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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
- 左丘明
- 春秋（一说战国）
- 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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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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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只承台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试踏套、天文、地理、农业、医学、习俗、文艺等诸多领域，将春秋甚至更为久远年代的社会求达文化与生活形态清愚谅臭组姜榜晰地展示给读者。在十二代鲁君纪年的编年纪事中，不但讲解了《春秋》经所运用的“春秋笔法”，还记述了鲁国以外如晋、齐、楚、秦、郑、宋、周、卫乃至一些小国的史请枣事，扩展了《春秋》的国家区域范围。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文书档案的转录、历史亲历者转述的一些细节，以及贤人对各个事件的评论，组成了《左传》的叙事结构系统。《左传》还借历史人物之口引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易经》以及儒学失书，在叙史的同时，帮助雄牛读者解读了这些经典中棵淋辩的文辞，阐述了儒家治国理念，所以《左传》可谓亦经亦史。[2]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公元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公元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公元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公元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公元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公元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公元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公元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68年）
《左传》史料的最初来源应与春秋时期存在的史官“传闻”制度密切相关，即那些被记录于简牍的“史官个人的或内部的文献”，成为了《左传》的源头。[9]
在古代，相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作传，“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这是过去的经学传统，认为《左传》乃左丘明之作。但是，自唐宋以来，唐人打破左丘明作《左传》的成说之后，虽然众学者对于《左传》的作者是谁，异说纷纭，但是对《左传》的作者始终没有明确的结论，只好对此问题上存疑惑。而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大多数学者都有了比较接近的看法，认为它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产物，即战国时期的著作”。然而，至于是公元前四世纪什么年代，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众多分歧。[11]
民本思想
首先，在民与天的关系上，淡漠天而注重民。郑国大臣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认为天道飘渺遥远，难于决定人事，人事只能靠离自己近的人道决定。因此，统治者更重视民众的政治作用，把民心取向作为一个国家政治成败的根本原因。如周景王时，大臣单穆公和伶州鸠劝戒景王，指出作为一个国君，一切事情都要考虑民众的好恶，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做事情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甚至会自取灭亡。又如，郑国人喜欢到乡校闲聊，在那里评议国家政治，有人建议毁掉乡校，郑国大臣子产说：“人民所喜欢的政策我们就推行，所讨厌的政策我们就修改，乡校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呢！”在当时，重民的观念意识非常普遍，上至周王室下至诸侯小国都很重视人民的作用，有不少人用民众作用来解释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化。
其次，在民与神的关系上，把民置于主位，而把神移到了从位。民与神的关系，在春秋以前，向来都是神居主要地位，民为服从地位，即使周初注重民事，也并没把民置于神的头上，只是在敬神的前提下比以往提高了对民的重视罢了。春秋时，人们论及民神关系时往往是民神共重，认为民与神有着共同的情感与意志，神宁则民和，民离则神怒，应该民神兼顾，保民事神；而某些有识之士则提出“民为神主”的重民轻神观，从而在民神并重的基础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再次，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注重强调民的作用和利益。中国古代政治观念中素有“牧民”之说，认为君主是统治和管理人民的，君主牧养百姓，就像牧人管理牛羊那样，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牧养与被牧养的关系。春秋时期依然流行此说，不过在如何“牧民”上已经有了新意，认为君主不能任意为所欲为，而应该重视和爱护人民。