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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疯，披发佯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3-5]
纣王末年（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兴兵伐纣。[10]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在这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逃往箕山（今山西东南部晋城市陵川县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过起一段短暂的隐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参悟星象运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万物循变之理弃枣榆。武王灭商建周后，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3-5]
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武王听后，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他不愿作周的顺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无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来请，箕子乘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匆匆离开箕山向东方而去，从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迹的传说，棋子山也渐渐被人们称作了谋棋举精钻雅山、谋棋岭。[3-5]
据说，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了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了一岛，因见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来。
后来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后来箕子从朝鲜回到国都前来朝见周天子姬发。在途经商故都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国。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政治上，箕子颁布八条成文法，禁止杀人、伤人、盗窃；经济上，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殖技术。据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著的《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当地民风大变，夜不闭户，没了盗贼，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民众节俭敬睦，社会和谐安定。还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黄河，把永明岭比作嵩山，编成歌典来歌颂和赞美箕子。
中国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所说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鲜教化百姓，并形讲体捆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此，《高丽史》也有记载：公元1巴谜102，礼部上奏称，中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并乞求为其立祠以祭。
据史料记载，箕子王朝共历41代君王，直至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孙箕准被门下卫满发动政变所推翻，箕准南逃，箕子王朝灭亡。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
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鲧被诛以后，禹继承了他，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做了这样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必须顺其性而用之。这个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这里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从而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关系，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办法而失败了；禹总结了这个教训，通过实测来掌握山川形势，同时按“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各种物质性能关系的认识，包含有内在联系思想的萌芽，给后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禹经过治水平土的斗争，在初步认识“五行”各种性能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令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制造；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箕子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要反复，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主张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
