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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鲜卑族，汉名元宏。献文帝拓跋弘长子，生母李夫人。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471年9月20日—499年4月26日在位），中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61-63]
皇兴三年（469年），拓跋宏被册立为皇太子，自幼由祖母文明太后冯氏抚养成人。拓跋宏五岁即位，年号延兴，由文明太后临朝执政，对鲜卑化的朝廷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冯太后执政期间，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再颁俸禄制，孝文帝深受其影响。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正式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收藏古今汉家典籍，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参照魏晋门阀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废太子元恂。攻伐南齐，歼灭南朝数万精锐，击败陈显达、崔慧景、曹虎等名将，夺取沔北五郡。一系列举动推动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力发展，史称“太和改制”，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64-66]
目录
主词条：拓跋弘、冯太后
北魏皇兴元年八月戊申日（467年10月13日），拓跋宏生于北魏京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紫宫[2]，献文帝拓跋弘长子。母亲李夫人，乃中山大族李惠之女。拓跋宏未生之时，献文帝的嫡母冯太后临朝，献文帝皆听命于母后；拓跋宏降生之后，冯太后才归政，并亲自抚养皇长子拓跋宏。
延兴三年（473年）二月，北魏朝廷发布诏令，规定凡县令能肃清一县“劫盗”的，兼治二县，同时享受二县令的待遇；能肃清二县“劫盗”的，兼治三县，三年后升迁为郡太守。二千石官吏也是这样，三年后升迁为刺史。太上皇拓跋弘揽政数年，还先后采取了一些奖励廉吏、严惩贪污、减轻租赋、劝课农桑等相应措施，但都收效不大，局面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据统计，仅从孝文帝即位的延兴元年至太和四年（471年至480年）的十年之中，北魏王朝有史可考的各地暴动、反叛事件就达二十几起之祖体埋多，北魏政局处于严重动荡之中。[5]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拓跋宏刚满十岁时，太上皇拓跋弘突然去世（传闻是被冯太后毒死）[6]，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二次临朝称制，改年号为太和。拓跋宏在位初期，嫡祖母冯太后以他的名义颁布措施。冯太后足智多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
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太和九年（485年）、十年（486年），冯太后又以拓跋宏的名义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孝文帝拓跋宏自幼在冯太后的抚育、培养下长大成人，对祖母十分孝敬，性格又谨慎，自冯太后临朝专政，他很少参决朝政，事无大小，都要禀承冯太后旨意。[7]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8]”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孝文帝继承了先辈们汉化的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7]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榆判戏。
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7]。
拓跋宏亲政后，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孝文帝推行汉化最重要的措施是迁都洛阳。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为保证迁都顺利进行，孝文帝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王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丕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9]临行之际，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相从，孝文帝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太和十七年（493年）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10]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迁都洛阳。随着迁都的进行，大批鲜卑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北魏政府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鲜卑人的习俗是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夹领小袖，多数人不会说汉语，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习俗；且新迁之民初来洛阳，居无一椽之室，食无担石之储，不擅农业，人心恋旧。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地阻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
