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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把《红应仔寻楼梦》[1]由盛至衰最后败落这一主题,首先从甄士隐的经历这个雏形故事中预演出来,甄士隐的彻悟局达蜜也预示着小说的主人公—坑龙—贾宝玉未来相类似的结局。但原书只到八十回为止,霉胶续书让甄士隐在结束时出现应当是符合曹雪芹原来意图的,所不同的是甄士隐和贾雨村那一席充满了庸俗的富贵荣华的议论,只能看作是续书者艰民您思想的反映,歪曲了甄士隐在书中所起的作用。
女儿甄英莲(取意真应怜),叹其可怜应怜。她是甄士隐独女,爱若珍宝,三岁那年元宵,在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霍启(祸起)看护不当而被骗子拐走,后被人拘局辩贩辩汗迁只子拐卖。甄士隐与妻子封氏遍寻不着,先后病倒了店辣。不想没过多久,隔壁葫芦庙失火,牵三挂四,甄士隐家中房屋被烧成一片瓦砾场。他想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甄士隐的谐音是“真事隐”,即把真事隐去,留下“假语存”(贾雨村)。士隐,据周汝昌先生考证,出自《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礼疏》云:遭真事隐去也。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是则“真废物”、“真事隐去”言外意也。[2]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小时便被拐子拐走,后来被同时卖给一个无甚权势的人家和薛家,结果薛蟠把那人打死,案子落到贾雨村手上,他不念英莲是自己的恩人的女儿,把利用这件事顺水推舟的讨好薛家,讨好贾家。后来英莲跟随薛家到了贾家,在大观园中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最后还是逃不过“应怜”的命运。
而甄士隐丢了爱女,家里又着火,后变卖家产带着妻子封氏,投奔了岳父封肃,只那封肃是势利眼,甄士隐用来请他置办田地房屋的银子被他半哄半赚,只给他薄田朽屋.甄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又人前人后说甄士隐如何好吃懒做,不善过日子,令甄士隐既悔恨投奔错了人,又急忿怨痛。他本已有积伤,且暮年之人。经过这么些打击,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甄士隐和贾雨村,两相对照而写。作者在开卷第一段里就明白表示他撰拟这两个名字的寓意:真事隐(将真事隐去)、假语存(假语存言)。作者是通过他们两个人,先从外部介绍四大家族、荣宁二府,是铺垫的作用,同时也暗示了故事悲惨的结局,给全书定下了一个基调,也埋下了伏笔。
甄士隐在整部《红楼梦》里,只是个起引子作用的人物,他和贾雨村,具有象征意义,即“真事隐,假语存”,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告诉读者,他是从生活原型出发,来写这部书,“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也。”
在故事正式开始前的“楔子”里,曹雪芹还有这样的说法:“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那时的社会,呈葫芦型态,两头大,之间小,所谓两头大,不是两头一边大,富者那一头,好比接近葫芦嘴的那个小鼓肚,四大家族,宁、荣二府,都属于其中的一部分,这个社会族群的基本心态,就是贪得无厌,第七十二回贾琏对王熙凤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听听这口气,胃口有多大!贫者那一头呢,好比葫芦底部的那个大鼓肚,书里写到的王狗儿家,算是较穷的了,其实比起那些社会最底层的更大量的生命存在,还是强许多,王狗儿的岳母刘姥姥毕竟还能挖掘出跟葫芦那头的富贵鼓肚里的人际关系来,破着脸跑到荣国府里去“打秋风”,凭借装傻充愣插科打诨竟然满载而归,只是葫芦底下那个大鼓肚里的更多人家不可能有的幸运。
曹雪芹写《红楼梦》,他主要是写葫芦嘴下边那个小鼓肚里的故事,葫芦底部大鼓肚的事情写得很少,但是,他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通过写贵族家庭的荣辱兴衰,让读者对那个时代的整个“葫芦”的形态,通过阅读中的想象和补充,都能了然于心。 甄士隐出场的时候,既不在葫芦的小鼓肚里,也不在葫芦的大鼓肚里,而是在两个鼓肚之间的那个细颈当中,具体而言,也就是非贫非富,把这种人叫做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族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始终似有若无,是“两头大中间小”的那个“小中间”。直到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以降,这个“葫芦颈”才开始拉长、变粗,但也只是跟过去比,长了一点粗了一点,跟两头比,就还是显得势单力薄、幼稚脆弱。
中产阶级最可自慰处是衣食无忧。说甄士隐是乡宦,他有没有定期发放的宦银?看来是没有,如果有,他后来也就不一定非去依靠岳丈。但他有带夹道的住宅,书房外有小花园,至少有两个使唤丫头和一位男仆一个小童,生活可谓小康。他的经济来源,应该是当官宦时积攒了一些俸禄,后来置了点田庄,从中取租。
