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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上起王莽新朝灭亡(23),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废汉建魏,记东汉一百九十七年历史。全书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与《史记》《汉书》比较,不同之处主要有三:一是范书只有纪传而无表、志,是其一大缺陷。二是范书改《史记》的《外戚世家》与《汉书》的《外戚传》为《皇后纪》。范书纪十卷,前九纪是帝纪,记东汉十三帝;末一纪是后纪,记诸帝皇后与外戚。三是范书列传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则选人立传,“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所以立传对象除公卿将相外,较为广泛地网罗社会各阶层、各类型代表人物。二则记人叙事,以类相从,创立《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方术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等七种《史记》《汉书》没有的类传。[12]
目录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王莽至汉献帝195年的史实;共一百二十卷,包括十纪、八十传、八志三十卷。志一般称《续汉志》。
《后汉书》创立了七篇类传:《宦者传》《党锢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其中,《宦者传》与《党锢传》记党人与宦官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
《续汉志》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的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舆服志》记录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4]
卷次 |
目次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
卷十一 |
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
|
卷十二 |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
|
卷十三 |
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
隗嚣、公孙述 |
卷十四 |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
刘縯、刘兴、刘良、刘祉、刘歙、刘赐、刘顺、刘嘉 |
卷十五 |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
李通、王常、邓晨、来歙(附来历) |
卷十六 |
邓寇列传第六 |
邓禹(附邓训、邓骘)、寇恂(附寇荣) |
卷十七 |
冯岑贾列传第七 |
冯异、岑彭、贾复 |
卷十八 |
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
吴汉、盖延、陈俊、臧宫 |
卷十九 |
耿弇列传第九 |
耿弇(附耿国、耿秉、耿夔、耿恭) |
卷二十 |
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
铫期、王霸、祭遵(附祭肜) |
卷二十一 |
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
任光(附任隗)、李忠、万脩、邳彤、刘植、耿纯 |
卷二十二 |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
朱祐、景丹、王梁、杜茂、马成、刘隆、傅俊、坚镡、马武 |
卷二十三 |
窦融列传第十三 |
窦融(附窦固、窦宪、窦章) |
卷二十四 |
马援列传第十四 |
马援(附马廖、马防、马严、马棱) |
卷二十五 |
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
卓茂、鲁恭(附鲁丕)、魏霸、刘宽 |
卷二十六 |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
伏湛(附伏隆)、侯霸、宋弘、蔡茂、郭贺、冯勤、赵憙、牟融、韦彪 |
卷二十七 |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第十七 |
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吴良、承宫、郑均、赵典 |
卷二十八 |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 |
桓谭、冯衍、冯衍、冯豹 |
卷二十九 |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 |
申屠刚、鲍永、郅恽 |
卷三十 |
苏竟杨厚列传、郎顗襄楷列传 |
苏竟、杨厚、郎顗、襄楷 |
卷三十一 |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
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王堂、苏章、羊续、贾琮、陆康 |
卷三十二 |
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
樊宏(附樊鲦、樊准)、阴识(附阴兴) |
卷三十三 |
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
朱浮、冯鲂、虞延、郑弘、周章 |
卷三十四 |
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
梁统(附梁松、梁竦、梁商、梁冀) |
卷三十五 |
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
张纯(附张奋)、曹褒、郑玄 |
卷三十六 |
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
郑兴(附郑众)、范升、陈元、贾逵、张霸(附张楷、张陵、张玄) |
卷三十七 |
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
桓荣、丁鸿
|
卷三十八 |
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
张宗、法雄、滕抚、冯绲、度尚、杨琁 |
