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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熹皇后邓绥（81年－121年4月17日），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省新野县）人，汉和帝刘肇第二任皇后，东汉“六后临朝”中的最贤者[185]，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之一，被史学界誉为“皇后之冠”[44-45]。
邓绥是东汉开国元勋邓禹的孙女、护羌校尉邓训的女儿。永元七年（95年）入宫，[1]次年（96年）封为贵人。永元十四年（102年）汉和帝废黜阴皇后，改立邓绥为皇后。汉和帝驾崩后，邓绥先后拥立汉殇帝和汉安帝，以“女君”之名亲政长达十六年。[161]
邓绥临朝期间，因陨石撞击导致灾难空前[60]，四夷各族趁机入侵，东汉岌岌可危。[14]邓绥夙夜勤劳，推行一系列改革，选贤任能，躬行节俭，救灾安民，复苏经济，兴办科技教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30-131]移民开发江南，带领东汉克服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十年天灾[14]；同时派兵征服南匈奴、鲜卑、乌桓等外患[46]，剿灭海盗[50][113]，平定西羌[42]，使危机四伏的东汉王朝转危为安；又设立西域副校尉，恢复东汉对西域的羁縻；[20]收服岭南三十六个民族[114]，将九真郡外的夜郎蛮夷纳入版图，扩张领土1840里，[55]时人颂曰“兴灭国，继绝世”。[14]
- 全 名
- 邓绥
- 别 名
- 邓后、邓太后、邓太皇[204]、和熹太后[21]
- 谥 号
- 和熹皇后
- 年 号
- 延平、永初、元初、永宁
- 所处时代
- 东汉
目录
邓绥五岁，太傅夫人（邓禹之妻，邓绥祖母）很爱她，亲自为她剪发。夫人年高眼睛不大好，误伤邓绥前额，邓绥忍痛不吭声。左右看到的感觉奇怪就问邓绥，邓绥说：“不是不痛，太夫人怜爱我为我断发，不忍伤老人心意，所以忍受了。”
邓绥六岁能读史书，十二岁通《诗经》、《论语》。每当她的哥哥们读起经传，邓绥就虚心向他们提问。她的志向在于读书，而不问居家之事。她的母亲经常批评她，说：“你不习女工以供服饰之用，却一心向学，难道你要当博士吗？”邓绥难违母亲的训诫，于是白天缝纫衣物，晚上就私买蜡烛诵读经典，宗族内外都称她为“诸生”。[3][129]
邓绥的父亲邓训对她感到很惊奇，于是遇到各种事务，无论大小，都和邓绥详细商议。然而邓训的儿子们进见他的时候，邓训却都不给他们赐坐席。邓训的弟弟邓邠问他：“你平生不和儿子们说话，难道是老糊涂了吗？”邓训回答说：“我没有老糊涂，我这女儿虽然年纪小，但是我的儿子中没有能比得过她的，她必定会有益于我家。”[212]
当时，女史学家班昭正在洛阳南宫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177]此时邓绥仍是家人子的身份，她便跟随班昭，学习经书，兼及天文、算数。[32]邓绥还博览五经传记、百家图谶、风雨占候，[74]以及《老子》《孟子》《礼记·月令》《法言》等书，而从不看浮华无用之书。[75]
永元八年（96年）春，汉和帝册立阴贵人为皇后，史称“孝和阴皇后”；[178]同年冬，十六岁的邓绥被选入北宫掖庭，汉和帝册封她为贵人。[4]汉和帝又多次将班昭召入北宫，为皇后与邓绥等贵人一同授课，号称“大家”。[177]
后来邓绥患病，汉和帝特许她母亲和兄弟入宫服侍医药各事，而且不限定留宫的日数。邓绥对和帝说：“宫中禁地至为重要，若让外戚久留宫禁，会让陛下背负偏袒私幸的讥讽，也会让贱妾遭受'不知足'的诽谤。上下两相受损，确实不是臣妾愿意看到的。”汉和帝说：“别人都以经常能到禁宫走动为光荣，而你却反以为忧虑，深深地自我抑制、宁愿吃亏，真是难能可贵而为人们所做不到的啊！”
汉和帝每次询问后妃们对政事的见解，邓绥都谦逊退让，让阴皇后先进言。阴皇后的回答对汉和帝没有帮助和收获时，邓绥才不得已回答汉和帝的问题。[171]
和帝了解邓绥用心良苦而曲体人情，感叹地说：“修身进德之费心劳力，竟是这样的艰难吗？”后来汉和帝对阴皇后日渐疏远，每当邓绥被召，往往称疾不应。
孝和阴皇后向来阴狠善妒，想方设法陷害邓绥。[227]而邓绥贤德的声誉一天比一天高涨，阴皇后最终无计可施，就暗造祝诅，求鬼神加害于邓绥。后来和帝病危，阴皇后暗中说道：“我得意”，并扬言要杀尽邓氏全族[227]，绝不让邓氏再有一个活口留存于世。邓绥听到，对左右流涕说：“我竭尽诚心侍奉皇后，却不得上天庇佑，反而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武王有疾，周公以身为武王请命；楚昭王病，越姬实现昔日心誓，自杀从死。我惟有一死，上以报皇上的恩宠，中以解除我邓氏宗族的灾祸，下不让阴皇后有人彘之讥。”邓绥立即要饮药自杀，宫人赵玉坚决进行阻止，并谎称刚才有使者来，说皇帝的病已经好了。邓绥信以为真，便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第二天，汉和帝病果然好了。[5]
永元十四年（102年）夏，阴皇后因搞巫蛊之术而被废，邓绥请求挽救没有成功，汉和帝便更属意于邓绥。邓绥更加说自己的病十分严重，深居闭户以绝和帝之召幸。这时管事人奏请重立皇后，汉和帝说：“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后庭，乃可当之。”
阴皇后在位时，四方各国进贡方物，都按照奢侈程度划分高低，各种器物都饰以金银；[126]自从邓绥成为皇后，万国贡献的奢靡之物一律禁绝，岁时季节只需进贡纸墨。[6][170]此举为蔡伦改进造纸术提供了物质条件。[37]
邓绥被立为皇后之后，史称“有丈夫之性”，汉和帝便让她参与外朝政事。[127]
元兴元年（105年），汉和帝驾崩，皇长子刘胜由于患有痼疾而不得立，其余十多个皇子接连早夭，于是后生的皇子往往隐秘养于民间。邓绥便迎立出生只有一百多天的汉殇帝刘隆为帝，成为皇太后，临朝，[7]并以“女君”之名亲政。[161]
延平元年（106年），四颗陨石坠地，[60]37个郡国发生大规模水灾，毁坏庄稼。时人认为水灾发生原因是阴气过盛，归罪于邓太后专政。[73]自此，东汉连续六年爆发大规模水灾。[62]史称“阴九之灾”或“元二之灾”[232]。学者谷园指出，这个时期“几乎是有历史记载以来自然灾害发生最多的一个时期。”[230]由于灾害频发，百姓饥馑，邓太后连续十多年打开帝国粮仓赈济饥民。[77]
同年（106年）八月初六，汉殇帝驾崩，群臣认为刘胜的厥疾（气闭昏厥之症）不严重，都想立他。但邓绥担心刘胜心怀怨恨，便立清河王刘庆之子刘祜为帝[27][218]，继续临朝听政。因接连遭受和帝、殇帝去世，老百姓苦于差役，殇帝康陵秘藏，诸丧葬工作，事事减省节约，只有常规的十分之一。[11]
永初元年（107年），18个郡国发生地震，41个郡国、315个县发生水灾，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皆泛滥成灾，冲毁城郭[217]；部分地区山洪暴发，淹没百姓；[62]28个郡国受狂风和冰雹袭击。[61]李固认为地震是由于邓太后“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所致(邓太后执政期间接连十三年地震)；[69]刘向认为冰雹是阴盛阳衰的响应，亦归罪于邓太后。[64]郎中杜根、同时郎、平原郡吏成翊世乃直言进谏邓太后还政于汉安帝，但都遭到了惩处。[19]同年十一月，大司空周章计划利用群臣对邓绥的不满发动政变，于是联合王尊、叔元茂等大臣，密谋关闭宫门诛杀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废黜邓太后和汉安帝，拥立平原王刘胜为帝。然而事情被邓绥察觉，周章等人被杀[27][62]（一说自杀）[26][217]。
