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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祚出身书香仕宦之家，民国十年（1921年）赴天津拜罗振玉为师，学习甲骨文、金文。民国十二年（1923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未毕业就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讲师，专讲甲骨文。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讲授甲骨文字及钟鼎文字研究、古器铭释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赴南京任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天回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民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语文学会会长。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逝世。[1]
- 商承祚
- 锡永
- 驽刚、蠖公、契斋
- 近现代
- 汉族
- 广东省番禺县
- 出生日期
- 1902年3月7日
- 逝世日期
- 1991年5月12日
- 主要作品
- 《殷虚文字类编》，《商承祚篆隶册》
- 本 名
- 商承祚
- 国 籍
- 中国
- 毕业院校
- 北京大学研究所
- 职 业
- 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
目录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7日，商承祚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其父商衍鎏是清代末科探花，毕生研习书法，于古代碑帖浸淫甚深，所作之书以工力见长。行楷书学颜真卿、褚遂良，集颜之端严与褚之秀劲为一手，自成面目。商承祚幼承庭训，专意学习唐楷，于颜体所得尤多，商承祚认为：“颜字气势雄厚，有骨，有筋，有肉。”是最好的范本。商承祚平日所作行楷，亦纯为颜体，略参何绍基笔意，遒劲醇雅。[9]商承祚从小酷爱古文物及古文字，乃决心向这方面努力发展。为求深造，民国十年（1921年）秋天到天津，拜著名古文字学家上虞罗振玉（叔言）为师，在他的指导下研习甲骨文、金文，20岁入北京大学研究所，为国学门研究生。
民国十二年（1923年），商承祚21岁时即出版了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可谓弱冠成名，得到学术名师罗振玉、王国维的赞赏。[15]父亲商衍鎏出钱刻木版，花了八百页垫寒多块钱印成了商承祚的第雄旬匪一部著作。
民国十六年（1927年），商承祚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兼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要成员的顾颉刚教授，聘请商承祚来校担任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教授。商承祚在史学系开设了殷周古器物研究、殷周古器物铭释、殷墟文字研究、三代古器物研究、说文解字部首笺巽等多门课程。[18]
民国十七年（1928年）暑假，商承祚还与容肇祖教授“赴北路调查瑶民考察古物”。[18]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14日，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成立了考古学会，商承祚任主席。他“以本所古物不敷研究，特会同本所主任顾颉刚教授商准校长筹出一笔款项以为购买古物之用。”并亲自到北平搜购古碑、古造像等200余件。该会“发掘南汉残瓦，收集本省古物，审定本所所藏古器物字画”，设立古物陈列室，“颇得中外参观人士之赞许”。[19]商承祚在校任教三年。[18]
民国十八年（1929年），顾颉刚离校后，商承祚继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代主任，他除主持该所工作外，还做了许多研究工作。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聘他为教授。当时商承祚在北京的月薪达到500多元，但南京的月薪只有280元，但因为可以专心搞研究、写文章，不必上课，正合商承祚心意，所以尽管薪水低了不少，但还是立即答应下来。这段时间，商承祚生活稳定，经济丰裕，研究工作也进展顺利，著述顿丰，先后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十二家吉金图录》《浑源彝器图》等书，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古文字学家。[16]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秋之交，商承祚随金陵大学西迁，到达湖南长沙后，赓即从事短暂考古工作，亦为金陵大学收购了不少古文物，以备日后学校成立博物馆之用。[15]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商承祚回到故乡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一直到去世续出版了《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篆文编》等，并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16]