如，齐国晏婴指出君主不能欺凌自己的臣民；楚国伍举说君与民和睦共处才是君主对民的正确态度；晋国史苏称君主只有与民相依共兴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这种君民相依、共存共兴的认识，看到了君民之间相依存、相理解的共处关系，是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重视的重要表现之一。有人提出君主应该“抚民”，即要为民众的安居乐业提供必要的保障；还有人提出君主应该“恤民”，即体恤和善待民众，与民同甘苦，而绝对不能敌视民众；晋国的师旷则把理想的君民关系比做父子关系，主张君主要养民如子，爱民如子。还有人提出民之利就是君之利的观点，认为君主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以民利为基础，视民利为君利的意识，民的利益是第一考虑要素，君的利益处于从属，是第二位。[7]
人与自然
《左传》把人类与自然相联系看待社会，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它包含下述几点理论内容：
首先是历史变化论。鲁昭公三十二年晋国的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是春秋史家的一句名言，意思是一个国家不会永久不变地存在下去，君与臣的上尊下卑地位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认为朝代更替和君位易主是一个永恒的规律。
其次是礼治不变论。虽然历史是变化的，朝代要更替，江山要易主，但人类的精神财富，即统治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德与礼却是永远也不会灭亡的，人类要用它们来治理国家这一点也是永远不会变的。齐国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地并。”认为无论历史怎样变迁，都是万变不离其“礼”，礼治将与天地并存。
再次是天人作用论。历史是变化的，礼治是不变的，社会的变化既取决于天道也取决于人事，人事就是人对礼治的主观操作。史墨在谈论季氏把鲁君逐出国门时，从天道和人道出发，摆出季氏出君的数条依据，指出其行为既是“天道”的认可，是在母腹中就被神灵指派“将为公室辅”的神意预定，同时也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的人之行为所造成。说明鲁国历史发展中君弱臣强局面的形成，乃是天意与人道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天人合一共同作用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往往人的因素更为重要。如鲁僖公十六年有六只鸟儿倒退着飞过了宋国都城，宋襄公不明白是一种高空气流造成，问周内史叔兴主何吉凶，叔兴认为那是自然现象，造不成吉凶，“吉凶由人”，也就是说，社会结果的好坏完全由人类自己决定，与天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一次晋军对楚作战，董叔认为“天道”不保佑楚，楚军必败，而叔向却说“在其君之德”。与天道无关。
总之，天人合一的社会观认为：天与人共同决定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没有固定不变的君臣关系，没有永保天下的社稷之主，社会历史就是不断的改朝换代史，但礼治是永世长存的，谁重德尚礼，谁就会得到天命的眷顾和人民的支持，就会保天下、得国家，而不守德、礼就会被历史淘汰。[7]
战争观念
《左传》把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与“不义”两种，即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讨伐不讲仁义、不施王道的国家或君主就是正义战争；而不讲信义、妄用暴力的战争则是非正义战争。对正义战争持支持态度，对非正义战争持反对态度。
对战争的存在，能持客观的冷静态度。《左传》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反对“去兵”。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大臣子罕议论说：战争自古以来就有，又有谁能让它不存在呢? 圣人可以用它振兴国家，乱臣可以用它灭亡社稷，兴衰存亡都和它密切相关。这里强调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特别在当时战乱频繁的情况下，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战争有功有过，且又不可避免，那么也就肯定了战争客观存在的合理性。
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左传》认为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提出“无民孰战”的基本观念。因此，在记述战争过程中，总是把战争胜败与民心向背进行密切联系，把是否得到民众支持作为战争能否取胜的重要原因。如齐、鲁长勺之战，鲁国方面在战前首要考虑的就是民心支持问题；晋、楚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原因也主要是由于晋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楚国失去了人民的拥护。[7]
人物形象
