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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英语：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年10月14日－1969年3月28日），美国政治家、军事家，第34任美国总统（1953年1月20日－1961年1月20日[33]）。[11-12]
艾森豪威尔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21年创建科尔特坦克训练中心，并任主任。后入指挥与参谋学院、陆军战争学院深造，又任陆军参谋长副官。历任营长以及师、军、集团军级参谋长。因受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赏识，于1941年晋升准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国防部作战处长，支持“先欧后亚”战略。1942年后历任国防部作战处长、驻欧美军司令、同盟国欧洲远征军总司令，受命指挥北非登陆战、突尼斯战役、西西里战役、意大利战役及诺曼底战役。1944年晋升陆军五星上将。战后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陆军参谋长，退役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年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1952年作为共和党人当选美国总统，1957年连任。他在国内政策上推行“现代共和党主义”，走温和中间路线；对外大力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1953年接受《朝鲜停战协定》。后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1959年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美，缓和美苏对抗。1961年离任。[11-12]1969年病逝[13]，享年78岁[36]。著有回忆录《远征欧陆》等。[11]
艾森豪威尔具有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精于计划，善于协调，指挥果断，处事有方，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11]。他是继格兰特之后第二位职业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27]，为战后的美国社会带来了八年的安定和繁荣[1][18]。
- 中文名
-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 外文名
-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 别 名
- 艾克[22]
- 国 籍
- 美国
- 民 族
- 德裔美国人
- 出生日期
- 1890年10月14日
- 逝世日期
- 1969年3月28日
- 毕业院校
- 西点军校
- 职 业
- 政治家、军事家
- 代表作品
- 《远征欧洲》、《白宫岁月》（两卷）、《在悠闲时刻讲给朋友们的故事》
- 所属政党
- 美国共和党
目录
1890年10月14日，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意为“铁钳”或“铁斧”[41]）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丹尼森市，小名艾克。[1][29]他是一位奶酪制造厂技师的儿子，在7个儿子中排行第三。[24]
艾森豪威尔祖籍位于德意志的莱茵兰。他的祖先是宗教异端分子，因受迫害，在“三十年战争”期间逃到了瑞士。1732年，又移居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宾夕法尼亚州。南北战争后他的祖父西迁至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在传教工作外，还经营一座农场。艾森豪威尔的父母在得克萨斯州谋生，但经济十分拮据。直到1891年艾森豪威尔未满周岁时，父亲才在友人的帮助下，回到阿比林工作，家境逐渐转好。[30]
艾森豪威尔在七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对孩子们管教甚严。由于父母教导有方，艾森豪威尔的六位兄弟都成为了出色的实干家。[30]
艾森豪威尔小时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顽皮好斗，不用功读书，但却喜读军事战争书籍，尤其是军事历史书籍。他崇拜汉尼拔和拿破仑，钦佩华盛顿，对拿破仑和南北战争特别感兴趣。进入中学后，艾森豪威尔成绩优异，喜爱英语、历史和数学，对探险、狩猎、钓鱼和烹饪、玩牌都十分喜好。酷爱体育的他喜欢参加橄榄球和垒球运动，在这方面具有组织才能。[30]
1909年5月，艾森豪威尔与二哥同时从中学毕业。为在父亲拒绝承担学习费用的情况下实现二哥学习法律的梦想，他先到乳制品厂工作赚钱。第二年，他在朋友的鼓励下，申请投考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海军军官学校，却因超龄而未被录取。后来，他决定参加西点军校的考试，在1911年被成功被录取，时年21岁。[30]
艾森豪威尔体魄健壮，能够吃苦和勤奋工作，同时也为了获得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故而适应了西点军校艰苦的生活。成绩则较为一般。在校内，他学得最好的课程是工事、军械、射击和操典，此外还对数学和历史特别感兴趣。艾森豪威尔经常有独立的想法，顶撞教官，不遵守一些规则。[30]
为逃避军校的枯燥生活，艾森豪威尔积极参加橄榄球、足球等体育运动，被誉为东部橄榄球队中最有发展前途的后卫之一。但在1912年的一场比赛中，他的膝盖严重受伤，被永远禁止打橄榄球。此事使得艾森豪威尔备受打击，甚至考虑退学，最后被留下，担任低年级校队的教练。在人际交往中，他乐观幽默，关心照顾他人，于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30]
四年军校生活，锻炼了艾森豪威尔的意志，造就了他“真正军人的品质”。[30]
（“童年与少年时期”的艾森豪威尔图册主要来源[36][41]）
1915年6月12日，艾森豪威尔从西点军校毕业，获得少尉军衔。随后被分配到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萨姆堡第19步兵团。他在团里先后担任过军需官、伙食官，并兼任教练。在这里，他认识了玛丽·吉尼瓦·杜德，并于1916年7月1日与她在科罗拉多州丹佛新娘父母的家中结婚。[30]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天后，艾森豪威尔被授予上尉军衔，在第57步兵团任职，但这个步兵团未能被派往欧洲战场。9月20日，他被派往佐治亚州的一个军官训练营任教官，几个月后又到另一个教导营去训练军官。他曾多次向陆军部请求去海外服役，都没有被批准。[30]
在任教官期间，艾森豪威尔的才干深得上司的赏识。接着他受命组建美军第一个坦克训练营，并很有远见地认识坦克的重要性。为表彰他在坦克部队的工作，1918年6月17日，最高军事当局授予他少校军衔；同年10月14日，又授予他中校军衔，并奖给他一枚中校奖章。[30]
1918年10月14日，艾森豪威尔得到陆军部的命令，准备于11月28日启程去法国指挥一支装甲部队。但在11月11日，德国已签署停战协定，一战结束。就在此时，艾森豪威尔3岁的儿子戴维患病夭折，他的夫人因此患严重神经性障碍而卧床不起。加之与上司的隔阂，艾森豪威尔心中郁郁寡欢。[30]
1925年8月，经康纳推荐，艾森豪威尔被派往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深造。到结业时，他的学习成绩高居275名学员的榜首。毕业后，又经康纳推荐，他被调往法国从事长期工作，负责帮政府搜集整理美国于一战中在欧洲作战的资料，编辑《战地手册》。半年后，艾森豪威尔成功汇编出《战地手册》，受到主持工作的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的赏识。[30]
自陆军大学毕业后，艾森豪威尔在法国巴黎继续修订《战地手册》。1929年11月，他被派到陆军部助理部长办公室工作。次年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在他手下工作9年，协助其起草文件，撰写报告，很得麦克阿瑟的赏识。此后，他专门为麦克阿瑟起草向国会的报告和公开讲演稿，并被任用为参谋长助理。[30]
1935年，麦克阿瑟接受菲律宾联邦政府之邀，被派去组建军队。他执意要艾森豪威尔继续留任助理。在菲律宾，他积极参加组建军事学校、组建空军和居民军训及组织岛国国防计划，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的需要。[16][30]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生涯由此迎来了转机。1940年2月，他被任命为第15步兵团副团长。此时，为了备战，美军不断扩充兵员，急需大量优秀的军官，而年近50岁、专业素质过硬且声望、才干颇高的艾森豪威尔成为许多高级将领的举荐的人选。[30]
1940年11月，艾森豪威尔升任第3师参谋长，翌年3月调任第9军参谋长。1941年6月13日，应第3集团军沃尔特·克鲁格中将的请求，陆军总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该集团军上校参谋长。8至9月间，马歇尔指令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这是美军进入战争之前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演习。在这次演习中，艾森豪威尔制订计划，使第3集团军包抄第2集团军，迫使其撤退，杰出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军事素养得到了充分施展。不久，他被晋升为准将。[30]
- 前往欧洲战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5天，马歇尔电召艾森豪威尔赶到陆军部报到，负责总参谋部作战处远东科的工作。1942年2月19日，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美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处长。同月，马歇尔推荐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少将（临时任命）。3月，作战计划处改称作战处，职权扩大，仍由艾森豪威尔担任处长。在同年12月至1942年1月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英美决定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艾森豪威尔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世界战局的分析，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
自1942年3月起，艾森豪威尔奉马歇尔之命拟制欧洲盟军联合作战计划。他认为，美军应以欧洲与大西洋战场为主要战略方向，先将美军的主要兵力兵器向英国集中，再横渡海峡指向欧陆。这个观点与马歇尔不谋而合。艾森豪威尔等人还制订了英美进攻德国控制下的法国的“围捕”计划。为实施这一计划，该年6月欧洲战区成立，沉着、稳健的艾森豪威尔被罗斯福、马歇尔选为司令。艾森豪威尔就职后，凭着为人朴实和办事民主的作风，达成了与英国、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合作。7月7日，美国政府临时授予艾森豪威尔中将军衔（实际军衔仍是中校），使其成为当时美军的16名中将之一。[30]
- 转战北非