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二日，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几天后，又下诏免除迁户三年的租赋，鼓励他们在政府新授给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选为羽林、虎贲，充当禁卫军。恰在这时，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杀海陵王萧昭文，篡位自立，称明帝。消息传来，孝文帝怒斥萧鸾不忠不义，遂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他先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锺离，平南将军刘藻向南郑，分四路大举伐齐。十二月底，又亲率大军三十万南伐，渡淮河直抵寿阳。由于寿阳防守严密，魏军不能攻下，只好放弃寿阳沿淮河东攻锺离。次年三月，孝文帝被迫撤兵。
太和十九年（495年）五月下旬，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不顾鞍马劳顿，又立即召集群臣，商议禁绝胡语。六月，正式发布诏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12]当月，孝文帝又发布诏令，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要葬在河南，不得还葬平城。于是，从代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都成为河南郡洛阳县人。孝文帝又依据古代《周礼》中的制度，下诏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秤，颁行全国。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他在诏令中说：“自代郡迁到洛阳的诸功臣旧族，姓或重复，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奚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改姓以后，鲜卑族姓氏不再重复奇僻，与汉姓完全相同，鲜卑族在汉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为使鲜、汉两族进一步融合，孝文帝还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带头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陇西李冲等汉族大士族的女儿以充后宫，并亲自为六弟聘室，命长弟咸阳王元禧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阳王元羽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元雍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元勰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元祥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六个王妃中，除代郡穆明乐女出于鲜卑八大贵族之一外，其余都是中原的著名汉族大士族。孝文帝还采用魏晋的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位、给予不同的特权。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4]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皇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代替自己禁朵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7]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糊符炒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
主她洒定词条甩请：孝文帝南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元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
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498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7]。
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丙午日（[69]），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驾崩后，彭城王元勰与任城王元澄秘密商议，恐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外露，南齐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的时候才派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前来，将孝文帝逝世的消息公诸于众。太子元恪到了鲁阳之后，才为孝文帝举行丧礼，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五月，宣武帝葬孝文帝于长陵，庙号高祖。[14]
- 创三长制
太和十年（486年），北魏政府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关于三长制的设立，《魏书》提到：“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15]北魏政府与地方豪强的矛盾，究其根本是经济上的矛盾，焦点是豪强所包藏的众多人口。孝文帝定三长制，既是对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更是国家同地方豪强争夺户口的一次变革。
太和十年（486年）“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16]，“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14]。
- 整顿吏治
延兴二年（472年），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实行俸禄制之前，北魏律对贪污罪分为“枉法”与“义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枉法，谓受赇枉法而出入人罪者。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17]”为严惩贪污，班禄之后孝文帝与文明太后亲自办理一件典型大案，即汝阴王南安王贪污案。[18]汝阴王、南安王“黩货聚敛”，按惩贪法令应当处以死刑。但他们贵为皇亲，身份特殊，故而孝文帝与文明太后召集大臣讨论“为存亲以毁令，为欲灭亲以明法”。文明太后并不支持大臣们提出的特赦建议。最终两王免于死刑，“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19]受到比较重的处罚。