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这是箕子设计的治国方案。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说所谓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肃；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利；视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通达，就能成为圣人。箕子作为太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所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圣君。
箕子对周武王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天子要经常想到他们。行为不和法则，又没有陷入罪恶的人，君王要宽容他们。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局限的例证。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国家重要的政府要员八位：“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治理军务。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见他对教育的地位是重视的。
《麦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经故都朝歌时而作。故地重游，作者目睹宫室毁坏荒凉，淇河之滨，朝歌原野，遍地小麦正扬花秀穗，但今夕纵异，触景生情，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愤然吟诗。寥寥十数字将亡国惨状和原因和盘托出，而且凄凉悲惋。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麦秀歌
殷·箕子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
箕子开发古朝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论证：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公元前12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200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韩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
箕子及其相关问题考证
（一）箕子及其东走、来周时间
中国正史皆以箕氏朝鲜为古朝鲜的起始王朝。箕子实有其人，并非虚构，“箕，国名，子爵”。“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尚史·箕子》谓“箕子名胥余，纣之亲戚，或以为诸父，或以为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纣亲戚也”。他是商纣王时的重臣，官至太师，位至三公。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箕子即其一。他是对朝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鲜人民的尊重和爱戴，高句丽人“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朝鲜和韩国，还有祭祀箕子的祠庙。商纣王荒淫无道，“傲然酒池肉林之间”，拒谏饰非，群臣不附，国势日下。“三仁”力谏无果，比干被剖心观窍，微子无奈隐去，箕子佯狂为奴。“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于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周灭商后，周武王命召公“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亡之痛，远走辽东，建立古朝鲜国。
箕子是哪年远走辽东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周灭商的时间。我们还是从周武王孟津观兵谈起，因它是周灭商的前奏。《史记·周本纪》：“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皇王大纪·纣王》“西伯薨，葬于毕。”“毕，文王墓地名也。”“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可见，“毕”既指文王墓，又指毕星。“绪业九年”为周武王继位第九年（纣王三十二祀）。那么，为什么要称“文王绪业九年”呢？周文王受命灭商，但未完成，武王“以大统未集，安有改元称王之事？”故继位而不改元。“绪业”可理解为继承文王的未竟灭商事业。 《史记·周本纪》把孟津观兵的时间说为文王绪业九年。但《集解》谓：“武王十一年东观兵，十三年克纣。”《金縢篇》云：“十一年武王服阕，观兵孟津，十三年克纣，十五年有疾，周公请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则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观兵，十一年伐纣，则以为武王即位年数与《尚书》违甚疏矣。”
为什么《史记》与《集解》及《金縢篇》所记时间不一致呢？这是有原因的，《皇王大纪·纣王》载：“因文王，九年为十一年。”《尚书全解·周书》也说：“上承文王之年为十一年”。“九年”、“文王之年”都是指文王绪业九年。
为什么要把“九年”改为“十一年”呢？原因有二：文王受命九年即亡，而自己伐纣时，恰好又是文王绪业九年，出于忌讳，把九年改为了十一年；行将灭商，意即文王的“受命”之事和“绪业”任务即将完成，必须要使用自己的年号。 孟津观兵后，周是否立即向商发起了进攻，史书记载是有分歧的。前引《集解》和《金縢篇》都载，孟津观兵后，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而是两年后才发起灭商战争的。《史记·周本纪》也说是“居二年”后，才“遍告诸侯”，灭亡商纣的。但《皇王大纪》载，孟津观兵后，即向商纣发起进攻，并灭亡了商纣王朝。 笔者认为《皇王大纪》的记载是对的。因为，周文王绪业九年，即是商纣王三十二祀，而此年，正也是商纣灭亡的时间，不可能再有两年后的灭商战争了。为了清楚起见，简单列表如下（表中未注出处者，在正文已出现，并有注）：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缓和因灭商造成的政局动荡，采取了一些抚慰措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闳夭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在周灭商的那年，即武王十一年。当年，箕子东走朝鲜。那么，他何时来周呢？《汉书·五行志七上》载“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何以称“祀”，不称“年”？