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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澍(1919年—1981年),笔名唐人、阮朗、颜开、江杏雨、洛风、高山客、今屋奎一等。1919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原籍浙江吴县。[3]1930年代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代投身进步文化新闻工作,先后在上海、香港《大公报》,香港《新晚报》工作30多年。严庆澍业余从事文艺创作,以唐人的笔名著有《金陵春梦》,以阮朗的笔名著有《香港风情》,以颜开的笔名著有《诗人郁达夫》等小说、剧本等数10种。[4]1978年2月,严庆澍被推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由于勤奋写作,过度疲劳,1978年8月在香港患脑溢血,留下下肢疯瘫的后遗症,1979年到广州调治修养。1981年10月,严庆澍到北京友谊医院继续治疗。1981年11月26日,旧病复发,逝世于北京,享年62岁。[3]
- 严庆澍
- 唐人
- 汉族
- 江苏苏州
- 1919年
- 1981年11月26日
目录
严庆澍,1919年生于江苏吴县的一户小康之家,开轩推门就能看见波光浩渺的太湖。13岁去上海,就读新环中学。毕业后在十里洋场谋生,他当过《申报》报馆的校对实习生,也曾去明星影业公司当布景员,后来他遇到拍过《天仙配》等许多影片的导演、同乡吴永刚,1935年底,在吴的鼓励下去南京发展,事业虽不见发达却结识了一批文化人。
1938年春,严庆澍逃出沦陷的上海,4月底经香港转往长沙,进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协会工作。长沙大火前夕,他在汤恩伯的31集团军邵阳干训班任政治教官。1939年夏,严庆澍随干训班开拔前方,入川东,往湖北,到豫西。1940年,他参加31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三一出版社”筹办工作。这年夏天,因开罪长官,脱离军队,辗转到了西安,经人介绍到当地的东南中学教了半年书,1941年到宝鸡进了中国银行西北运输处。四年之间,他奔波在西南、西北的运输线上。这些非凡的经历,加深了他对社会人生的乌屑认识,也触发了他用笔解剖社会的念头。1腿旬朵943年,他有幸得到路透社驻华记者赵敏恒的帮助,在他的引荐下插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
1944年秋,严庆澍与夫人杨紫带着一双小儿女来到成都,赁屋住在陕西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那时,二十五六岁、已为人夫、为人父的严庆澍,在一群缺少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同学中间已然“老大哥”。严庆澍在成都燕大的两年,被推选连任《燕京新闻》的英文版经理,同学都叫他“严老板”。他又是学生社团“未名团契”和“海燕剧团”的活跃分子,游行、演戏、组织“国是座谈会”,策划营火晚会,付杠臭漏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在读燕大新闻系那两年里,一到寒暑假便去重庆,住在英国路透社办公楼附近的赵敏恒寓所,帮助抄资料、打印文稿。赵敏恒在经济上接济他,还告诉他许多国民党高层内幕秘闻。但也针对他的长处,建议他最好走小说创作的道路。
1946年夏天,《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向燕大新闻系辣篮屑征聘一位懂管习去墓理的毕业生,系主任蒋荫恩首先推荐了严庆澍。这年11月,他进了上海《大公报》营业部。1947年7月,又奉命渡海到光复后的台湾省创办《大公报》台北分馆。严庆澍把家眷迁到台北,又把正在读书的弟弟从老家接到台北。他在做好扩大《大公报》在趋漏求台湾发行的同时,也抽时间在岛内各处跑新闻。
1948年秋,严庆澍应邀参加台湾省新闻处出面组织的记者赴台中参观团。途中,他看到大片森林被砍伐,原因是官商勾结走私木材,马上写了一篇题为《台湾森林传奇》的报道,在《大公报》上海版上连载。1948年年底,《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邀请,经台北到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此时,《大公报》台湾办事处因此受到牵连,第二年5月底被彻底查封。严庆澍和夫人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参加香港《大公报》的编辑工作,从此居留香港。1950年他参加了《新晚报》的筹建,此后一直在《新晚报》担任采访主任、编辑主任等职。[6]
严庆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著述颇丰,除写作《金陵春炼章梦》(八卷)外,还写有《草山残梦》(八卷)、《蒋后主秘录》、《北洋军阀演义》等80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共计1000多万字,蔚为大观。1978连淋腿年2月,严庆澍还被推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由于勤奋写作,过度疲劳,1978年8月,严庆澍在香港患脑溢血,留下下肢疯瘫的后遗症,1979年到广州调治修养。1981年10月,他到北京友谊医院继续治疗,但实际上他却在医院“整理旧作,试写新作”。11月26日凌晨2时,他开始伏案工作到天明,白天又有应酬,终因体力不支,旧病复发,当天傍晚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3]
