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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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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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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韶文化时期
- 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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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判洒颈山、裴李岗文化,在裴李岗出土的手制壳葛几陶瓷上,有较多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这些虽不是真正的汉字,但却是汉字的雏形。
接着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其记号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单个独立的字。二里岗文化已发现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个有字的骨头,两件各一个字,一件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这使得文明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应碑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书(八分)、草书(章草)、楷书、行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楷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4]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欧阳询寒乃跨、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1]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芝催弃坑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1]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殃淋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杠挨坑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先后发展起来,书画的需求便日渐增多,明间制造赝品便应运而声。什么"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后门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也是困扰收藏家、鉴赏家难题所在。明清的作品虽然流传很多,但里面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对于当下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1]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华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1]
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贾湖遗址文化已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距今8000—9000年,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卜辞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近40余年,又陆续有许多发现。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
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1]
各种书法体简介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殷代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时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甲骨文发现于188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距今已3000多年。
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疾徐的变化,下笔轻而疾,行笔粗而重,收笔快而捷,具有一定的节奏感。笔画转折处方圆皆有,方者动峭,圆者柔润。其线条比陶文更为和谐流畅,为中国书法特有的线的艺术奠定了基调和韵律。甲骨文结体长方,奠定汉字的字型。甲骨文的结体随体异形,任其自然。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后人所谓参差错落、穿插避让、朝揖呼应、天覆地载等汉字书写原则,在甲骨文上已经大体具备。[3]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兴盛于周代。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依附于青铜器,铸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故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器文、古金文,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最早的金文见于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上。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周代是金文的黄金时代,出土铭文最多。
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大小雅相近。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载籀文,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古代的简册,以竹质为主,编简的绳用牛筋、丝线、麻绳。考古发现,最早的简帛墨迹,有湖北云梦出土 的秦简,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盟书即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
中国书法经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因此殷商以来的文字,在诸侯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书法的形态和技巧亦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北方的晋国的“蝌蚪文”,吴、越、楚、蔡等国的“鸟书”,笔画多加曲折和拖长尾。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种浓厚的形态,替之以修长的体态,显示出一种圆润秀美,如《攻吴王夫差鉴》。这时期留存的大量墨迹,为简、帛、盟书等。[3]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1]而书法大家、北京大学教授李志敏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但未必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5]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1]
求度追韵
——东汉至南北朝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 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已经登峰造极,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
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杨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1]
三国时期三国时期:
两晋时期:
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其中,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
南北朝时期:
2、峻严方饬,如《董美人墓志铭》等
3、深厚圆劲,如《信行禅师 塔铭》等
唐朝书
法简介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为书法主流。此时的书法的总体特点是: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
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
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与张旭齐名,史称“草圣”。人称为“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他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宋代蒋之奇曰:“草书有妙理,惟怀素得之。”传世墨迹有《自叙帖》《小草千字文》(千金帖)纸本、《圣母帖》和《论书帖》等。李白有《草书歌行》赞其“草书天下称独步”,谓其草书天下第一;颜真卿撰写《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咏其为“僧中之英”。[6]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是指专门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隋唐五代书法可分为三个阶段:
(1)隋至唐初。
(2)盛唐、中唐阶段。
盛唐时期书法,如当时的社会形态追求一种浪漫忘形的方式。如“颠张醉素”(张旭、怀素)之狂草,李邕之行书。到了中唐,楷书再度有新的突破。以颜真卿为代表为楷书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3)晚唐五代阶段存唐遗风。
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另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以后北宋“四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1]
宋朝书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 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介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这些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期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 即“书卷气”。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
无论是天资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已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佶、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然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
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1]
虽然在政治上,元朝是异族统治,然而在文化上却被汉文化所同化。与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元朝之意表现为刻意求工的开式美的追求。所以,苏轼标榜的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赵孟頫鼓吹的是“用笔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后才强调有意之意。
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 由于赵孟頫的书法思想绝对不逾越二王一步,所以,他的书法对王派书法的精之处颇有独到的领悟。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这也和他信佛教,审美观趋向飘逸的超然之态,希望获得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联系。在元朝书坛也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然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已独到之处。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
纵观元代书法,元代书法的特征是“尚古尊帖”。其成就大者还在行草书方面。至于篆隶, 虽有几位名家,但并不怎么出色。这种以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发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变。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无成得多。[1]
1、第一阶段——明初:
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以及祝允明、文徽明、王宠“三子”。
2、第二阶段——明中:
3、第三阶段——明末: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1]
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认识和调整,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才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民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1]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碑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实践价值也最高,故引碑入草应为碑帖结合的高级形态。李志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向,在汲取前辈书家碑帖结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明确提出“引碑入草”的命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7]
纵观20世纪书坛,以草书名世者,莫过于右任、毛润之、林散之、李志敏等人。但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均属小草范畴,并未进入狂草境界。毛体草书虽有狂草气势,却夹杂了较多的行楷书结体,并非纯粹的狂草。而李志敏则走“纯草”路线,开创引碑入草独特书风,填补百年狂草史空白。即使他在法律教学中使用的钢笔讲义都由草字撰写,其致友人的小字草书信札也处处彰显大字狂草格局。[8]
主词条:书法家、书法、中国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