因为在周称“年”，在商称“祀”。《书传·周书·洪范》卷上谓：“在周而称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云“称祀不称年者，则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旧称之，此圣人大公无我之心也。”“十有三祀”是何时？《大学衍义》卷二谓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尚书疑义·周书·泰誓》“则谓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这两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后二年”，是指灭商后的第二个年头，即武王十三年。“武王十三年”与“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可以理解为武王继位的第十三个年头，而第十三个年头即是武王十五年了（因改九年为十一年之故），是在周灭商后第四年，而不是“后二年”。箕子被封在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在完成灭商后六年即死去。也就是说，箕子被封十三年时，武王已经死去六年之久了，怎么会有武王问道，箕子演述洪范之事呢？[8]
古代祭祀：邦内甸服，甸服者祭，日祭。邦外侯服，侯服者祀，月祀。箕子为侯，对周需祀。十三祀为一年多，即第二年。此外，侯卫宾服，每季度享；夷蛮要服，每年进贡；戎翟荒服，终身奉以为王。
“箕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11]：“狄伐晋，及箕，”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箕”，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为证。
《太平御览卷十六》：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岁月日星辰为五纪也。）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业世相传为畴。律，年三十三传之，畴官各从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颇推五胜，（五行相胜。秦以周为火，用水胜之也。）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汉兴，方纪纲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
《韩非子》：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箕氏世系事迹，见于鲜于氏奇氏谱牒。据谱牒所载，“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勋者，有别子三：曰友平，其后为鲜于氏。曰友诚，其后为奇氏。曰友谅，其后为韩氏云。”说亦未必可信。今姑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今平壤也。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为朝鲜侯。亦曰韩侯。韩，方言大也。《诗》所谓王锡韩侯者，即其后也。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潜夫论》谓：“昔周宣王亦有韩城，其国也近燕，故《诗》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又引王肃云：“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又引《水经注》云：“方城今为顺天府固安县，在府西南百二十里。”按《大清一统志》：“韩城在固安县西南；《县志》今名韩侯营，在县东南十八里。”细审诗义，今人多从此说。据现行政区划，当在北京市通县之西，固安县之东北。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笺：案韩西盖朝鲜之误。此说不可取，郑玄曰：周封韩侯，居韩城，为侯伯，言为猃夷所逼，稍稍东迁也。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以国为姓，可有史书为证，魏略曰：箕子之后朝鲜侯，准与满战，不敌也。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可证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东北必有韩侯国，后来东北与朝鲜就有了韩姓既而诗云，韩侯受封北土，追其蛮貊，王肃潜夫论言，东北韩侯被卫满所灭，其后逃入韩地，此韩侯为韩西.。箕子十八传至贞敬王阙。其十三年，当周桓王十年。饥，使通齐鲁语者，泛海买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鲜于益聘于齐。齐行人公孙恪来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轩辕氏之术，能炼丹长生。以访东海神山，浮海至朝鲜。群臣请试其术。不许。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为天老王。以一清为国师。筑求仙台于纥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传位于子修道王襄。以一清为国太师。使一清弟子卢龙，驾大船数十，入东海求神山。至竹岛，遇风，舟尽覆。卢龙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药毒发卒。修道王子徽襄王迩立，诛一清及卢龙。二十七世曰英杰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将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国所谓东胡。或曰：实后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济世王混。禁人民潜商齐鲁者。三十二世曰赫圣王隲。燕僖公使来聘。卒，子和罗王谐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边郡，郡守苗春败之。卒子说文王贺立。五年，周显王四年。燕将以二万人侵辽西，上大夫卫文言败之五道河。燕将移屯连云岛。造船筏，将渡海来袭。明年，文言又败之。射杀其将。余众遁还。卒，子庆顺王华立。十二年，周显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车吉汗来朝。请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万会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连年来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六年。