卷三十九 |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
刘平、赵孝、淳于恭、江革、刘般、周磐、赵咨 |
卷四十 |
班彪列传 |
班彪、班固 |
卷四十一 |
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
第五伦、钟离意、宋均、寒朗 |
卷四十二 |
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
刘彊、刘辅、刘康、刘延、刘焉、刘英、刘苍、刘荆、刘衡、刘京 |
卷四十三 |
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
朱晖(附朱穆)、乐恢、何敞 |
卷四十四 |
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
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 |
卷四十五 |
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
袁安(附袁京、袁敞)、张酺、韩棱、周荣 |
卷四十六 |
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
郭躬(附郭镇)、陈宠(附陈忠) |
卷四十七 |
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
班超(附班勇)、梁慬(附何熙) |
卷四十八 |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
杨终、李法、翟酺、应奉(附应劭)、霍谞、爰延、徐璆 |
卷四十九 |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
王充、王符、仲长统 |
卷五十 |
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
刘建、刘羡、刘恭、刘党、刘衍、刘畅、刘昞、刘长 |
卷五十一 |
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
李恂、陈禅、庞参、陈龟、桥玄 |
卷五十二 |
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
崔骃(附崔瑗、崔寔、崔烈) |
卷五十三 |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
周燮、黄宪、徐稺、姜肱、申屠蟠 |
卷五十四 |
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
杨震(杨秉、杨赐、杨彪、杨修) |
卷五十五 |
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
刘伉、刘全、刘庆、刘寿、刘开、刘淑、刘万岁、刘胜 |
卷五十六 |
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
张晧、王龚、种暠、陈球 |
卷五十七 |
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
杜根、栾巴、刘陶、李云、刘瑜、谢弼 |
卷五十八 |
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
虞诩、傅燮、盖勋、臧洪 |
卷五十九 |
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
张衡 |
卷六十 |
马融列传第五十、蔡邕列传第五十一 |
马融、蔡邕 |
卷六十一 |
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
左雄、周举(附周勰)、黄琼(附黄琬) |
卷六十二 |
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
荀淑(附荀爽、荀悦)、韩韶、钟皓、陈寔(附陈纪) |
卷六十三 |
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
李固(附李燮)、杜乔 |
卷六十四 |
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
吴祐、延笃、史弼、卢植、赵岐 |
卷六十五 |
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
皇甫规、张奂、段颎 |
卷六十六 |
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
陈蕃(附朱震)、王允(附王宏、士孙瑞、赵戬) |
卷六十七 |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
刘淑、李膺、杜密、刘佑、魏朗、夏馥、宗慈、巴肃、范滂、尹勋、蔡衍、羊陟、张俭、岑晊、陈翔、苑康、檀敷、刘儒、贾彪、何颙 |
卷六十八 |
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
郭泰(附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宾、黄允、谢甄、王柔、王泽)、符融(附田盛)、许劭 |
卷六十九 |
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
窦武(附胡腾)、何进 |
卷七十 |
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
郑泰、孔融、荀彧 |
卷七十一 |
皇甫嵩朱儁列传第六十一 |
皇甫嵩、朱儁
|
卷七十二 |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
董卓(附张温、李傕、郭汜) |
卷七十三 |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
刘虞、公孙瓒、陶谦(附赵昱) |
卷七十四 |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 |
袁绍、袁谭、刘表 |
卷七十五 |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
刘焉(附张鲁)、袁术、吕布(附张邈) |
卷七十六 |
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
卫飒、任延、王景、秦彭、王涣、许荆、孟尝、第五访、刘矩、刘宠、仇览、童恢(附童翊) |
卷七十七 |
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
董宣、樊晔、李章、周纡、黄昌、阳球、王吉 |
卷七十八 |
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