- 颁俸禄制
太和八年（484年），颁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卖，离职时移交下任。官俸制颁行不久，孝文帝开始推行爵禄制。官、爵是统治阶级两大系统，与北魏官制相比，北魏的授爵更加宽松，战乱时期多向部落贵族、军功贵族授爵。当时爵位仅为一种荣誉，又称为“假爵”，与经济利益无关，因此有滥授现象。[20]至孝文帝时，要为有爵者班俸，势必清理这些虚封。
俸禄制的推行，初衷是为了解决官吏的收入问题、打击腐败，但在推行过程中并未实现这两个目标。清廉的官员依旧生活清苦，地方官吏收入差距拉大，有爵者与无爵者不仅存在荣誉上的差别，还出现了收入上的差别。贪污问题没有得到根除，反而刺激一些巨贪出现，而镇将的贪污聚敛更是诱发了边疆不安定因素。
- 考课法
孝文帝改革后，官吏来源的主要渠道是门阀以及与门阀制度相应的选举制度，这种选官方式必然造成一部分官员依靠门资占据官位却缺乏相应的能力。考课制度是对任官制度的调整和补充，本意是通过考绩监督官员的行政行为，并为官员升黜提出参考标准。北魏考课法分为外考法令与内考法令，外考法令是针对地方官的考课法令，内考法令或称内令，是针对中央官的考课法令。
史载：“孝文帝，励精求理，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为黜陟。[21]”内考令的对象是内官通班以上。孝文帝改革之后，考课制度不可避免地与选举制度相衔接，但在实施中也保留了任人取贤的精神。与重视门第的选举制度相比，北朝对官员的评估不是一味地只看门第。孝文帝对官吏的考察十分重视，并且要求严格。三年一次考绩，考察官员对通经的理解，多次考试之后才决定升降与否，以此来显示官吏的能力水平。[22]
- 改革官制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前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23]。
- 迁都洛阳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中原地区。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亲自率领步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行军发生困难。于是决定迁都洛阳。
- 重视门阀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选举重视门资，高门子弟以此入仕，占据相当数量的职位，他们的子弟又不断以同样的方式起家、升迁，逐渐造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与此同时，军功贵族和寒门出身的官吏也占有一定比例。如果考课法正常运作，官吏各有升迁与淘汰，那么官僚集团内部尚可以健康循环。但如上文所提到的，考课法的实施逐渐流于形式，官吏无论才能如何大多被评定为不升不降的等级。官僚集团失去活动力，渐渐膨胀，到北魏后期出现官少人多的现象。[23]
- 颁行均田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政府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规定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 变革税制
延兴五年（475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北魏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 改革租制
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 平定叛乱
太和二十年（496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后议废太子恂，并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24]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25]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先派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的同党，向他们说明利害，叛党顷刻瓦解。穆泰见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打李焕，失败之后逃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将穆泰同党全部平定，将陆睿等百余人下狱；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
- 南伐萧齐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北魏孝文帝元宏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余万，准备大举南伐。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攻克。
孝文帝留咸阳王元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南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位将领投降北魏，魏兵在沔水以北取得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498年）三月，北魏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南齐将领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随后北魏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南齐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四月丙午日（4月26日[69]），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26]南征之事中途作罢。
- 对南齐
在南齐永明之后，南北对抗的均势被打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已处于积极进攻的主导地位。其实，往前追溯，自刘宋元嘉年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泰始年间北魏攻占青齐，南朝不断遭受巨大的军事压迫。在此基础上，孝文帝继位之后，便不断加强对南朝的军事攻势，而且表现出日益强烈的统一江南的愿望，其决然迁都洛阳等重大举措则是统一战略的一个环节。当然，对于孝文帝之南征及其统一战略，朝臣之中多有分歧，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议。