永初二年（108年），由于连年灾害，民多饥困，邓太后便派人安置难民，并将公田悉数赐予贫民，又派樊准到受灾严重的冀州、吕仓到兗州开仓放粮，使流民都得到了安养休息。同时将北方灾民“尤困乏者”迁往江南地区的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今江浙地区）等“熟郡”安置[76]。官方组织的大量移民涌入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220]
永初三年（109年），京师(洛阳)、并州、凉州爆发大饥荒，人相食；[83]后来，整个河东池水变为血红色。[62]南匈奴万氏尸逐鞮单于以为汉人因天灾而死尽，于是趁机发兵攻汉，[47]乌桓的率众王无何、鲜卑首领丘伦等与南匈奴骨都侯联合入侵，驻守五原郡的汉兵大败，太守战死。[46]邓绥派何熙、庞雄、耿夔、梁慬等将领共同讨击，[47]最终于次年（110年）三月大破敌军，南匈奴单于脱帽光脚请罪并入质汉朝，[63]乌桓降附，[46]鲜卑王亲自来朝，遣120余部入质汉朝，[54]汉军为此作“通湖山摩崖石刻”以示纪念。[192]
永初四年（110年），东汉沿海地区遭海盗袭击，邓绥派王宗、法雄等将领率兵前往山东海域讨伐海盗，连战皆捷，大破海贼，被斩首以及坠海溺死的海贼有数百人，余众皆逃遁。[50][113]同年，邓绥召集五经博士到东观校勘诸子百家文献典籍[116]，使得经书文本标准化，实现了对各经文本文字的校勘和统一，最终形成了东汉经文的标准读本——兰台漆书以及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183]
从永初四年（110年）开始，东汉连续六年发生蝗灾。永初五年（111年），九州同时蝗灾。[66]邓绥为解决自然灾害，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的贤才，同时派出公车特征入京，并表示“朕将亲览焉”。[67]其中，“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的张衡被举荐“有道术”，邓绥雅闻张衡善于术学，拜他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算[68]，发明创制水运浑天仪（世界第一架自动天文仪器）[196]、独飞木雕（世界最早的飞机）[194]、瑞轮蓂荚（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台历）[195]、漏壶等，邓绥锐意改革，给予张衡充分的欣赏和信任，后经反复研究实验，张衡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架感测地震方位的地动仪[196]和测定风向的候风仪。[86]
永初六年（112年），去除蝗虫的地方又有蝗子生出，[66]十个州同时蝗灾(东汉共十三个州)。[153]次年（113）八月，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邓绥诏令免除受蝗灾严重地区的租税。九月，邓绥再行南粮北调，以赈济饥民。[84]
元初二年（115年），邓绥诏令北方各地修理水渠，通利水运，灌溉农田。[79]同年八月，邓绥派虞诩到武都郡讨伐羌乱并安置难民。虞诩以不足三千的兵力大破羌人万余，继而招回流民，赈济贫民，开通水运，使米价、盐价大幅下降，三年内户籍增长三万，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全郡安宁。[78]
面对十多年的灾情，邓绥每听到百姓饥荒，就通宵不能入睡，亲自减少生活供给，以救济灾厄，最终使得天下恢复平静，年岁得到丰收。元初五年（118年），平望侯刘毅认为邓绥“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弘德洋溢，充塞宇宙。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同时指出邓绥有“大圣”的风范，古往今来没有内遭家难、外遇灾害、总揽万机，经营天地万物、功德高大如邓太后的。于是上书汉安帝，奏请史官著《长乐宫注》、《圣德颂》，将邓太后的功勋勒金刻石，高悬日月，垂之永久，“以表示陛下淳厚的孝心”。汉安帝采纳了刘毅的建议。[14]
元初六年（119年），邓绥征召5岁以上的男女七十多人，为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明文记载的最早的官办男女同校的学校，这种大胆之举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18][162]这批学生中，仪容俊美的河间王子刘翼得到了邓太后的赏识，而汉安帝多有不德，令邓太后不满，邓太后便将刘翼过继给汉和帝长子刘胜，封其为平原王。时人以为邓绥欲废安帝，立平原王刘翼，[99]汉安帝常为此感到“忿惧”。[29]
同年（119年），西南夷十余万叛军席卷而来，势力过盛，汉兵不敢对峙，邓绥便告示西南三郡暗中征集武士，壮大军威，最终大破叛军，斩首三万余，反叛的三十六个民族皆投降。[114]同年秋，鲜卑大举入侵，邓绥派邓遵出塞攻打鲜卑，大破之；[103]同年北匈奴与车师后部联军攻没敦煌长史索班，邓绥采纳班勇建议，设立西域副校尉居敦煌，以羁縻西域。[39]
永宁元年（120年）辽西鲜卑归降东汉，奉上贡品[103]；扶余国亦归顺东汉，派王子尉仇台到洛阳上贡，受到邓绥接见。[145]同年，6岁的刘保开始上小学，能够诵读《孝经》章句，邓绥十分嘉奖他，认为他能够继承大统，便立他为皇太子。[176]
永宁二年（121年）二月，邓绥卧病日渐严重，便乘辇到前殿，见侍中、尚书，并北至太子新近所修缮的宫室。返还，大赦天下，赏赐诸园贵人、王、主、群僚钱布各不等。诏令说：“朕以无德，母仪天下，而天不祐我，早遭大忧。殇帝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平民厄运，国家危于累卵。我勤勤恳恳，一片苦心，不敢以万乘之国为儿戏，上求不欺天愧对先帝，下求不违背民意有负本心，至诚在于赈济安度众生，安定刘氏天下。以为能彻底感动天地，蒙受福祚，然而却内外丧祸，伤痛不绝。近来老病沉重纠缠，长久不能侍祠宗庙，自奋力上原陵，加上咳逆唾血，以至不起。生死存亡，寿命大限，是无可奈何的。公卿百官，应勉力尽忠恪慎，辅助朝廷。”三月十三日，邓绥去世，在位二十年，享年四十一，谥“和熹皇后”（有功安人曰熹），三月二十六日与和帝合葬顺陵。[15-16][30]
邓绥下葬时，灵柩从大殿启程，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穿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邓太后魂车由銮辂、青羽盖、驷马、龙旂九旒组成，前有方相，凤皇车，大将军之妻参乘，太仆之妻御马，女将、女骑[199]沿着车驾引导，公卿百官和天子皆在郊外的扈从仪仗队中。[191]