1956年，商承祚便和容庚教授联名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直至文革前，共招四届共9名，文革后再招一届6名。他们指导研究生，“不开课，更不考试。”“主要是谈话聊天，答疑解惑，再就是赐赠著作，审阅文稿，视其佳者推荐发表。”商教授称之为因材施教。[18]他对学生强调几条基本原则：“一、注意打基础，加强基本功训练；二、从古文字原材料出发，从细读原拓本中发现问题、加以研究；三、认真钻研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权威学者的著作，从中领悟到治学的门径。”[20]
1958年1月间，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展出了中国一流的书法作品。在特别被推崇的沈尹默等几位书法家中，包括有商承祚主任、研究生马国权和商衍鎏的作品。他“长期从事书法活动，在国内书法界有很大的影响，与书法名家何香凝、叶恭绰、黄宾虹、黄士陵、黄节、谢无量、邓尔雅、郭沫若、沙孟海、溥儒、卢子枢、黎雄才、关山月、陈邦怀等都有过从。”
1963年，商承祚参加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委会，任副主任委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21]
“文革”结束后，商承祚教授著书立说的劲头更大，并频频参加各种学术活动。[21]
1983年，商承祚任主席，积极推动广东书法事业向前发展。3月，他与王贵忱、谭棣华合作，编辑出版了《先秦货币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货币文字典，首次以字典的形式总结了百年来货币文字的研究情况。[21]
1991年5月12日，商承祚逝世。[21]
- 甲骨文
商承祚的甲骨文研究，当首推其成名之作《殷虚文字类编》。这是商承祚在罗振玉指导下编成的一部甲骨文字典。编撰之时，虽然有罗振玉考释作依据，但他并不墨守师说，而是在刻苦钻研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勇立新说。《殷虚文字类编》依《说文解字》体例编排，计收单字790字，重文3340字，凡罗振玉有说解者照录之，商承祚另有见解之字或新释者则以“祚案”别之。卷中称“祚案”者达166条，其中纯属独自立说者103条，附申罗振玉说、引申王国维之说者60余条。继《殷虚文字类编》之后，直至抗战前夕，商承祚于甲骨文致力甚勤，其所刊论著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资料的研究与诠释，包括单字的考释和大学授课的讲义；二是关于甲骨文新资料（拓片）的整理与考释。前者如《殷虚文字考》《殷虚文字用点之研究》《立字质疑》《释武》《释申》《殷商无四时说》以及《殷虚文字》《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及钟鼎文字研究》等（后三种为讲义石印本）；后者则有《福氏所藏甲骨文字》与《殷契佚存》二书。这些论著，对于甲骨学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论文《殷商无四时说》与专著《殷契佚存》。[14]
- 金文
商承祚自20世纪20年代末即致力于青铜器及其铭文之收集与研究，并一开始即注意辨伪。民国十八年（1929年）发表之《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为商承祚关于金文研究之首篇著述。此文评容庚编著之《宝蕴楼彝器图录》，主要在于辨伪，指出该书首页之鼎“必赵宋之器”，第22页之鼎、46页之簋、88页之盉、108页之觚，文字必为后刻；并谓第5、12、17、30、50诸页所载商鼎，皆在可疑之列。此文刊出后，容庚作有《答商承祚商承祚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商承祚复跋其后，一并刊诸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1期）。答与跋除互相问难外，于二人之情谊、性格亦有所叙述，为古文字学史上一段佳话，特附记于此。[14]
在铜器辨伪方面，商承祚尚著有专文《古代彝器伪字研究》（1933年）。商承祚晚年常说，他早年研究金文，是交了不少“学费”的，意即上了不少当，受了不少骗，买了不少假器，而后总结经验教训，才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中提高鉴别能力的。商承祚此文即专就伪器、伪字进行研究，揭发作伪者之伎俩。计列举五项：一、字体受宋人书本之影响；二、拼凑字句；三、删节文字；四、临写铭语；五、摹刻文字。并列举作伪之人，证例其详。去伪方能存真，故辨伪于古文字古器物研究至关重要，其有功学林，自不待言。容庚尝谓商承祚“富收藏，精鉴别”，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著《商周彝器通考》时，《辨伪》章里特地介绍商承祚篆书《咏蟹诗》轴此项研究成果，赞其“有独到处”。然而，若论商承祚金文研究之代表作，则当推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之《十二家吉金图录》一书。此书集海内外12家所藏铜器169件编写而成，大部分是商周之器，少数为秦汉以后器。每器有图版、铭文及花纹，并著其色泽，详其尺寸，释其铭文且加考证。卷中奇器异文甚为丰富，特别其中有21件楚器，如楚王的鼎、盘、簠、剑，铸客的盘、罍、豆、簠，为研究楚文字与楚文化之绝好资料。此外，还收有陈侯午敦、邑斝等重要资料。有如《殷契佚存》为治甲骨文者所必备，此书亦为治金文者所不可或缺。[14]
《十二家吉金图录》面世第二年，商承祚又出版了《浑源彝器图》一书，著录山西浑源——春秋时晋国重地于1923年前后出土之铜器群二十七器。此书与《十二家吉金图录》性质有异，但存古之功更胜于《十二家吉金图录》，因浑源彝器出土后即散佚民间，部分已流失国外，全赖此书保存若干器之图形花纹资料，为研究春秋晋器提供了一批新材料。只是诸器均无铭，于古文字学仅有间接关系而已。[14]
- 秦汉文字