在那样一个时代,中产阶级尤其是一个变动最大的社会族群。葫芦上头小鼓肚里的一些人,会因为种种原因,从那个小鼓肚里坠落到葫芦颈里来,比如书里的柳湘莲,就是破落世家的飘零子弟,从生存状态上看,比甄士隐更暧昧,具有游动、冒险的浪漫特征,但从经济生活小康和政治上的边缘化上看,可以与甄士隐划归到中产阶级一类中。葫芦底下的大鼓肚里,也会有一些人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使自己从大鼓肚上升到葫芦颈中,刘姥姥的努力使王狗儿家达到小康是一个例子,像醉金刚倪二,虽说是市井无赖泼皮之流,但是经济上逐渐增加着积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主流政治约束自由生活,其实也是补充入中产阶级的一员。
中产阶级的成员,有安分不安分之别。甄士隐属于安分者。他满足已达到的经济状态和生活格局,过着享受琐屑生活乐趣的雅致而悠闲的生活。书里写到他抱着爱女到街门前看那过会的热闹。过会,曹雪芹没有展开描写,但那种乡俗直到上世纪仍活跃在中国民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五猖会》,记录他目击的景况:“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至于用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过会,虽然多半有迷信的成分,比如祈雨,但那华丽的游行方式,却构成了俗世的共享欢乐。
据周汝昌先生考证,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红楼梦》第一回写一僧一道要把幻化为通灵宝玉的女娲补天剩余石拿到太虚幻境警幻仙姑那里,让警幻仙姑将它夹带到“一干风流孽鬼”当中,让它下凡历劫,实际就是让贾宝玉落草时,嘴里衔上它,因此贾宝玉和通灵宝玉在人世间的“凡龄”,总是一致的。书里写到甄士隐梦中见到一僧一道,还与通灵宝玉有一面之缘,还跟到了太虚幻境的大牌坊下,但就在这时,“忽听得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从梦中惊醒,他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可见是久旱景象,接下去写他抱着英莲看过会的热闹,那过会的内容,应该就是祈雨,而曹雪芹诞生时,恰逢久旱后降下倾盆大雨,金陵一带旱情得到缓解,这也是他父亲给他取名为“硔”的缘由。细读《红楼梦》里第一回的文字,就觉得周先生的论述很有道理,这一回暗写了贾宝玉的降生,元妃省亲那年贾宝玉十三岁,往回推十三年,就是甄士隐抱着女儿在门前看过会的这一年。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那段著名的导语中说:“故曰‘甄士隐’云云。……故曰‘贾雨村’云云。”曹雪芹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人们:我也在书中隐去了真事,也用“假语村言”隐涵了小说的主题;另一方面,推出了小说中的两个重要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
第一回中的甄士隐和第五回中的贾宝玉都经历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太虚幻境。”然而,在这个非常虚幻的地方,两人都有着恶梦般的经历。先是甄士隐“忽听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第一回)。”后是贾宝玉“迷津内响声如雷,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第五回)!’”显然是在暗示甄士隐和贾宝玉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残酷打击,他们有着相同的不幸命运。曹雪芹是这样介绍甄士隐及其一家的:“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甄士隐及其一家的遭遇是非常悲惨的。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甄士隐一家的悲剧是不幸意外丢失女儿,一场偶燃的焚家大火,岳父封肃的暗算。可见甄士隐一家的遭遇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曹雪芹却又让甄士隐对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作出与政治联系那么密切、那样深刻而令人深思的“注解”?这是无论如何让人也无法理解的: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注:明朝以前各朝代大臣上朝均使用笏板,自清朝始废止不用);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中埋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谁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莽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第一回)
曹雪芹借甄士隐之口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末清初外族入侵改朝换代过程中一幅幅政治惨变的图画,对那些遭受“奏销案”和“文字狱”残酷打击的官宦、乡绅、士子的悲惨遭遇做了形象的“注解”,对那些靠诬陷升迁之徒进行了无情地揭露。更重要的是,曹雪芹用非常隐晦的语言、辛辣的口吻讽刺清朝封建政治舞台上是“乱哄哄”、“甚荒唐”的。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他人”,正是封建帝王和他的专制统治。
