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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
- 实体经济
- The Real Economy
- 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价值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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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并不是一个专用术语，至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词语，有时候这个词语甚至被应用得很通俗化。简单点看，大概只要是经过注册的有生产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都可以算作是实体经济，这其中金融服务业则是例外，大概因为金融服务业属于特定行业，而其服务活动也是有别于一般的服务业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甚至庸俗的概念，却在美联储的声明里显得日渐突出。
美联储频繁使用“实体经济”这个词语，与之相关联的是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就美国经济数据的构成来看，其中包括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零售销售等的部分被美联储笼统地概括为“实体经济”，而是民用普通领域。
实体经济的受众对象是社会大众，提供的所有产品、服务等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虚拟经济则是以金融为主体，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实体经济，是以实体经济未来可能产生的收益，作为虚拟经济的收入来源和目标。他强调，“如果实体经济不好，虚拟经济一定会产生问题”。
当前，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功不足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虚拟经济。应坚持“以实为本、虚实并举”的原则，既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又按照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稳步推进虚拟经济有序发展、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同时，还应加强和完善监管体系与制度建设，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而阻碍经济发展[7]。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实体经济的低利润率以及技术研发的高风险性，又让逐利的资本顾虑重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既不用心，也不用力。货币要么在金融体系内部打转获取高收益，要么化身游资进行各种炒作，要么出海逐利，真正进入实体经济的部分并不多。[2]
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挤压问题。房地产业畸形繁荣，导致一些企业开始“不务正业”，有泛地产化的风险。土地、人才等生产要素也大量流向房地产业，阻碍了实体经济对优质生产要素的利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房地产业畸形繁荣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都是弊大于利。[2]
技术创新是实体经济做大做强的根本支撑。事实证明，没有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发展就会受制于人。因而，在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让更多科研技术人员的创新价值得到体现，让更多企业从自主创新中获得超额利润，让更多人自觉尊重创新、服务创新、支持创新，从而让创新性劳动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2]
应当看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一方面，虚拟经济的有序发展对实体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没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没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便是“空中楼阁”，难以健康发展，甚至会出现因“虚火”过旺而危害整体经济发展的情形。也就是说，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振兴实体经济并不意味着排斥虚拟经济，而是要把握好“虚”与“实”的辩证关系，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虚”“实”良性互动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7]。
具体来说，可以采取如下措施[7]。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科学制订振兴实体经济的战略规划。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各项政策的协调性。积极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各类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7]。
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以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金融发展新模式，加快构建多层次、多样化、服务能力更强、适用对象更广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中小企业贷款和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7]。
强化制度约束，防止虚拟经济领域过度投机。加强金融法规与监管体系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严格规范金融市场行为，严厉打击投机操纵行为。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回归住房的居住属性，遏制投机性购房需求[7]。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方向，事关国民经济整体的平稳与健康发展的全局。一个国家要想长期保持经济竞争力,必须充分重视实体经济发展。[4]
加强制度建设与监管，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坚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视同仁、统筹规划，既要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完善虚拟经济市场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有序推进虚拟经济各层次的发展，又要坚决抑制虚拟经济盲目发展，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尤其要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要加强股市监管，严厉打击黑幕、投机行为，抓紧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新股发行和退市制度。要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大力推进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加快以行政性调控为主到以经济杠杆调控为主的转变，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减少房地产无序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挤压。[5]
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特别是要加快培育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资源，打造创新平台，完善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依靠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同时，完善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造就一批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家群体，培养一批由科技人员、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创新群体。[5]
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强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突破制约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培育、营销等关键环节，加快实体经济价值链升级、禀赋升级、载体升级。采用数据和平台新规则加快构建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系统。要大力推动基于互联网的制造模式变革，加快形成云端制造生态体系。[5]
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加快融入国际产业价值链体系。要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鼓励外商投资实体经济，加强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管理中心，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5]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不论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稳住了实体经济，就稳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就有底气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不懈振兴实体经济，坚定不移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显著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我们就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6]
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后向关联度，描述前者对后者的需求关系，可利用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考察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和综合拉动作用。虚拟经济需消耗实体经济I，以提供办公设备、交通运输等产品和服务，还需消耗实体经济II，以提供法律等专业服务，以及教育、医疗维持劳动能力再生产的服务。从供给侧考察，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前向关联度，可利用直接和完全分配系数，考察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和综合支撑作用。虚拟经济发挥资源配置、交易实现和风险管理等功能，服务于实体经济。[3]
