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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阳邑(今太谷县,一说祖籍为同州韩城,今韩城市)[50][52-54],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50]生于河南新郑[44][50-51],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45]
白居易少年时经历藩镇战乱,立志苦读。唐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44]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罢校书郎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22年,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晚年的白居易在洛阳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于846年8月病逝后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追赠尚书右仆射。[44][46]
- 白居易
- 诗王、诗魔、白二十二[40]
- 乐天
- 香山居士
- 唐朝
- 河南新郑
- 出生日期
- 772年2月28日
- 逝世日期
- 846年9月8日
- 安葬地
- 洛阳香山白园
- 主要成就
-
新乐府运动主要倡导者
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 - 祖 籍
- 太原阳邑(一说同州韩城)
目录
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建中三年(782年),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发生二帝四王之乱,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42]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3]
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离。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贞元十年(794年),父亲死于襄阳,白居易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随兄至浮梁,而其家迁往洛阳。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阳省母。贞元十八年(802年)入长安,同年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翌年与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将全家搬到关中,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42]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厔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5]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6]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8]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9]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10]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10]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12]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坊宅园[49],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13]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14]
-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15]
-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16]
-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17]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18]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19]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0]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21]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22]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23]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23]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4]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25]
-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5]
- 作品风格
-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
- 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白居易为了应举而初来长安之际,带着《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著作(官职名)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然后注视着白居易,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然后读诗,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不禁大为赏叹,说:“道得个语,居亦易矣!”并广为延誉,白居易由此一举成名。[39]
有学者指出,顾况在贞元五年(789年)被贬为饶州司户,后又至苏州,而白居易尚未至长安应举,因此如有投诗顾况之事,应发生于饶州或苏州,而非长安。[43]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27]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29]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30]
唐代新罗(鸡林) 商人来唐贸易时,尽力搜集购买白居易的诗,他们说,自己国家的宰相出百 (一作“一”) 金换一篇白诗,其中伪托的,宰相也能分辨出来。元稹感慨:“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37-38]
关系 |
姓名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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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 |
白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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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 |
薛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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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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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
陈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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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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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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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 |
杨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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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子 |
白景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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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儿 |
金銮子 |
早亡,白居易为其撰写过《金銮子晬日》与《念金銮子两首》 |
二女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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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 |
白阿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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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 |
白邦翰 |
司封郎中。白邦翰生白思齐。 |
曾孙 |
白思齐 |
郑州录事参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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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自撰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对其远祖世系等问题,与《新唐书》《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相关记载,均存在较多矛盾。白居易的远祖问题错综复杂。一为出自芈姓。白居易在为其祖父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即自称:“白氏芈姓,楚公族也”,其高祖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不过,白居易的这类提法,在当时就被李商隐怀疑。二为出自姬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白建乃后周弘农郡守,“白氏出自姬姓”,为周太王之后。但周在西北,楚位于中南,两地距离甚远,这个分歧自宋就有学者考辨,清人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也曾指出这个矛盾。因此,这一说法,今人多不取。白居易之所以附会祖宗,并非“疏于考史”,其难言之隐大约是迫于当时阀阅观念浓厚,因此不惜采用附会手段,以自我提高其门第。[35]
陈寅恪推测,白氏与西域之白或帛有关。姚薇元在《北朝胡姓考》中也持这种意见,并经进一步考证后认为白氏祖先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因此汉朝赐其王姓“白”。1982年,顾学颉发表《白居易世系、家族考》,进一步发展陈寅恪的观点,并提出更为坚实的材料。次年,魏长洪发表《白居易祖籍新疆库车摭谈》,从总体上支持了陈寅恪、顾学颉等人的论点,并认为白居易的祖籍在今新疆的库车地区。经过考证,薛宗正认为,白氏王族出身的白孝德在“安史之乱”中,统率一支龟兹军队到内地勤王平叛,并终老于唐境,封昌化郡王,死后追赠太子太保。白居易就是白孝德的后裔。[35]
白园是白居易的墓园,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诗里曾说,“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白园的设计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
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飘送着夏日的清凉。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听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妇孺皆知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建。
墓体区在琵琶峰顶,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其中有块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你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32]
白园旁边还增添了一些新的纪念碑石。最醒目的莫过于日本人捐立的两块石碑。一块立于1995年,落款为4个日本人,上书“樱献”,旁边有一行小字碑文,以诗的语言表达着对诗人的怀念。
另一块碑立于1988年,落款为“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并署了几个人名。碑文用中文日文两种文字书写,内容为:“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吾辈永志不忘。”白居易被日本人作如此评价,恐怕在古诗人中也是独树一帜,对一般游客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可见白居易的世界性影响。[1]
- 《旧唐书·白居易传》
- 《新唐书·白居易传》
- 《唐才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