邓绥的事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视为历代临朝太后的典范，东晋时，群臣上书劝谏当朝太后效仿东汉和熹皇后故事，[102]于是明穆太后庾文君、康献太后褚蒜子均效法和熹皇后踪迹。[112]北魏时，侍中崔光劝谏胡太后效仿东汉和熹邓后；[109]唐朝时，武则天临朝，正处于李唐皇室衰败之期，于是她便效法和熹皇后邓绥从权之制。[110]晚清时，尚书沈兆霖、赵光上疏劝谏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效法前朝杰出皇太后垂帘听政，其中，将东汉和熹邓皇后列于榜首。[111]
1989年，辛润英发表《皇后之冠邓绥》一文，将邓绥誉为“皇后之冠”[172]，该观点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正式运用，如1991年袁世全主编的《中外誉称大辞典》采用了此说[45][206]，1995年宫达非主编的《资政大典》亦采用了此说[207]，2001年的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9]、2002年出版的《誉称大辞典》[206]、2012年张云广所著的《中国古代历史常识》等均持此说。[208]
- 开创有道科，完善察举制
汉代察举科目中的“有道”科，始于汉安帝[156]永初元年（107年）三月，邓太后下诏让三公九卿，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等。[154]“道术”，包括天文、历数、医方等方技数术。[157]
永初元年（108年）七月，邓绥再次下诏选举“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琁机之数者“。[234]
永初五年（111年）邓太后再度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有道术”之人，同时派出公车特征入京，并表示“朕将亲览焉”。[67]于是，“善术学”的张衡得以入朝为官，先被拜为郎中，继而升迁为太史令(掌管天文历算)，张衡便潜心于研究工作。[68]
- 广开言路，纵民参政
- 鼓励女性参政
邓太后临朝执政后，邀请博学高才的才女班昭参与政事；[175]同时，邓太后为宫女提供教育，[89][131]于是婢女们出入宫中，大多能对朝政得失有所毁誉，邓太后便将其中资历深厚且德高望重的婢女封为“中大人”，是为内职。[173-174]
- 解放女性
邓太后掌权后并未同吕后一般对昔日的妃嫔怨恨相加，而是感念旧情，对守园的诸贵人赏赐不断，并组织放免了部分掖庭宫人。在放免制度中，一般都是男性实施的，女性实施放免较少，吕后当政时更是将汉高祖宠爱的妃嫔全部禁锢不得出京，但邓太后时期却难得的实行了颇具规模的放免，展现了女性对女性的同情与哀怜。[225]
①解放守陵女性。
邓太后还下令，所有在皇帝陵园守陵的贵人、宫人们，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服役的，让园监核实上报。上报后，邓绥亲自到洛阳北宫增喜观检阅询问，听任她们自己决定去留，当日便释放了五六百人。[10]
②解放宫女及全国各官府奴婢。
东汉自开国至殇帝八十多年中，宫女入宫不绝如缕，造成“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的局面，邓太后甚为了解，便于延平元年（106年）六月下令：宗室成员因罪被罚入宫的奴婢、未被御幸或无位份的宫人姬妾，一律赦免为平民，准其回乡，化解其思乡郁闷之苦。各官府、郡国、王侯家的奴婢，有生病或年迈的，也都一并遵照实行。[59]这使得掖庭女子不必被禁锢在宫中或园陵中郁郁而终，可以成为普通人自由婚嫁。自东汉开国以来从未有如此大规模放免宫人的记录，反倒是奉陵制度一直兴盛不衰，邓太后此举突破旧典藩篱，为后世的放免提供了范本。[225]
- 严格约束外戚宗族
古代绝大多数临朝的太后都放纵外戚，专权弄势，不仅对国家毫无建树，反而会为害一时。唯有邓绥，对外戚严加管束，不仅有功于汉室，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35]
当时，邓氏外戚宗族主要分布在老家南阳与京师洛阳，邓绥便颁布《检敕外戚诏》，诏告司隶校尉(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河南尹、南阳太守，说邓骘等人虽安分守己，但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难免有人会违法犯禁，遇到这种情况必须严惩，不留情面。从此以后，邓氏亲属有犯罪的，从不宽恕。[12]
在邓绥的约束教育下，邓氏子弟都比较守法。她哥哥邓骘的儿子邓凤接受贿赂的事情被揭露后，邓骘就将妻子和儿子头发剃光，以谢罪天下。这在封建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事，与邓绥严格约束是分不开的。朱宠评价道，邓绥有圣善之德，是大汉的文母。她的兄弟们忠孝两全，忧国忧民，“历世外戚，无与为比”。[125]
- 严惩贪官污吏
汉安帝即位之初，清河国相“叔孙光”犯臧罪（贪污之罪），邓绥下令增以禁锢两代，也就是他的儿子也受到影响，两代人都不能再入仕为官。以往汉代官吏禁锢的期限是一世（仅禁锢官吏本人），[236]邓绥此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贪官禁锢两代的先河。[237]
后来，为了进一步整顿贪污腐败现象，邓绥又加大了对贪官的惩治力度，增加到禁锢三世，也就是贪官的孙子也受到影响，三代之内都不能再做官了。直到尚书陈忠上疏劝谏此法过于严厉，邓绥才废除了禁锢三代之法[235]，恢复到禁锢两代。然而邓绥死后，汉安帝又废除了禁锢两代之法，恢复到仅禁锢本人。[236][237]
- 改革法律，废除宫刑
东汉时期苛法繁多，人民难以承受。于是，永初年间，邓绥提拔明习法律的陈忠为尚书，并采纳其建议，删除苛法23条、废除蚕室刑（宫刑）、对杀伤人的精神病患者减刑、允许母子兄弟之间相互代死。[235]其中，废除宫刑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汉文帝曾废除墨刑、劓刑、剕刑三种肉刑，但保留了宫刑，而邓绥采纳陈忠建议废除宫刑，是继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又一重大刑法改革，虽然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并未被后世王朝沿用。[238]
东汉旧制，公卿、二千石（郡守）、刺史不得行三年丧，于是内外众职皆废丧礼[241]。直到元初三年（116年），邓绥下令允许大臣服三年丧，服丧完毕后复职。同时采纳陈忠建议，对于从军的士兵以及为县衙办差的人，在父母去世的三个月内，将军和县官不得强行徭役他们，让他们得以葬送父母。但汉安帝亲政后废除了这些律令。[240]
- 抑制世家，制衡天下
东汉时期，世家大族崛起。[92]当时在宫内传发书奏的职位如侍中、中常侍、省尚书事、黄门侍郎等均被名门望族垄断。自和熹太后邓绥以女主称制后，宫中禁地不再接纳公卿望族，而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传达南北两宫的命令，接管世家大族在宫内之职，从而削弱了世家大族在朝中的势力。[21]邓绥虽然任用宦官，但她懂得制衡之术，并没有给宦官很大的权力，并且她所任用的宦官也都较有德行，所以在她临朝之时，宦官并没有造成危害。[202]
东汉时期，皇后出身名门望族似乎已经成为惯例，阴皇后、马皇后、窦皇后和邓皇后连续四代皇后都是大户出身。邓太后为了打压名门望族，选择家世不高、出身低微的女子为皇后，于是，出身低微的阎姬才得到了成为皇后人选的机会，从而结束了东汉连续四代皇后都出自名门望族的惯例。[239]
