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旺：山水何在？——刘震云三部作品中的超越性问题
读《一句顶一万句》时，我常常想起的另一本书是吴飞的《浮生取义》。虽说一本是讲述现代中国人如何离家和寻家的小说，一本是有关自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却在很多地方能够看到两者的相似。比如，一个写的豫北，一个写的河北，皆是黄河以北的平原。两本书中的人物，都常常充满了委屈和愤懑，也都会在委屈和愤懑爆发时想杀人，至于杀的是别人还是自己，倒没有根本的差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气氛的相似：两本书中都挤满了人，满满当当，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人和人的关系及关系的破裂；没有山林，没有河流，甚至连最广阔的田野都仿佛被挤退了。
真正意识到这个缺失，是由于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这部电影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也是讲述离家和寻家的故事。从片名即可看出，贾樟柯刻画的故乡、故人是与故地的山河连在一起的，于是，他才有意地用宽阔的长镜头反复呈现黄河在汾阳山间奔流而过的场景。不管是结冰时的凛冽，还是静水深流的宁静，黄河都处处渗透着一股如黄土般混沌不清的气息，更与澳洲明澈湛蓝的大海形成至为鲜明的比照。而刘震云的处理则全然不同。《一句顶一万句》里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延迭百年，始终都是围绕延津而展开。延津曾是黄河故道，现今离黄河亦不远，小说里却完全没有出现过。
如果每个人都整日浸泡在人群中，孜孜以求地要去找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是不是恰恰因此才会更找不到呢？即使原野里有风声雨声鸟鸣声，怕也是听不见的吧。如同“浮生取义”乍听起来很有些悲情的意味，细想之下却文不对题：那些或委屈或愤懑地将自己杀死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好人，可这些好人自杀的时候真的是在“取义”吗？他们把生活拎得那么沉重，哪里会有“浮生”若梦的超脱感呢？《一句顶一万句》里那些人的生活和心事，沉重若斯，其因恐怕亦在此。就像如果《红楼梦》没有了那能够超越人世的一僧一道和太虚幻境，大概会变成另一般景象。越是在人群中求取，越是孤独；越是觉得自己委屈，越不会真正理解别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中仅有的几次算得上是自然景色描写的段落都相当奇怪。下卷的主人公牛爱国当兵期间，常常去看望好朋友杜青海，而杜青海在另一个连队，作者是这样描写的，“中间隔着一条河，又隔着一座山，这河叫弱水河，这山叫大红山……牛爱国要蹚过弱水河，爬过大红山”。不仅是有意的渲染，而且这是祁连山的余脉，在西北的戈壁，与豫北的延津没有关系。
还有一次是在牛家庄的酒桌上，一桌人商定了牛爱国的妈妈曹青娥的婚事，作者写道，“血红的晚霞，映在河水里”。曹青娥的恋人侯宝山犁地的场景，在书中是这样的，“拖拉机身后，泥土像浪花一样，一垄垄翻起”，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拖拉机白天是犁地，现在成了犁黑。前边的黑，像白天身后的泥土一样，在两盏大灯的照射下，翻向两边”。无一例外，要么是过度渲染的浪漫，要么是烘托气氛的比兴。
不妨再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做个对照。其实，仅从书名就可以感到二者的差别。“江南三部曲”分别为《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百年江南，有山有水有春色，而且，其“春色”亦有微妙的变化，从清末民初的妖娆湿润，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祖国山河，再到当下的春色衰残以至将“尽”。于是，在第三部《春尽江南》里，自然的景致几已被现代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的垃圾逐步挤退，直至小说结尾处，主人公端午借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此发出了衰世之悲叹。而《一句顶一万句》的全部都凝结在人和人“说得着”或“说不着”的话里，这个民族现代百年的心路历程从一开始就没有山河的痕迹，更谈不上会随着岁月而衰变。
