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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运震，山东滋阳人篮辣，雍正进士，乾隆初出任甘肃秦安县令，“开九渠，溉田万亩。县北玉钟峡山崩塞河，水溢为灾，运震率丁夫开浚，凡四日夜，水退。缘山步行，以钱米给灾户。”前任误审马姓五兄弟为盗，不服上告，却将一人监毙狱中，牛氏审实，为之昭雪。当地文教落后，乃设陇川书院，“日与诸生讲习，民始向学”。固原发生兵变，捕捉三百人，督抚召他去出主意，他“请释无辜，入城慰喻。斩三人，监候四人，余予杖徒有差，反侧遂安”。他自己被劾免官，“贫不能归”，只好留在兰州的皋兰书院讲学。
牛运震虽仅在世52载，却跨康、雍、乾三朝，其高祖牛天铸、曾祖牛起宗、祖父牛洪范均为贡生，其父牛梦瑞亦为拔贡，家风世代敦厚，使其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岁便能诵四经、撰美文，探归有“牛才子”之美誉。
雍正初年（1723），在他十七岁时补选为县禀生，以文章文彩出众，声名远扬。1729年，选为拔贡生。1732年应顺天试，次年进士及第。1735年，山东奉诏举办博学鸿词科考试，山东巡抚岳睿选推他应试，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和韬略。当时的许多硕学饱读懂墓洒之士与其相比亦略逊一筹，然而遗憾的是他到京都参加殿试时，却因其文章不符合体例规定而落榜。
乾隆三年（1738），牛运震被授予甘肃秦安县知县一职，当时，京城的群贤公卿都对他到如此偏僻的外地补缺任职而惋惜，然而他却欣然赴任。秦安四面环水，西有陇水，牛运震到任后即带领民众开凿了九条河渠，使万亩旱田得以灌溉。县北的玉钟峡崩塌，致使河道堵塞，河水溢出损坏民居，牛运震招募民工壮丁，率领县内官吏及家属数百人，亲自监督疏理，一直奋战了四个昼夜，终于使河道通畅，沿河民众转危为安。在远离县城200多里地的西固，村民长途运输交纳粮食费时费力，长年拖欠公粮，胥吏强迫他们交纳，村民则成群结伙手持棍棒进行抗拒，牛运震单人单马前往劝谕，询问百姓疾苦和拖欠公粮的原因，村民请求用银子代替粮食，他经过考虑后答应了他们，西固的百姓再也没有拖欠的了。
在任其间，牛运震明察秋毫，平反了许多冤狱。他还指导农民制作新式农具，学习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困的农户以无息贷款，民众十分欢迎和拥护这样一位父母官。他在县署东侧设立陇山书院，常到书院进行讲学，地处偏僻的秦安人民，由此开始倾慕求学，并有不少高中科举。秦安也因此被人们誉为“陇右邹县”。至今，上镌“真谷先生讲学处”的石碑犹存于书院旧址。
由于牛运震治秦有方，功绩卓著，乾隆六年（1741），朝廷又令其兼任徽县知县，实践着他“从政为民”的夙志。
乾隆八年（1743），他又兼摄了两当县县令，同时治理三县，事务更加繁忙，特别是由于地域广袤，听断十分困难，他特意在三县中心点的大门镇（别名小甘州）设堂办公，听讼断案。其五言诗《大门镇晓行》即描述了这段经历：
落日微心道，遥林风未收。
簿书妨月夜，鞍马任霸秋。
峡虎饥难卧，江猿晚易愁。
一身三县宰，憔悴小耻乎和店钻击甘州。
徽县多虎患，在牛运震兼摄县令的三年里，共招募壮士捕杀26只，从此后，徽县道路才畅通无阻。徽县民众为表感激之情，在其离任时特绘制了《驯虎图》赠送给他，表达了徽县百姓对牛运震的爱戴和崇敬。
乾隆九年（1744），逢甲子乡试犁愚端，牛运震被召赴西安任考官，因考核政绩优异，于次年调任平番（今甘肃永登县）知县。
平番县地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屯兵3000余人。牛运震到任后采取对外友好、对内安抚、恩威并重的政策，取得显著成果，威信大增。他还针对此地常受干旱威胁的现状，兴修水利，发动民众治县城东南的咸水河，开浚渠道十余里，使附近180余顷农田得到灌溉。
乾隆十二年（1747），县城东南玉道岘等五个地方发生饥荒，他淋尝主带头捐粮200担，使遭受饥饿死亡威胁的百姓得以拯救。后来当地百姓为表感激，每人捐献了一文钱，做了件“万民衣”，并把剩余的钱兑成银子，一起赠送给他。牛运震再三推辞不下，收下了“万民衣”，银子则分文不受。
地处甘肃东南边境的固原，是提督衙门所在地，这年其内部发生了兵变，乱军攻占了提督府，掠夺居民，抢人钱财，情势十分危急，陕甘督抚调大军来到平凉，在镇压前，闻听牛运震足智多谋，便急召其前来献策，牛运震劝两位大人镇静行事，先不要带大兵进行剿杀，而是远远地屯兵于城外作为后援，他命令和说服被俘乱兵回营游说，并向他们亲授良策，他们依计行事，果真说服了一大批乱军，捕获了乱军首领并交出城外。之后，巡抚和总督却又采取了新的镇压，派了一个姓任的游击将军进城抓捕了300多名叛军押出城外准备处斩，使恐惧万分的其他乱军又要发生新的骚动，牛运震挺身而出，请示督抚释放无辜者，并亲自入城安抚，请缨审理此叛乱事件，除对首犯3人和主犯10人判斩立决和秋后处斩外，对协从者进行了赦免，将这次叛乱兵不血刃地平息了。督抚大人通过这件事对牛运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极为欣赏他的才能，又任命他兼摄了古浪县县令。
然而，黑暗的封建官场是难以容忍这样一位正直、廉洁、博学多识、能力超人的官吏仕途通达的，兼摄四县的一个七品县令，却令一些州官感到威胁。乾隆十三年（1748），正当上级将他列名提升的关头，那些人却抓住先前受“万民衣”一事，对其进行弹劾，其结果让牛运震目瞪口呆，不仅未被提升，竟然还被罢免了所有的官职，一时间，心中之委屈、愤怒可想而知。然而，牛运震的骨子里终究是来自孔孟之乡的文化人，他的愤懑变成了坦然。离任时，平番县百姓近千人夹道哭送，然而他为官十年，却清贫到最后凑不足回家的盘缠，其廉洁程度已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史学家慕寿祺曾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前清一代，甘肃州县以牛运震为第一。不闻旌异之典，反为宵小所排。古今政治之不同类如此。”上级官员有与他交好同情者看到此状，深为感慨，将其聘为皋兰书院主讲，以积聚归乡之资，因其知识渊博，教学有方，深得学生钦佩，等到先生回归故里时，竟有学生不远千里步行送他到西安灞桥方才返回。
牛运震回到兖州后闭门研习经学，和家乡的学儒探讨交流治学经验，并游历四方，结交了许多天下名士，其间还曾主讲过晋阳、河东两书院，深受山西、河南两省教育界推重，尊称其为“空山先生”。这时牛运震已彻底完成了由一个封建官吏向一代鸿儒的嬗变，他对学问的研究和著述亦开始进入博大精深的黄金岁月。
然而天不假年，就在空山先生刚开始实施他“贯穿万家，删拾前史”、写成几部“永为典记”著作的计划时，却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二十二日酉时溘然长逝，年仅53岁，这是兖州的遗憾、历史的遗憾、文化的遗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