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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澍（1919年—1981年），笔名唐人、阮朗、颜开、江杏雨、洛风、高山客、今屋奎一等。1919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原籍浙江吴县。[3]1930年代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代投身进步文化新闻工作，先后在上海、香港《大公报》，香港《新晚报》工作30多年。严庆澍业余从事文艺创作，以唐人的笔名著有《金陵春梦》，以阮朗的笔名著有《香港风情》，以颜开的笔名著有《诗人郁达夫》等小说、剧本等数10种。[4]1978年2月，严庆澍被推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由于勤奋写作，过度疲劳，1978年8月在香港患脑溢血，留下下肢疯瘫的后遗症，1979年到广州调治修养。1981年10月，严庆澍到北京友谊医院继续治疗。1981年11月26日，旧病复发，逝世于北京，享年62岁。[3]
- 严庆澍
- 唐人
- 汉族
- 江苏苏州
- 1919年
- 1981年11月26日
目录
严庆澍，1919年生于江苏吴县的一户小康之家，开轩推门就能看见波光浩渺的太湖。13岁去上海，就读新环中学。毕业后在十里洋场谋生，他当过《申报》报馆的校对实习生，也曾去明星影业公司当布景员,后来他遇到拍过《天仙配》等许多影片的导演、同乡吴永刚，1935年底，在吴的鼓励下去南京发展，事业虽不见发达却结识了一批文化人。
1938年春，严庆澍逃出沦陷的上海，4月底经香港转往长沙，进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协会工作。长沙大火前夕，他在汤恩伯的31集团军邵阳干训班任政治教官。1939年夏，严庆澍随干训班开拔前方，入川东，往湖北，到豫西。1940年，他参加31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三一出版社”筹办工作。这年夏天，因开罪长官，脱离军队，辗转到了西安，经人介绍到当地的东南中学教了半年书，1941年到宝鸡进了中国银行西北运输处。四年之间，他奔波在西南、西北的运输线上。这些非凡的经历，加深了他对社会人生的乌屑认识，也触发了他用笔解剖社会的念头。1腿旬朵943年，他有幸得到路透社驻华记者赵敏恒的帮助，在他的引荐下插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
1944年秋，严庆澍与夫人杨紫带着一双小儿女来到成都，赁屋住在陕西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那时，二十五六岁、已为人夫、为人父的严庆澍，在一群缺少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同学中间已然“老大哥”。严庆澍在成都燕大的两年，被推选连任《燕京新闻》的英文版经理，同学都叫他“严老板”。他又是学生社团“未名团契”和“海燕剧团”的活跃分子，游行、演戏、组织“国是座谈会”，策划营火晚会，付杠臭漏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在读燕大新闻系那两年里，一到寒暑假便去重庆，住在英国路透社办公楼附近的赵敏恒寓所，帮助抄资料、打印文稿。赵敏恒在经济上接济他，还告诉他许多国民党高层内幕秘闻。但也针对他的长处，建议他最好走小说创作的道路。
1946年夏天，《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向燕大新闻系辣篮屑征聘一位懂管习去墓理的毕业生，系主任蒋荫恩首先推荐了严庆澍。这年11月，他进了上海《大公报》营业部。1947年7月，又奉命渡海到光复后的台湾省创办《大公报》台北分馆。严庆澍把家眷迁到台北，又把正在读书的弟弟从老家接到台北。他在做好扩大《大公报》在趋漏求台湾发行的同时，也抽时间在岛内各处跑新闻。
1948年秋，严庆澍应邀参加台湾省新闻处出面组织的记者赴台中参观团。途中，他看到大片森林被砍伐，原因是官商勾结走私木材，马上写了一篇题为《台湾森林传奇》的报道，在《大公报》上海版上连载。1948年年底，《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邀请，经台北到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此时，《大公报》台湾办事处因此受到牵连，第二年5月底被彻底查封。严庆澍和夫人带着孩子跑到香港，参加香港《大公报》的编辑工作，从此居留香港。1950年他参加了《新晚报》的筹建，此后一直在《新晚报》担任采访主任、编辑主任等职。[6]
严庆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著述颇丰，除写作《金陵春炼章梦》（八卷）外，还写有《草山残梦》（八卷）、《蒋后主秘录》、《北洋军阀演义》等80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共计1000多万字，蔚为大观。1978连淋腿年2月，严庆澍还被推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由于勤奋写作，过度疲劳，1978年8月，严庆澍在香港患脑溢血，留下下肢疯瘫的后遗症，1979年到广州调治修养。1981年10月，他到北京友谊医院继续治疗，但实际上他却在医院“整理旧作，试写新作”。11月26日凌晨2时，他开始伏案工作到天明，白天又有应酬，终因体力不支，旧病复发，当天傍晚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3]
