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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共产党
-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 法共
- 成立时间
- 1920年12月
- 全国书记
- 法比安·鲁塞尔
- 总 部
- 巴黎法比安上校广场2号
目录
1920年12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召开代表大会，左右两派围绕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展开激烈讨论。结果，以加香为代表的多数派退党，另立“共产国际法国支部”。1921年，“共产国际法国支部”更名为“法国共产党”。建党后，由于奉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政策，法共实力迅速下降。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法共调整了斗争策略，呼吁各阶级团结起来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0世纪20年代，法国共产党和统一劳动联合会(CGTU，接近于法共)信奉这样一种理论：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带入一场总危机，届时“大生产资料的合理化”必然到来，这正是他们深信已近在眼前的革命的序曲。但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让这种分析陷入尴尬。[1]
1935年7月，法共同法国社会党、激进党等69个政党组织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1936年大选，法国共产党获得了150万张选票。但是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法国政府对法共大肆攻击，并且不许法国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法共的活动转入低调。
1941年德国对苏联开战后，法国共产党强烈呼吁抗击纳粹。法共的主张得到响应，法国共产党的人数激增到50万。1944年9月起连续参加五届联合政府。
1946年大选后法共成为法国第一大党。随着欧洲大陆冷战气氛日益浓厚，法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劳工政策、殖民政策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导致5名法共部长于1947年5月被排挤出当时由社会党人领导的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少数左派议员同法共议员一起支持承认新中国，但大部分议员则采取了观望或反对的态度，有人甚至借口中共会对越南战事进行干涉来攻击法共的印度支那政策。1949年12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最终否决了法共议员“立即承认新中国”的提案，而采纳了提案“由政府选择有利的时机来承认新中国”。[2]
1958年1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戴高乐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得到198个席位，而法共议员仅剩10人。[2]
1977年左翼联合崩溃后，乔治·马歇和法共中央重新表示对苏联的忠诚，放弃了“欧洲共产主义”路线。80年代，法共是极个别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的西方党之一。支持苏联反而使法共在左翼竞争中进一步失去地盘，其影响呈迅速衰落的趋势。[3]
1979年，法共二十三大在党章中删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眼，代之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1981年6月～1984年7月，法共参加社会党莫鲁瓦政府，菲泰尔芒等4人入阁。1985年法共召开二十五大，赞扬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重申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没有模式、中心和向导党。1987年党员约33万人，工人居多。法共的力量和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下降，从1978年到1986年，法共的得票率减少1/2强，党员人数锐减1/3。马歇在1981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只得到15％的选票，创二战后法共的最差记录。[3]其得票率从1978年立法选举的20.6%跌到1988年总统选举的6.8%。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1990年12月法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认为资本主义正在东欧复辟，强调法共不会变成社会民主党，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目标不变。批评欧洲防务建设会使法国失去进行防御的手段。
东欧剧变后，法共受到严重冲击，但仍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并继续进行党的革新。1993年立法选举，法共获9.18%的选票，初步遏制住党的下降趋势。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宣布放弃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的运转原则，并由罗贝尔·于接替乔治·马歇，担任法共全国书记(相当于总书记)。1995年至2002年是法共历史上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法共开始推行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重新对法共进行定位,从法国的历史出发将法共置于国内现实中，即以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之后在法国社会中作为罢工组织者的形象出现。在1995年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中,罗贝尔·于获得了近9%的选票,比之前拉茹瓦尼的得票率有所上升。1996年举行的一些地方选举的结果比1995年的总统选举又更进了一步。