欧洲战区成立后，英美进行了关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拟定了“大锤”计划，主张强渡英吉利海峡，向欧洲大陆进军，直接打击德国；而英军总参谋长艾伦·弗朗西斯·布鲁克建议在北非对德发起进攻。在争执过后，美国方面只能同意与英国合作，在北非采取代号为“火炬”的作战行动。1942年8月13日，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北非和地中海战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负责筹划和指挥“火炬”战役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战场指挥权。[16][30]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将该地作为此次行动的临时统帅部。8日，根据此前制订的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率领美英联军10万人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在强大的空军掩护之下，分别占领了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接着向西挺进，对退入突尼斯的德意联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1943年1月，罗斯福来到北非，与丘吉尔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会议决定，盟军将在北非战役之后实施西西里战役，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英国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任副司令。会后，北非盟军被整编为第18集团军群，由亚历山大在艾森豪威尔之下负责直接指挥。[30]
在指挥作战的同时，艾森豪威尔还需要争取法国殖民军和舰队把矛头指向德军，以及处理盟军指挥部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为了维护统一指挥，美军总参谋部于1943年2月10日晋升艾森豪威尔为上将。这是美国当时最高的军衔，获此军衔的只有马歇尔和他。3月下旬，美英联军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对突尼斯南部发动总攻。经过二十多天的激战，将德意志军队驱赶到了突尼斯北部。4月20日决战开始，5月6日和7日两天，美英联军就突破敌人的防御，登上海岸，占领了突尼斯市。与此同时，在北部进攻的美军占领了比塞大。5月13日，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25万德意军队人全部投降。[30]
- 登陆意大利
盟军在突尼斯大捷以后，艾森豪威尔准备进攻西西里岛，并立即着手制定意大利战役的计划。他不顾参谋部成员的意见，认为首先必须让横在西西里和北非之间的班泰雷利亚岛上的驻军投降。1943年6月上旬，盟军倾泻了约300吨的炸弹在班泰雷利亚岛，揭开了西西里岛战役的序幕。7月10日3时45分，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作战计划开始实施。盟军利用夜幕和风暴作掩护，16万大军分乘大小3200艘军舰和运输船只，在1000架飞机掩护下，对西西里岛东南部发动强攻，实施两栖登陆，至8月17日占领全岛。[30]
在攻占西西里岛前的7月19日，盟军曾对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空袭，严重破坏了意大利的军事目标和铁路车站，使意大利军队军心涣散，加之食品匮乏，人民怨声载道。随后，艾森豪威尔大军压境，命令意大利军队停止一切抵抗行动，并调转枪口向德军开战。7月25日，意大利发生政变，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被赶下台。9月3日，新的彼得罗·巴多格里奥政府同英美签订了无条件投降协定。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的投降同盟国并对德宣战，加速了轴心国的解体。[30]
就在1943年底，艾森豪威尔还被选为“美国第一父亲”。[16]
- 筹划“霸王”行动
随后，盟军决定在欧洲开辟与苏德战场相呼应的第二战场。即以英国为基地，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欧洲西部登陆，直接对德作战。而开辟战场行动的代号被称为“霸王”。为更好地进行联合作战行动，罗斯福与马歇尔在1943年12仍选择艾森豪威尔为欧洲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50]，命令他发起“霸王”行动。[30]
接到任命后，艾森豪威尔飞回美国，先是度假访亲，同时积极筹划“霸王”战役。1944年1月中旬，他抵达伦敦，组建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此时，英美计划参谋部把登陆地点选择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决定集中力量制定从这里进行登陆作战的计划。盟军原计划以诺曼底为登陆地点，登陆正面为40公里，当艾森豪威尔来到伦敦就职以后，提出了扩大登陆正面的计划，将战役第一梯队的兵力由原定3个师增为5个师，登陆正面由40公里扩大为80公里。为得到更多的保证登陆作战的登陆艇和轰炸机，他决定把预定发起进攻的日子（5月）推迟到6月初。此外，他还同意把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铁钻”行动也推迟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以保证“霸王”行动能得到必需的兵力。[30]
为得到完全的制空权，艾森豪威尔要求不列颠的一切战术和战略空军应完全在其控制之下进行诺曼底之战。英国战略空军（轰炸机司令部）表示强烈反对。为达成这一重要的目标，艾森豪威尔不惜以辞职相要挟，迫使英军方同意其诉求。[30]
为了配合登陆行动，艾森豪威尔要求每一架能起飞的轰炸机都要参加对诺曼底海岸防御工事的攻击，并明确提出要用轰炸机使法国铁路系统瘫痪的“运输计划”。[30]
艾森豪威尔还组织盟军进行了长期的侦察，查明了登陆地域内的德军防御配备，掌握了比较完整的情报资料，并派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对德军的运输系统和雷达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使它基本陷于瘫痪。[30]
此外，为了不让敌人发觉盟军的行动，艾森豪威尔与盟军登陆总指挥部的官员们共同制定了以假乱真、虚张声势的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战役伪装措施，成功地迷惑了德军统帅部。情报部门通过“超级”和“魔术”破译机构获取德军情报；气象部门则密切注视气候变化；开始制造人工港和防波堤，敷设通过海峡的输油管道。[30]
在“霸王”作战中，盟军的数量在攻击点上要超过德国守军，最大的问题是要使从海上增兵的速度超过德军陆上增援的速度。为了赢得战役的胜利，作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艾森豪威尔号召将士们加紧训练，作好准备。从2月1日到6月1日这4个月内，他视察了26个师、24个机场、5艘战舰和无数的仓库、工厂、医院以及其他设施。尽可能多的士兵见到他，并进行谈话，对他们加以鼓励。[30]
- 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主词条：诺曼底登陆战役
为了利用有利的潮汐、月相和日出时间，艾森豪威尔原定的突击登陆日期（D日）为1944年6月5日，但恶劣的天气使他改变主意，决定抓住6月5日夜到6日夜这个短暂的天气转好的时间发起进攻。[30]
6月6日凌晨，在风浪的掩护下，盟军的运输机从英国出发，利用德军在恶劣气候下放松警惕之机，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海滩着陆。3个伞兵师的兵力从天而降，迅速抢占滩头阵地。随后，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不断地轰炸德军的炮兵阵地。战斗刚打晌时，德军还把登陆行动看成是一种佯攻，直到盟国海军、空军发起强大攻势之后，德军西线部队才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攻。但盟军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已经开始。首批登陆部队5个师顶着狂风恶浪，分别在5个登陆地段按时登陆。9时，已基本突破德军防地，夺取了较稳固的滩头阵地。经过一天苦战，盟军已有10个师的兵力胜利登陆，其部队数量已达17.6万人，车辆2万辆，并在海军、空军支援下向纵深发展。德军防线相继被摧毁。[30]
6月12日，盟军已在正面80公里、纵深13至19公里的区域内建立了一个连成一片的巩固登陆场所。马歇尔称赞艾森豪威尔的胆略和指挥艺术，并向罗斯福报告说：“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的人冷静而自信，以非凡的效率完成了无比巨大和复杂的任务。”[30]
但在诺曼底战斗中，盟军进展不利，且英美两军，尤其在艾森豪威尔和盟军地面部队统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关系：二人在进攻的战略和战术方面存在严重分歧，艾森豪威尔主张直接进军，相信大部队的彻底毁灭性的威力；蒙哥马利则要在狭窄的战线上发动进攻，突破德军的防线，直插目标。到7月24日，地面总攻的准备工作全面完成，诺曼底登陆战胜利结束。此次战役，盟军伤亡12.2万人，德军伤亡、被俘11.4万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作战的胜利，对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30]
- 挺进德国本土
1944年7月25日至30日，美军的“眼镜蛇”战役实现了对德军防线的突破。随后，美军横扫布列塔尼。盟军挫败“莫尔坦反攻”后，发现可在法莱斯形成对德军的包围圈，艾森豪威尔便命令实施围歼德军的作战。自8月8日起，盟军通过机动兵力从北、西、南三面对法莱斯形成包围态势。[30]
随着盟军向内地的推进，英美两国为夺取胜利荣誉而发生争吵。艾森豪威尔在8月23日拒绝了蒙哥马利把所有补给支援第21集团军群，以从北面发起单刀直入的攻击，并且把美国第1军交给他指挥的要求。8月25日，盟军攻占巴黎，艾森豪威尔把盟军司令部从伦敦迁到巴黎附近的凡尔赛。9月1日起，艾森豪威尔对盟军的指挥系统作了相应的调整，他自己直接指挥大陆上地面部队的作战。[30]
1944年11月，盟军逼近德国西部边境，多次进攻齐格菲防线受阻。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于12月16日向阿登地区实施反扑，企图攻取比利时的列日和安特卫普，切断美英补给线，围歼其主力，从而迫使英美与德国单独媾和。17日，美军两个师的阵地被突破；25日，德军向西突入纵深达百余公里，情况非常紧急。[30]
为了组织反击，艾森豪威尔不顾反对，把阿登以北的美军两个集团军移交给蒙哥马利指挥，并开始组建战略预备队。他要求苏联配合行动，在东线发动冬季攻势，以减轻盟军的压力。艾森豪威尔还想一举消灭阿登凸出地区的德军，拖住投入战斗的坦克部队并消灭之，然后反攻，向莱茵河挺进。由此，他决定要蒙哥马利于1月1日向德军侧翼反击，但蒙哥马利却拖延了3天。为鼓舞士气，艾森豪威尔曾发布告士兵令，以稳定军心，并不断到处巡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军在阿登和德国展开了殊死的阵地战。盟军在阿登南北两侧向德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苏军在东线也提前发动进攻配合作战，加上优势明显的盟军空军的紧密配合，1月28日，德军退回边境，阿登反攻遂告破产。阿登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最大的一次攻防阵地战。此役，德军损失10万人，盟军损失9.5万人。[30]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及英国将领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这实质上是英美两国政府在对苏政策及是否攻占柏林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1945年3月27日，蒙哥马利向部下发出一道命令，同时报告了艾森豪威尔和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这道命令要点是，英国第2集团军和美国第9集团军必须迅速向易北河挺进，直指从汉堡到马格德堡一线，其目的是先于苏军攻占柏林。但这时的苏联红军距柏林仅有35英里，而盟军还有200多英里。如果蒙哥马利先于红军抵达奥得河之前到达易北河，在易北河和柏林之间还有50英里的湖泊密布、河流纵横的地区，攻占柏林估计要付出伤亡达10万人的代价。而蒙哥马利的自负又让艾森豪威尔十分反感，使他决定把主要突击任务交由布莱德雷领导，并以德累斯顿为目标，不让蒙哥马利继续指挥美国第9集团军。更重要的是，美国这时对苏政策的主要方针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以减少自己的牺牲。这种政治上迁就苏联的考虑也影响了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决策。再则在雅尔塔会议上已就战后分区占领德国早就作出确定，柏林在苏占区内，即使美军占领了柏林，“还要退出来并把地方让给人家”。[30]