1981年12月4日上午，严庆澍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费彝民主持追悼会，罗承勋致悼词。廖承志、许德珩、刘澜涛、李维汉、王首道、庄希泉、王昆仑、刘田夫、周扬、巴金、夏衍、谢冰心、曹禺、艾青、张天翼、沈从文，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广东省政协、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记协等送了花圈。朱穆之、平杰三、张执一、萨空了、周而复、孔罗荪、欧阳山、李普、谭文瑞，从港澳来京参加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的人大代表、政协常务委员和委员王匡、李菊生、祁峰、何贤、霍英东、杨光、王宽诚等，以及严庆澍先生的生前友好共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严庆澍先生的妻子及儿女等亲属也参加了丧礼。[4]
玛利亚最后一次旅行（短篇小说集）1962，香港益群出版社
金陵春梦（1—4集，长篇小说）香港文宗出版社；1—8集，1981，香港致城出版社
草山残梦（1—8集，长篇小说）1981，（出版年代不详）
黑裙（中、短篇小说集）1980，广东人民
香港风情（中、短篇小说集）1980，北京
十年一觉香港梦（长篇小说）1981，广西人民
台商香港蒙骗记（长篇小说又名《苍天》）1981，春风
香港大亨（长篇小说）1981，广东人民
华灯初上—阮朗中篇小说选（上）1982，四川人民
长相忆—阮朗中篇小说选（下）1982，四川人民
天涯沦落人（长篇小说，又名《我是一棵摇钱树》）1982，北京
蒋后主秘录（上下卷，长篇小说）1983，百花
十三女性（中篇小说）1984，百花
北洋军阀演义（1—2卷）1985，湖南人民
劝君更尽一杯酒（长篇小说）1985，江苏文艺
一个万能情报员的经历（长篇小说）1985，百花
混血女郎（中篇小说集）1986，湖南文艺
荔枝角女牢（长篇小说）1986，漓江
唐人中长篇小说选 1986，百花
浮生八记（中、短篇小说集）1987，百花[1]
妻子杨紫。[6]四子严格，1949年生。[7]另一子严浩[2]，江苏吴县人，1952年生于香港。197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电影学院。1975年返港，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担任编导。执导的电视剧有《CID》、《国际刑警》和《年轻人》等，1978年加入嘉禾公司，担任编导：同年，与另一位香港导演余允抗合组影力公司。是香港新浪潮电影的一位代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他是惟一一位在全球A级国际电影节上两次(东京、柏林各一次)获得最佳导演奖殊荣的香港导演。主要电影作品：《茄哩啡》(1978)，《夜车》(1979)，《似水流年》(1984)，《天菩萨》(1987)，《滚滚红尘》(1990)，《棋王》(1991)，《天国逆子》(1995)，《太阳有耳》(1996)，《我爱厨房》(1997)，《庭院里的女人》(2001)。[5]
同学高洁：未名是燕大少有的校际团契之一……团契内不分男女长幼，一律拈阉以兄弟姐妹相称。记得拈阉那天，满脸胡子的严庆澍当上了“三姐”，小巧精干的四川姑娘贾唯英竟是“三哥”，身高1.8米的北方大个子于效谦成了“八妹”，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未名团契还设有“循环信”——一本厚厚的练习簿，大家轮流在上面写下自己的问题、想法，欢乐与不幸，什么都写，不拘一格。至今我还记得严庆澍大哥(他实在是未名团契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在“循环信”上写的一封长信，讲的是盛世才在新疆阴谋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暴行。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心中十分震怒。[6]
陶鹰、顾忿：我们和当时在台北的徐铭、章展，都是二十左右的青年，因为旧亲或同事、朋友的介绍，先后和严庆澍相识；又都因为在苏卅的学校参加民主运动，或被敌人追踪，或被学校开除，不得已到台北暂避。除顾忿另有工作外，老严把我们先后安排在《公论报》、《台北晚报》等处工作。他以长兄之情爱大家。我们有了病，他关心为我们觅医治疗；每逢佳节，他邀我们到他寓所欢叙，以解游子思乡之苦。中秋节我们就在他家后廊檐下，与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围坐圆桌吃烤鸭、月饼。更重要的是他时时启发引导我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我们下班后，常在《大公报》分馆聚首，看报谈天。
有一次老严问我们：“你们看报用几只眼睛？”当然，看什么东西都是用两只眼睛。他却笑着向我们解释：“应当用一只眼睛看报，用另一只眼睛看台北。”他就是这样引导我们用青春的热情，去冷静剖析旧社会的苦难，认识当时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他也鼓励我们多写作。我们每有收获，他为我们高兴。他曾经把陶鹰写的一篇不便在台北发表的短篇小说《复活》，用投递机场邮筒的方法，寄给香港《文艺丛刊》主编邵莶麟同志。
他对我们青年寄予更大的希望和信任，不仅每天让我们读香港来的报刊，在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以后，时常约我们晚上到他家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待到夜深人静，他拉开日本式房间壁橱的纸板，扭亮深藏在里边的美国飞歌牌收音机。大家把头攒聚在一起，听新华总社的广播，尽管声音隐隐约约，我们听来却如洪钟般震撼人心。[7]
《人民日报》：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工作勤恳，对人热情。[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