那么,甄士隐及其一家的遭遇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就令人十分怀疑了。曹雪芹在描述甄士隐一家的悲剧时,又一次使用了“假语村言”。曹雪芹在介绍甄士隐所在的家乡苏州时,巧妙地借用中国古代“天塌西北,地陷东南”的神话,而“当日地陷东南”,的神话,正暗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即当时在清兵的大举进攻下,包括苏州在内的东南大片土地已经陷落,江南已经在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之下。曹雪芹为他笔下的人物取名是煞费苦心的。曹雪芹塑造的典型人物姑苏城中“姓甄名费,字士隐”的“望族”“乡宦”。暗示了在甄士隐身上隐去了真事。甄士隐居住的姑苏城,是江南经济富庶、乡绅士子集中、人民抗清斗争比较剧烈的地区。
清朝顺治18年,清廷将上年奏销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废黜。此案开始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18年夏,乃通行于四府一县。江宁巡抚朱国治的造册上报,清廷将欠粮者不问是否大僚,亦不分欠粮多寡,在籍缙绅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未完钱粮者,皆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总计黜降13517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甚至某探花仅欠银一钱亦被黜。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炎、汪宛等江南缙绅著名人物几乎全部罗织在内,一时“士籍学校为之一空。”继之,又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
虽然官书绝不记载“奏销案。”但曹雪芹家族及其亲戚作为康熙的耳目,长期生活在江南的江宁和苏州,肯定熟知发生在江南的这一影响极大的历史公案,同时,江南的苏淅一带也是清王朝“文字狱”重点打击的重灾区。大批乡绅士子受到残酷株连。曹雪芹为他取名“甄士隐”,“隐去”了两件“真事”即两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一是“奏销案。”他真是(姓甄)被清王朝在奏销案中废黜(名费)的官宦。说他“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实际暗示他是已经看清了清王朝的残暴本质,不愿与清廷合作,而心甘情愿地作一位大隐于市的“真隐士”;
二是“文字狱。”“假作真时真亦假”甄士隐大火焚家的遭遇是假的。“真事”是他又遭受了“接二连三,牵五挂四”“的“文字狱”残酷株连,避难到了农村。由于“上年惊唬,急忿怨痛”。为躲避清廷的进一步迫害,而随疯道人“飘飘而去”不知所终。
令甄士隐败家的大火是从“葫芦庙中炸供”烧起的,在这里,曹雪芹又非常隐晦地使用了他最擅长的谐音字。“葫芦”的意思,就是“胡虏。”古代中原人蔑称北方的金人为胡虏,宋代的抗金英雄岳飞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的名句;“庙”的意思,就是“庙堂”,指宫廷。宋代的范仲淹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名句;“炸”的意思,就是“信札”,“供”的意思,就是“进贡”。把“葫芦庙中炸供”的意思连起来,就是“进贡给清朝帝王阅的信札”,也就是向清朝君主密奏的举报材料。哪一场文字狱的大火不是因为有告密者的举报而从清朝宫廷中烧起来的呢?“烧得如‘火焰山’一般”,“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片瓦砾场了。”极言“文字狱”祸之烈之残酷。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第一回)
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则反映了遭受残酷打击的官僚、乡绅、士子的无奈和一种追求逃避、解脱的心态。
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与贾雨村的短暂交往中,人们大都只看到了贾雨村欺骗钻营、矫揉造作的一面,不曾想到“禀性恬淡”的甄士隐也会施用计谋,甚至还煽情点火。其实在曹雪芹看来,用计有善意和恶意之分。性善无为者并不就是无所作为,他们崇尚做好事不露形迹,即隐为。在二人借与贷的过程中先是士隐主动抛出女色与美酒作引,随后雨村为哄抬自己的身价,借题逆向发挥,士隐是又惊又喜,随即火上浇油,不吝溢美之词……真假两位儒士可谓平衡互动地演出了一场理与欲的四重奏。
曹雪芹的儒学里,天理包括仁、义、礼、智四个方面。与之对应的人欲是功名、金银、娇妻、美酒(或为《好了歌》中的儿孙),简称为名、利、色、酒。在事情开始之初,士隐对雨村是以假作真,认为这个读书人是位安贫守道的谦谦君子,在没有高中进士的充分把握和能力之前不敢借钱,以免因无法偿还而失了读书人最看重的面子和友情。由于雨村长期只靠卖字作文筹集盘缠,所以士隐“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随着明岁大比日期的临近,士隐为了让这位“必非久困之人”早日脱困显贵,决心主动放下富人的架子,对他适度以人欲反激。先以色诱名,使他超越不与世争的小仁而成就修治末世的大仁;后以酒诱利,使他升华朋友间的小义而成就强国富民的大义。最终迫使雨村为求大志而着急借钱。近似于第五回宁荣二公在家败之际对宝玉用“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这里士隐还错误地以为新兴的科举功名和时尚之学仍是仁与智即德与才的象征。他帮助雨村既是“不负兄之所学”,又是望兄能以礼法重振朝纲。