2007年12月8—9日，法国共产党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为将于2008年12月举行的法国共产党第三十四次代表大会作统一思想的准备工作。为此，大会就党面临的新的政治形势、党的理论和组织创新问题展开了不设禁区的讨论，坦诚交换意见。通过充分的反思、分析、辩论，大会作出了以下六点决定：第一，继续坚持多样性和开放性方式，深刻理解现代法国和欧洲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政治环境，修改党的章程，筹备2008年党的第三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二，反思左翼的社会改革发展计划的不足之处，重点要对以下问题作出解释：全球化改变了什么？怎样建立工薪者联盟？对现实的民主政治危机应采取什么行动？生态革命对社会发展方式的挑战在哪里？变革的进程和方式应该是怎样的？第三，在全国即将进行的省市（镇）选举之时，法国共产党在四个方面开展群众斗争：（1）开展以财富公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合作；（2）反对“欧洲新宪法”，建立民主、和平和自由的欧洲；（3）建立对工薪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4）持久地开展对右翼的政治斗争。（5）对2008年党的第三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宣传要有创新，使共产主义规划、政治斗争和观念有新的表现方式。（6）2008年党要提高自主性，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要采取新的形式；在发展战略上既不作任何假设，也不超前定位；拓宽左翼阵线以求活跃政治，争取大多数工会的支持，使人类解放力量不断壮大。第六，为应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树立新的国际主义观念，改造欧洲联盟，创造条件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行动。
2016年6月，法共在奥贝维利耶召开三十七大，提出要建立平等和分享的共同世界，成立“人民公民阵线”，加强党的建设。[4]
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法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与“马克思2018”，主办了超过2000人参与的“马克思论坛”。热烈讨论历史与现实中的“马克思的思想”及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10]
从整体上看，法国共产党的结构从低到高即为从党员到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过去的名称为中央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内部选举产生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最高领导机构全国委员会代替全国代表大会行使职权。法共在省一级的组织形式为省级联合会，按照法国省级行政区划进行划分，几乎每个省都设立一个省级联合会。与全国委员会的模式相同，每个省级联合会选举产生省级委员会，省级委员会内部再产生省级执行委员会。一些省级联合会还会设立下一级地方分部，在这些地方分部中同样也有地方委员会和地方执行委员会。整体上看，法共的整体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形的，但是对于一个政党而言除了这样的形式之外别无选择。[11]
可以肯定的是,法共缺乏与20世纪法共的理念和运作方式彻底决裂的能力,这是造成法共持续衰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20世纪的法共深受苏联的影响,对苏联的认识不够清晰、客观,法共在这一点上远不如中国共产党。法共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紧密地、忠实地追随苏联模式,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失败的,当法共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并开始努力摆脱这种模式的时候,却为时已晚。并且法共的努力还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更多地想要改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而不是在内部进行一次真正的、深入的调整。
法共的衰退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包括法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长期奉行一种通过斗争改变社会、变革社会的观念。该观点认为,共产党应该努力夺取政权,一旦掌握政权便立刻改变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如果不加以改变就无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然而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
总之,对于法共作出了努力但未能改变衰退状况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共产主义思想目前正在经历一次普遍性的、全球性的危机；另一方面，如果通过共产主义，民众理解了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剥削、压迫的人类社会,那么共产主义就仍有继续发展的价值。
1922年，周恩来、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中共旅欧支部。他们同法共建立了联系，赵世炎和萧三等人还经胡志明的介绍加入了法共，此为两党关系之滥觞。二战后，为了联络欧美工人、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946年底周恩来特地指示刘宁一赴法开展工作，与法共中央及法国总工会进行联络。[2]
作为中共的兄弟党，法共中央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路线方针的正确性，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向东扩展，从而鼓舞亚太地区殖民和半殖民国家的人民进一步开展抵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共产主义的理念发扬光大。法共秘书处指示各地方支部和各级工会向北京发贺信，组织集会要求政府尽快承认新中国。法共中央委员维美徐、雷奥·斐盖尔等人还陆续赴华访问，以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增进法中人民友谊。
1950年3月7日，清华大学成立了“多列士大组”，以表达“对法国人民以及他们的领袖——亲爱的多列士同志的无限的崇敬和热爱”。1952年法共中央书记杜克洛被法国政府逮捕，引发了中共和中国民众的同仇敌忾。中共中央致电法共中央对杜克洛和《人道报》总编辑被非法逮捕一事表示慰问。中国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都纷纷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杜克洛等法共党员，各地民众也被调动起来抗议法国政府、声援法国共产党。[2]