美国是长期去工业化并资本虚拟化增强的经济体。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繁荣，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及对自身的关联度提高；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长期低迷，再工业化步履维艰，虚拟经济对其的拉动和支撑作用下滑。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关联度紧密的实体经济发展，并在过度消费信贷的刺激下，教育、医疗等高价服务消费刺激虚拟经济提供更多服务，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上升。[3]
总体看，欧洲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关联度下降，但德国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其他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将传统产业外移，高科技产业又未取得较快发展，希腊、爱尔兰等国主要依靠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带动经济增长，实体经济严重萎缩，实体经济主要依靠旅游业等发展，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欧元货币诞生后，成员国金融业务迅速泛欧洲化和国际化，刺激了政府债务、私人消费信贷和房地产市场繁荣，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规模及自身关联度上升。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陷入停滞，复苏乏力，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关联度下降。德国长期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构建了抑制房地产过度投机的监管体系，以及全能银行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受欧洲经济整体影响，虚拟经济对德国实体经济I的前向关联度有所下降，但以工业为主的结构使其有较强韧性，二者关联度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其他国家。[3]
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金融系统惜贷明显，长期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未促使实际投资增加。同时，债务荷重使经济长期踯躅前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融资动力不足，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显著下滑。与德国类似，日本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后向关联度有所上升。日本实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金融市场投机成风，虚拟经济自身关联度上升。[3]
各国虚拟经济增加值的部门内乘数，均高于其对实体经济的增加值溢出乘数，资本通过助长资产价格泡沫和庞氏债务膨胀等方式，在虚拟经济内部空转，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创造GDP的能力，高于其带动实体经济形成GDP的能力。美国、除德国外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虚拟经济增加值部门内乘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金融危机后，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创造GDP的能力提高，信用资本空转于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所创造GDP的能力上升。同时，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I的增加值溢出乘数下降，虚拟经济带动实体经济发展、创造增加值的能力下降。美国等国的GDP中，包含越来越多由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创造的增加值成分，由此形成的GDP可能因资产价格暴跌，或庞氏债务断裂而蒸发。一国经济究竟由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支撑，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一味追求GDP增长，忽视背后经济活动是否创造价值的异质性，往往会掩盖其表面增长催大的经济泡沫，掩盖如美国之类的经济衰退轨迹，长期恋于虚假繁荣而失去警觉。[3]
亚当·斯密（英国）《国富论》。斯密此书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他的劳动价值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效率之源的理论，“看不见的手”实体经济特性与性质自由主义理论，对后人博弈实体经济学的启发，对经济学的贡献堪比牛顿对物理学的贡献。
凯恩斯（英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他最重要的理论认为，理性通过个人性质与社会性质的自由竞争会自然产生社会理性，就这一理论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其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的理性遇到国家政治干预时缺失了博弈实体政治的理论。
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回归结果表明：（一）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是M2和FA增加的显著解释因素。外汇储备增加对M2增加的弹性系数为0.14，对FA增加的弹性系数为0.17。因此，是高投资和高外部需求造成了中国经济中FA/GDP的上升，高储蓄更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高外部需求是导致中国经济中的较高的M2/GP和FA/GDP的直接原因。与此同时，金融系统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如不良资产等也是导致较高FA/GDP的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来自快速上升的贸易顺差和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
（二）金融控制政策导致国有经济的信贷偏向增加经济中FA/GDP的比例，但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非国有经济的融资约束则降低了经济中FA/GDP的比例。金融控制政策导致的区域资金市场的分割对于经济中FA/GDP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但宏观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资产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分离。
与传统的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理论不同，中国转型时期实行的金融控制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确保管理部门能够获得特定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国有企业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时尽可能使风险可控（王晋斌，2000）。在理论上，金融控制政策与FA/GDP之间存在多种可能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控制政策确保了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把信贷资源配给到国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产业，如果存在过度信贷，那么会增加经济中金融资产的数量，导致FA/GDP的上升4。从数据来看，私有企业贡献了GDP的约50%，但只获得了25%的银行信贷；国有企业贡献了GDP的20%，却获得了2/3的信贷（Tran, 2006）。但由于没有国有控股企业1年以上期限的贷款额在总贷款额中的比例数据，如果这一比例是逐步下降的，那么国有信贷偏向是否一定导致FA/GDP的增加就存在不确定性。但就短期贷款的数据来看，1994-2006年非国有经济（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在银行总短期贷款中的比例从未超过20%，这也就是说，国有控股企业一直占据了短期贷款的80%的比例。从这个数据来看，金融控制政策一方面导致了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增加了经济中FA/GDP的比例；同时，这种政策使非国有经济成分面临明显的融资约束（参见下面一部分的分析），也减少了经济中FA/GDP的比例。
如果我们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变化的情况来看，由于资本边际生产率在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16%下降到2004年的不足13%，投资效率在下降（IMF，2005），那么至少可以判断这种投融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本的低效率，导致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
金融控制政策的第三个具体体现是：在金融控制政策下，股票市场成为管理部门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平台。在股改之前，国有企业一直占据上市公司中的一个较大比重，股票市场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在2005年底，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份超过50%的上市公司就有532家，而国有股份超过20%的上市公司则达到了912家。居民和各类投资者通过股票市场来参与管理部门主导下的各种交易以达到国有经济使用直接融资渠道和风险社会化的目的。发展股票市场改变了中国经济中的金融资产结构，增加了经济中的金融资产的数量。股票资产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重要金融资产，股票市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中金融资产的形成。与此同时，最近的研究却表明，与股票价格直接相关的变量（Tobin'sQ）不是解释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因素（王晋斌，王佳婕，2007），这导致了在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并不能形成预期对应的实物资产，从而导致了金融部门与中国实体经济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