- 推行工资改革
据崔寔《政论》记载，直到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我国才有了“红头文件”形式的工资改革：发工资时可以发现金。但还不是全发钱，而是一半发货币工资，一半发实物工资，即所谓“半谷半钱”。[182]这笔钱，叫“月钱”，是在年薪的基础上，对工资发放方式的一种变通。这样的英明决策是当时的实际当权者——邓太后作出的。[181]
- 移民开发江南
及新莽时期，江南地区仍以渔采为业，直到东汉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永初年间，邓太后采用樊准的建议，将北方灾民“尤困乏者”迁往江南地区的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今江浙地区）等“熟郡”安置，“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222][224]于是，江南地区人口从西汉时期的344万，增长到了东汉中期的730万。[223]官方组织的大量移民的涌入江南，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而且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成了该地区落后习俗的革除和新风俗的产生。[220]
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指出：“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走向衰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来并不怎样显著。”学术界对两汉时期江南耕垦面积也有一些粗略的推算：西汉能垦34485475亩，而东汉能垦63680940亩，当是一个大进步。[223]
- 赈济灾荒，复苏经济
邓绥临朝时遭遇长达十年的水旱灾害，她每听到百姓饥荒，就通宵不能入睡，生活供给，亲自减少或撤除，用以救济灾难困苦，所以天下恢复平静，年岁得到丰收。[14]她曾多次打开帝国粮仓赈济饥民。[38]
永初元年（107年）秋，邓太后下令“调扬州五郡(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 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陈国、下山”。这是历史上南粮北调的最早记载。[221]
永初二年（108年），邓太后将公田悉数赐予贫民，派樊准到冀州、吕仓到兗州开仓放粮，使流民都得到了安养休息。[76]随后邓绥拜樊准为巨鹿郡太守，当时饥荒之余，流民遍野，家户且尽，樊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几年后，粮食谷物价格便宜了数十倍。[224]
元初二年（115年）春，正月，邓绥向受灾的三辅地区以及并州、凉州六郡的流民、贫民发放救济粮。从106年到这一年，水旱灾害频发，百姓饥馑，邓太后每年都会派人打开帝国粮仓赈济饥民。[77][79]
元初二年（115年）八月，邓绥派虞诩经略武都郡。虞诩击破羌人，修筑防御工程，招回流亡的人口，赈济贫困人口，开通水运。虞诩初到武都时，米价上千，盐价八千，而户籍只有一万三千；虞诩经略了三年后，米价下降到八十，盐价下降到四百，户籍从一万三千户增长到四万余户，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全郡安宁。[78]
- 躬行节俭，严惩奢靡
邓绥下令削减皇家祭祀大典的名目并俭省膳食。[38]她采纳樊准的建议，[76]减去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所管膳馐、择米、刀剑、帷帐等服御珍膳与靡丽难成的物件；百官日常饮食，稻谷粱米不得挑挑拣拣，早晚一肉饭就行了。
永初七年（113年）正月，邓绥与汉安帝率领命妇及群妾入太庙斋戒，发现太庙中上供的新味，大多不适应节候，有的积养强行催化成熟，有的在萌芽状态就采摘挖掘，味道还没有形成就夭折。邓绥认为，培育万物应顺应时节，不能违背农时。于是下令此后供奉宗庙与皇室之物，都要到了时节才贡上，从而省却了二十三种食物。[28]
- 兴修水利，防洪灌溉
元初三年(116年)，邓绥下诏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农田。[79]
- 赐予民爵，奖励劳作
元初元年（114年），邓绥采取赐予民爵的措施奖励人民劳作。赐予尊老爱幼、努力耕田的人三级爵位。秦汉实行二十级爵，但民众受封只限于二十级爵的前八级，不能超过第八级公乘。而邓绥打破陈规，授予民众的爵位等级超过了公乘。[85]
- 推行社会保障，发放社会福利
- 兴办学堂，普及教育
邓绥积极为女性争取被男性垄断的受教育权，试图将女性从被束缚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226]
邓绥亲自创办官邸学校，兼收女生，开创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以及男女同校的先河，[200]被视为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萌芽，是女子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突破，使女子教育第一次从家庭教育迈向学校教育，[201]堪称一大创举。[34]邓绥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215]。
②为宫女提供教育
“中官近臣”多是得宠于邓太后的女官，也可能有男性宦官。她们受过专门培训后向广大宫女进行传授，在邓太后的大力提倡下形成了一个“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氛围，具有制度化女校教育的性质。其初衷是提高广大宫廷女性文化素质，兼或为了选拔优秀的后宫管理人才。[162]
③广建郡国学校
邓绥让近臣、宫女、贵族子弟都受教育，这种无论男女、富贫、贵贱，都令之受教育的思想，可谓开明、先进。[131]
- 校书东观，矫正文字
由于秦始皇采取愚民政策，焚毁了大量诸子百家文献典籍，汉朝虽广泛从民间征集书籍，但直到西汉后期仍是“书颇散亡”的状况；[187]王莽篡汉以来，更是“天下散乱，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直到光武中兴，汉朝再度“采求阙文，补缀漏逸”。[188]
在这样的状况下，邓绥白天勤理王政，晚上就诵读文献，发现了不少文字谬误，便于永初四年（110年）广选儒者如刘珍、马融等与五经博士许慎等[119]共五十余人，到东观校对审核诸子传记、百家艺术等，矫正脱漏和错误的文字，[32][116]使得经书文本标准化，实现了对各经文本文字的校勘和统一，最终形成了东汉经文的标准读本——兰台漆书。[183]
在校书期间，许慎的知识涉猎更广，而且研究更加精深，当时《说文解字》已完成初稿，为了让其更加完善，许慎一直都没有定稿，而是不断地将新的发现和收获补充进去，直至建光元年（121年）定稿上奏朝廷，[117]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由此诞生。[118]