《左传》在叙述春秋各诸侯国政治、外交、战争的过程中，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诸如雄才大略的晋文公、蠢笨迂腐的宋襄公、阴险狡猾的郑庄公、明察精断的子产、忍辱负重的赵盾、足智多谋的曹刿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左传》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使用了艺术性的表现手法。首先，善于选取典型材料来表现人物的主要特征。比如在春秋的五个霸主中，晋文公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晋文公的称霸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春秋中期，王室周边少数民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南夷与北狄交往频繁，严重威胁了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安全。中原国家需要一个雄才大略的霸主来领导各诸侯国，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疆土。晋文公就是顺应这一时代要求而出现的。晋文公一生建立了许多丰功伟绩，作者选取一些典型事例来表现他的独特性格。其中对他的流亡经历写得最为精彩，如在狄国悲壮缠绵地告别夫人季隗；卫国农人出于捉弄给他土块，竟被解释成了赠送领土的吉祥之象；齐国姜氏申明大义，设计把他送出齐国，使他结束安逸生活，激发了宏图大志；还有曹公偷窥重耳洗浴、楚王问他如何报答楚的恩惠等片段。在这些叙述中，作者选取了不同的角度，从正反两方面刻画了重耳从不谙世事、贪图享乐的公子哥成长为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的君主的转变历程。同时，对于重耳身上一直存在的某些缺点，如过于计较个人恩怨、动辄感情用事等，也选取了典型的事例加以表现。[7]
战争叙述
《左传》记录了数百次战争，其中秦、晋崤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邲之战，鄢陵之战等，都是很著名的战争。《左传》对这些战争的记录，情节曲折，文采飞扬，文学性很强，为后世的军事史学记录及战争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本。
在战争叙述模式上，《左传》具备了独特而又比较完整的模式。不但记述了较多的激烈战斗场面，而且把战争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对它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从整体上全面论述，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叙述格式。《左传》描写战争，照顾到了战争的前因后果，一般分成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在战前阶段，《左传》往往会先交代战争的起因，交战双方的作战准备，包括政治上是否取得民心、武器兵力是否充分、外交策略上是否取得优势等；在战中阶段，主要着力于双方在战斗中的表现、心理变化、将帅的实战策略、作战是协同还是分裂的状况等；在战后阶段，重点介绍战争对交战双方带来的政治影响。如晋、楚城濮之战，作者首先介绍了晋国良好的政治状况，并插入了晋文公以义、信、礼治理国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晋军团结一心、互励互勉的良好品德也作了描述，这些都是晋国的优势，也是它战胜楚国的关键。其次进入交战阶段，则详细交代了晋国战与不战的论争及双方激烈的作战情况，还对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作战态度也做了描述，将晋国的军事胜利与晋侯的好施仁义相结合。末尾转入战后阶段，主要介绍了晋国胜楚后取得的巨大影响，即大大提高了晋国的势力，晋文公被周天子尊为叔父，确定了霸主地位。[7]
叙述方法
《左传》的叙事内容很丰富，但文字却很简约，不艰涩、不难懂，朴实典雅，清丽脱俗，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提炼。如写晋灵公残暴，仅说了三件简单事例：“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灵公不像个君主，搜刮民财雕饰墙壁；在高台上用弹丸打人，看着人家躲避弹丸来开心取乐；厨师没把熊掌煮烂，就杀了厨师放在畚里，让侍女们抬着经过满朝群臣的面前。只寥寥数笔，用了40个字，就把晋灵公横征暴敛、奢侈荒淫、草菅人命的残暴性格写了个淋漓尽致。写战争场面也很简练，如晋、楚邺之战，写晋军败退时仓皇渡河逃命：“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中军和下军争着上船，船上被砍掉的手指头能用双手捧。只此一句，就把舟少人多，士兵争抢上船，挤不上船的士兵拼命攀住船舷，因船不堪重负，船上的士兵就用刀砍断手指等系列的混乱悲惨场面，逼真地写了出来。齐、鲁长勺之战，作者用了不多的十几句简短对话，就已经把一个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蔑视权贵、善于谋略、大智大勇的曹刿光辉形象勾画得十分清晰。鲁僖公二十八年，卫大夫叔武煞费苦心地把卫成公营救回国，成公却不信任叔武，想杀掉叔武。叔武正要洗浴时听到成公回来，高兴地顾不上梳理，用手抓着散乱的头发跑出来迎接，结果被杀。这里作者用“捉发而出”四个字，逼真地写出了叔武毫无戒备的赤诚忠心。
《左传》叙事大量采用了民谣、谚语，不仅民谣、谚语的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其运用手法也灵活多样。民谣即民间歌谣，是民间舆论的表现形式，有讲究押韵、风趣幽默、适合传播的特点，由于它反映了比较普遍的民间社会意识，因此往往被看做社会生活的晴雨表。谚语也是歌谣的一种，有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容易记忆和传诵的特点，它来自社会实践，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具有良好的教育和劝诫功能。[7]
语言