郑众、蔡伦、孙程、曹腾、单超、侯览、曹节(附审忠)、吕强、张让 |
卷七十九 |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 |
刘昆、刘轶、洼丹、觟阳鸿、任安、杨政、张兴、戴凭、魏满、孙期、欧阳歙、曹曾、牟长、宋登、张驯、尹敏、周防、孔僖、杨伦、高诩、包咸、魏应、伏恭、任末、景鸾、薛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卫宏、董钧、丁恭、周泽、孙堪、钟兴、甄宇、楼望、程曾、张玄、李育、何休、服虔、颍容、谢该、许慎、蔡玄 |
卷八十 |
文苑列传第七十 |
杜笃、王隆、夏恭、傅毅、黄香、刘毅、李尤、苏顺、刘珍、葛龚、王逸、崔琦、边韶、张升、赵壹、刘梁、刘桢、边让、郦炎、侯瑾、高彪、张超、祢衡 |
卷八十一 |
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
谯玄、李业、刘茂、温序、彭修、索卢放、周嘉、范式、李善、王忳、陆续、戴封、李充、缪肜、陈重、雷义、范冉、戴就、赵苞、向栩、谅辅、刘翊、王烈
|
卷八十二 |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 |
任文公、郭宪、许杨、高获、王乔、谢夷吾、杨由、李南、李郃、冯胄、段翳、廖扶、折像、樊英、唐檀、公沙穆、许曼、赵彦、樊志张、单飏、韩说、董扶、郭玉、华佗、徐登、费长房、蓟子训、刘根、左慈、计子勋、王和平 |
卷八十三 |
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
向长、逢萌、周党、王霸、严光、井丹、梁鸿、高凤、台佟、韩康、矫慎、戴良、法真、庞公 |
卷八十四 |
列女传第七十四 |
鲍宣妻桓少君、王霸妻、姜诗妻庞氏、周郁妻赵阿、曹世叔妻班昭、乐羊子妻、程文矩妻李穆姜、孝女曹娥、许升妻吕荣、袁隗妻马氏、庞淯母赵娥、刘长卿妻桓氏、皇甫规妻、阴瑜妻荀采、盛道妻赵媛姜、孝女叔先雄、董祀妻蔡琰 |
卷八十五 |
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
夫余、挹娄、高句骊、东沃沮、濊、三韩(马韩、辰韩、弁辰)、倭 |
卷八十六 |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
武陵蛮、交阯日南蛮、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夜郎国、滇、哀牢、邛都、莋都、冉駹、白马氐 |
卷八十七 |
西羌传第七十七 |
无弋爰剑、滇良、湟中月氏胡 |
卷八十八 |
西域传第七十八 |
拘弥、于阗、西夜、子合、德若、条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东离、栗弋、严国、奄蔡、莎车、疏勒、焉耆、蒲类、移支、东且弥、车师 |
卷八十九 |
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
南匈奴 |
卷九十 |
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
乌桓、鲜卑 |
志第一律历上 |
志第二律历中 |
志第三律历下 |
志第四礼仪上 |
志第五礼仪中 |
志第六礼仪下 |
志第七祭祀上 |
志第八祭祀中 |
志第九祭祀下 |
志第十天文上 |
志第十一天文中 |
志第十二天文下 |
志第十三五行一 |
志第十四五行二 |
志第十五五行三 |
志第十六五行四 |
志第十七五行五 |
志第十八五行六 |
志第十九郡国一 |
志第二十郡国二 |
志第二十一郡国三 |
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
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
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
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
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
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
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
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
志第三十舆服下[16]
|
《后汉书》取材于东汉国史《东观汉记》,并博采多家《后汉书》而成。据袁宏序,其所撰集《后汉纪》,“缀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而据王鸣盛考证,宏书所采虽博,“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可见当范晔修史之时,袁宏书及其序中所举大部分史料已为范氏摭取。此外又有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等可为范氏所取资,故其修撰《后汉书》自无文献不足之憾。尤其是作为范晔撰次《后汉书》第一手史料的《东观汉记》,更是东汉多位史官共同参与完成的国史,已深深地烙下了东汉的时代印记,其所反映的自然是东汉时代的历史实际。《后汉书》是在旧的史料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史料,是在对诸多文献进行选择与取舍的基础上建立的新文献,有着很强的文化层累性。范晔对材料的选择、裁剪与整合的过程固然包含其本人的历史解释与历史观点,但解释与观点首先应该以原始材料为导向,以历史事实为根本出发点,解释可以多样,但史实却是确定与唯一的,势不可随意更改,随意更改则史实失实,此是自然之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汉书》将作家作品“一一列名,编诸传末”,本来就是一个对作家存世文献的数据罗列,属于一种客观材料的转抄,并不包含对这种客观材料的评价和解释,所以像这样表示事物客观数据的原始材料,范晔修史时显然是没有必要按照刘宋时的观念对它作出修改,把后人的意志强加给古人。[9]
《后汉书》大约开始写作于公元432年,即范晔被贬为宣城太守的那一年。史载,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去世,其僚故并集东府助理丧葬事宜,时范晔之弟范广渊当值,范晔与其“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刘义康听说此事后大怒,左迁范晔为宣城太守,时年35岁。官场失意的范晔,开始埋头著述,“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根据他本人的计划,此书要写成100卷。其被处死时,尚有10个志未完成。南朝梁刘昭在为《后汉书》作注时,便取了近人司马彪《续汉书》中8个志共30卷补入进来,基本完备了《后汉书》的体例。对于为何要撰《后汉书》,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是这样说的:“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由此可见,范晔不但对当时各家《后汉书》的撰述不满,而且对班固的《汉书》也表示不满,所以他要重撰《后汉书》,以展示自己的史学才华和历史见解。[7]
