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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年)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年)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
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然而,根据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分析与举证,这些对《魏书》的不良之词,恰恰来自于那些因为《魏书》秉公记事而愤懑的权贵阶层。[5]
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一些人污蔑为“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
《魏书》记述了中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记载了鲜卑氏族的名称及所改之姓、官制和制度的变化,为研究拓跋部落的发展扩大及汉化提供了完备的资料,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北朝的新兴权贵家族非常重视对自己祖先的美化。如李庶、王松年等[6],他们祖先的贵族身份是存疑的,《魏书》秉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记述这些人祖先的时候加了一些表示疑惑的字样,导致他们大怒,因此诬称《魏书》“曲笔”,为“秽史”。第二,接受过逻辑学训练的今人,应该能发现古代史家对《魏书》的批评并不符合逻辑。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曾明确地指出,《北史》虽然一方面批评《魏书》传记不实,另一方面却几乎全盘照搬《魏书》的记载。[7]
《隋唐嘉话》言:“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表明魏收当时就为人不齿。又魏书成书后众口沸腾,当时遍骂为“秽史”,被迫两次重订乃成。
早在北魏末年魏收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挂名,魏收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此外魏书多取不可信之言论,李延寿截取魏书大部分入北史也为司马光讥诮。魏书之价值在于没有更多的史书留存。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卷次 |
目次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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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3 |
列传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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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4 |
列传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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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5 |
列传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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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6 |
列传第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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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7 |
列传第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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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8 |
列传第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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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9 |
列传第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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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0 |
列传第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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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1 |
列传第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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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2 |
列传第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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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3 |
列传第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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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4 |
列传第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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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5 |
列传第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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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6 |
列传第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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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7 |
列传第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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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8 |
列传第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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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9 |
列传第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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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0 |
列传第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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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1 |
列传第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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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2 |
列传第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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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3 |
列传第二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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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4 |
列传第二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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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5 |
列传第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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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6 |
列传第二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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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7 |
列传第二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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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8 |
列传第二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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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9 |
列传第二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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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0 |
列传第二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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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1 |
列传第二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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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2 |
列传第三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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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3 |
列传第三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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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4 |
列传第三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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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5 |
列传第三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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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6 |
列传第三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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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7 |
列传第三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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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8 |
列传第三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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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9 |
列传第三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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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0 |
列传第三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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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1 |
列传第三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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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2 |
列传第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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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3 |
列传第四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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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4 |
列传第四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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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5 |
列传第四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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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6 |
列传第四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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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7 |
列传第四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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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8 |
列传第四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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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9 |
列传第四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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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0 |
列传第四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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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1 |
列传第四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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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2 |
列传第五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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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3 |
列传第五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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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4 |
列传第五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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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5 |
列传第五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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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6 |
列传第五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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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7 |
列传第五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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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8 |