在新的南进战略下，北魏利用南朝宋齐易代之机兴兵淮北。拓跋宏在主政之前，由于受到冯太后的影响，对于征服江南，统一全国，似乎已有成策。其亲政后，进一步明确相关南征战略，并不断亲率大军，发动对南齐的军事攻势，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江南的愿望。正是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拓跋宏亲政后不断谋划对南朝的战争，并决意将都城迁移至洛阳。[27]
- 对高句丽
至北魏践祚，秉承华夏之主的继承地位，其对周边部族、势力集团的封赏直接继承了既往王朝的传统。对周边民族，北魏展现出拉拢的姿态，试图保持国际影响力，将原有的国际体系继续维持下去。对高句丽的册封就是明显的例证。实际上，这是“羁縻”政策在特殊形势下的变化。取得华夏正统名分最大益处即是可以使得北魏统治者减少在其扩张中遇到的阻力，而在与实力层面相同的对手竞争中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28]。
孝文帝太和年间，魏丽关系基本理顺。从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至太和十八年（493年）十月迁都洛阳，期间十八年之久，双方基本保持了友好往来。北魏力主与东夷诸部建立和平关系，保证东部地带的平稳；高句丽在时任国王高链主持下也朝着与魏交好的方向推进双方关系，致使此时期双边关系一直保持了较为和平稳定的态势。期间，太和十五年（490年），高句丽王高链逝世，而业已亲政北魏的孝文帝特为高句丽王高链举行了隆重的哀悼大礼。[28]
- 移风易俗
拓跋宏迁都洛阳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高门通婚等。
洛阳聚集着大量的鲜卑贵族，孝文帝为了推广汉文化，不惜以彻底清除本民族文化为代价，禁止这些鲜卑贵族延续本民族语言、传统、风俗。但孝文帝推行汉化之后不久，在洛阳发现仍有妇女穿民族服装。
- 儒佛文化
孝文帝改革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洛阳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作为首都，洛阳集中了全国的文化精英。这也是令南朝人感慨“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的缘故。除鲜卑文化、汉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在洛阳大行其道，使得洛阳文化呈现出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佛教信仰在洛阳大行其道，与孝文帝大力引入礼教改革北魏风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北魏佛教信仰的一个特征，即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的融合。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如颜之推，在谈到佛教时充分肯定其宗教义理和社会功能，对批判佛教的言论给以多方面驳斥。吕思勉论说南北朝宗教信仰时，曾提到：“中国人之于佛，流俗虽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识者，固多能知其教义。既能知其教义，自知其理与儒、道无二，而建寺、造像等，徒为烦费矣。[29]”
- 《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14]“太祖抚运乘时，奄开王业。世祖以武功一海内，高祖以文德革天下。”[52]
- 时人又称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30]
- 元诩：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选良家酋胕，增戍朔垂，戎捍所寄，实惟斯等。[60]
- 司马光：“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子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33]
- 欧阳修：“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
- 叶适：“用夏变夷者，圣人之道也。”又认为：“孝文志切有为。”“有舜、文王之姿。”
- 真德秀：“元魏孝文号为贤主。”
- 解缙：“有宋则及于汉而过唐……辽惟圣宗，道宗二主历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历四十余年，皆与宋讲和，号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兴礼乐，崇文治方之，恐犹有径庭也。然则宋之为宋，比之汉唐而有光；辽金之为辽金，比之元魏而犹歉。”
- 赵翼：“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35]
- 吕思勉：“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厘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杰之士也。”[58]
- 翦伯赞：“孝文帝迁洛和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从服装和语言的改革说来，鲜卑旧服不合于“华夏衣冠”传统，也不适宜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生活；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洛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作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都需要改革。鲜卑贵族命官班爵以武功为准，与汉人士族制度不合，妨碍了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的进一步糅合，妨碍了北魏统治进一步加强，因而也需要改革。孝文帝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鲜卑贵族，着眼于巩固北魏政权，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拓跋部全族同汉族的融合。”[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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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