关于石刻文字及《说文》古文的研究。《类编》面世后，商承祚便着手《石刻篆文编》的编辑，凡见到石刻文字的孤本和旧拓本，都不遗余力地搜集所需的材料，用双钩加以摹录。如是日积月累，至抗日战争初，在婺源里蕉乡整理成书。商承祚有五律一首题为《婺源里蕉乡避寇》记此：“厄运嗟阳九，幽栖此地偏。明窗含远岫，流水送寒烟。俗虑虽云涤，离愁只自煎。此心何所寄，聊写篆文编。”（据商承祚手稿过录）此后又经过不断的补充与修改，数易其稿，乃于1957年写定为14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摹录碑刻、碑额、题铭等95种石刻篆书资料，计录单字1231字，重文1680字，附录10字，共收入篆文2921字。除商代石簋断耳22字，石磬6字及少量的魏晋石刻外，大部分为战国秦汉文字。每字之下皆注明何碑何石，并录入有关此字的碑刻文句，于读者查考极为方便。此为迄今唯一的石刻篆文字典。在编撰过程中，择其文字须说明者为之说考，又成《字说》十四卷（1980年发表二十七则于《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1996年中华书局重印《石刻篆文编》，将《字说》全文附入）。《文编》及《字说》对于小篆及小篆以前文字的研究，对于文字形体演变的研究，都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14]
与石刻文字研究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对《说文》古文的研究。商承祚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着手作《说文中之古文考》，以甲骨文、金文、三体石经等资料对《说文》所载古文作诠释辨正。此稿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完成于安徽屯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写正于成都，曾连载于《金陵学报》。1981年秋汇集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月正式出版。从属稿之初至成书付梓，前后达40余年。卷中对许说或印证，或批评，对吴大澂之说亦多有订补，于研读《说文》者大有助益。[14]
- 楚文字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商承祚即注意收集楚器，对楚文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抗战期间，即十分关注国之瑰宝长沙楚帛书的出土及流传情况。因从友人处收集到有朱栏和墨栏两款的若干残帛片，字亦较大，乃知帛书原有两张。1959年，商承祚得到帛书原大照片，遂克服帛书因折叠存放二千余年而造成的种种困难（如折叠处部分文字偏旁分家，拼合失形，帛屑粘着等），反复辨识，精心摹写，使帛书中部左右顺逆两篇文字（商承祚定十三行者为甲篇，八行者为乙篇）及边文之可确认部分大大增加；计甲篇383字，乙篇270字，边文201字，共可确认854字。虽然其中亦有若干误字，却已比蔡（季襄）、饶（宗颐）、李（棪）、安（志敏）诸家摹本大大前进了一步，如视蔡本即增加近200字。在摹写的基础上，又据文献记载及其他古文字资料对帛书文字进行诠释，探讨其内容及性质，于1964年发表专论《战国楚帛书述略》。此文是据原大照片进行研究的诸家论文中创获最大的一篇，在帛书研究中代表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水平，是承上启下的力作。[14]
商承祚先后于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征集到的楚怀王六年所铸的鄂君启节（舟节二、车节二），这一重要的楚文字资料，同样引起商承祚的研究兴致。所著《鄂君启节考》及《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二文，在文字的诠释方面多有创见，对节文的通读贡献良多，如对节文“母（毋）舍<木学>（梓）飤”的解释便与前出诸文不同，而更合情理。[14]
商承祚对战国楚竹简的研究也十分深厚。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14]
《长沙古物闻见记》二卷，分十九类，九十三则。卷中所记古物，除少数汉及汉以后器外，绝大部分为战国楚器。所记楚墓葬制，不独可以证经，墓内器物及木俑存放情状，尤为前人闻见所未及。至于漆觞、木瑟、革履、组缑、戈柲、剑璲等物，或以花纹胜，或以制度称，补经史，正旧说，均足宝贵。此为中国第一部详尽记述出土楚文物特别是楚漆器的专书。卫聚贤尝以“难能可贵”四字誉此书。[8]
《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实为《长沙古物闻见记》之姊妹篇，唯成书较晚，至1955年始出版于上海。全书著录并摹绘漆器28件，虽然有少量后来被定为西汉初期器，但大部分为战国楚漆器。它是介绍并研究长沙出土楚地漆器的重要著作。由于卷内所录漆器，部分已不知去向，部分在摹绘之后，器物收缩失却原型，或已破坏，无法挽救，故所载器形图（照片及彩绘摹本）实际与孤本无异，至为珍贵。卷首自序对楚漆器在历史考古学上的价值及其造型与图案美术的艺术价值作了深入中肯的分析。所附《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说明》对读者具体了解并欣赏这批艺术珍品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此书对楚文化研究之贡献，并不在《长沙古物闻见记》之下。[8]
楚漆器之外，商承祚对广州出土的汉代漆器也作过深入研究。1952年至1958年广州市郊先后发掘四座汉墓，出土40余件漆器。商承祚将这批漆器与长沙所出楚漆器作比较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述考察漆器的发展变化。1962年发表的《我国古漆器与广州出土汉代漆器初探》一文，便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结晶。在这篇论文里，商承祚还着重指出，在战国时代，岭南与楚文化之交流是频繁密切的。这一新颖见解，对华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已为考古学界所普遍接受。商承祚还在1965年著成《广州出土汉代漆器图说》。[8]