《后汉书》具有某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史记》《汉书》等史书,在本纪中都有不少神化帝王之词,如刘邦母“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而范晔写刘秀出生,直书“钦生光武”,未有神怪之词。又如他写史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揭露统治者的腐朽和暴虐,记录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反抗斗争,歌颂正直、廉洁的官吏和士人。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义的观点。
《后汉书》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作者专门为妇女立传,称赞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妇女,如记载鲍宣妻桓少君,打破世俗偏见,脱下贵妇装束,“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他还冲破“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为先后三嫁的才女蔡琰立传,赞扬妇女改嫁不守节,他在一千多年前歧视妇女的封建社会里,能立《列女传》打破世俗偏见,这种思想和勇气是可贵的,与后来的史书专为“贞洁”“节操”妇女而立的《烈女传》相比,更说明他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
《后汉书》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如记载明帝省刑罚,“劝督农桑”,多次下诏“赐天下男子爵”,救济鳏寡孤独,死前又下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又如他在《逸民传》中,记载许多学识渊博、品德优良的士人,为这些中下层人士立传,而一些卿相则未立传。他还记录了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黄巾起义等史实,这些都说明他的人民性,这种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
《后汉书》歌颂正直、廉洁的官吏和士人。朱晖不巴结权贵,明帝“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自往侯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主致礼,晖遂闭门不受”;又清廉,任临淮太守,“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但却救济他人,同县人张堪曾以妻子托咐,堪死后,“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侯视,厚赈赌之”,南阳大饥,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放旧之分赢者”。李团向顺帝举荐人才,对贪官恶吏上书劫奏,“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劫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冲帝时任太尉,受梁太后的重用,但遭梁冀的猜忌而被免官,后又诬陷下狱,太后赦出狱时,百姓称万岁,梁冀“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万更据奏前事”竟将他杀害。陈蕃任乐安太守,梁冀“时遗书诣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渴,蕃怒,笞杀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范晔的爱憎分明,也是比《汉书》进步之处。
《后汉书》不以刘汉为正统。范晔写史无正统思想,他在《儒林列传》论中称献帝为昏主,称袁绍、曹操等为群英。在《袁绍传》中认为袁绍可以代汉,未有谴责袁术之词。李瓒对儿子宣等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必归曹氏”。何颐见曹操时,对人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都说曹可以取代刘汉,这种写史不以当代帝王为正统的观点,也是进步的。[8]
《后汉书》的列传,往往打破时间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2]
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的,然而,历史事件与人物之间往往是一人数事、一事数人。为解决这一难题,范晔在司马迁“互见法”的基础上,创新出“一事不两载”的叙事方法。如《后汉书·何进传》对何进谋杀宦官不成反为其害的经过记载得非常详细,而在与何进关系密切的《张让传》中就记载得极为简略。再如《后汉书·董卓传》详细记载了王允与吕布谋诛董卓一事,但在《王允传》及《吕布传》中,仅以“语在《卓传》”“事已见《卓传》”两语言之。[13]
《后汉书》在继承《史记》《汉书》的纪传体的体裁之外,在体例上看不少创新,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本纪》继承和发挥了司马迁的附记方式。司马迁创造了附记的方法,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附纪秦二世和子婴的史事。范晔也将在世短暂,史事不多,独为一卷内容太少的皇帝,与前任皇帝合为一卷,如将邓太后所立出生百日、八个月后就死的殇帝,与和帝合为一卷,将年幼在位时间不伏的冲帝、质帝,与顺帝合为一卷。
2.将皇后列入本纪符合实际。东汉王朝自章帝以后,历代皇帝大多在青壮年就去世,故太子即位时年幼,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而太后大多无治国的才子,只得依靠父、兄弟来掌权,因此将皇后从《外威传》转为《皇后纪》,突出了东汉政治上的这一特点。
3.人物传记大多以类相从。范晔将人物才学、品德、事迹相同或类似者,共列为1卷。
