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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32]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36]
- 1976年09月09日
-
领导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22]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 马克思主义
目录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3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5],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5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5年4-6月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27]。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1947年3月-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31],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
1957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5月,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1]
毛泽东像集(一)
1893年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1911年
1913年
春季,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1918年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3]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29]
1930年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年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5月9日,同项英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4]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934年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1936年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7月至10月,在陕北延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5]
1938年
春季,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940年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941年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1942年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6]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7]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7-8]
毛泽东像集(三)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9]
毛泽东像集(四)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955年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毛泽东像集(五)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9]
1957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11]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960年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1962年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2]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967年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12]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年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972年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1974年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3]
1976年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9月9日,在北京逝世。[13]
(概述内容来源于[1][15])
一、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
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22]。[16]
四、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18]
五、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19]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出生的那个年代,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已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伟大斗争。在这关系国家存亡、民族解放的波澜壮阔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批人民英雄、民族脊梁,毛泽东同志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一代伟人。
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必须由一个先进政党来领导。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是最早一批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党的一大会议,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领导了红军和根据地党的建设。他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推进,并且成功领导实施了这一伟大工程。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人。他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着重强调要从思想上建党,创造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概括形成了党的“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思考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积极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强调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等等,积累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初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革命性锻造中不断走向成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奋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有力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立和发展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强大国防力量,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历史,我国国防力量走在世界前列;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古老的中国在人民的手中换了人间,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制度。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的植根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愿望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并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工作。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他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规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确立了政治建军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形成了一套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系统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人民军队打败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深入探索人民军队建设新的特点规律,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成为忠诚于党、忠实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成为完全彻底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子弟兵,是保证国家独立、人民幸福、国防巩固的坚强柱石。
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毛泽东同志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毛泽东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永远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35]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