- 诏写天文志，完善汉书
- 破除迷信，罢黜巫祠
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盛行。在这种背景下，王充提出无神论，构建了其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163]
邓绥也认为鬼神难于征信，常宣称“鬼神难征，淫祀无福”，并于延平元年（106年）下诏罢除一切滥设的祠堂。[10]她反对巫蛊迷信，推行的破除迷信的举动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30]
邓绥身体有恙时仍不求鬼神。[130]永初三年（109年）秋，邓绥身体不舒服，左右的人忧虑惶恐，祷告神灵虔诚祝辞，希望能代命。邓绥听到，马上谴责发怒，恳切地敕令掖庭令以下，不得说“代为受命”等言语，于是左右侍从皆痛哭流涕，感叹太后遭遇大病，不顾自己，而念万民。后来邓绥病愈，史官认为是感应了上苍。[128]
邓太后的“不迷信”，学者认为正是她对自我的信心，是其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特点。[160]
- 引导蔡伦改进造纸术
自永元十四年（102年）邓绥成为皇后时，便下令“万国贡献禁止进贡金银珠宝，只需进献纸墨(绢素古纸)。[6][167]当时蔡伦出任尚方令负责御用器物的制造，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到各地进贡纸张，为蔡伦改进造纸术提供了物质条件。[37]
中国造纸学会·纸史编辑部编委荣元恺指出，邓绥“不爱珠玉，独好纸墨”，对造纸发明起到了主导作用。蔡伦受命摸索试验，在绷紧的麻布帘上，把纸浆浇泼出了最初的真正的纸(植物纤维纸)后，认为纸的创造已大功告成。但贵人邓绥却以为尚未达到预期之要求，乃督促、勉励蔡伦继续改进，一定要造出可以取代绯帛能用于书写的纸来。由于有了邓绥的直接推动和支持，少府焉敢留难，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尚方蔡伦才能继续改进，创造出可以连续捞(抄)纸的活动竹帘和可以解决湿纸揭分困难的“纸药滑汁”等，最后完成了一整套可以成批生产(植物纤维纸)的造纸工艺来。[167]而学者刘光裕也认为“邓绥皇后对蔡伦发明‘蔡侯纸’起了很大的作用。”“宦官蔡伦搞发明创造不能没有支持，东汉宫廷里有蔡伦的得力支持者，就是和帝，特别是邓皇后。”[233]
邓绥鼓励蔡伦进行改进造纸术的实验，资助他的研究工作，密切关注相关进展，直到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成功造出“蔡侯纸”。[122]蔡伦取得成功后，邓绥在宫廷中推广“蔡侯纸”，这标志着纸在帝国高层的第一次露面。对此，英国学者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onro）指出：“如果说蔡伦是使得纸广泛应用于书写具有可行性的工程师，那高瞻远瞩的邓皇后则是促进纸和书写结合的媒人。纸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被广泛运用的书写材料，要感谢蔡伦的工艺和邓绥的先见之明。”[38]
- 任用张衡研制浑天仪、地动仪
永初五年（111年），主政的太后邓绥用公车把张衡请入朝任命为郎官，后拜为太史令。张衡在太史令官位上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发明创制了独飞木雕（世界最早的飞机）[194]、浑天仪（世界上第一架自动的天文仪器）[196]、瑞轮蓂荚（世界上第一台机械台历）[195]、漏壶等，特别是以水为动力的浑天仪，在旋转时的星宿出没与大自然完全相符，朝野为之轰动。浑天仪巧夺天工，偏偏一些跳梁小丑蹿出来说它是淫巧之物，旁门左道。女政治家邓绥锐意改革，给予张衡充分的欣赏和信任。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和实验，张衡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仪[196]和测定风向的候风仪。[86]
- 打造中尚方弩机
汉代的弩机制造趋于成熟，东汉时则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临朝听政之初的延平元年（106年），邓太后下诏书，由中尚方监作弩机；永初二年（108年）和元初二年（115年），又分别制造了两批由中尚方监作的弩机。[135]
邓绥下令制造的中尚方弩机，设计合理，制作精良，美观实用。其望山高大，有利于远射距离的选择；悬刀双层加厚，不仅起到加固的作用，而且握持舒适，还增加了艺术美感；郭匣两端突出，便于在弩臂中固定，在弩机制造史上实属首例，是邓太后执政期间的一大创举。[135]
- 引进罗马杂技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向邓太后进献了一位大秦幻人（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能变化吐火，自行肢解，将牛身换成马头，又善于跳丸，一手抛接10丸球。该魔术师向邓太后表明自己是海西人，海西即大秦(罗马帝国)，由掸国西南的海路可通往大秦，[71]证明了这些大秦魔术师是沿海上丝绸之路经掸国来华的。[72]
次年（121年）元会，邓太后让大秦幻人在庭中表演，汉安帝与群臣都感到非常惊奇。虽然遭到保守派陈禅的反对，他声称“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结果被邓绥贬谪。[165]于是这些外来杂技逐渐传遍全国各地，在四川、河南、山东等地发现跳丸29例画像，其中，四川画像砖、石棺和摇钱树发现跳丸图像16例，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这应该是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70]“吐火”也有发现。成都出土东汉《宴饮杂技》画像砖画面有跳丸、跳瓶和巾舞，下方中间一人，裸上身，右手持一火把，张口。史占扬称其正在表演吐火。南阳王寨出土东汉乐舞百戏画像石上有跳丸、吐火、倒立、滑稽表演和奏乐画面。[166]
- 征服北虏
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汉人韩琮对南匈奴万氏尸逐鞮单于说：“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 有水灾，人民饥饿死尽，可以趁机发兵攻汉。”南匈奴单于听信了他的话，便造反了，在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包围了中郎将耿种。[47]同时，乌桓的率众王无何、鲜卑首领丘伦等，联络南匈奴骨都侯汇合七千精骑进犯五原郡，在高渠谷大破汉兵，杀郡长吏。[46]同年十一月，邓绥任命何熙为车骑将军，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统帅五营与边郡2万余兵力，又诏辽东太守耿夔率诸郡兵共同讨击，同时让梁慬代行度辽将军之职。庞雄、耿夔率先击败了南匈奴薁鞬日逐王。[47]
永初四年（110年）正月，梁慬率八千多人到达属国故城，与南匈奴左将军、乌桓首领交战，杀其主帅，斩首3千余。南匈奴单于又亲率七八千骑兵迎战，包围梁慬。梁慬披甲奔驰，冲破包围圈，南匈奴引兵退回虎泽。三月，何熙军到五原曼柏时染上重疾，不能前进，便让庞雄与梁慬及耿种率16000步骑攻虎泽。
