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 司马彪
- 绍统
- 西晋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
- 逝世日期
- 306年
目录
司马彪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过继给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敏。年少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但轻薄好色,常遭到司马睦的责备,因此不得做继承人,虽然名义上是过继于人,实际上是废除他的继承权。司马彪也因此不问人情世故,而致力于学业,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完成著书立说的大事。[2]
最初拜官骑都尉[3]。泰始年间,担任秘书郎,后改任丞史。注释《庄子》,撰写《九州春秋》。司马彪认为“先王设立史官记述时事,阐明善恶规劝诱导,统摄教化世人的要领。因此,《春秋》杂乱无章,孔子加以整理;《关睢》残缺不全,师挚进行修补。难道先哲们喜欢麻烦?是因为不得已而已。
东汉中兴,终止于建安,忠臣义士功德昭著,而当时缺乏优秀史官,记述繁琐杂乱,谯周虽然做了删改修整,但仍不完善,自汉安帝、顺帝以后,多有残缺遗漏之处。”于是司马彪研究百家史书,参照世俗传闻,上自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至汉献帝刘协,共二百年,十二代王朝,前后贯通,广泛汇集诸多史事,作纪、志、传共八十篇,定名为《续汉书》。泰始初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到南郊举行祭祀大典,司马彪上书议定其事。后拜官散骑侍郎。晋惠帝末年(306年),司马彪去世,时年六十余岁。[2]
当初,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记述秦朝、周朝以前的事,有时采录世俗传说和百家之言,不专一依据正统经史,因此作《古史考》二十五篇,都依据旧时典籍,用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司马彪认为谯周所著不够完善,列出《古史考》中一百二十二件史事,认为不妥,大多依据《汲冢纪年》中的说法,也流行于世。[2]
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
《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汉后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
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上疏:
《九州春秋》,(《两唐书·志》作九卷,《隋志》作十卷),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奭辑本,黄氏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比陶本完整。《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六节,而商务印书馆本更少,仅一节。今从黄本点校。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书志》特点
特点一
其一,放续前志,以备一家,颇有“辍集”之功。如把司马彪的八志同汉志相比较,其礼仪、律历、天文、祭祀、五行、郡国六志几沿《汉书》旧章,只是志名稍异,“郊祀”改曰“祭祀”,“地理”改为“郡国”,而“百官”盖缘《汉书·百官公卿表》。舆服一志汉志缺记,而彪志则缺乏沟洫、食货、刑法、艺文四志。司马彪不仅继承汉志,所撰东汉一朝史实也多有所本,对此他本人也不讳言。如《五行志》,他参阅了应劭、董巴、谯周关于建武以来灾异的撰述,“合而论之,以续前志。”《律历志》则参阅了蔡邕、刘洪补续的律历志,“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律历志论》)蔡邕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曾与张华、刘洪等共续汉志,著《汉记十意》,“意”就是“志”。这十意,有的是他准备删定或接续的,大概就是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诸意,有的是“前者所无臣欲著者”,大概系指车服、朝会诸意。可见,《汉志》原有的志目,如食货、艺文诸志,蔡邕十意亦缺。由此可知司马彪的八志大体皆有所本,蔡邕等没有积累好现成材料,司马彪也就不曾另撰了。所以,司马彪放续前志,以备一家,颇有“辍集”之功,较之《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因袭有余而创造不足,这是他赶不上马、班之处。
特点二
其二,撰述思想明确,处处体现史学“教世”之旨。司马彪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晋书》本传)“教世”是司马彪史学思想的核心。《续汉书志》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充分关注史学劝善惩恶和教世的社会功能,这是对孔子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其教世思想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通变化,以观古今损益之义。彪志处处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考察各种制度的沿革变迁,其意义乃在于使“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以之作为现实政治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参照。二是重礼仪,以维护现行社会秩序。司马彪强调君威、臣仪,要求维护“尊尊贵贵”、“上下有序”的等级秩序。他认为,君无君威,臣亡臣仪,必然酿成“上替下陵”的大乱,使群生受其殃。论者认为,这种见解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遵循礼法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认为,司马彪撰书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政乱朝危,生民涂炭,司马彪要求顺礼,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三是务节约,以呼唤质诚世风。司马彪评论古今制度沿革时,总是直率地发表己见。比如,他批评汉武帝广设官职,造成“民用匮乏”;推崇光武帝“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使得四海从风,中国安乐。批评秦皇汉武大搞封禅,违背“天道质诚,约而不费”的精神,认为帝王显名后世,不在于“封”,“实在其德加于民”。这褒贬之间,乃寄托其沮劝之意、教世之旨,既是对西晋统治集团奢侈生活的批判,也是对一种优良世风的呼唤。
《晋书》赞“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王恧雅才,虞惭惇史。乾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2]
《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