4.新创立了七个类传。范晔除继承原有的儒林、酷吏、循吏等类传外,又新创了文苑、党锢、宦者、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类传,立传以类相从,不受时间的限制与约束,读者可按类查询,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5.为少数民族立了六个列传。《后汉书》立了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六个少数民族列传,不仅包括了当时的各个主要民族,还记载了四周与东汉王朝关系密切的国家,保存了少数民族和中外关系的大量史料。
6.纪传有序、有论、有赞。范晔在各类传的开头都写了“序”,为立传的宗旨及类传之纲;“论”大多是借古喻今,评论时政和人物的得失,正如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赞”是对该人物的评价。三者各有所侧重,是他对迁、固的序、赞的发挥。[8]
《后汉书》虽有诸多的优点和长处,但不可避免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兹列举如下:
1.史实有遗漏和错误。《许慎传》仅有三行85字,记事过简不全,而许慎为贾逵弟子,曾在东观校书,死前任太尉南阁祭酒等,传中皆无。《耿国传》有“建武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马”,而《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冯勤由大司农升司徒。因此耿国是代冯为大司农,这是官名之误。
2.类传中有宣扬封建道德和迷信荒诞的内容。《列女传》中记班昭作《女诫》七篇,宣扬妇女要遵从四德;曹娥、叔先雄二人的父亲都是坠江溺死,她们也投水自杀,是宣扬“孝”。荀采的丈夫死,父要她改嫁,她不从自缢死,这是扬“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贞节”观念。《方术传》载,王乔为叶令,某日天下玉棺于堂前,吏推不动,乔说是天帝所召,“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营葬于城东,土自成坟”;营长房见一老翁卖药毕,跳入壶中,次日他与老翁都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后与老翁入深山,辞归时翁给一竹杖骑归,“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功。这些都是鬼神迷信荒诞不经之说。
3.叙事有颠倒和无头之处。如《胡广传》第一至十段叙述他的一生,但在第九段却插入“时年已八十, ……率礼无愆”,又写“性温柔谨素,.... 以此讥毁于时”,这些是对他品德的评价,应放在第十段说他死之后,这样叙事才条理清楚,首尾才衔接。
4.行文也有不通和错误。如记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在《谷梁》后应加“左氏”二字,改成“《谷梁》《左氏春秋》各一人”才对,从《寇恂传》有伺“聘能为《左氏春秋》者”,可为证。又如建安元年辛亥“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族’功,“为”是多余字,应将为改为顿号,下接辅国将军。
5.黄巾起义领袖无传。司马迁在《史记》中,将秦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表现了他对农民起义的赞扬和同情。而范晔对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竟不立专传记载,仅在灵帝纪及皇甫商、朱传中有零星记述,开了不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的恶例,表明他对农民起义是反对和仇视的。[8]
《后汉书》结构谨严,内容丰富,文辞优美、流畅,叙事简洁,笔势纵放,时有新意,故此书一出,大家争相传诵,除了袁宏《后汉书》外,在他之前各家后汉书便逐渐销声匿迹,至于亡佚。其后梁萧子显复著《后汉书》一百卷、王韶作《后汉林》二百卷亦皆未能传世。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范晔的《后汉书》必有其过人之处,有其存在的价值。[3]
《后汉书》类传多而内容丰富,《宦官列传》既记载了郑众、侯览、曹节等大宦官的擅权、专横、残害人民、诬陷贤良的罪行外;也记载了蔡伦改进造纸术,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吕强“为人清忠奉公”,不接受封侯,劝灵帝不收“导行费”等事迹,《文苑列传》写了杜笃、王隆等22位学者在文学上的贡献,记录了一些诗赋,使人们在今天还能读到一千多年前的这些文学作品。《独行列传》记一些“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有“特立卓行”的人,以“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云尔”,共立传24人。《方术列传》记载名医华伦用针灸治病,发明了“麻沸散”,高超的外科手术,郭玉为太医翠,治病“多有效应”;许杨兴修水利,使“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秘”。《逸民列传》记载那些有学问德行,但不愿做官的士人,其中有一些史实揭露皇帝的淫逸和对宦官专权的不满。《列女传》记载了不少品德高尚、才学优异的妇女,如说班昭“博学高才”,为《汉书》补八表;黄甫规的妻子不愿做董卓之妾,大骂董卓而被打死;盛道起义失败,妻赵嫂代夫受刑被杀。这些类传保存了东汉时期的许多史料。六个民族列传收录东汉时各少数民族和中外关系的史料。《东夷列传》记载夫余、高句丽、沃坦、三韩、倭等族或国的历史。《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武陵蛮夷、交耻、西南蛮夷反抗东汉统治的史实,以及益州诸夷、哀牢、耶都夷、白马等族的历史。《西羌传》载羌族的发展史,羌族人民大起义和东汉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史实。《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与东汉王朝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南匈奴传》记录南匈奴与东汉的友好关系,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乌桓鲜卑列传》记叙乌桓归顺东汉、为东汉守边的史实,以及鲜卑发展强大和衰落的历史。特别是大量收录了《竹书纪年》的资料,使这些资料得以保存下来。[8]