南匈奴单于惶恐，派左薁鞬日逐王投降，梁慬大摆兵阵接受投降。南匈奴单于脱帽光脚，当面受缚叩头，交纳入质。[63]乌桓率众王无何乞求投降，鲜卑人逃回漠北。自此乌桓重新归附汉朝，邓绥便拜乌桓首领戎朱廆为亲汉都尉。[46]
元初六年（119年）秋，鲜卑攻入马城塞，杀长吏。邓绥派堂弟邓遵调集射手三千人，与中郎将马续率领的南单于骑兵、以及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和，出塞追击鲜卑，最终在漠北大破之，获其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后世称之为“邓遵、马续破鲜卑之战”。于是永宁元年（120年），辽西鲜卑首领乌伦、其至鞬率众降附，并交纳贡奉。邓绥便下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彩缯。[103]
- 剿灭海盗[113]
永初三年(109年)，以张伯路为首的三千余海贼入寇沿海九郡，邓太后派遣侍御史庞雄发兵讨伐，张伯路率众投降，次年(110年)再度作乱，攻城杀人，烧毁官寺放出囚犯，党众越来越盛。魁首们皆称将军，朝拜张伯路，张伯路便戴上五梁冠，佩戴印绶。
邓太后再度征讨，发兵数万，连战皆捷，大破海贼，被斩首和坠海溺死的海贼有数百人，余众皆逃遁。这时，邓绥下达招降海贼的赦令。王宗等人认为应乘胜追击，而法雄则认为海贼会乘船过海，深入更远的海岛，到时候攻打起来未必容易。现在朝廷下达赦令，我们可以罢兵，抚慰并诱导海贼，到时候他们必定解散，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王宗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罢兵。海贼们听说后大喜，归还了掳走的百姓。唯独东莱郡的汉军没有解甲，导致海贼再度惊恐，沿辽东半岛逃回海岛。
- 平定西羌
东汉时期，羌族已有百万人口。史载:“(光武)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94]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十二月，邓绥诏令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领五营和诸郡兵五万人，驻守汉阳(今甘肃甘谷)防备羌乱。[40]次年正月，邓骘抵达汉阳，而各郡兵马未到，钟羌便趁机袭击邓骘，杀千余人。邓绥命梁慬支援。梁慬到张掖后大破各羌万余人，逃脱者只有十分之二、三；而后到达姑臧，各羌豪强三百余人皆投降，[41]河西四郡恢复安宁。[42]十一月，滇零自称天子，建立先零王朝，号召诸羌劫掠三辅。梁慬引兵赴击，连战皆捷，羌众败退。[81]后来，先零羌进犯河东，邓绥派任尚讨击，最终在上党羊头山将其攻破。[43]
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夏，邓绥任命邓遵为度辽将军，率兵到灵州攻打先零王零昌，斩首八百余级。次年，任尚刺杀先零王零昌，又和马贤等人在富平上河攻破先零宰相狼莫，斩首五千，擒获畜牲十余万头，狼莫败逃，先零王朝灭亡。西河郡的虔人种羌1万1千口向邓遵投降。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邓遵派人刺杀了狼莫，自此以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等地区再无寇警，羌乱彻底平息。[93]
- 克定南蛮
元初五年（118年），卷夷大牛首领封离等造反。次年（119年），据众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焚烧城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邓绥下诏让益州刺史张乔选用贤能讨伐，张乔便派杨竦出击，由于反贼过盛，汉军不敢前进，邓绥便告示西南三郡暗中征集武士，重其悬赏，于是汉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封离大惧，便杀死了同谋，到杨竦跟前投降，杨竦厚加慰纳，于是其余三十六个种族皆来降附。[114]
- 羁縻西域
班超离开西域后，汉和帝派戊己校尉任尚接任西域都护。任尚上任数年后，西域各国不满其苛政，纷纷叛汉，[104]于延平元年（106年）在疏勒围攻西域都护任尚。任尚上书求救，邓绥任命梁慬为西域副校尉，率兵营救，还未到达，任尚已经解围。邓绥便召回任尚，派段禧接替任尚的西域都护之职，在龟兹驻兵九千。然而龟兹国吏民与温宿国、姑墨国汇聚数万兵力联合围攻龟兹城，梁慬出城迎战，大破西域各国联军，战争持续了数月，胡兵败逃，梁慬乘胜追击，斩首万余，生擒数千人，骆驼数万头，使龟兹得以平定。[48]
邓绥任命的西域都护段禧与西域副校尉梁慬等人虽然守住了龟兹，但通往中原的道路已被堵塞，政令不通，朝中公卿们认为西域艰险遥远，且多次反叛，屯兵花费高，便撤回西域都护，接回西域驻兵。[49]北匈奴便趁机收取西域，联合犯边。
敦煌太守曹宗担心其祸患，便于元初六年（119年）派长史索班率千余人驻守伊吾，招抚西域。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楼兰)王来降。数月后，北匈奴又率车师后王攻没索班等人，赶走车师前王。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曹宗便请出兵攻打匈奴，报索班之耻，再度进取西域。邓太后召班勇到朝堂参与会议。班勇认为此时攻打北匈奴不合时宜，会“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认为“不可许”，邓太后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后，班勇又建议在敦煌郡设西域副校尉和营兵三百人，同时派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屯驻楼兰，这样既不会给朝廷造成过重负担，又可对西域保持一定的威慑力，邓太后采纳他前一半意见，恢复了郭煌郡守兵三百人，设立西域副校尉，驻扎敦煌，“羁縻而已”，但并未出屯。“西域绝无汉吏”的状况并未改变。[20][39][210]
- 向南扩张
此处的夜郎蛮夷位于东南亚。汉成帝时，夜郎王兴被杀，夜郎族群便从中国西南的牂牁郡迁徙至东南亚，成为后汉书所提到的“夜郎蛮夷”。[91]2008-2009年，在柬埔寨东南部发掘的波赫墓地，其中有套头葬、覆面葬现象，墓葬年代在东汉时期，[141]属于夜郎典型的可乐文化葬俗，说明夜郎可乐文化人群当时曾迁徙至中南半岛的南部。[142]
- 吞并西羌
永初二年（108年），青衣道的蛮夷邑长令田招徕蜀郡境外的三种蛮夷共31万口， 抱着黄金与旄牛做的毛织品，献上全部领土内属东汉。[143]同年秋，七月，蜀郡境外的薄申羌等八个种族（人口3万6千余）举土内属。同年冬，广汉郡境外的参狼羌（人口2千4百余）内属。[56]
- 拒绝和亲
北匈奴单于在汉和帝时便请求和亲，但因为没有准备彩礼而被汉和帝拒绝。元兴元年（106年）邓绥临朝时，北匈奴单于再度遣使纳贡，自称国家贫穷所以没有准备彩礼，并表示愿意让匈奴王子入宫侍奉邓太后，邓太后仍不答应。[82]
- 日本献奴仆
- 鲜卑纳质
永初年间，鲜卑首领燕荔阳来到东汉洛阳宫廷朝贺，邓太后便赐予燕荔阳象征诸侯王的印绶以及赤色车、驾三马。同时下令到护乌桓校尉所居的宁城之下，通胡市，建造南北两座质馆，接纳鲜卑质子。于是鲜卑120个部落，各遣入质。[54]
