·冯熙传》所记“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至颓落。”知北魏石经已被严重损毁,七零八落地分散了。537年(东魏孝静帝四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579年(北周大象元年)二月,又自邺还涉洛阳。586年(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后唐代魏征予以收聚,十不存一。
1922年12月间,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朱圪塔村发现《尚书·君奭·无逸》和《春秋·僖公·文公》残石,而《君奭》篇正好与龙虎滩所出相衔接,原石大,估人从中折为两段,共1771字,古文约580字,归河南图书馆,后又出有《尚书·多士》和《春秋·僖公九年》残石,共229字,古文占76字。此外还有一百多块碎石,小者1、2字,大者40余字,散落在各收藏家手中,字数无法统计。
1945年,西安市许土庙街(为唐时中书内省旧址)首次发现三体石经《尚书·康诰》残石一片,仅表刻,无背刻,共35字,其中古文占11字。
1957年6月,在西安市距离上述出土地附近又发现石经残石一片,表刻《尚书·梓材》篇,存10行33字,古文8字,背刻《春秋·文公元年二年》经文,残存10行50字,古文15字。[3]
发现时间 |
处所 |
内容 |
石经字数 |
古文字数 |
---|---|---|---|---|
1053年 |
《尚书·大诰·文侯之命》
《春秋·桓公·庄公·宣公·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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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字 |
307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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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
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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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白马寺村
洛阳朱圪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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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君奭》
《尚书·君奭·无逸》
《春秋·僖公》《尚书·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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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字
1771字
22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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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字
580字
7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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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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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许土庙街
西安许土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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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康诰》
《尚书·梓材》
《春秋·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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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字
33字
50字
|
11字
8字
15字
|
3047字 |
1033字 |
[3]
《三体石经》的古文,应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当是古书抄写中讹误所致。北魏江式在《论书表》中称,《三体石经》“较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说明石经的古文字法与书法,已经异于汉朝所传的古文。《说文解字》中录写的古文,与发掘出土的战国文字如长沙缯书、侯马盟书、长沙简策、中山国铜器铭文均不同,古文字学家张政烺说:“许慎所谓古文大约就是邹鲁(也许还有齐)儒生习用的文字。” 《三体石经》上书刻的古文,许多笔画“头粗尾细”,并且呈弯曲状,像蝌蚪之形,但魏国古文的笔画不是全部类似蝌蚪形,比如横和竖,两端尖锐,中间粗,似柳叶状,这是笔画形态的特点。古文的结构特点,和秦篆比较,有的繁化,有的简省。这些写法与《三体石经》上的小篆异形,正说明古文是战国时期“六国古文”的遗绪。曹魏时期,兼通儒学的书法家对古文的重视甚于小篆,所以三体中首列古文。在汉代,研究古文是为了读通古文经,因此精通古文的书法家同时是文字学家。曹魏时期,尽管新书体时髦,但没能动摇古文书法的地位。[4]
《三体石经》从宋代至二十世纪所见残石,约得三千字以上,其中古文占三分之一强,可得一千字以上,这个数字虽仅占石经刊立时总数的四十九分之一,但石经的面貌已大体可见,特别是这一千多字的古文,在古文史上尤为可贵,汉语古文字学家曾宪通1980年将此一千多字古文加以整理,汰其重复,得单字四百四十文,再加粗略分类,得出如下几个数据:
(1)、石经之古文同于《说文》古文者七十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六。
(2)、石经之古文同于《说文》篆文者一百五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五。
(4)、石经之古文同于六国文字者五十六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三。
(5)、石经之古文形体讹别不知所从者六十五文,约占总数百分之十五。[5]
邯郸淳卫觊嵇康三家说