《左传》语言艺术的另一突出特色是行人外交辞令之美。行人，即外交官员。春秋时代，虽然周室衰微，列国兼并，号称“礼崩乐坏”，但周天子毕竟还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诸侯称霸时要打着“尊王”旗帜，攻伐小国也要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而诸侯小国，也必须利用外交途径陈述大义，争取广泛的支持，保全自己的国家。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行人外交辞令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左传》的语言艺术提炼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外交辞令极富政治性，既是大国争霸的语言工具，也是小国抗衡的必需武器，往往能够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外交辞令作为大国争霸的工具，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制造舆论，争取主动，孤立对手，给自己的攻击行为披上合理外衣；而应战的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样会在外交辞令上争取主动，力图将道义的优势争取到自己手里。于是，交战双方在战前战后都会在外交辞令上进行一番较量，争夺舆论的主动权。如鲁僖公四年的齐、楚召陵之盟，起因是蔡姬荡舟惹怒齐桓公，被桓公遣送回蔡国，但没有正式弃绝，蔡人却将其另嫁他人。于是桓公率八国之军伐蔡，并乘机南向逼楚，目的在于征服楚国承认齐的霸主地位。当时楚国势力很强，齐国并没有打败楚国的绝对胜算，便一面耀武扬威，一面也有谈判的准备。齐、楚双方都想在谈判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辩论。楚国使者首先批评齐的大兵压境，说齐在北海楚在南海，两国风马牛不相及，楚又没有招惹齐，不料齐竟前来打楚；齐则陈述齐国伐楚的合法性，指责楚不给周室进贡，以及当年周昭王南征不返曾经死在汉水等罪状。楚回答说：“不进贡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改正就是了；至于昭王南征不返，问不着我们，你应该去问汉水！”语言幽默，妙趣横生，尤其是楚的辞令，委婉有礼，柔中带刚，斩钉截铁地回击了齐国。双方又经多次唇枪舌战，互相妥协，最终达成和约。外交辞令作为小国向大国抗争的武器，主要用来反对压迫，保护自身利益，争取生存权利。[7]
《左传》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左传》继承了古代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面对纷绘史实敢于秉笔直书，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是研究春秋时期乃至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它以许多被编在不同纪年中的事件，勾勒出“春秋五霸”的兴替发展，以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漫长的国家政权演化历程，让读者清晰地看出春秋社会发展演变的细节。《左传》不单记载各国贵族高层的历史，同时也关注平民阶层，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分析和描述，恰恰与诸侯国运的变化相辅相成，使得历史更加立体化、清晰化。另外，《左传》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尤其表现了非常浓重的“民本”思想，其积极意义早已不限于史学领域。[2]
《左传》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历代学者常把它与《史记》并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左传》记载的战争近500次，其中有不少战争记叙了详细过程，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及各方评价，以精炼而富于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有力。《左传》记载人物近3000个，大都描写得栩栩如生。《左传》擅长叙写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含蓄蕴籍、刚柔并济、绵里藏针，或意在言外，或暗藏玄机，往往在彬彬有礼的语言形式下有着出逼人的思想内涵。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留传下来的很多成语都出自《左传》，如“其乐融融”“天经地义”“甚器尘上”等，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2]
自《史记》记载左丘明撰《左氏春秋》以来，产生了诸多《左传》文本：
（1）《左氏春秋》，左丘明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春秋末年孔子欲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局面，维护周公礼乐制度，观鲁国“史记旧闻”，成《春秋》万余言。左丘明担心孔门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遂撰《左氏春秋》以保《春秋》之义。
（2）《左氏春秋·襄公九年-襄公十年》，残件，左丘明撰，浙江大学考古博物馆藏。文本为战国残损竹简，曾流出国外，2009年由浙江大学校友购回捐赠母校，缀合竹简160枚，其中120余枚3，100字为《左传·襄公九年-襄公十年》内容。经简牍学者用文献学方法，碳-14测定、古今墨迹对比分析、材料学方法综合检验，这批竹简乃战国时期《左传》文本，是研究《左传》文本演化的宝贵史料。
（3）《左氏传》，30卷，左丘明撰。西汉北平侯张苍进献朝廷，西汉末年刘歆发现于秘府，“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建议立于学官，因今文学派抵制而失败。东汉贾逵、郑兴、郑众、崔瑗、许慎、马融、卢植、郑玄、服虔等研习传布《左传》，风潮远盖《公羊》《谷梁》二传。
（4）《春秋左氏解谊》，31卷，今佚，东汉服虔注。服虔注《左传》成为东汉至南北朝间学者研习《左传》的重要文本。西晋杜预注《春秋左传集解》问世，服注本与杜注本并行。随着唐代孔颖达推崇杜预注《春秋左传集解》以及孔氏《左传正义》问世，服注《左传》逐渐亡佚。