艾森豪威尔打电报把这项决定直接通知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以便同苏军的进攻相配合。丘吉尔及其将领们对此极为恼火，纷纷指责艾森豪威尔越权与斯大林直接联系。但马歇尔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行动，认为在纯军事问题上，盟军最高统帅有权直接与苏军最高统帅取得联系，以便东西两线互通情报，协调作战行动。[30]
- 胜利结束战争
此后，苏军势如破竹，直逼柏林。1945年4月25日，盟军与红军在易北河会师。5月2日，苏军攻占柏林（参见词条柏林战役）。5月7日，德国投降，并于次日在柏林举行了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占领军司令和德国美占区军事总督（司令部设在法兰克福）。[16]
1948年2月7日，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任期结束。5月2日，他退出现役。当时，一些大公司聘请艾森豪威尔当总经理或董事长，并提供极为可观的薪金。但他拒绝“可能被指责为‘出卖名声’来为大公司作宣传的任何职务”。6月，他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担任校长职务，年薪25000美元（至1953年，但从1950年起一直缺席而担任北约司令）。[16]同年，艾森豪威尔撰写的二战回忆录《远征欧陆》出版。在大选前，他还拒绝了共和党、民主党对他竞选总统的劝说，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30][50]
1952年，艾森豪威尔同意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随后他在5月30日辞去北约欧洲盟军司令军职务，退出现役，与参议员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搭档。在大选中，声誉甚高的艾森豪威尔旅行50000英里，作了228次演说，发誓要“清除华盛顿的污秽”，并在候选人的辩论中凭着自己的随意和亲切微笑帮助了共和党人，以422票对89票（选举人票）、3393万6234票对2731万4992票（普选票）的压倒性优势战胜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荣登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1][30][33][50]
1956年，艾森豪威尔参与第二次竞选。当时经济繁荣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带来的缓和气氛，使其威望达于顶峰。而选举前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和匈牙利事件，又使美国公众进一步把和平的希望维系于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统帅。民主党人针对他在心脏病发作以后的健康状况展开攻势。为了平息流言，艾森豪威尔适度地进行了积极的竞选活动，周游13个州，行程14000英里。最后，艾森豪威尔得到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57票，以及3559万472张普选票（史蒂文森2602万2752票），再度获胜，连任总统。[1][30][33][47][50]
职位 |
人物 |
任期 |
|---|---|---|
总统 |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
1953-1961 |
副总统 |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
1953-1961 |
1953-1959 |
||
1959-1961 |
||
财政部长 |
乔治·M.汉弗莱 |
1953-1957 |
1957-1961 |
||
司法部长 |
小赫伯特·布劳内尔 |
1953-1958 |
1958-1961 |
||
邮政局长 |
阿瑟·E.萨默菲尔德 |
1953-1961 |
内政部长 |
道格拉斯·麦凯 |
1953-1956 |
弗雷德·A.西顿 |
1956-1961 |
|
农业部长 |
埃兹拉·塔夫脱·本森 |
1953-1961 |
商业部长 |
辛克莱·威克斯 |
1953-1958 |
刘易斯·L.斯特劳斯 |
1958-1959 |
|
弗雷德里克·H.米勒 |
1959-1961 |
|
劳工部长 |
马丁·P.德金 |
1953 |
米切尔，詹姆斯 |
1953-1961 |
|
国防部长 |
1953-1957 |
|
1957-1959 |
||
1959-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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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教育及福利部长 |
1953-1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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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恩·B.福尔瑟姆 |
1955-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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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S.弗莱明 |
1958-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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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源[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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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对外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他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日益壮大、欧洲经济迅速恢复以及美国霸主地位不断下降的新形势，提出实行“新面貌”的外交政策。在军事上，他停止了朝鲜战争，主张把军事力量集中在美国附近地区，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核武器上，当美国“遭到打击”时，能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这种以核武器为威慑力量，对别国进行讹诈的战略，通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30]
在西欧，艾森豪威尔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主张建立强大的欧洲，联合对付苏联。[30]
在亚洲，艾森豪威尔吸取美国陷入朝鲜战争的教训，积极推行拼凑军事集团的政策，1954年先后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同英、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延续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和中国台湾蒋介石当局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美国通过这些条约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30]
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经济基本保持了增长的趋势，美国社会在相对稳定的发展中，孕育着新的意义重大的各种变化：滞胀危机的先兆，混合联合公司与跨国公司的长足发展，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迅速扩大，白领职业者人数超过蓝领，“丰裕社会”的贫困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社会的萌芽，美国共产党、左翼激进主义归于消沉及新自由主义的萌芽。这些变化对战后美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7]
1960年，根据1951年2月批准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23条关于总统只连任一届的规定，艾森豪威尔宣布不再竞选总统。1961年1月17日，他发表告别演说。[16]20日，正式卸任总统。[33]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约翰·肯尼迪总统曾将机密告知艾森豪威尔并与他进行会谈，商讨应对方案。1964年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后，林登·约翰逊总统也常向艾森豪威尔求教。[29]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始终是好战的，主张要准备采取极端行动。[30]
1964年，艾森豪威尔勉强支持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1968年8月，他打破自己的反对在提名会议之前就赞成候选人的成规，在电视上发表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支持尼克松竞争共和党总统提名权。[29][50]
早在1955年9月，当艾森豪威尔在丹佛度假时，突然患了较重的心脏病。[24]到1956年再次当选前，又得了肠阻塞，翌年又患轻度中风。[22]1965年，他的心脏病复发，此后身体明显衰弱，经常住院休养，很少公开露面。但在1968年底的一次民意测验中，他仍被列为美国最受敬慕的人物之一。[1]
1969年2月，在动手术切除肠部的一个瘢痕组织障碍物之后，艾森豪威尔得了急性肺炎。从3月15日起，因充血性心力衰竭，他的病情日趋严重。3月28日中午12点35分，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逝世，享年78岁（未满79岁）[29][36]。他的临终遗言是：“我始终爱我的夫人，我始终爱我的儿子，我始终爱我的孙儿，我始终爱我的祖国。”[1]（根据约翰·西尔顿·杜德·艾森豪威尔的说法，他父亲的遗言是，“我想走了；愿上帝收留我。”）[50]