或许并非作者有意如此，多半是现实情境已然如此。我常常经历的见闻可作为最微小的例证。每逢年节回老家，从北京到新乡的列车都要穿过河北和豫北，一路上虽地界更迭，窗外的景色却少有变化。平阔的田地，成片的杨树，隐没在地间或乡路上的农人，还有一座座高楼伫立却又宛若寥无人烟的新城。孩子的姥姥家是在湖北，有些年节就会随着列车再穿过豫南，窗外的景色就会越来越不同，尤其是从南阳入楚地，林木葱郁，河流湖泊不断，常常是山丘起伏，雾气缭绕。虽则只是丘陵地带的景观，但两相对比，仍不免让人感叹，没有山，没有水，一马平川的北方平原实在没什么可看的。
山川河流之有无并不是单纯的景色描写问题，而是折射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超越性之有无，就像山水景观的勾画之于传统中国，自然秩序的讨论之于西方人一样。在访谈中，刘震云曾以豫北中原为原型将中国人的社会模式总结为“人—人”社会，而将西方基督教下的社会模式总结为“人—神”社会，这个结构的对比要呈现的问题正是超越性缺失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人—人”模式的社会就是关系构成的社会，也就是由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及其理解构成的社会，它内在就有自我封闭的趋向，也充满了因人和人的关系而来的幽微变数。所以，刘震云反复陈说，“如果朋友的关系发生变化，知心话马上变成凶险的话，变成一把刀子扎到你的心上”。而那个扎刀子的人也不是坏人，他也会和你一样觉得委屈或气愤，于是，所有曾经的交往和情感都会成为绳索，先绑架自己再绑架对方，就像小说中闹翻的牛爱国和冯文修。朋友如此，夫妻、父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彼此都在责善于人，双方就都在一瞬间变成了严厉的道德教条的维护者。什么是礼教杀人？这就是礼教杀人。
一句顶一万句的世界里，山水何在？山水已不在。
但山水的超越不是彼岸式的超脱，也不是无可奈何的逃避之地，而是一个平衡，一个时时能给现世生活以观照和反省的居所，一个能让人对道德生活既投入其中又超出其外的支点。如同渠敬东教授所说，“山水不是进取与退舍之间、凡尘与山林之间的选择，‘山水’开展的是一片‘澄明’的世界，是中国人进入‘天地之道’的通路”。人世道德之外，还有天地自然。所以，不能只有重，还得有轻；不能只有实，还得有虚，轻重虚实之间，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给人以辗转腾挪的空间，就像中国传统中儒释道之间的相因相生。体会到了，万物有灵；体会不到，世界皆背于我。而这正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续篇——《一日三秋》之寓意所在。
于是，在《一日三秋》里，六叔画的延津临着黄河，波浪滔天，延津县城，背靠巍峨的大山，山顶上，还有常年不化的积雪。这是六叔心中的山水。老董是个瞎子，却看得见人们的前世今生，还看得见明亮一句话里藏着的慧根。这是董天师心中的山水。对明亮来说，那棵随奶奶而死的枣树，奶奶的“喷空”里永远长不大的小黄皮，饭店后面笛声悠悠的田野，甚至还有梦里急中生智将妻子的丑事转成的笑话，皆是心中的山水。而那个以梦为马的花二娘，正是要用笑话敲开每个延津人心中都有的山水的一扇门。
那么，《一句顶一万句》的另一个续篇《我不是潘金莲》呢？当然也不例外。主人公李雪莲上访二十年，最后无路可走，要在一片桃林上吊时，桃林的主人指着对面的山坡说，你去那里上吊吧，也是桃林，花也都开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还说，“俗话说得好，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李雪莲听完，扑哧一声笑了。这轻轻的笑声就是那扇门发出的回响。另一个主人公老史为了回家陪老友打麻将，举着“我要申冤”的牌子跪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最后被两个协警送回了家，当地公安局的人问他这是唱的哪一出，他回答，“玩呢”。言语之间的松弛，就是那扇门里送出的清风。
山水何在？在人的心里。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