邯郸淳是汉、魏间著名的书法家,萧梁袁昂《古今书评》评其书“应规人矩,方圆乃成”。以邯郸淳为《三体石经》书人出于北魏人江式的上表。北齐魏收《魏书》载江式514年(延昌三年)上表云:“陈留邯郸淳亦与(张)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唐人李延寿《北史》所记载的也略同上说。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人阎若璩《尚书吉文疏证》、清人杭世骏《石经考异》、清人孙星衍《魏三体石经遗字考》及姚晋圻《汉魏石经考序》等皆从之。全祖望于《石经考异序》则认为是出于邯郸淳而由嵇康书写。此说(按:出于邯郸淳之说)流传甚广,如台湾省林尹、高明主编的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石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修订版《辞源》“三体石经”条;俞剑华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邯郸淳”条及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书法》“正始石经”释文等皆取此说。
卫觊亦一代书法名家,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他“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谓卫觊为《三体石经》书人源于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引《四体书势》云:“魏初传古文音,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卫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清代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冯登府《魏石经考异》及近人杨守敬《魏三体石经残字跋》都主卫觊书,云:“此石经即卫敬侯书,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
嵇康的书法也很有名,尤精草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谓“叔度(嵇康字)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列入妙品。说嵇康为《三体石经》书人是依据同时代人赵至亲眼目睹。《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嵇康子嵇绍《赵至叙》亦云:“(赵至)年十四,人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清人朱彝真《经义考》、刘传莹《汉魏石经考》及周贞亮《魏三体石经残石拓本跋》等皆据此非邯郸淳书,主嵇康书。
质疑三家说
邯郸淳说质疑:查《后汉书·列女传》公元151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立《曹娥碑》,唐人李贤等注引《会稽典录》云:“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据1957年6月西安市出土的《三体石经》残石,石经建于241年(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距151年已达九十年之久,而邯郸淳“时甫弱冠”,则到立石经时年至少当在百十岁以上,即使尚在人世亦已耄耋之极,断无力担当如此浩大的工程。
卫觊说质疑:据《晋书·卫瓘传》,卫瓘“父觊,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查卫瓘被害在291年(西晋惠帝元康元年),“时年七十二”,则年“十岁”当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是为卫瓘卒年。而《三体石经》建于241年,时卫觊已卒12年,岂能来书写石经。
嵇康说质疑:《晋书·赵至传》云:赵至卒于280-289年间(西晋太康中),“时年三十七”。以此推算,则他的生年当不会早于242年,据上考,时《三体石经》已经建立。而《晋书》和《赵至叙》却又说他“年十四”,才见嵇康“于学写石经”。如以赵至生于242年推算,“年十四”当在256年(甘露元年),时《三体石经》建已15年。可见嵇康此时来太学写石经应是抄写或摹写之意,这同《后汉书》述《熹平石经》“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和《晋书》说石季龙“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一样,决非书写或写刻石经。[6]
集体合作书写
二、历代流传最多,影响至今的邯郸淳、卫觊和嵇康三人虽然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但他们不仅不可能单独书写石经,而且三人皆不可能参与石经的集体书写工作。
三、至于《三体石经》书写人的具体名单,因原碑损毁严重,自宋以来出土残石均未见有书人姓名,加上《三国志》等文献的阙载,在新的考古资料发现以前,尚不宜妄加推断。[6]
由于《三体石经》碑文不同于《熹平石经》仅用隶书一体。而是以古、篆、隶三种不同的字体写刻,因此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古文一体历来为人们所尊崇,北宋郭忠恕著《汗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字,夏竦著《古文四声韵》,引用石经古文亦达114字。[7]
故宫博物院藏三体石经残石。
存文古篆36字,小篆39字,隶书35字,计11行110字。
(残)嗣前(残)施于(残)天弗庸释(残)受命时则有(残)衡在大戌时(残)家在祖乙时(残)惟兹有陈保(残)纯若命则商(残)甸矧咸奔走(残)若卜筮罔不(残)嗣天灭威(残)。[9]
曹魏三体石经春秋残石
丛文俊题跋:
据载:魏废帝曹芳正始年间,昭以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刻《尚书》《春秋》二经,立于洛阳太学之前,其书写者已不可考。晋时始有崩坏,然《旧唐书》唐六典均言,书学生课业,“石经三体书,限三年成读”。知其唐时大体尚存,后屡经丧乱损毁,最终末于土中。至晚清始,陆续有残石出土,亦渐有拓本传世。余曾见清拓数种,此虽稍后,亦不曾逊色,足以宝于箧中,留待秘玩焉。因篆于前以志之。
古文本于六国之迹,发现于西汉王莽时,列入学官,东汉以古文经盛,书法亦有传习,汉末渐入旁流,旧貌不复,可见卢植上灵帝书。所谓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者殆此,《四体书势》亦言及因科斗之名遂效其行之风气,此石经文字即其证也。余概言之为装饰书体。
小篆始于秦汉,承之而于笔法有所改易,悬针垂露之类乃出,然此石经能恪守玉筋正传,其画有若铁石陷壁,而气势恢宏,足以为百代法,堪与秦囗诸刻媲美。其隶书已不复炎汉之自然生动,后世有方折平硬,如折刀头之目,或以为传自梁鹄、毛宏一系,然无证。其时钟繇亦擅此法,有妙尽许昌之碑、之叙论,推誉甚隆,世人争效之。虽则若是,此经之隶,仍不失能品,亦便初学可宝也。
戊子年孟秋时节,有幸得观千古名迹,感慨颇多,因为之题识,以效前贤焉。文登丛氏文俊于丰草堂。
曹魏三体石经春秋残石,记鲁僖公廿八年至卅年事。此其旧拓,为余所见第四本,弥足珍贵,可宝也。文俊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