为了扩大民间友好，法共中央还于1952年5月建立了“法中友好协会”，具体负责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1953年中国国庆前夕，法中友好协会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派出12人的代表团访华。1956年秋，法共派出以法共中央书记杜克洛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会议。10月1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见了法共代表，双方就中法外交和经贸问题进行了交谈，杜克洛积极表示法共愿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做工作。[2]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法共一直是苏共最为亲密的战友之一，但当时的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并不愿意奉行赫鲁晓夫的政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反感苏联领导人去斯大林化的政策，而亲近中共的政策。不过，中苏分歧公开化后，法共迅速站到苏联一边，这一方面是因为多列士在打击党内异见派时需要赫鲁晓夫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法共早已将拥护苏联决策与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画上了等号。
1962年底，法共中央将斗争工作的矛头直指中共。欧洲五国兄弟党会议期间，法共政治局作出批示：要求参加会议的法共代表团在与中共代表团接触时保持警惕，指出当前阶段“教条主义是国际共运中的主要危险”。之后，法共报刊刊登了多篇批判中共路线的文章。很快，中共中央进行反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于1963年2月27日共同发表了《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一文，严厉批评了法共跟随苏联的指挥棒团团转的政策。这篇社论激化了中法两党的矛盾。4月1日，苏共中央在会谈中向法共明确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问题，法共不应再分散精力批评意共，暗示要法共全力攻击中共。此后，法共报刊不断发表批评文章，与中共的论战达到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法国共产党的批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认为在支持苏共的西欧各党中，“法共最坏，仰承苏修鼻息，疯狂攻击我党，力主召开分裂大会”，“充当苏修的急先锋，积极支持召开这种‘谴责中共’的大会。”中国加强了与法国马列主义小组联合会的联系，支持他们建立法共(马列)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法国国内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法共中央的修正主义路线。[2]
1980年代初期中法两国关系进一步拓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重新建立了党际关系，使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得以协调相处、共同发展。[2]
2014年9月12日至14日，一年一度的法国共产党《人道报》节在巴黎市郊古尔纳夫公园隆重举办。中国馆位于国际村的中央，布置极具中国江南特色，活动也丰富多彩，有来自中国苏州的桃花坞木刻年画、苏绣、剪纸、木偶昆曲、唢呐、魔术等展演和展示，引来众多法国市民驻足观看。9月13日上午，以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为团长的中共友好代表团与法共全国书记洛朗、法共国际部长萨玛巴克斯、法共《人道报》社社长勒亚里克共同出席了报节开幕式，并欣然前往中国馆参观，亲切会见中共友好代表团一行并进行了深入交流。[5]
201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北京会见由全国书记鲁塞尔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鲁塞尔表示，法国共产党期待着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法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7]
2020年，法国共产党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时表示，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时俱进的独特发展道路，创造了光辉发展历程。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正努力为实现高质量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我们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世界应放弃冷战思维，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8]
路德维克-奥斯卡·弗罗萨德（Ludovic-Oscar Frossard）1921年1月4日—1923年1月1日
路易斯·塞利尔（Louis Sellier）1924年1月23日—1924年7月1日
皮埃尔·塞马尔（Pierre Semard）1924年7月8日—1929年4月8日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30年7月18日—1964年5月17日
瓦尔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1964年5月17日—1972年12月17日
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1972年12月17日—1994年1月29日
罗贝尔·于（Robert Hue）1994年1月29日—2001年10月28日
玛丽-乔治·比费（Marie-George Buffet）2001年10月28日—2010年6月20日
皮埃尔·洛朗（Pierre Laurent）2010年6月20日-
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
法国共产党总部大楼由巴西著名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设计，坐落在法比安上校广场，设计建造于1967-1972年间。关于法国共产党总部可能出售的流言几年前在巴黎四处传播，后来流言被法国共产党领导层直接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