请和，许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显王四十六年。燕称王，亦称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靓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润，大为燕将秦开所败。失地二千余里。以潘满韩为界。未详何地。北胡酋阿里当夫请助报燕，不许。北胡怨，不朝贡。自将伐之，败还。卒，子宗统王杏立。王之世，服属于秦，惟不与朝会。卒，子哀王准立。立二十年而秦灭汉兴。二十七年，燕人卫满，率千余人来归。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数百里。汉惠帝元年。卫满告王：汉兵十道至。请入卫，许之。满遂袭王。王与战，不胜。将左右宫人及余众数千浮海。攻马韩，王之。都金马郡，今全罗北道益山郡也。传九世，为百济所灭。时王莽始建国元年。遗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后马韩。至建武时，降于新罗云。”其所记皆不近情理，伪迹显然。然天下无可全然伪造之物，总必略有事实为据。据之，亦可推想朝鲜古代之情形耳。
箕子继序之君。东史无考。而新刊《幸州奇氏族谱》。列录箕子以后世序。以为奇氏於湖南光州。浚梁得石碑。刻箕子后奇氏世系甚详。箕子后失国后。复系马韩世系甚详。然有节节可疑者。今采录焉。盖周武王已卯。箕子来居朝鲜。仍以为君。汉惠帝丁未。箕准为马韩。合为九百二十九年。而今此四十一代。则为一千三十六年者。可疑也。四十一代之中。东史只有箕否、箕准两代名。而此则无箕否。可疑者也。且三国中叶以后。始有諡法。而《奇谱》列录。皆似諡号。可疑者也。东史。以箕准为马韩始祖。号虎康王而已。无继序之君。而《奇谱》。则无虎康王。而以康王卓为首。可疑者也。其列录。太祖文圣王箕子四十年。庄惠王松二十五年。敬孝王询二十七年。恭贞王伯三十年。文武王椿二十八年。太原王札四十四年。景昌王庄十一年。兴平王捉十四年。哲威王调十八年。宣惠王索五十九年。国家晏然无事。谊襄王师五十三年。文惠王炎五十年。盛德王越十五年。悼怀王职二十五年。文烈王优十五年。昌国王睦十三年。武成王平二十六年。贞敬王阙十九年。乐成王怀二十八年。孝宗王存十七年。天老王孝二十四年。修道王襄十九年。徽襄王迩二十一年。奉日王参十六年。德昌王仅十八年。寿圣王翔四十二年。英杰王藜十六年。逸民王冈十七年。济世王鲲二十二年。淸国王璧三十五年。导国王澄十九年。赫圣王骘二十八年。和罗王謵十六年。说文王贺八年。庆顺王华十九年。佳德王诩二十七年。三老王煜二十五年。显文王释三十九年。章平王润二十八年。宗统王恤十二年。哀王准二十八年。马韩康王卓편021。汉惠戊申立三年。安王龛三十二年。惠王寔十三年。明王武三十一年。孝王亨四十年。襄王燮十五年。元王勋二十六年。稽王名失传十六年。汉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竝。又按马韩。以康王卓为首。其下列录七王。且东史。马韩始於汉惠帝戊申立。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灭。当为一百七十六年者。亦可疑而东史往往特书之。以为信迹。则似未为允当也。箕子代序。或以为金草家百鍊所传。未可据也。箕子子孙。不可略也。故仅得古牒。冥搜幽探。得略干条。兼为辨证之。《魏略》。箕准子支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往편022海中。不相往来。韵书。箕子封於朝鲜。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鲜于。《三国志》。鲜于嗣。魏明帝景初中。乐浪太守。明帝遣嗣及带方太守刘昕。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晋书》。鲜于婴。晋武帝太康二年。平州刺史。鲜卑寇辽西。婴讨破之。鲜于枢。宋赵孟頫赠鲜于枢诗曰。箕子之后多髥翁。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皇明洪武间。有鲜于京者。为中领别将。其七代孙寔。自泰川来。居平壤崇仁殿侧。遂以寔为箕子后。拜殿监。子孙世袭。而鲜于氏之闻人鲜于铗。号遯庵。尤庵宋先生门弟又有鲜于恪。亦知名人。《东史》。马韩元王。有子三人。曰友平、友诚、友谅。国亡。友平奔高句丽。仕琉璃王。为北原鲜于氏。友诚降百济。仕温祚王。为德阳奇氏。友谅亡归新罗。仕脱解王。为上党韩氏。李月沙廷龟崇仁殿碑曰。马韩末。有孱孙三人。曰亲后为韩氏。曰平为奇氏。曰谅入龙冈乌石山。为鲜于氏。其曰亲者。卽《通考》所谓。箕准子友亲。留在冒姓韩氏者也。其曰平曰谅。与《奇谱》同。又有箕氏。《万姓统谱》。箕姓。箕子之后。以国为氏。周有箕郑。晋文公问济饥。对曰以信。箕酆。晋大夫。汉箕堪。西华令。箕肆。臧荼将。箕稠。乌桓校尉。箕澹。晋时劝刘琨攻石勒。我东。则京兆帐籍有箕氏。而皆微贱。余於湖南按察营。见箕姓。役使令者。问其族。则只有一身云。此箕子子孙之大略也。我东。为箕子纪事。堪作箕子朝鲜史者。有尹斗寿《箕子志》。李栗谷先生珥《箕子实记》。徐命膺《箕子外纪》。正庙诸臣所编《箕田考》。按柳泠斋得恭《滦阳录》。圆明园宴班。王中堂杰。求三国秘史、东国声诗於副使。本国无此二种答之。又求圃隐、牧隐二《集》。徐公浩修或虑有忌讳处。竝辞以无。中堂恳问他书。不得已以韩久庵《箕子井田图说》应之。后竟筵禀校正。附柳根、许筬、李瀷诸说。名以《箕田考》。印送。此外。未知有何书也。愚以为於《洪范》之书。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守也。箕子朝周之说。可谓诬罔千秋者也。谨为辨证焉。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陵是古代高丽国为纪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牡丹峰脚下，已无存（朝鲜炸毁箕子陵兴建檀君陵）。1102年，高丽肃宗接受礼部的建议，访查箕子埋葬的地点。最终认定箕子埋葬于牡丹峰下，肃宗便为箕子修筑了陵墓，又在旁边建立箕子庙以进行祭祀。不过，中国古代地理著作《水经注》记载：“杜预曰：梁国蒙县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汤冢，其西有箕子冢。”[9]若根据记载来推断，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仅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仍然存在中国。朝鲜半岛历代君主都对箕子陵进行定期祭祀，并进行过数次修缮。箕子陵与乙密台、七星门、浮碧楼毗邻，成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观之一。1959年春季，为了建设牡丹峰青年公园，金日成下令将箕子陵拆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