1981年12月4日上午,严庆澍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费彝民主持追悼会,罗承勋致悼词。廖承志、许德珩、刘澜涛、李维汉、王首道、庄希泉、王昆仑、刘田夫、周扬、巴金、夏衍、谢冰心、曹禺、艾青、张天翼、沈从文,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广东省政协、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记协等送了花圈。朱穆之、平杰三、张执一、萨空了、周而复、孔罗荪、欧阳山、李普、谭文瑞,从港澳来京参加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政协常务委员和委员王匡、李菊生、祁峰、何贤、霍英东、杨光、王宽诚等,以及严庆澍先生的生前友好共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严庆澍先生的妻子及儿女等亲属也参加了丧礼。[4]
玛利亚最后一次旅行(短篇小说集)1962,香港益群出版社
金陵春梦(1—4集,长篇小说)香港文宗出版社;1—8集,1981,香港致城出版社
草山残梦(1—8集,长篇小说)1981,(出版年代不详)
黑裙(中、短篇小说集)1980,广东人民
香港风情(中、短篇小说集)1980,北京
十年一觉香港梦(长篇小说)1981,广西人民
台商香港蒙骗记(长篇小说又名《苍天》)1981,春风
香港大亨(长篇小说)1981,广东人民
华灯初上—阮朗中篇小说选(上)1982,四川人民
长相忆—阮朗中篇小说选(下)1982,四川人民
天涯沦落人(长篇小说,又名《我是一棵摇钱树》)1982,北京
蒋后主秘录(上下卷,长篇小说)1983,百花
十三女性(中篇小说)1984,百花
北洋军阀演义(1—2卷)1985,湖南人民
劝君更尽一杯酒(长篇小说)1985,江苏文艺
一个万能情报员的经历(长篇小说)1985,百花
混血女郎(中篇小说集)1986,湖南文艺
荔枝角女牢(长篇小说)1986,漓江
唐人中长篇小说选 1986,百花
浮生八记(中、短篇小说集)1987,百花[1]
妻子杨紫。[6]四子严格,1949年生。[7]另一子严浩[2],江苏吴县人,1952年生于香港。197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电影学院。1975年返港,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担任编导。执导的电视剧有《CID》、《国际刑警》和《年轻人》等,1978年加入嘉禾公司,担任编导:同年,与另一位香港导演余允抗合组影力公司。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一位代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他是惟一一位在全球A级国际电影节上两次(东京、柏林各一次)获得最佳导演奖殊荣的香港导演。主要电影作品:《茄哩啡》(1978),《夜车》(1979),《似水流年》(1984),《天菩萨》(1987),《滚滚红尘》(1990),《棋王》(1991),《天国逆子》(1995),《太阳有耳》(1996),《我爱厨房》(1997),《庭院里的女人》(2001)。[5]
同学高洁:未名是燕大少有的校际团契之一……团契内不分男女长幼,一律拈阉以兄弟姐妹相称。记得拈阉那天,满脸胡子的严庆澍当上了“三姐”,小巧精干的四川姑娘贾唯英竟是“三哥”,身高1.8米的北方大个子于效谦成了“八妹”,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未名团契还设有“循环信”——一本厚厚的练习簿,大家轮流在上面写下自己的问题、想法,欢乐与不幸,什么都写,不拘一格。至今我还记得严庆澍大哥(他实在是未名团契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在“循环信”上写的一封长信,讲的是盛世才在新疆阴谋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暴行。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心中十分震怒。[6]
陶鹰、顾忿:我们和当时在台北的徐铭、章展,都是二十左右的青年,因为旧亲或同事、朋友的介绍,先后和严庆澍相识;又都因为在苏卅的学校参加民主运动,或被敌人追踪,或被学校开除,不得已到台北暂避。除顾忿另有工作外,老严把我们先后安排在《公论报》、《台北晚报》等处工作。他以长兄之情爱大家。我们有了病,他关心为我们觅医治疗;每逢佳节,他邀我们到他寓所欢叙,以解游子思乡之苦。中秋节我们就在他家后廊檐下,与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围坐圆桌吃烤鸭、月饼。更重要的是他时时启发引导我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我们下班后,常在《大公报》分馆聚首,看报谈天。
有一次老严问我们:“你们看报用几只眼睛?”当然,看什么东西都是用两只眼睛。他却笑着向我们解释:“应当用一只眼睛看报,用另一只眼睛看台北。”他就是这样引导我们用青春的热情,去冷静剖析旧社会的苦难,认识当时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他也鼓励我们多写作。我们每有收获,他为我们高兴。他曾经把陶鹰写的一篇不便在台北发表的短篇小说《复活》,用投递机场邮筒的方法,寄给香港《文艺丛刊》主编邵莶麟同志。
他对我们青年寄予更大的希望和信任,不仅每天让我们读香港来的报刊,在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以后,时常约我们晚上到他家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待到夜深人静,他拉开日本式房间壁橱的纸板,扭亮深藏在里边的美国飞歌牌收音机。大家把头攒聚在一起,听新华总社的广播,尽管声音隐隐约约,我们听来却如洪钟般震撼人心。[7]
《人民日报》: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工作勤恳,对人热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