3月30日至31日，艾森豪威尔的遗体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内供人瞻仰[44]。3月31日，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国葬仪式。有来自78个国家的191名外国代表（包括10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包括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和前总统林登·约翰逊，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西德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和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45]。尼克松在丧礼中致悼词。4月2日，身穿军服、躺在军用棺材中的艾森豪威尔被安葬在故乡阿比林城。[22][50]
- 致力于两党政治平衡
这一时期，共和党和民主党拥有的选民数极为接近。在艾森豪威尔就任后的最初两年，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等共和党保守派控制了国会。艾森豪威尔此时不仅未充分运用总统权力来巩固共和党保守派的阵地，而且在立法计划受到保守派阻挠时，甚至产生建立第三党的想法。同时，他与民主党国会领袖关系融洽。但到了1958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获得压倒多数、自由派力量增强后，艾森豪威尔又断然宣布要与民主党国会议员中的挥霍之徒进行艰难战斗，并在一系列国内立法上转向保守。而以林登·约翰逊和萨姆·雷伯恩为首的民主党“国会派”（民主党温和派）拒绝公开攻击艾森豪威尔，不采取“为反对而反对”的党派政治立场，主张“温和”与“负责”，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共和党政府合作。因此，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后来甚至把这段时间里艾森豪威尔与约翰逊的关系，比作是国王和首相的关系。可以说，作为共和党温和派的艾森豪威尔，与参众两院中民主党“国会派”的努力，推动了这一时期两党间的政治平衡。[47]
- 安全计划和对进步力量的迫害
艾森豪威尔就任初期，麦卡锡主义达到了巅峰。尽管艾森豪威尔反对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在统治阶级内部造成的严重混乱，但在适应战后冷战形势和党派斗争需要上，二人并无实质性分歧。因此，艾森豪威尔不仅对麦卡锡的种种行为姑息迁就，而且采取一系列行动来表示自己在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上的坚定。这对麦卡锡主义的得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8]
艾森豪威尔上台不久，即不顾世界舆论反对，支持法院对被指控向苏联提供原子情报的罗森堡夫妇作出的死刑判决，使他们成为和平时期第一次因间谋罪被处死刑的美国人。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发布第10450号总统命令，以“安全计划”取代杜鲁门政府的“忠诚计划”，扩大了对政府雇员进行审查和加以解雇的范围。因这一计划而被解雇的政府工作人员，在1954年达2200人（后上升到9600人）。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后来承认，在2200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人或间谍。1953年12月2日，艾森豪威尔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指令对参与试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调查，并中止其接触机密情报的资格。尽管调查结果确认了奥本海默的忠诚，但原子能委员会仍以“他在品格上的基本缺点”而拒不恢复对他的信任。艾森豪威尔批准了这一决定。在这种反共反民主的气氛中，布劳内尔甚至公开影射以推行反苏强硬政策而著称的前总统杜鲁门庇护有苏联间谍之嫌的哈里·怀特，使举国震惊。[48]
与麦卡锡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上述活动相呼应，以威廉·詹纳为首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和以哈罗德·维尔德为首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联合国总部的美国雇员、中小学教师和电影业展开了调查，使外交、教育和文化界的大批进步人士遭到迫害。[48]
- 财政与货币政策
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初，提出了传统经济学健全财政的保守主义目标，试图改变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发展趋势。他计划将杜鲁门政府提出的1954财政年度联邦预算削减到700亿美元，但很快发现杜鲁门政府的预算70%系国家安全开支，难以大幅度削减，结果仅仅将其削减到721亿美元，在保守派中引起极大不满。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从平衡预算的角度出发，曾一度反对赤字减税，但是195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他通过财政部长汉弗莱宣布，同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过分利得税自1954年1月1日起降低税率，并利用加速折旧刺激投资，使企业界获利匪浅。自1956财政年度开始，随着军备竞赛和公共开支趋于扩大，再加上物价上涨、国债利息支付、反危机以及外援的影响，联邦开支连续4年上升。到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时，联邦收支除1956、1957和1960财政年度略有盈余外，均以赤字告终，8年开支总和比杜鲁门政府开支总额增加1820亿美元。此外，从1958年开始，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放弃把国债维持在2750亿美元法定限额以下的企图，3次要求国会提高国债限额。到1960年，联邦实际债务已达2863亿美元。艾森豪威尔在其执政的大部分财政年度里，实际上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他还自嘲所谓的年年平衡预算“只是一种大言不惭的陈词滥调而已”。[42]
在货币政策上，艾森豪威尔主张通过货币自由市场实现健全美元，反对对物价和工资实行直接管制。所以他上台后，迅即取消战时物价与工资管制，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强调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独立性上，对该委员会长期的紧缩政策基本不干预。但在1953年经济危机征兆显露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多次敦促联邦储备委员会放松货币控制，而且通过财政部采取协调行动，在危机期间一直发行中期与短期证券，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货币政策。[42]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物价上涨的趋势在1957年至1958年经济危机期间发展为物价上涨与生产下降同时并存。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新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带来的恶果。艾森豪威尔当时虽然也采取了某些温和的反危机措施，但他慑于通货膨胀的威胁，不仅拒绝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提出的减税建议，而且在危机前夕及其初期阶段，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紧缩政策，后来又听凭财政部抵消联邦储备委员会放松银根的努力。这种在危机时仍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做法，是共和党政府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新的潜在危机作出的反应，但不足以改交新政以来美国政府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连续性。[42]
- 国有制、自然资源及动力之争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为迎合战后垄断组织提出的结束国家和私人企业竞争的要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战时急剧增加的国家财产和国有企业廉价出售给私人垄断组织。他在1953年关闭了复兴金融公司，1954年又经国会立法取消国家对原子能工业的垄断权。在自然资源问题上，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5月签署《潮汐带法》，将有争议的海水淹没地的所有权授予有关各州，履行其“抵制联邦对州权和州务的侵犯”的竞选诺言。而在轰动一时的“动力之争”中，他不顾公共动力论者的反对，在国会拒绝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修建新火力发电厂提出的拨款要求后，于1954年指示原子能委员会批准《狄克逊-耶茨合同》，让私人企业承担这一工程，结果由于“利益冲突”引发轩然大波。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还反对民主党人提出的由联邦政府在赫尔峡谷建造和经营水坝与电站的法案，并在1955年经由联邦动力委员会向私商爱达荷公司颁发从事这项工程的许可证。[42]
垄断资产阶级除具有反对国家所有制的倾向外，还总是希望联邦政府承担那些风险大、利润低或者私人与地方无力包揽的事业；而这些事业的发展，又与他们的利益休戚相关。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国情咨文中要求联邦政府承担上科罗拉多河贮水工程，就是因为这项工程与赫尔峡谷工程相比，要多耗资24100万美元，生产的电力却要少70亿瓩小时。但是，战后西部与国防有关的新兴工业的发展，又对廉价电力提出迫切需求，结果只好由联邦政府承担这一工程。1954年圣劳伦斯航道法和1956年联邦援助公路法这些耗资巨大的法案，其所以得到共和党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也是与克利夫兰等财团需要加拿大铁矿、汽车与建筑垄断集团想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的背景分不开的。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支持过一些其他的联邦公共工程法案。[42]这些法案的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
- 农产品价格支持与土地银行计划
