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了四座“甲”字形墓中的M4。和M1两座都是积石积炭墓，埋葬的特点和金村大墓比较一致，都为“甲”字形积石积炭墓。许多学者考证金村大墓应为周敬王避王子朝之乱之后的周王陵墓。那么这四座大墓规模大、级别高，应为王、侯级的墓葬。[5]
2001年，洛阳东周王城车马坑广场修建时发掘的200多座东周墓和十几座车马坑，其中“天子驾六”车马坑就是此次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成果户页捆。[5]同年，在洛阳市第二十七中学校园内发掘了一座“十”字形大墓，一座“甲”字形大墓，均为王、侯级的陵墓。[5]
2002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九都路与体育场路交叉口东北部的洛阳东周王城东墙外约30米、洛阳市第二十七中学院内又发现1座车坑、1座马坑及3座大墓。3座大墓呈东西向排列，其中2座“中”字形墓位于“亚”字形墓的西边。[10]
2004年，发掘了洛阳瞿家屯的大型夯土基址。该处夯土基址位于洛阳东周王城南城墙外。
2013年7-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涧西区旧城改造铜锣湾广场和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学以及洛阳嫌霸中迈瞿家白桨去屯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过程中，发掘了两段洛阳东周王城西城墙和一段南城墙遗址。[11]
洛阳东周王城由四面土城墙组成，城址整体形状为矩形。其北城墙西起涧河东岸、东干沟村北的土冢（这是王城的西北角），向东呈直线沿78°31′的方向至中储公司801仓库西围墙内（东距隋唐洛阳城西城墙约200米），全长2890米，宽8～10 米；东城墙北起北墙的东端，向南沿174°方向至洛阳市二十七中学后逐渐消失，残长1800米，宽5米左右；西城墙北起北城墙的西端，向南沿涧河东岸至王城公园西折，跨过涧河至七里河村北，再曲折南行至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南院南围墙内折向东止，全线曲折多变，呈阶梯形，墙宽5米左右；南城墙西起西城墙南端，向东呈直线沿89°方向至洛河北岸消失，残长800 余米，宽14米左右。在北墙之外发现东西向渠道一条，深5米左右，估计应为当时的护城壕；在东墙的东侧唐宫路一带，亦发现南北向渠道，可能也是护城壕[7]。
文献中《左传》提到圉门为正南门，乾祭门为正北门；《春秋大事表》说鼎门为正东门；《玉海·宫解》说：“王城面有三门，凡十二门”；《考工记·匠人》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在洛阳东周王城的四面城墙中，并未发现城门遗迹，可能已遭晚期破坏或考古工作尚未到位。[8]
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中部被汉河南县城叠压。城址北部集中分布有制陶、制骨和铸铜作坊遗址，其中制陶遗址面积较大，分布较为集中，发现有窑址、房屋、水井及大量陶器残片和制陶工具。[2]
在洛阳东周王城内的西南隅、涧河入洛河处的瞿家屯村东北一带，发现两组南北毗邻的大型建筑群基址[7]。近几年（至2010年），在这片区域又发现三处大型夯土基址[8]。《国语·周语》记载：“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指示周王宫大致的位置。而考古发现的这几处大片夯土基址所处的位置，与文献所记王宫的位置相接近。这几处夯土建筑基址所在的洛阳东周王城西南部高地当为王城的宫殿区。[8]
洛阳东周王城战国时期宫城的分布范围大致北起今行署路南一线[13]，南至瞿家屯村洛阳东周王城西南城墙一带[7]，东起王城大道以西[14]、洛阳东周王城仓窖区东侧的河道，西至古涧河[7]。春秋时期的宫城所在区域与战国时期的略同，惟南部南延至洛河。 春秋时期的夯土建筑规模较战国时期要大，宫城内均分布的是宫殿建筑，战国时期宫殿建筑规模收缩，宫城内西部为宫殿建筑， 东部则为仓窖区。宫城外有以自然河道和人工壕沟构成的城壕，城壕内建有宫城城垣，宫城内又以夯土围墙将宫城分隔为功能不同的小单元，如瞿家屯东北发现的春秋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用围墙分隔出的封闭单元， 再如战国时期宫殿区和仓窖区的分隔等均是此种情况。[12]
宫殿区以主殿堂为中心左右对称，院落内又分成许多相对独立呈四合院性质的小单元，也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3]
洛阳东周王城发现的文物遗迹包括：铜、铁、玉、石、骨、蚌、陶、玻璃、玛瑙、料器等。其中铜、铁器种类有礼器、车马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15]；石器有石圭等；陶器包含建筑材料、生活用品和制陶和烧陶工具[11]。
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在洛阳市小屯村东北的东周王城内钻探发现了四座东西并列的大型古代墓葬，由东向西编为一至四号墓[6]。其中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其上残留墨书“天子” 二字[15]。
1973年10月至1974年2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其中的四号墓。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来看，四号墓是一座级别很高的大型战国中期墓，出土铜、铁、玉、石、骨、蚌、陶、玻璃、玛瑙、料器等，计1637件。其中铜、铁器有148件，种类有礼器、车马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15]
1992年7月，为配合洛阳市王城公园觅乐宫的基建工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东周王城遗址区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编号为1992L一WT2的探方内，清理出一座烧造冶炼工具的古窑址（编号Y1）。Y1南距中州路65米，东距洛阳市园林局办公楼约110米，它既在东周王城的中心偏西处，又在汉河南城遗址之内。Y1出土陶器38件。[16]
