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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由武宗暴亡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统。但在世宗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政治势力的综合较量。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兴王薨，谥号“献”。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那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孝康敬皇后）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摄理国政，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2]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杨廷和之所以让世宗先入孝宗嗣，再继承大统，大致有以下原因：①嘉靖皇帝以藩王小宗入继大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兄终弟及，他们认为朱厚熜必须入嗣孝宗，才能有资格承受家天下的基业，否则就有非法之嫌；②历史上也没有小宗入继帝位却又不入嗣大宗的先例，这是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制度所规定的原则；③当时继嗣不继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士大夫集团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非杨廷和一个人能改变；④武宗死后，杨廷和在太后的支持下，拨乱反正，做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又自持立新君之功，有失冷静思考；⑤武宗的荒诞使正德时期的朝政处于混乱状态，杨廷和自然心有余悸，朱厚熜即位，他自持有迎立之功，希望日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对这个少年天子有所制约，不至于重蹈前朝覆辙。[24]
继嗣、继统之争
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明武宗起草遗诏。遗诏的内容是以明武宗的语气表示“：“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3]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5]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基。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年仅十五岁（十四周岁）的明世宗下令群臣议定明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明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六十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6]
对明世宗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少年天子明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奉迎世宗生母礼节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明世宗，认为明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5]，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7]。张璁建议明世宗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明世宗见此奏章后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7]当时杨一清居家见张璁疏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8]王守仁也“心喜其说”[9]《国史传》评论：张璁此论“出所真见，非以阿世”。但张璁微末之身人单势孤，难以动众，明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明世宗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明世宗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再起纷争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明世宗召集群臣集议，杨廷和见明世宗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
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明世宗以兴献王为皇考。明世宗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明世宗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3]
结果
参见：左顺门案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明世宗无奈之下，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为“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孝静毅皇后）。“本生”二字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嘉靖皇帝的生物学父母，但宗法上他还是需要称孝宗为“皇考”，称张太后为“母后”，事实上还是被过继到了孝宗名下（这一点可以参照清朝的光绪帝，他的生父奕譞被称为“本生皇考醇贤亲王”，生母醇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被称为“皇帝本生妣”，而其本人已被过继与文宗咸丰帝为子，需称文宗为“皇考”，称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为“母后”）。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孝庄钱皇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10]”杨廷和之子、状元杨慎亦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 日。”[11]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
明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明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12]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
后续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献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十一月邵太后卒，谥曰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太后（后改为太皇太后、皇后，即孝惠皇后），葬入茂陵；嘉靖四年（1525年）册封庶母王氏（兴献王侧妃）为睿庙淑妃（嘉靖十一年卒，谥号“温静”）；嘉靖五年九月“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世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则追尊庙号为“睿宗”，十二月，蒋太后卒，谥号为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慈孝献皇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献皇帝神主供入太庙，“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13]“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14]
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大礼之议》载：“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嘉靖三年七月条》，载：“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 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明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明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明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明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另一方面，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
对“大礼议”的解释而言，《中文大辞典》认为大礼议是“明世宗时追尊皇考典礼之廷议”。正德十六年 ( 1521) 四月世宗即位后，命令“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17]。而《辞源》说世宗“议以生父兴献王祐杬为皇考，礼官不可，议论纷纭”[18]。《辞海》说“大礼议”是“明代宫廷中争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19]。《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是“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20]。《中国历史大辞典》则认为“大礼议”是“嘉靖年间确定兴献王朱祐杬尊号的争论”[21]，事实上大礼议是从正德十六年 ( 1521) 四月开始的[22]。《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引用《明伦大典》所谓“始而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