由于欧洲农业生产能力在战后逐步恢复，世界粮食市场需求缩减，美国农业受战后科技发展的影响，生产率又迅速提高，结果在1952年再次陷入生产过剩的危机。农产品价格下跌一直持续到1956年，其后4年，则在略有波动的情况下，保持在大体相同的水平。迫于农业危机的压力，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时曾作出保证，继续实行民主党人的价格支持政策，甚至表示要实现完全平价。但他上任后，受主张农业自由市场的保守的农业部长埃兹拉·本森的影响，提请国会通过“1954年农业法”，采取灵活平价的方式逐步降低平价比率。该法违背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诺言，在农业地区引起极大不满，对共和党人在1954年中期选举中的失败具有很大影响。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直到任期终了时，仍坚持这一立场。平价比率的降低，固然是由于共和党人企图削弱联邦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控制，但是新政以来确立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原则，却始终未被取消。[42]
不仅如此，艾森豪威尔在农产品价格依然下跌的情况下，于1956年又袭用新政的土地银行计划，鼓励农民休耕，加强联邦政府对耕种面积的控制。此外，艾森豪威尔还继承并扩大了对农业研究计划、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的联邦援助。1954年，他促使国会通过《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又称《480公法》）[3]，授权联邦政府出口剩余农产品，或以此作为“外援”；并向美国在校儿童供应牛奶。1959年，该法经修正后又规定发行免费食品票证，向贫穷家庭提供价值近10亿美元的剩余农产品。这部法案，从解决价格支持政策带来的国有农产品大量囤积入手，实际上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农业和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干预。[42]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将该计划命名为“以粮食换和平”计划，以突出利用粮食援助拉拢第三世界国家、遏制共产主义的功能。处理剩余农产品和为冷战遏制战略服务，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的两大目标。[3]
- 社会福利改良与教育、科技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的思想为美国统治阶级和企业界逐步接受。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从缓和阶级矛盾的政治需要和扩大有效需求的经济效应出发，提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实行自由主义的口号，原则上认可新政以来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1954和1956年，艾森豪威尔促使国会两次修改《社会保障法》，把过去未享受保险待遇的几百万人纳入“老年和遗属保险计划”，失业保险的范围也有所扩大。1954年，他还向国会提出了使残废者恢复就业能力的法案。1955年，共和党政府经国会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5美分增加到1美元。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不少人将美国教育事业的缺陷，列为美国在科技发展上落后于苏联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形势下，国会于1958年通过政府提出的《国防教育法》，规定向高等院校学生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并为公立学校的实验室、教科书及科学、数学、外语方面的其他教学设施提供资助，从而使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有的美国学者称“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新政的扩大”。艾森豪威尔还要求国会加紧制定《太空法案》，1958年7月29日该法正式实施。艾森豪威尔政府设立“国家航空与太空总署“，负责开发全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所需的各类太空科技。此外，艾森豪威尔对于修建公共住宅和援助萧条地区，也曾给予支持。在他任内，还成立了新的内阁部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42][52]
尽管如此，由于艾森豪威尔强调节约与效率，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希望州与地方政府、甚至私人机构承担更多的责任，结果他在政策上又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比如，艾森豪威尔赞成使残废者恢复就业能力的重新安置计划，但是反对扩大领取直接津贴的残废者的范围；他主张联邦实行健康再保险，但是反对联邦直接保险；他虽然提出并实施“兴建公共住宅计划”，但在任头3年修建的公共住宅，比民主党下野前3年几乎少10万套。1958年以后，艾森豪威尔慑于经济危机期间物价上涨与生产下降同时并存的新现象，在国内政策上大幅度转向保守，断然否决“1959年住宅法”，两次否决《地区重新发展法》，甚至反对国会增加社会保险津贴的数额。在艾森豪威尔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新政以来的社会福利改良虽得以继续，但进展缓慢。据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瓦特统计：1939年联邦政府在老年和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伍军人津贴方面的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1960年时仅仅增加到4.4%。如果把卫生、教育、住宅和萧条地区等方面的联邦民用开支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1939年的7.4%，下降到1960年的6%。[42]
- 民权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厄尔·沃伦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民权问题上采取了支持黑人的自由主义立场，但艾森豪威尔本人态度保守。他虽在上台之初取消了武装部队和哥伦比亚特区的种族隔离制，但对各州存在的种族隔离问题态度暧昧。1954年，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作出历史性判决后，艾森豪威尔虽要求哥伦比亚特区在取消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上作出表率，但却对记者表示自己对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南方“一点（见教）也没有”。他后来甚至在私下埋怨自己不该任命厄尔·沃伦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当亚拉巴马州发生种族主义分子把黑人女学生奥瑟琳·露西赶出学校的事件后，艾森豪威尔不加干预，希望该州自行解决。由于共和党政府在“布朗案”判决问题上态度不明朗，阿肯色州州长奥佛尔·福伯斯居然于1957年4月不顾联邦法院的命令，派遣州国民警卫队在小石城中心中学门外布岗，阻拦9名黑人学生根据种族合校计划入校学习。后来，白人种族主义暴徒又包围了学校，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参见词条“小石城事件”）。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为维护法律和美国政府的信誉，才下令把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管辖之下，并派遣联邦军队到小石城维持秩序，强制实行种族合校。[49]
对于民权立法，共和党政府本来也是不感兴趣的，只是到1956年，出于在全国选举中争取黑人选票的目的，才向国会提出了《民权法案》。但这个法案未获通过。1957年，共和党政府将《民权法案》再次送交国会。由于艾森豪威尔本人态度含糊和南方议员的阻挠，该法案虽经林登·约翰逊从中调解而在国会获得通过，但内容已大大削弱。在南方陪审团几乎完全由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控制的情况下，这一修正案等于宣布民权法无效。1960年，在约翰逊的周旋下，国会又通过了新的《民权法》。该法授权联邦法院在申诉人因种族或肤色被剥夺选举权时，可指派公断人监督申诉人进行投票。然而1960年民权法，未对其他民权问题、特别是当时全国关注的种族隔离问题作出规定，使黑人领袖对此深感不满。由于合法主义、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黑人运动斗争的失败，黑人民族主义再次兴起。[49]
美国的全球遏制战略在朝鲜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挫折。继杜鲁门后走马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对美国的遏制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调整后的战略被称为“新面貌”战略。“新面貌”战略以“用尽可能最小的代价取得对共产主义尽可能最大的威慑”为目的，其手段包括核威慑、联盟政策、心理战、秘密行动、与对手谈判等。“新面貌”战略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弱点，因而未能实现其预期的遏制目标。[4]
- 对苏政策
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内，继续推行冷战政策，支持所有反对苏联及共产党的政权。到1959年，他又邀请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访美，缓和美苏对抗。[12]1960年，就在预定的东西方最高级会谈在巴黎开始前不到两星期，有消息说，一架由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间谍飞机在苏联内地领空被击落。艾森豪威尔为此辩护说，美国的侦察飞行对国家安全来说是必要的，并重申了他在1955年提出的所谓“开放天空”的建议，即彼此对防卫设施进行空中检查。“U-2飞机事件”加剧了苏美关系的紧张气氛。[50]
- 东亚政策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遵守在竞选中许下的诺言，在1952年12月亲赴朝鲜，监督朝鲜战争的停火协议。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同年10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1-12][50]
在对华关系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推行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支持和控制退守台湾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台当局，于1954年12月与台湾当局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企图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由此引发了两次台海危机。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干涉，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5]
在东南亚。随着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54年成立，美国同意在发生“共产党侵略”的情况下援助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1954年，在奠边府战役期间，法国要求美国空军支援，但遭到拒绝。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后，他向南越政权提供援助和美国军事顾问。[50]