列传第五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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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9 |
列传第五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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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0 |
列传第五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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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1 |
列传第五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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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2 |
列传第六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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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3 |
列传第六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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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4 |
列传第六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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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5 |
列传第六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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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6 |
列传第六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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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7 |
列传第六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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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8 |
列传第六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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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9 |
列传第六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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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0 |
列传第六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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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1 |
列传第六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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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2 |
列传第七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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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3 |
列传第七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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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4 |
列传第七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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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5 |
列传第七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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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6 |
列传第七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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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7 |
列传第七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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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8 |
列传第七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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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89 |
列传第七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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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0 |
列传第七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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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1 |
列传第七十九 |
|
卷92 |
列传第八十 |
列女-崔览妻封氏 封卓妻刘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长命妻张氏 平原女子孙氏房爱亲妻崔氏 泾州贞女兕先氏 姚氏妇杨氏 张洪初妻刘氏 董景 起妻张氏 阳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国太妃孟氏 苟金龙妻刘氏 卢元礼妻李氏 河东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鲁氏(不全) |
卷93 |
列传第八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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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4 |
列传第八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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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5 |
列传第八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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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6 |
列传第八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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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7 |
列传第八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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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8 |
列传第八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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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99 |
列传第八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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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00 |
列传第八十八 |
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
|
卷101 |
列传第八十九 |
|
卷102 |
列传第九十 |
|
卷103 |
列传第九十一 |
|
卷104 |
列传第九十二 |
自序(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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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十志启
臣收等启:昔子长命世伟才,孟坚冠时特秀,宪章前哲,裁勒坟史,纪传之间,申以书志,绪言余迹,可得而闻。叔峻删缉后刘,绍统削撰季汉,十志实范迁、固,表盖阙焉。曹氏一代之籍,了无具体;典午络世之笔,罕云周洽。假复事播,四夷盗听,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考之雅旧,咸乖实录。自永嘉丧圮,中原淆然,偏伪小书,殆无可取。魏有天下,跨踪前载,顺末克让,善始令终。陛下极圣穷神,奉天屈己,顾眄百王,指掌万世,深存有魏抚运之业,永念神州人伦之绪。臣等肃奉明诏,刊著魏籍,编纪次传,备闻天旨。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偏心末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录,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时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切,释志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谨成十志二十卷,请续于传末前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笔,迄无可采,尘黩旒冕,堕深冰谷。谨启。
平南将军、司空司马修史臣辛元植
卷105-1 |
志第一 - 天象志一 |
卷105-2 |
志第二 - 天象志二 |
卷105-3 |
志第三 - 天象志三(补) |
卷105-4 |
志第四 - 天象志四(补) |
卷106-1 |
志第五 - 地形志上 |
卷106-2 |
志第六 - 地形志中 |
卷106-3 |
志第七 - 地形志下 |
卷107-1 |
志第八 - 律历志上 |
卷107-2 |
志第九 - 律历志下 |
卷108-1 |
志第十 - 礼志一 |
卷108-2 |
志第十一 - 礼志二 |
卷108-3 |
志第十二 - 礼志三 |
卷108-4 |
志第十三 - 礼志四 |
卷109 |
志第十四 - 乐志 |
卷110 |
志第十五 - 食货志 |
卷111 |
志第十六 - 刑罚志 |
卷112-1 |
志第十七 - 灵征志上 |
卷112-2 |
志第十八 - 灵征志下 |
卷113 |
志第十九 - 官氏志 |
卷114 |
志第二十 - 释老志 |
旧本魏书目录叙
初,魏史官邓渊、崔浩、高允皆作编年书,遗落时事,三不存一。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纪、传、表、志之目。宣武时,邢峦撰《高祖起居注》,崔鸿、王遵业补续,下逮明帝。其后,温子升作《庄帝纪》三卷,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魏末山伟以代人诌附元天穆、尔朱世隆,与綦隽更主国书,二十余年,事迹荡然,万不记一。
北齐文宣天保二年,诏魏收修魏史。博访百家谱状,搜采遗轶,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己,故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校注:原作(睦仲),据《北齐书》改。说见《北齐书》卷三十七、卷四十五校记。)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皆不工纂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咸出于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旧书。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时论以为不平。文宣命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诉讼者百余人评论。收始亦辩答,后不能抗。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并坐谤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时仆射杨愔、高德正用事,收皆为其家作传,二人深党助之,抑塞诉辞,不复重论,亦未颁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审核。收请写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邺下,欲传录者,听之。群臣竞攻其失。武成复敕收更易刊正。收既以魏史招众怨咎,齐亡之岁,盗发其冢,弃骨于外。
隋文帝以收书不实,平绘《中兴书》叙事不伦,命魏澹、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九十二卷,以西魏为正,东魏为伪,义例简要,大矫收、绘之失,文帝善之。炀帝以澹书犹未尽善,更敕杨素及潘徽、褚亮、欧阳询别修《魏书》。未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诏侍中陈叔达等十七人分撰后魏、北齐、周、隋、梁、陈六代史,历年不成。太宗初,从秘书奏,罢修《魏书》,止撰五代史。高宗时,魏澹孙同州刺史克己续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书艺文志》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今皆不传。称魏史者,惟以魏收书为主焉。
孔子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三代文章,莫盛于周。东周、秦、汉虽战争丧乱,前古遗风余烈,流而未绝。贤君忠臣蹈道之徒,功业行谊,彰灼显布。高才秀士,词章论议,谏诤辩说,嘉谋奇策,皆可以惊听动俗,为后世轻范。而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学善叙事,不虚美隐恶,故传之简牍,千余年而不磨灭。东汉、魏、晋,去圣人稍远,史官才益浅薄。永兴失政,戎狄乱华,先王之泽扫地尽矣。
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贼;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迁洛之后,稍用夏礼。宣武柔弱,孝明冲幼,政刑弛缓,风俗媮恶,上下相蒙,纪纲大坏。母后乱于内,群盗挠其外,祸始于六镇,衅成于尔朱,国分为二而亡矣。虽享国百余年,典章制度,内外风俗,大抵与刘、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于聪、虎。孝文之强,不及苻坚。其文章儒学之流,既无足纪述,谋臣辩士将帅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览之厌而遗忘,学者陋而不习,故数百年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然上继魏、晋,下传周、齐、隋、唐,百六十年废兴大略,不可阙也。臣攽、臣恕、臣焘、臣祖禹,谨叙目录,昧死上。[4]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祐六年(1061年)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年-1070年)间。
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
清代以来补表补志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
其他考订
魏书源流考 李正奋著 抄本(8)
魏书校勘记 (清)王先谦撰(9)
魏书宗室传注校补(清)罗振玉撰 民国时期印本(12)
西魏书 二十四卷 附录一卷(清)谢启昆撰 清刻本(14)
《崇文总目》谓澹书才存《纪》一卷、太素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阙《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阙《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
今考《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转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此数语,《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后之文与《御览》所引者绝异。)
夫《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其为收书之原本欤。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然《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
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
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惟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
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故为补缀者所取资。至澹书亦阙,始取《北史》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故《崇文总目》谓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收史相乱,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
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於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
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案: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况《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硖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
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
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
《魏书》至宋时已缺二十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