- 书法理论
商承祚也是一位书学理论家。在书学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当为在“《兰亭》论辩”中的立场与见解。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期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在书法上是伪托的，《序》也是经篡改的。高二适随着发表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予以反驳。随即学术界上掀起一场《兰亭》真伪之辩，一大批知情学者纷纷表态支持郭说，其中不少是占候风色而迅速转向的。在这时候，商承祚挺身而出，撰写了《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对“伪托”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商承祚抓住对方的要害，在几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关于隶书笔意，商承祚认为，“隶书笔意必须以具有隶笔的形态为前提”，[11]离开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如郭沫若引为证据的《王兴夫妇墓志》，“原始墨迹当不是这样，绝大多数笔划是由刻工做出来的变相‘楷隶’”。真是目光如炬，具见商承祚的学力与识力。二是关于楷书的发展和东晋书法，商承祚认为，鉴定书法作品的时代，须从“基本笔划、用笔方法、字体结构、分行布白、时代风格”几个方面去全面考虑，不能单以笔划为准绳，对东晋的书法亦当如是。三是关于王羲之的书法风格问题，商承祚认为，王羲之走的是一条“推陈出新的行书道路”，摆脱了隶书笔意，创造出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四是关于《兰亭序》及《兰亭序帖》的问题，商承祚举出有力证据，说明《晋书》所录的《兰亭序》为羲之的原作，《兰亭序帖》亦为羲之所书。[13]
商承祚在书法艺术理论上，重视实践，不尚空谈。强调书法艺术要有时代精神，反对软弱、衰颓、怪诞等情调和作风，要真正写出自己的风格，才叫做“有我”。要打好基本功，“目的明确，方法对头，肯下功夫，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就能学好书法。商承祚非常注重技法，常对学生说，书法是艺术，艺术离不开技法，而书法的技法以执笔和运笔尤为重要。执笔法可用四个字概括，曰“运其所适”，执笔要轻松，随意，用巧力，不用蛮力，因势利导。并指出康有为“置杯不倾，大指横撑”一类的执笔法，是不自然的“形式主义”，对人无益，于字无补。在运笔上主张指、腕、肘结合起来运用，小字以运指为主，执管宜下；中字悬肘，执管偏上；大字腕肘并用，执管更高。这些都是通达平情之论，为人们乐于接受。此外，商承祚还对习见的“中锋说”提出强烈的批评，认为“行草耐人寻味正是使用侧锋。纵观历代书法名家运笔，莫不如是，强调中锋这禁区，应予打破”。[12]又说，“无论哪种书法，在挥毫落墨时，每字皆有部分中锋，而更多的是侧锋。纵观古今名书家的字，其运笔多以侧锋取韵”。[13]
商承祚治学之外，复以书法篆刻驰誉，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有《商承祚篆隶册》《商承祚秦隶册》行世。前书于1981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印行，收录甲骨文、金文、小篆、秦隶等四种字体；后者出版于香港，独集秦隶，此皆其专擅之作。甲骨秀劲质朴，金文浑穆凝练，俱得罗振玉之传，而枯老古拙遇之。罗氏喜集字为楹帖或临摹彝铭，锡翁则嗜活用古文字笔法结构书写古今诗词。
商承祚治印始于少时，十四岁即拜篆刻家劳健为师，曾以日摹汉印十余方为常课，—日于冷摊以贱值购得《繇通之印》，劳公云尝收录于桂馥《缪篆分韵》一书，欢喜赞叹，悬于腰间者数月。中年好蓄古玺印，以精鉴称。商承祚篆刻，虽玺印两式兼作，然以古玺见长，盖得于彝铭及陶玺之融会变化也。所著《我与容希白》曾曰：“一九四六年希白到重庆，适我卸盐务职，归自贵阳，复得相见，我谓之曰：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希白，欢聚数日而别。”可见对其多年作印之珍视。其自存印集六册，约二百方，曩蒙见示，并荷见赠往时旧作及自用印蜕数纸，气格醇古，不愧大家。[17]
- 王祥：纵观商承祚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不论是教书育人，还是参政议政，他都无不一以贯之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不是躲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粹书生，而是有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的知识分子。他利用自己的学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贡献。当国家危难之时，他能忧心国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挺身而出，为正义请命。他以一个学人的聪明才智浸润于社会民众的沃土之中，在得到滋养的同时，推动并实践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理想。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没有终老于学术。他的心和民盟、和祖国紧密相连，引领我们向前进。[5]
- 张桂光：商老习篆取途《峄山》，上溯商周，下及两汉，其作甲骨，超逸秀劲；其作金文，华贵雍容；其作小篆，柔和娴雅，要皆结体精严，行笔干练，体态自然。晚年钟情秦隶，创造出既浑穆雄奇而又婉通流畅、意趣盎然的一体风格，在隶书领域里独树一帜。题识所用行楷，遒劲凝炼，秀颖醇雅，别具姿态。[10]