- 中东政策
主词条：艾森豪威尔主义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英、法在中东的殖民统治趋于瓦解。为填补英、法撤出中东后的“政治真空”，在中东扶植亲美势力，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排斥苏联在中东的影响。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制定了一项计划，由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1月5日致国会的对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中正式阐述。其主要内容包括：由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实施“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以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侵略”；提出在中东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4亿美元向中近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3月9日经国会决议正式通过。这一政策因此得名“艾森豪威尔主义”。[12][14]
作为杜鲁门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延续，艾森豪威尔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出台后，美国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为名，更加积极地卷入中东事务，同苏联展开角逐，试图独自控制中东。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各国引起不同反应。沙特阿拉伯等国表示欢迎，埃及等国则予以拒绝和谴责。1958年7月，美国出动1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面对美国的扩张政策，苏联加大了对埃及等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有效地扩大了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形成了冷战时期美、苏展开争夺的新局面。[14]
- 美洲国家政策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权。在卡斯特罗没收了美国在古巴近20亿美元的财产后，艾森豪威尔对古巴实行严格的禁运，并于1961年1月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50]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美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后改作战处）处长、欧洲战区美军司令、北非和地中海战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北非战区盟军最高司令、欧洲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等职，组织领导盟军作战，制订战略计划，协调盟军内部关系，筹备、指挥作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11]
- 指挥北非战役
1942年11月，作为北非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指挥实施北非登陆战役，共俘敌军27.5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德军。1943年2月，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组织实施突尼斯战役，结束北非战事。[6][16]
- 指挥西西里岛战役与意大利南部战役
- 开辟第二战场，胜利结束战争
1943年12月，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奉命发起代号“霸王”、目标为德国的进攻欧洲的诺曼底登陆战役。1944年6月6日，他指挥300多万盟军士兵、2万多艘战船，在诺曼底成功抢滩登陆，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也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后，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军将德军逐出法国，并继续深入内陆，直捣德国腹地，在眼镜蛇行动、阿登战役等战役中击败德军，与苏联完成易北河会师，最后迫使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16][30]
在诺曼底登陆开始后，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向罗斯福发报告说：“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的人冷静而自信，以非凡的效率完成了无比巨大和复杂的任务。”[16]在纳粹德国政府签字投降的当天，马歇尔以国家、盟邦以及美国军队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发来了一封电报，称赞他的功绩道：“你以战争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完成了你的任务。你出色地指挥了从来没有这样集结起来的最强大的军队。你遇到并成功地解决了涉及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的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难，处理了国际政治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自3年前到达英国以来，在所有这些方面，你在行动上是无私的，你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和容纳各方面意见的，你在军事决策中的勇气和智慧完全令人钦佩。”[30]
艾森豪威尔的密友、曾任其总统特别助理的哈罗德·史塔生夸赞他是“本世纪对世界和平贡献最大的领导人”。[27]曾任总统助理的谢尔曼·亚当斯也说：“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将政治考虑置于世界和平和安全之前，这不仅是极端错误的顺序，而且是极其危险的。”[50]
艾森豪威尔在战时的英国下级、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认为：“在任何战役中，他的微笑都等于一个军。”[40]
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的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说：“他是一个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更复杂和机智得多的人，并且是最大意义上的复杂和机智。他不为狭隘的想法所束缚，总是对一个问题运用两种、三种或四种论证方法，而且，他往往选择对他更适用的间接途径，而不是直接着手解决一个问题。他的头脑聪明而敏捷。”[50]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1961年时说：“艾克不了解任何事情，他在任上始终连一件事都不了解。……1959年，当卡斯特罗在古巴上台执政时，艾克只是干坐着，他的所作所为就象他没有注意到那儿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原因何在？或许他在考虑卡斯特罗会自己滚蛋之类的事情。”[50]
美国军事记者、军事评论家汉森·韦特曼·鲍德温：“艾森豪威尔将军决不是一个智力型军人，但却具有天生的机敏与共识。当他被任命为北非战场总司令时，这些特性和善于与人相处的能力，弥补了他略显狭窄的知识面和有限的经验。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指挥作用并不能检验他的战术水平，战术从根本上说是他的师或团指挥官的活动范围。但是，他对于新战略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历史或许会宽厚地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一个战略家，但不会承认他是一个英明的策划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艾森豪威尔与其说是一个战略制定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战略执行者。”[17]
美国政治学专家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把艾森豪威尔称作“幕后总统”（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他把有形的君主做派和不那么有形的首相风格结合到了一起）。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最令人惊讶的领导力品质“并非他不感情用事，而是他在公开场合的行为举止，从不受外来情绪影响”，“他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承认诚实和思路清晰在私下商议中的重要性，但也认同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即在公众面前的话语应与当下环境相适应，并且尽可能达到最好的效果”。[18]
美国传记作家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注意到，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力“坚定、公平、客观、冠冕堂皇，他几乎符合美国人对自己总统的所有期待”。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别人对他的印象，那就是“可信”[18]。安布罗斯在为艾森豪威尔撰写的传记中溢美道：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一位伟大而又善良的人。他是20世纪西方世界最为杰出的领袖之一。正像乔治·C·马歇尔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具备美国军队希望其所培养出来的最优秀人物所具备的所有品质——精通军事业务，熟谙战争史，果断，守纪律，勇敢，富有献身精神，深得士兵、下属的爱戴和上司的信任。在其领导素质中还包括高度的智慧，正直，讲原则，庄重严肃，富有组织才能，充沛精力与外交能力。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外貌端正，对人关怀体贴，对朋友和家庭忠实，易于发火（这点他已学会了控制），有抱负，要面子，怕挨批评，生活习惯上顽固刻板，是位热心的运动员和体育迷，为人谦逊（就是从不矫揉造作）。他的音乐、艺术以及文学鉴赏力实在不高，十分喜欢了解别人，时常表现出令人喜爱的质朴，爱开玩笑。总而言之，他是一位值得人们去结识和亲近的好人。几乎每个知道他的人都十分喜爱他，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有影响的人士——甚至已达到了崇拜的程度。[39]
美国军事史学家、传记作家卡罗·德斯特说：“艾森豪威尔的一生就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实现美国梦的英雄传奇。他来自卑微而平凡的美国中西部底层社会，却在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那场战争中跃升到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地位。”[40]