- 威慑辽东
在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遣兵击破乌桓、鲜卑、南匈奴后，[46][63]高句丽太祖王高宫便派出使臣，于永初五年（111年）抵达东汉都城洛阳，献上方物，同时请求内属于东汉玄菟郡，[53]表示臣服。[146]
- 汉代
刘毅：“伏惟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比迹任、姒。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乾象，参之人誉，援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绥静四海。又遭水潦，东州饥荒。垂恩元元，冠盖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下，损膳解骖，以赡黎苗。恻隐之恩，犹视赤子。克已引愆，显扬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宽之教。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追还徙人，蠲除禁锢。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访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著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22]
陈忠：“伏唯大行皇后规乾则坤，兼包日月，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殇幼冲，国祚中绝，海内纷然，群臣累息。加以洪流为灾，札荒为害，西戎蠢动武威，侵侮并、凉；猾夏作寇，振惊勃、碣，家有采薇之思，人怀殿屎之声。皇太后参图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圣主，垂畴咨之问。终朝反侧，明发不寝，徒以百姓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圣诚著于禁闼，而德教被于万国，叛虏降集，贼宁边垂。胡辈去塞，永元之世，以为遗诛，今畏服威灵，稽颡即毙。徼外绝国，慕义重译，求献其琛。史官咸贺，请作主颂，却而不听；郡国咸上瑞应，寝而不宣。”[155]
- 南朝
范晔《后汉书》：①“邓皇后立，有丈夫之性。”[127]②“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懑，悬书于象魏。借之仪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后（汉安帝亲政后改元建光），王柄有归（指汉安帝亲政），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衰斁之来，兹焉有征。故知（邓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是以班母一说，阖门辞事；爱侄微愆，髡剔谢罪。将杜根逢诛，未值其诚乎！但蹊田之牛，夺之已甚。[22]③“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137]④“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139]
- 宋代
胡寅：①“邓太后终利幼弱，欲久临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犹不归政，故自永初而后，日食、地震、雨水、风雹之变，岁不绝书。母氏常隆，阉尹得志，接乎桓、灵，而汉遂灭矣。”②“是时天灾流行，无岁不有，三公备位碌碌，初无调燮之方、消弭之道，至于国用不足，乃行鬻爵，亦昧于量入为出之计，一何庸谬蹇浅，至此极也！虽邓后节俭，岁终飨卫士，不设戏乐，减逐疫侲子之半，元会撤乐，不陈充庭车，曾何救于大计之阙乎？且郡国地震、雨水，岂为侲子、充庭车而致哉？阴盛阳微，水旱饥馑，国用遂乏，而太后与三公救灾之术如此，是以天下为儿戏也。”③“光武中兴，抑制外戚，曾未数世，和熹专朝，皆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黄门，遂基末流之祸。”④“妇人有好势位者，汉和熹是也”。[31]
- 明代
李廷机：“邓太后摄政，朝野颇安宁。”
- 清代
张佩纶：“范论‘所幸非己’‘自强惟国’最有见。和熹与宣仁相似，使其年至五六十，称制终身，何至有建光以后之秕政哉？汉法，东朝虽不称制，仍预朝政……此不能以地道无成之迂论以该之也，但当论其贤与不贤耳。且不称制而预朝政，反不如称制而预朝政。”[138]
- 近现代
李鹤庆：“邓绥是一位颇有政治远见和革新精神的女性。”[172]
辛润英：“邓绥的才、学、识都比名义上的皇帝好，她是为强国而自强，为安民而焦心。她在位期间，号令己出，大事自断，力排危难，广施德政。政绩卓然。崇尚学术，注重教化，堪称皇后之冠。”[172]
于元：“西汉吕后、东汉邓太后、唐朝武则天、清朝西太后四人之中，唯有邓太后是贤太后，且又端庄自持，不近男色，实属难能可贵。但是，这样一位贤太后，却从未有人为她专门树碑立传，这未免不是一件憾事。而吕后、武则天、西太后却史不绝书，有关她们的演义、外传，屡见不鲜，这实在令人心中难平。”[228]
谷园：①“整个汉朝唯一真正的女性政治家。”②“她接掌的天下内外交困，又是地震，又是洪水，又是旱灾，几乎是有历史记载以来自然灾害发生最多的一个时期。同时四夷震动，东南西北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战事不断，她愣是生生咬牙坚持着，挺了过来，真是非常不容易。”[230]
英国·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onro）：“如果说蔡伦是使得纸广泛应用于书写具有可行性的工程师，那高瞻远瞩的邓皇后则是促进纸和书写结合的媒人。纸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被广泛运用的书写材料，要感谢蔡伦的工艺和邓绥的先见之明。”[38]
李步凡：“纵观邓太后的一生，她仿佛是天生的统治者，与众不同又魅力超群，有着过人的智慧与才干，同时表现出极大的忍耐与狠心，而她在获得权力后的治国理政更是在东汉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邓太后而言，生儿育女并非其人生归宿，能够治国理政并成为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才是其人生的最终目标，她在执政期间施行的一系列德政，既出于对“刘氏”天下维护的需要，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她的临朝终身对东汉的百姓而言或许是莫大的幸运。[164]
邓绥曾经梦见伸手摸到了天，浩浩荡荡，一色碧青，好像有钟乳一样的东西，她便抬起头吮吸吞饮。解梦的人回答说：“尧曾梦见攀天而上，商汤梦见天而舔天，这都是圣王成事之前的征兆，吉不可言。”后来又有看相的人见了邓绥，诧异地说：“她的骨相和商汤一样，多奇多贵。”家里的人暗暗高兴而不敢声张。[17]