商承祚从小就经常将早餐的钱省下来到地摊上购买古董，到八九岁时对古物古文就已经痴迷到“连走路都要低头搜寻古迹”的地步了。商承祚在18岁时向父亲正式提出，他的心愿是学习古文字。刚从德国汉堡大学讲学归来的商衍鎏听了这个想法后长叹了一口气，说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但看儿子神情坚决，只得同意。商承祚见父亲同意了自己的选择，又适时提出请父亲介绍他拜罗振玉为师。商衍鎏与罗振玉并不熟悉，可想到他大哥在天津为官，他们之间应该认识，于是修书一封，让商承祚前往天津。其实商衍鎏是上了儿子的当，商承祚知道伯父认识罗振玉且交情不错，他只想得到父亲的支持而已。伯父读了信知道了侄儿的心志，于是登门拜访蛰居天津的罗振玉，选了个黄道吉日行了拜师大礼。[17]
商承祚和家人在近40年的时间里，分别向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及深圳、长沙、南京、广州等全国省、市博物馆捐献的名人书画、青铜器、陶瓷、漆器及“杂项”等文物总数达1200余件(幅)，且分文不取。其中精品众多，有商代青铜钺、战国铜环权、铜镜、钟鼎、秦代汉简帛、竹简、木雕，陶瓷器有《贵妃出浴》《贾宝玉》,宋代石砚、宣纸、朱砂墨和戴熙《龙泉寺检书册》、唐代经卷《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长卷、董其昌的《秋山图》、蓝瑛的《山水图》、郑板桥水墨四面风竹图轴、茅坤、郑天鹏书法手卷、清代王铎行书忏诗、吴昌硕及近代黄宾虹、高剑父、沈钧儒、徐悲鸿、关山月等大家书画及《岭南三家书画册》。其挚友梁启超、章太炎、陈澧、康有为等名人的信札、手稿尺牍等。[15]
祖父：商廷焕，秀才，七次参加科考皆不中。
父亲：商衍鎏（藻亭），前清探花（甲辰科），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年康乐老人，世居广州。[16]长于诗词书画，有《商衍鎏诗书画集》及《清代科举考试述略》《太平天国考试纪略》等书问世，1963年逝世，享年八十九岁。[3]
长子：商志馥，广东文史馆专家。
老师：罗振玉，1921年秋商承祚拜罗振玉为师，在他的指导下钻研甲骨文、金文。[3]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1933年）
《殷契佚存及考释》（1933年）
《十二家吉金图录》（1935年）
《浑源彝器图》（1936年）
《殷墟文字考》《殷墟文字用点之研究》《立字质疑》《释武》《释申》《殷商无四时说》《殷墟文字》《甲骨文字研究》《甲骨文及钟鼎文字研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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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商承祚作品时间1992-07-01《石刻篆文编》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商承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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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商承祚甲骨文著录。商承祚编。商承祚为罗振玉弟子。罗氏于1915年著有《殷虚书契考释》一书，1916年又将不认识的一些甲骨文字编为《殷虚书契待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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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商承祚作品时间2000-01-01本书由商承祚先生纂辑成，研究了楚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文章、辞藻和风格，以及古文的演变和发展。其考释部分则是对简文的隶定和初步研究，涉及竹简的时代、竹简的形制及编组、竹简的内容及竹简的文字。本书保存的楚文字原貌，在古文字学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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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称商承祚作品时间1996-11《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是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商承祚。
2002年6月12日，商承祚诞辰一百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举办《商承祚商承祚捐献文物展》。[4]2023年，“商声振金石——纪念商承祚商承祚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展”在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举办，共展出330件（组）展品，全面梳理和展示了商承祚的研究成果。本次展览由深圳博物馆和中山大学主办，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博物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西泠印社等文博单位和高校共同参与。[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