美国总统研究学者弗雷德·格林斯坦：
-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是被误解最多的现代总统。他从二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直到他1969年去世前这段时期深受美国人民的欢迎，但是，美国政治学的学生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他这个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没完成任务。[54]
- 在解密记录中的艾森豪威尔确实是位称职的总统。他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劝说与讨价还价活动，有许多人相信他将这些活动推给了他的下属。对那些研究总统领导艺术风格的学生们来讲，最有趣的是艾森豪威尔经证明使用了不太标准但却非常有效的方法执行了他的职责——那就是他通过间接方法推行他的宗旨，将那些与他不关心政治的外部形象不太一致的动议全掩藏起来。事实上，经证明，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许多提案，而这些提案一直被认为是他的下属做的。[54]
在1962年历史学家的投票排名中，艾森豪威尔名列美国31位总统（其中2人因任期短暂而不计入排名）中的第22名，在12位“普通”的总统中排名第11[15]。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排名有所提升[28]。
美国作家约翰·鲍威尔在《20世纪世界领导人传记百科》中评价道：“1945年6月，当艾森豪威尔从欧洲返回美国后，人们将他视为英雄，热烈欢迎他。他在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和世界领导人交往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伟大的军事、外交天赋，以及他的好运气，使他赢得了美国人空前一致的好评，也让他在二战中有力地打击并击败了轴心国（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部队。他的领导能力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使他赢得了总统选举。反过来，在他担任总统的这8年期间，他给美国人带来了和平和繁荣。”[58]
1945年6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为伦敦解放的致辞中称赞艾森豪威尔道：“战争中摩擦与冲突不断，而随着深入了解，我发现我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执着于使命的人。他胜不骄败不馁，心静如水。”[37]
曾与艾森豪威尔并肩作战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评价道：“他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最高统帅，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在我看来，没有人能用他这样的方式，把盟军组合成这样一支能征善战的威武之师，并且在许多冲突和干扰成分之间保持足够的平衡。这些成分一直威胁着我们这艘航船。”[26]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1960年说：“我想，当这位总统不再当总统时，我们在自己的国家能提供给他的最好的工作将是某所幼儿园的园长。他不会伤害儿童。但是，作为一个强国的首脑，他格外危险，能造成很大危害。……我见过他在1955年日内瓦会议上的举止，我为这位总统感到遗憾。……人们一想到这双手掌握着一支多么巨大的力量，就会发抖。”[50]
- 他（艾森豪威尔）有大象一样的耐心，倾向于不声不响地采取行动，天生爱好妥协。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这种调和感，这种对人的尊重，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爱惜人命的将军。[53]
-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天生的组织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工作能力，干起活来很快，而且还能学习，他接受了打赌。[53]
名称/头衔 |
授予时间 |
授予国家/地区/组织 |
|---|---|---|
墨西哥边境服务奖章 |
1918年7月9日 |
美利坚合众国 |
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奖章 |
1919年4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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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服役优异勋章（带4个橡树叶簇） |
1922年10月7日（4次被授予橡树叶簇的时间分别为1943年9月7日、1945年7月13日、1948年2月7日、1952年6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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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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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功绩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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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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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军奖章 |
1947年4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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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占领服役奖章（带“德国”扣环） | ||
欧洲-非洲-中东战役奖章（带7个服役之星） |
1947年7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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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服役奖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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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者圣马丁勋章（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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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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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of Merit, Type II, Grand Cross |
1965年10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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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勋章（大绶带级）
|
1945年7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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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勋章（带棕榈，1940年版本） | ||
军事功绩勋章（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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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19日 |
巴西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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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勋章 |
1946年7月1日 |
|
航空功绩勋章（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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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5日 |
|
南十字勋章（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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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功奖章 |
1946年8月6日 |
|
功绩勋章（大十字级） |
1947年3月12日 |
智利 |
云麾勋章（特种大绶）
|
1947年9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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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狮勋章（一级） |
1945年10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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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狮军事勋章（一级） | ||
1939-1945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十字勋章 | ||
1945年12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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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on Calderón勋章（一级） |
1949年3月30日 |
|
