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薛登（647年-719年），原名谦光，晚年敕赐改名。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唐代文学家，官员。[1]
薛登年少时与徐坚、刘知己为友。文明元年（684年），解褐阆中主簿。天授年间（690年-692年），为左补阙，曾上书言选举事，后转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长安四年（704年），为常州刺史。转刑部侍郎，迁尚书左丞。景云年间（710年-712年），拜御史大夫，后出为岐州刺史。先天二年（713年），迁太子宾客，转刑部尚书。开元（713年-741年）初，为东都留守，又转太子宾客。因其子犯法获罪，放归田里。开元七年（719年），薛登卒，年73岁。[1]
薛登能诗善文，著有《四时记》，今不存。《全唐诗》卷八八七收其阆中所作诗一首，误署作薛光谦。《全唐文》卷二八一收文二篇，《旧唐书》《新唐书》有传。[1]
- 唐
- 常州义兴
- 647年
- 逝世日期
- 719年
- 主要作品
- 《四时记》二十卷 《全唐传》
- 本 名
- 谦光
目录
薛登自幼学习认档婶旋真，精通文史，广征博引，善于评盼晚付论，文与当时名士徐坚、刘立料子玄齐名。睿宗文明元年(684)，任阆中主薄，武则天天授年间她踏几次调任左补阙，累迁给事中。主张慎重选人，夜糠懂承奖掖德才皆备的人。长安四年(704)任常州刺史，转刑部侍郎甩晚狱，尚书左丞。睿宗景云年间擢拜糠整御史大夫，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出为歧州习背辣刺史。后迁太子宾客，转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开元初年，为东都留守，又转为太子宾客。晚年因其子坐法，放归田里。卒，赠晋州刺史。撰《四时记》二十卷、《全唐传》存诗一首。《全唐文》收其文二篇。
《旧唐书》：薛登，本名谦光，常州义兴人也。父士通，大业中为鹰扬郎将。江都之乱，士通与乡人闻人嗣安等同据本郡，以御寇贼。武德二年，遣使归国，高祖嘉之，降玺书劳勉，拜东武州刺史。俄而辅公祏于江都构逆，遣其将西门君仪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战，大破之，君仪等仅以身免。及公祏平，累功封临汾侯。贞观初，历迁泉州刺史，卒。
臣闻国以得贤为宝，臣以举士为忠。是以子皮之让国侨，鲍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于乐毅，苻坚托政于王猛。子产受国人之谤，夷吾贪共贾之财，昭王锡辂马以止谗，永固戮樊世以除谮。处猜嫌而益信，行间毁而无疑，此由默而识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见愚于宣尼，逢萌被知于文叔，韩信无闻于项氏，毛遂不齿于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故尧资八元而庶绩其理，周任十乱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则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身之小计，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报国求贤，副陛下翘翘之望者也。
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明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以定其高下，郡将难诬于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是以化俗之本，须摈轻浮。昔冀缺以礼让升朝，则晋人知礼；文翁以儒林奖俗，则蜀士多儒。燕昭好马，则骏马来庭；叶公好龙，则真龙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从其化者也。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爱放达；晋、宋之后，祗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有梁荐士，雅爱属词；陈氏简贤，特珍赋咏。故其俗以诗酒为重，不以修身为务。逮至隋室，馀风尚在，开皇中李谔论之于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李谔之策，由是下制禁断文笔浮词。其年，泗洲刺史司马幼之以表不典实得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
于是后生之徒，复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有唐纂历，虽渐革于故非；陛下君临，思察才于共理。树本崇化，惟在旌贤。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易攵，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为自求之称，未是人知之辞。察其行而度其材，则人品于兹见矣。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抑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岂与夫白驹皎皎，不杂风尘，束帛戋戋，荣高物表，校量其广狭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辞；循常之人，舍其疏而取其附。故选司补署，喧然于礼闱；州贡宾王，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浸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竞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邀仕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洁己则兆庶蒙其福。故风化之渐，靡不由兹。
今访乡闾之谈，唯祇归于里正。纵使名亏礼则，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资，或邀勋而窃级，假其不义之赂，则是无犯乡闾。岂得比郭有道之铨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赏拔，夏少名高，语其优劣也！祇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归。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潘岳，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笔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最，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若使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捴；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
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纵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嚣之可图；陈汤屈指，识乌孙之自解。八难之谋设，高祖追惭于郦生；九拒之计穷，公输息心于伐宋。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岂与夫元长自表，妄饰词锋，曹植题章，虚飞丽藻，校量其可否也！
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千里一贤，尚不为少，侥幸冒进，须立堤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不取无稽之说，必求忠告之言。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言观行，终亦循名责实，自然侥幸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妄庸。故晏婴云：“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此取人得贤之道也。其有武艺超绝，文锋挺秀，有效伎之偏用，无经国之大才，为军锋之爪牙，作词赋之标准。自可试凌云之策，练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赋《甘泉》，禀中军而令赴敌，既有随才之任，必无负乘之忧。臣谨案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提鼓挥桴，临难决疑，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谨案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宣王持剑，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也！谨案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所任故也。谨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消。自然朝廷无争禄之人，选司有谦捴之士。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其试守，以观能否；参验行事，以别是非。不实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赏，自然见贤不隐，食禄不专。荀彧进钟繇、郭嘉，刘隐荐李膺、朱穆，势不云远。有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之道长矣。
寻转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检校常州刺史。属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乱，百姓奔走，谦光严备安辑，阖境肃然。转刑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再迁尚书左丞。景云中，擢拜御史大夫。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理。谦光将加弹奏，或请寝之，谦光曰：“宪台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
遂与殿中慕容玽奏弹之，反为太平公主所构，出为岐州刺史。惠范既诛，迁太子宾客，转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开元初，为东都留守，又转太子宾客。以与太子同名，表请行字，特敕赐名登。寻以孽子悦千牛为宪司所劾，放归田里。朝廷以其家贫，又特给致仕禄。七年卒，年七十三，赠晋州刺史。撰《四时记》二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