（5）《春秋左传解谊》，残件，东汉服虔注，六朝手写本，吐鲁番出土，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本残件是服注《左传》实物。
（6）《春秋经传集解》，30卷，西晋杜预注，六朝写本，卷轴装，日本金泽文库、红叶山文库、皇宫御库次第庋藏。日本岛田翰认为此文本为六朝至宝，当代学者杨伯峻认为金泽文库本是六朝人手写的，且首尾完具，可说是最有参考价值的版本。
（7）《春秋经传集解》，残件，1轴（卷），西晋杜预注，北齐写本，卷轴旧装，日本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卷二部分内容，卷末杨守敬题“北齐人书左氏传共七纸一百四十六行惺吾记”，题尾钤“杨守敬”阴文印一方。杨守敬赴日访书得见，重价携归，后再由日本内藤湖南携往日本。
（8）《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西晋杜预注，唐写本，敦煌藏经洞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残件，唐写本，敦煌藏经洞出。《春秋左传正义》，残件，唐孔颖正义，唐写本，敦煌藏经洞出。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三册“群经类左传之属”收录散落世界各地的《左传》残件。
（10）《春秋经传集解》，30卷，西晋杜预注，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刻，日本皇宫御库藏。3～4卷、20～21卷、26～28卷为补抄本。钤印“枝山”“允明”“金澤文庫”“井口氏圗書”“文炳珍藏子孫永保”“牀头一壶酒更能几回瞑”“建芳馨兮廡門”“宫内廰書陵部图书寮文库藏”等印。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春秋经传音义》宋本5册，钤“金泽文库”印，为此文本散出者。
（11）《春秋左传正义》，36卷，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疏，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国家图书馆藏。存世孤本。该本半页8行，为与后世半页10行区别，称“八行本”，质量远高于同期之十行本以及后来的各类版本。
（12）《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亦名《春秋左传纲目》，70卷，南宋林尧叟注音解义，南宋刻印。民国藏书家查燕绪、徐博明相继庋藏。《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目》未见著录，是存世孤本。抗战期间徐氏藏书星流四散，此书下落不明，2004年现身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
（13）《春秋经传集解》，30卷，西晋杜预注，宋抚州公使库刻印，第1～2卷、第19卷藏国家图书馆，第3～18卷、第20～30卷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半页10行，行16字，版心镌字数与刻工姓名，钤乾隆“五福五代堂宝”“八徵髦念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古希天子”等。
（14）《春秋经左氏传句解》，残存第35～38卷，西晋杜预注，宋林尧叟疏，宋刻。半页10行，行22字。潘景桢于民国年间购自北京厂肆，2003年、2009年两次现于北京古籍善本拍卖专场。各类书目未见同类文本著录。
（17）《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南宋刘叔刚刻印，国家图书馆藏第1～29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第30～60卷。半页10行，行17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3字。钤“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毛褒之印”“养正书屋珍藏”“兼牧堂书画记”“谦牧堂藏书记”。
（18）《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西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元初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半页10行，行17字，注文小字双行，行23字。版心上镌本页大小字数，中镌“秋疏幾”，下镌刻工名。刻印精良，反映了元十行本的面貌。
（19）《春秋左传注疏》，60卷，西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印，曲阜孔府藏。半页10行，行21字，注文小字双行，单行21字，版心上镌乾隆四年校刊，中镌书名卷次，下镌页码。正文起首黑底白字标示经、传、义、疏、注、音诸项。刻字精良，为武英殿刻书代表作。
（20）《春秋左传注疏》，30册（原60卷），西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清同治十年广东书局据武英殿本重刊本。为阮元以武英殿本为蓝本，以公私藏善本详加勘校之重刊本。半页10行，行21字，注疏小字双行，单行21字。四周单边，版心上镌“乾隆四年校刊”，中镌书名卷次。刻印精良，质量高于乾隆四年本。
（22）《春秋左传新注》，上下册，大32开，赵生群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精装。对《春秋》《左传》详加校勘、考证和训释，后附《导论》，梳理历代《左传》研究成果，对《左传》主要争论进行回应。[8]
左丘明，生卒年不详，与孔子同时或略早于孔子，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鲁国人。他双目失明，故后人亦称盲左。相传他著有《左氏春秋》（又称《左传》）和《国语》。[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