- ①孝文帝改革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由于三长制、均田制的实行，不少苞荫户从地主豪强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变成国家的均田农民。这一时期北魏所控制的户口大大增加，大约比西晋统一时期增加一倍。……此外，北魏还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是由于国家所直接控制的人口大量增加，因而使国库的收入增加，国家的实力增强的结果。
- ②孝文帝的改革曾遇到很大的阻力。他为了减轻这种反抗力量，便给予鲜卑贵族许多利益，授予高级官位，让鲜卑贵族在洛阳享受荣华富贵，占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样一来，洛阳的贵族官僚便日趋腐朽，他们的贪欲由于财富易得而越来越大。拓跋部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贵族变成了封建主，人民则越来越贫困，特别是住在北方边境的拓跋部和各族人民更为贫困。洛阳的贵族与北部边境的拓跋部统治者之间，和北方边境拓跋部和各族人民之间都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拓跋部内部的阶级矛盾、拓跋部的洛阳贵族和北方边境本部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 ③孝文帝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鲜卑贵族的权力，使部分苞荫户从汉族大地主的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但另一方面却又给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若干利益。因而到孝文帝儿子（元恪）的统治时期，北魏的政治便日趋腐朽，曾经一度有所抑制的贪污之风重又盛行起来。[59]
- 王仲荦：“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迁都洛阳，并且采取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主观动机，无非是想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在客观上，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承十六国破坏局面以后的北方社会经济，有了继续发展的可能，并给以后隋唐时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繁荣，准备了前提；其他的改革措施，又缩短了鲜卑族人向封建化飞跃的过程，为鲜卑族和汉族人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固然，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是孝文帝不这样做，也迟早会实现的；但是孝文帝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因此孝文帝不失为一位有卓见的政治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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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
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孝文帝在首都平城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版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厉声责问任城王澄，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38]。
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拓跋澄这才恍然大悟。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荡南下[38]。
孝文帝的第一位皇太子元恂，出生于历经改革时期的背景下，在冯太后权倾朝野的十五年里，对元恂十分的溺爱。元恂自幼因冯太后的溺爱，养成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厌烦学习与教习的性格。再加上孝文帝监管时期，对元恂极为严格要求，但开导不足，这一反差让元恂一度产生了逆反心理。孝文帝对他已经略感失望，父子关系有些隔阂[39]。
元恂长得壮硕无比，厌书籍，因常年居于平城，所以很不习惯洛阳地区湿热无比的天气，经常想着能够回平城。有次孝文帝出巡嵩山，元恂留守在金庸城内，与侍从密谋，亲手杀死了侍从官高道悦。后被尚书快马加鞭传信报给前在嵩山的孝文帝，孝文帝闻后十分震怒，但又对此皇太子感到惋惜和痛心。下令封锁消息，嵩山之行之后，回京召来元恂，痛斥元恂的罪行，甚至还与王宗贵族亲手惩罚元恂，杖责一百。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受奸人李彪给孝文帝告发，元恂仍有谋反之心，被刺赐死河阳，平常入葬[39]。
孝文帝册立冯润为皇后。冯润为得专宠，几乎不让孝文帝再承幸后宫嫔妃。拓跋宏无奈地说：“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皇次子元恪的母亲——贵人高照容暴死，民间盛传是被冯润所杀。由于孝文帝忙于南征，经常不在皇宫，孝文帝的第二任皇后冯润实在受不了。冯润在家养病时，一个医生叫高菩萨帮她治疗过，互有好感。冯润便让心腹把他悄悄带进宫，谎称宦官，从此两人寻欢作乐。
后来，冯润威逼彭城公主嫁给自己的同母弟——冯夙。彭城公主心生畏惧，趁着雨夜偷偷跑出洛阳，来到孝文帝的军中，告发了冯润淫乱后宫的事。孝文帝震惊病倒。查证属实后，孝文帝杀了高菩萨等人，但只和冯润分居，而没有废黜她[40]。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带病南征，在军中突然病倒。他自知不免一死，对两个弟弟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交代了后事，又嘱托说：“皇后不守妇道，我死以后，她恐怕会干预朝政，你们去让她自尽，找个地方，以皇后之礼安葬吧，千万不能让冯家的丑事泄露出去。”孝文帝病逝后，北海王元详带着白整来到冯润的住处，送上了一杯酒。冯润饮后身亡，谥号幽皇后。[40]
