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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估危询有了新的生机。
建安文迁说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
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
另外,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带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正由于社会纷乱,儒学式微,建安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对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关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经常相互探讨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当时最举足轻重的一篇文学批评之作,可知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不无关系。
当时领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学更为兴盛。曹操父子不单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政治的领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
他们喜好文学,对文士自然礼遇有加,不同于过去的统治者将之视作“俳优”,相反却是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是以文学风气变得活跃,建安文学兴盛,与统治者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最后,建安文学的兴盛,实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
两汉文学为建安之兴起了准备作用,诗、赋等等,皆启发了建安的作家们。
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
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
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
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
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今存诗20余首。他继承汉乐府诗之现实主义精神,以乐府旧题创写新内容,以当时社会现况为写作题材,创作了许多另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曹操的诗歌从体式上看,有四言诗、五言诗、杂言诗三类。他的四言诗今存有《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皆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把我国四言诗歌的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峰。
曹操五言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为重要。
他的诗歌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其五言诗歌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也为五言诗歌的创作做了探索性的尝试。曹操的杂言诗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度关山》、《对酒》、《陌上桑》、《秋胡行》二首及《董卓歌》。[1]
这三类诗歌都写的极为出色,不但在社会写实诗中以饱满的热情歌咏了社会现实而且曹操还取汉代以来游仙诗的传统素材,沿着想象性与现实性方向继续前行,运用游仙诗在哲学性与艺术性上的创新来表达诗人的社会责任心及人生价值观。
曹操以自己诗作独特风格濡染建安诗坛,风流一代。
此外,曹操思想解放,鼓励文学创作,极力招揽贤士文人,使众文人荟萃于邺下,对建安文学之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上而言,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应享有杰出作家的崇高地位。[1]
(? -- 217), 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
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
王粲(177年-217年)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
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有三首)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
阮瑀(?-212年)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217年)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刘桢(?-217年),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如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蔡琰,字文姬,即蔡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年),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
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