与士隐以假作真、认贼为兄相反,雨村是以真作假,认为有钱无才的士隐是个图名图利的伪君子。在没有看到穷人具有雄飞高举的德与才之前不会轻易贷款,以免声名扫地、血本无归。深谙经济之道的雨村便将普通的借贷转化为钱智交易,如同引进风险投资,这样就无须作本、息承诺或抵押。他便采取了防守反击的策略,先姜太公钓鱼,假装清高,再择机以时尚的礼、智自我贴金,诱使士隐舍弃小名利而追求大名利,入于邪路。而对方若想牟取高收益就必须要冒高风险投钱入股。正因为如此雨村在得到帮助后也并不在意,如“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且第二天凌晨“不及面辞”就走了。心想我会带给你名利双收的,何需用感激呢。此处也显示他实际比谁都更急于要钱,且天理仁义已被他落俗为攫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先是士隐以带孩子出来作耍为借口走到街市,吸引雨村。雨村则以问街市上有甚新闻否为话头,忙施礼陪笑。随后士隐说:“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但“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便故做惊慌。他说是只让雨村略坐,实际一去就没回。这也是前文“来得正妙”的妙处所在。雨村则钻空“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向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呆了。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很明显丫鬟这天只是习惯性出现在了士隐的窗外,抬头之前还将窗内人当成是士隐,没想到主人已金蝉脱壳,所以猛抬头时感到很意外,妙处之二。从咳嗽、撷花等非常规动作可以判断她在当时的社会属于轻薄女子,后文中小红对贾芸也用过完全相同的方法。娇杏很清楚此时士隐望子心切,想趁机从丫鬟升为小妾。但士隐此时已不以纳妾为念,轻色重友。
就在娇杏愁闷之时,雨村有缘千里来相会。她立即从雨村“雄壮”、富贵的相貌算定他前途无量,并将错就错,“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则以为“此女子必是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 刹那间由娇妻点燃的功名之火在他心中熊熊燃烧起来,因为一介老穷儒要想获得闺秀的欢心,必先要求得官爵声名。如“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士隐的用意本来也只是想达到这一点。但雨村自己却感觉太露骨,忙将淫情包装成比翼双飞、夫荣妻贵的时尚之礼,认为这才是“平生抱负”,如“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此刻躲在一旁观察动静的士隐是又惊又喜,旋即推波助澜,如“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而雨村正是等着这一句。但他很清楚目前还只显摆了一半,故未提资金短缺一事。
在首轮美人计之后,士隐是一不做二不休,又乘中秋节之机特备美酒款待雨村,以期烧起他的利欲之念。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而酒精也和女色一样理与欲的双向激励作用。只见他先即兴借酒发挥自己“过人”的时学才智,如“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此时士隐是更加相信了自己的眼光,如“大叫:‘妙哉……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一句“我愿借钱帮你”的潜台词已然提到了嗓子眼上。似醉非醉的贾雨村这才不紧不慢地倚托酒后狂兴,道出囊中羞涩的状况。甄士隐则“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件冬衣。”
以上二人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儒术全面较量,似乎实现了借与贷的“双赢”、皆大欢喜。士隐是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酒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贾雨村是亢奋难眠,“五鼓”就进京去了。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二人的错误并没有真正抵消。在成功资助村兄之后,士隐不但没有入邪,反而更加热衷于超道德的追求,舍弃了人基本的进取和戒备之心。但这在假世中何其危险,所以他自与雨村蜜月后就像染了瘟疫一般灾祸连绵、一落千丈,最后颓然出家。雨村在顺利得到盘缠之后则不仅没有归正,还更加得陇望蜀,失去了人起码的礼义和诚信。然而末世与奸贼互捧,他在与士隐接触后就像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左右逢源、青云直上。很显然,结局之所以从双赢变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兴衰转折,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之外,罪魁祸首还是脱离人性、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儒教及封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都是社会恶性循环中的受害者,雨村的假泡沫也终究会破灭。正确体认甄、贾两位儒士是解读《红楼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关键。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 展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袍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