孝文帝的儿子取名为元恂、元愉、元悦、元怿，侍中崔光的儿子取名为崔劭、崔勖、崔勉。孝文帝对崔光说：“我儿子的名字偏旁皆有‘心’，你儿子的名字偏旁皆有‘力’。”崔光回答说：“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孝文帝大悦。[53]
孝文帝认为，北魏诸位郡王的结婚对象大多是一些身份卑微，不够高贵的女人，所以，孝文帝把弟弟们之前所娶的原配夫人全部贬为妾室。
然后，孝文帝命令二弟咸阳王元禧重新迎娶了故颍川太守陇西人李辅的女儿。又让三弟河南王元干娶了故中散大夫代郡人穆明乐的女儿；四弟广陵王元羽娶了骠骑谘议参军荥阳人郑平城的女儿；五弟颍川王元雍娶了故中书博士范阳人卢神宝的女儿；六弟始平王元勰娶了廷尉卿陇西人李冲的女儿；七弟北海王元详娶了吏部郎中荥阳人郑懿的女儿。[87-88]
孝文帝似乎有吸食五石散这种慢性毒品的特殊癖好，在《邢峦传》中，有“高祖因行药至司空府南”的记载，即：孝文帝吸食了五石散后，神志不清地跑到司空府的南边。[74]
除此之外，孝文帝还想让医生徐謇为自己炼制“金丹”，认为只要吃了金丹就能够延年益寿。只不过，金丹未能成功炼制出来。[75]
孝文帝任人唯亲，临终前任命二弟咸阳王元禧，七弟北海王元详成为辅政大臣，辅佐年仅17岁的宣武帝元恪。但事实证明，孝文帝看走了眼，这两位好弟弟不仅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反而一直在作妖添乱。元禧不亲政务，屡次推卸责任，骄奢贪淫，收受贿赂。孝文帝死后不久，野心勃勃的元禧便口出狂言，说“自己不仅是皇帝的儿子，还是皇帝的叔叔。既然已经当上了辅政大臣，那么自己的个人要求就跟皇帝的诏书没什么区别了。”[76-78]
而孝文帝在世时，竟然还对元禧说过：“我死后，若是我的后代能力不行，你们就先观望一会儿，能辅佐就辅佐，不能辅佐就直接取而代之，总之不要让皇位落到外姓人手里。”孝文帝的此番话一出，直接助长了元禧谋逆作乱的念头。孝文帝过世才两年，元禧便迫不及待地发动叛乱，还试图谋杀侄子宣武帝。虽然叛乱最终被铲平，但元禧伏诛前，却是一边痛哭，一边对着别人重复孝文帝当年所说的那番话。[79-80][86]
孝文帝钦定的另一辅政大臣北海王元详，很是得到孝文帝的宠爱。元详虽未犯下谋逆大罪，但他“贪冒无厌，多所取纳；公私营贩，侵剥远近；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矣”，元详不仅挑唆破坏宣武帝与元禧的关系，还用阴谋诡计排挤贤良有能力的彭城王元勰。故元详也担不起孝文帝的委托。宣武帝对元详异常厌恶，在正始元年（504年）下诏将元详收押，并彻查元详的贪淫之罪。元详在被囚禁后没过多久，便离奇暴毙。[81-85]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翻阅《魏书》时，对孝文帝给父亲献文帝亲自吸脓一事产生了质疑：“己知元宏登基时才五岁（虚岁）。史书上记载元宏从小就孝顺，在登基前一年为父亲吸脓。可他那时顶多也就才三四岁啊！所以元宏为父吸脓这件事不用问，肯定是刻意造假的。”[71]
随后，弘历又吐槽道：“冯太后极有可能是杀害元宏父亲的凶手，她明明与元宏有不共戴天之仇，元宏却处处顺从她，讨她欢心，《魏书》竟然评价元宏非常有孝道。这看起来太荒谬了。”“元宏忘记杀父之仇，却只向祖母冯太后尽孝心，况且冯太后根本不是他的亲祖母啊！由此可见，元宏的所做所为，不过只是好虚名罢了。”[72-73]
关系 |
姓名/称号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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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 |
字永寿，封昭仪所生。太和九年（485年）封咸阳王，景明二年（501年）谋反赐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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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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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弟 |
字叔翻，孟椒房所生。太和九年（485年）封广陵王，景明二年（501年）因淫乱被人殴击而死，32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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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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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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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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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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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九帝姬，四位帝姬嫁与四朝帝王皇裔。
魏孝文帝拓拔宏的后代，分为拓、元、袁三支。拓氏一脉多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北一带；元氏一脉人数较少，湖南临湘及江西抚州一带均有后人存在；袁氏一脉在湖北、四川有分布（字派有“德、光、基、庭、邦”者即是）。
魏孝文帝长陵位于洛阳城西北约15公里处孟津县朝阳镇官庄村邙山之颠。此处存大小冢各一，大者高35米，底部周长141米；小者高23米，底部周长110米。两冢相距约100米，当地俗称"大小冢"。分别为高祖孝文帝长陵和文昭皇太后之陵。
宾阳中洞开凿于北魏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500~523年），花费了24年时间，以其富丽堂皇的景象而成为龙门众多石窟中的魁首。该石窟是宣帝元恪为孝文帝元宏和文昭皇后做功德所营造的洞窟之一。洞窟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深12米，宽10.9米，高9.3米，正壁雕主佛释迦牟尼坐像，佛像面部修长清秀，面容和蔼慈祥，略带微笑。左右有迦叶、阿难二弟子和文殊、普贤二菩萨。迦叶形象老成持重，阿难形象活泼开朗，望之栩栩如生。[49]
- 《魏书·帝纪第七·高祖纪下》[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