1998年10-12月，在配合河南省建三公司12号住宅楼的基建工程中，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现并清理了一处战国时期的陶窑遗址，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发现战国陶窑18座（编号为Y1一Y18，其中Y9未清理）、灰坑11个、遗址位置及地层堆积遗址位于沙厂西路路南，涧河东岸。其北距王城北城墙约200米，西距王城西城墙约400米，处东周王城遗址区的西北隅。发掘的陶窑和灰坑内的堆积均为灰色土，质较松。出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陶器可分为建筑材料、生活用品、制陶与烧陶工具三类。其中建筑材料较少，主要有板瓦、筒瓦、瓦当、瓦钉等；生活用品数量很多,主要有罐、盆、瓮、豆、壶等；制陶和烧陶工具数量较少，主要有陶拍、陶垫拍、陶范、陶支垫等。[17]
2002年元月，为配合洛阳市有线电视台的基建工程，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发现并清理了一处战国至汉代的陶窑遗址。发掘面积470平方米，清理出陶窑8座（编号为Y1～Y8），灰坑45个。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18]。建筑材料主要有板瓦、筒瓦、瓦当、瓦钉等。生活用品较多，主要有罐、盆、瓮、碗等。制陶和烧陶工具较少，主要有陶拍、支垫、瓦当范、鼓风管等2013年7～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了两段洛阳东周王城西城墙和一段南城墙遗址。发掘清理情况如下：出土遗物主要为建筑材料及陶器残片，其中建筑材料出土较多，主要为外壁绳纹、内壁布纹或麻点或素面的板瓦残片，还有少量的筒瓦、卷云纹半瓦当残片等。陶器多为鬲、罐、盆、豆口沿或底部残片。[11]
2019年，洛阳东周王城内先后两次发掘两汉时期陶窑共21座（其中九都路南有7座）[18-20]。
天子驾六”车马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周文化广场内，是在2002年至2003年配合洛阳中心广场的建设过程中探索及发掘出来的东周时期车马陪葬坑遗址。该遗址的意义在于考证了“天子驾六”说法的真实性。“天子驾六”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一种车与制度。 《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民一”。《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在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发掘前，这种车舆制度存在与否还有待商榷，直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成功发掘，此种车舆制度得到确认并将起始年代向前推进到春秋早、中期[21]。
“天子驾六”车马坑全长42.6米，宽7.4米，发掘整理出68匹马，26辆车。 “六驾”车马摆放在车马坑的东南部。整个车马坑的摆放壮观、华丽，表现的景象似为周天子出巡、狩猎时的随行队伍。从两马驾一车直至六马驾一车，完整而直观的展现了周朝的车与制度及出行时君臣、车马应遵循的礼制[21]。
洛阳东周王城作为洛阳5处都城大遗址之一，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洛阳东周王城遗址都有着其他遗址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该遗址的发现对真实了解和掌握东周历史以及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3]。
洛阳东周王城城市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在东周王城的考古发现中，手工业作坊遗址不仅分布面积广大，手工业种类也很齐全。还有数量众多的各国钱币，各诸侯国的铜器、玉石器，以及可能源于古代地中海、中亚、西亚的料珠、玻璃珠等，均反映出以东周王城为中心的手工业和贸易的发达[22]。张仪曾有言：“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正是洛阳地区经济贸易地位在东周时期的写照，从《周礼》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该时期政府对手工业者、商人、市场、市场秩序、赋税征收等的经济管理理念和思想。从《左传》和《史记》等相关文献还可以知道，“百工”是东周王城内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东周王城城市文化中蕴含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理念，对现代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仍有借鉴的价值[22]。
一座东周城，半部东周史。以东周王城为主要载体的城市考古研究，就是揭示东周时期以王城为核心的建城史、东周史、外交史、经济社会发展史和东周时期的礼仪文化史。研究以洛阳东周王城为代表的古代城市及城市文化，就是研究其深邃的文化内涵，研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和历史文脉。东周王城的文化内涵研究，在现代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22]。
公交（王城公园站）：101路、102路、103路、10/K10路、11/K11路、15/K15路、19/K19路、23路、32/K32路、40/K40路、50/K50路、59/K59路、990路、99/K99路、9/K9路。
2021年9月，被评选为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5-26]
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