在体例上,作为纪传体史书,班固开创的一些类传开拓了纪传体史书记事的范围,除《党锢列传》外的其他类传均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所承袭,另创《皇后纪》。《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传》七篇由范晔独创,其诞生是由东汉政治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桓、灵之间,外戚宦官把持朝政,而东汉尚名节,蔚成风气,士子或坚决与之抗争,或拒居庙堂之高,故立党锢传、宦者传、逸民传,来记述社会上敢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崇尚节义的人士,以撰史抒己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编纂方法上,《后汉书》的专传较少,合传最多,类传次之,其中以类相从进行编次,合传也不受时代先后的影响,就其人其事进行编次,这样的分类使读者更易了解有相似特征人物的形象。比如《邓张徐张胡列传》(《后汉书·卷四十四》)是将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合在一传,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位清白、为百姓做实事,敢于上谏,这样的分类整合大大精简了材料,不至将更多的人物纳入史书记载,也使纪传的撰写更有条理。[11]
如先唐其它史籍一样,《后汉书》的写作亦喜用排比辞格。整部书120卷,卷卷都有排比,共计达1592组。其排比数量是先秦五史总和的约1.4倍(1592组/1160)。而即使在“前四史”四部巨著中,其排比数量也仅排在体量最大的《汉书》之后。《后汉书》之排比不仅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对排比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0]
《后汉书》不立艺文志,但在《文苑传》和其他传记中却将不少作家的文学作品“一一列名,编诸传末”,并统计篇章数量,如《蔡邕传》云蔡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等等,形成了一种极为固定统一的著录模式。[9]
《后汉书》中有如下记载:“十月癸亥,一客星出于南门,其大如斗笠,鲜艳缤纷,后渐衰萎,于次年六月没。”后汉书这段文字记录了发生于2000年前的超新星爆发事件,如今科学家为这个超新星编号为RCW86,距离地球大约8000光年[1]。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确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发纪录。
南朝梁刘昭:“范晔《后汉》,良跨众氏”。[22]
唐朝刘知几《史通》:“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人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槃瓠,言唯酉诞,事多诡百越。可谓美玉之瑕,自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3][23]
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20]
毛泽东:“《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21]
现存《后汉书》版本,以宋绍兴刊本为最早最善,百衲本就是采用的这个本子。现存《后汉书》各本排列次序不同,因其纪传与志原是分属二人的,往往错置相差三十卷之多。殿本把志插入纪与传之中,不妥。百衲本及金陵书局本则以志附于纪传后,较妥。今本中华书局《后汉书》点校本,也是把志附于纪传之后,正是。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出有《后汉书》点校本,是采用商务影印绍兴本作为底本,再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对校,并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刘放《东汉书刊误》、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黄山《校补》以及张森楷《后汉书》校刊记的若干意见。这是较为完善的了。所采用的底本是绍兴本。绍兴本是现存《后汉书》的最早和最善的本子,其所采用的底本是甚得其书的。特别好的,是这个点校本,重编了新目,改正了《后汉书》各本目录不一致、前后错置的缺陷。[5]
南朝梁人刘昭,既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又为司马彪的《续汉书》的志作注。有感于范晔的《后汉书》,虽跨越众家,但“序或未周,志遂全缺”,所以将《续汉书》的志移植到了《后汉书》中,并“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到了唐朝,章怀太子李贤在张大安、刘讷言、格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的协助下,为《后汉书》的纪、传作注。他们或援据旧籍、补充范史,或训、古音义、注释名物,或订正范书所误,或标示范书所据。由于李贤注比刘昭注要好,所以李贤注本流传开来之后,刘昭所注的《后汉书》纪、传部分便逐渐失传了,但他所注的志却仍在流传。到了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孙爽的建议,才将李贤注合并于范史。清人校正补汀《后汉书》,也是成绩斐然。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钱大昭的《后汉书辨疑》、周寿昌的《后汉书补正》、李慈铭的《后汉书札记》,释纷解疑,澄清了诸多疑难,至于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成就更大。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收集了自唐以来的研究成果,是注释《后汉书》的集大成之作。[14]
关于《后汉书》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编《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李裕民《后汉书人名索引》、王天良《后汉书地名索引》三种。[17]
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彭城王刘义康参军,因触犯之,被贬为宣城太守;后又因参与密谋拥立刘义康之事被人告发,入狱被杀。史称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通晓音律,颇以才气自负,对自己的杂传论赞之文笔识见,亦颇为得意。范晔不得志时,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