邓绥身高七尺二寸（东汉一尺为24.1厘米，七尺二寸则为173.52cm[203]），《后汉书》称其“姿颜姝丽，绝异于众，左右皆惊”；[1]《东观汉记》称其“容仪照曜绝异”；[168]《续汉书》称其“姿容窈窕，进退辞令，粲然有异，与众女姝”，[169]因而被邹博主编的《中国全史》称为“东汉艳后”。[123]
邓绥临朝后，明确自称“朕”。如延平元年(106年)五月，邓太后下诏：“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97]新华日报出版部指出，“朕”字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被定为至尊之称，汉代沿用不改，以迄于清。而在汉魏晋时期，临朝称制的皇太后也有自称为“朕”的，比如东汉的和熹太后邓绥。[95]
当时群臣奏事皆称邓绥为“皇太后陛下”，如班昭《上邓太后疏》：“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96]朝臣之首的太傅张禹在《上邓太后表》中也称呼邓绥为“陛下”[198]。该举措影响深远，如东晋时期群臣“依汉和熹皇后故事”，向庾太后奏事皆称“皇太后陛下”。[102]
《后汉书》记载，和熹皇后邓绥“以女君亲政”，[161]而受其摄政的皇帝亦为君主，这种形式被学者称为“两君制”。[180]
东汉是"女主政治"的典型时期，共六后临朝。《后汉书》记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临朝者六后。”[106]其中邓绥的执政时间最长。她有突出的自主意识，努力争取独立性，[107]面对朝臣提出的"还政"要求，她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而这正是她实现人生目标的延续。[105]
东汉有六位皇太后临朝，以和熹太后邓绥为最贤[185]。史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158-159]邓太后的“自主性”使得她临朝时期“号令自出，大事己断，军政大权决不旁落外戚和权臣”。[160]
东汉时期太后摄政逐渐形成制度：太后摄政时，亲临前殿，朝见群臣，太后坐东面，少帝坐西面，群臣奏事上疏，皆为两通，一通诣太后，一通诣少帝。[179]
由于邓绥长期临朝而不还政于皇帝，永初元年（107年），郎中杜根认为汉安帝年长，应当亲政，就和同署的郎中一同上书进谏邓绥说她不宜长久摄政。[150]邓绥大怒，下令扑杀之。执法的人因为杜根的名气，私下告诉行刑的人别太用力（有争议，成书更早的《后汉纪》记载杜根“先知”会发生这种情况，于是“召司扑者阴共为意，乃使执扑者不加力”）。[150]打完后运出城外，杜根得以苏醒。邓绥命人检查，杜根就装死，三天后眼里生了蛆，才得以逃走，到宜城山做了一个酒保。此外，平原郡吏成翊世也因为谏言让邓绥还政而获罪。[19]
元初六年（119年），邓绥的堂兄邓康因邓绥长期临朝听政，屡屡上书劝邓绥“自损私权”，但邓绥并未听从。邓康心怀畏惧，假托有病而不上朝。邓太后派宫婢去问候，而该宫婢是邓康家以前的婢女，她竟自称中大人。邓康听到后，责骂她说：“你是我们家出去的婢女，你怎敢如此？”婢女也怒了，回宫后说出邓康假病且出言不逊一事。邓太后便免去邓康的官职，遣送封地，并且开除他的宗籍。[58][136]
学者沈宏认为，邓绥看出汉安帝是一个亲小人、无大志之人，故她在死前委政“公卿百官”，希望他们能“勉尽忠恪,以辅朝庭”。无奈，安帝确不成器，他一亲政，便“附事内宠”,使东汉“内宠始横”，成为乱政之端。这时,那些反对太后临朝之人也不得不承认安帝亲政后“名贤戮辱，便孽党进”，“故知（邓后）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惟国”。[124]
邓太后崩逝后，汉安帝将邓氏宗族免官，遣回故郡，逼死了邓骘等七个邓氏族人。大司农朱宠痛惜邓骘无罪遇祸，便袒露上身带着棺材上书说“和熹皇后(邓绥)有圣善之德，是大汉的文母。而她的兄弟们也都十分忠孝，为国为民，历代外戚没有能与邓氏相比的。”而广大平民百姓也都为邓氏鸣不平，汉安帝有所觉悟，便安葬邓骘于北邙，邓绥的兄弟们都得以回到京师洛阳。[125]
邓绥明察善断，有“女法官”之称。[215]
汉和帝有个叫吉成的宫人，服侍她的人对她心怀恨意，便制作桐人，写上邓绥的名字并埋藏了起来。后来事发，掖庭审讯时，这些侍从们却都说是吉成做的。但邓绥却说：“我曾对吉成有恩，吉成虽然出身低贱，但平日里从未有过恶言，今日之事却一反常态，不合情理。”于是便亲自召见吉成，对此事反复核实，最终查明是她的侍从们所为。[51]宫中没有不叹服的，皆称赞邓绥圣明。[9]
邓绥临朝初期，刚刚遭到皇帝大丧，法规禁条没有完备。宫中有一箱珠宝不见了，邓绥想，如果加以拷问，必定伤及无辜。于是她便亲自检阅宫人，对每一个宫人察言观色，偷窃者很快就自首服罪。[9]
永初二年（108年）夏，京师旱灾，邓绥亲到洛阳官舍，审视记录有否冤狱情况。有一囚徒实在没有杀人被严刑拷问被迫认罪，瘦弱困顿被抬着来见邓绥，他害怕官吏不敢申言，将要离去的时候，抬起头像要诉说什么。邓绥察觉了，马上叫转来问他的情况，完全了解了他受冤枉的一切事实，立刻逮捕洛阳令下狱抵罪。邓绥此行还没有回到宫里，天就下了及时雨。[13]对此，台湾作家柏杨评价道：“每一个被诬陷的囚犯，都希望遇到邓绥女士，然而，被诬陷的囚犯千千万万，而五千年历史，只出现邓绥一人，是这位洛阳囚犯之幸，也是千千万万其他囚犯的不幸。西方有句俗话说：‘上帝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娘亲。’我们借这句俗话说出我们的心声：‘邓绥不能跟每一个人同在，所以我们盼望有一个独立的法庭和一个公正的审判。’”[231]
永初四年（110年），邓绥为母亲新野君服丧完毕后，久旱不雨，邓绥接连三日到洛阳，审视记录囚徒罪状，清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剃去胡须和鬓发的刑罚)八十人，其余减罪，从死刑、刖右趾以下至司寇的不等。[90]
班昭作为邓太后的得力“高参”，而邓太后业绩出众，天下敬服，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虽然大家都知道班昭参政，但从无一人指责弹劾“闺蜜干政”，反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班昭七十多岁去世，得知她的死讯后，邓太后素服举哀，隆重安葬了自己的老师兼“闺蜜”。[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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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美国第一位女汉学家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将和熹邓皇后（邓绥，81—121）的传（载《后汉书·皇后纪上》）翻译成了英文（“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Teng”），发表在1931年第2期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英译《和熹邓皇后传》作为孙念礼第一部出版物，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欢迎。[189]
邓绥影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