伊斯梅尔勋章（大绶带级）
|
1947年5月24日 |
埃及王国
|
1948年2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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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巴女王勋章（大项链级）
|
1954年5月16日 |
|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大十字骑士勋位）
|
1943年6月15日 |
法兰西共和国 |
1939-1945年英勇十字勋章（带棕榈） |
1943年6月19日 |
|
解放勋章 |
1945年9月5日 |
|
军事勋章 |
1952年5月21日 |
|
乔治一世勋章（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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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3日 |
|
救赎者勋章（大十字级） |
1952年3月14日 |
|
军事功绩勋章（大十字级） |
1947年4月30日） |
|
国家荣誉勋章（大十字级） |
1945年7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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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军事勋章（大十字骑士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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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5日 |
|
马耳他主权军事勋章（大十字级） |
1952年4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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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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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墓勋章 |
1953年9月15日 |
|
1945年8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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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勋章 | ||
阿兹特克雄鹰勋章（大项链级）
|
1946年8月15日 |
|
军事功绩勋章（一级） | ||
公民功绩勋章 |
1946年8月17日 |
|
Ouissam Alaouite勋章（大十字级） |
1943年7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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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勋章 |
1957年11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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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狮子勋章（骑士大十字级） |
1945年7月14日 |
|
圣奥拉夫勋章（大十字级）
|
1945年11月20日 |
|
圣奥拉夫勋章（指挥官级） |
1946年4月17日 |
|
巴基斯坦勋章（大十字级）
|
1957年12月7日 |
|
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勋章（大十字级） |
1946年8月13日 |
巴拿马共和国 |
曼努埃尔·阿马多尔·格雷罗勋章（指挥官级）
|
1956年6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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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服务之星 |
1939年12月12日 |
（含美国属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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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卡图纳勋章（指挥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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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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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荣誉军团勋章（首席指挥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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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9日 |
|
波兰军事功勋十字勋章（一级） |
1944年9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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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复兴勋章（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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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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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瓦尔德十字勋章（一级） |
1945年9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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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杰出却克里王室勋章（骑士级） |
1960年6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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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勋章（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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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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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洛夫勋章（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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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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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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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勋章（骑士大十字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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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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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星勋章（带有数字8和1的扣环 ） |
1943年11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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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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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45年战争纪念十字勋章 |
1967年4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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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源[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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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授予时间
美国正规军少尉
1915年6月12日
美国正规军中尉
1916年7月1日
美国正规军上尉
1917年5月15日
美国国民警卫队中校
（战时临时授衔）
1918年10月20日
美国正规军上尉
（恢复永久军衔）
1920年6月30日
美国正规军少校
1920年7月2日
美国正规军上尉
（因陆军裁减，以少校退伍并任上尉）
1922年11月4日
美国正规军少校
1924年8月26日
美国正规军中校
1936年7月1日
美国陆军上校
1941年3月6日
美国陆军准将
（临时）
1941年9月29日
美国陆军少将
（临时）
1942年3月27日
美国陆军中将
（临时）
1942年7月7日
美国陆军上将
（临时）
1943年2月11日
美国正规军准将
1943年8月30日
美国正规军少将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1944年12月20日（1946年4月11日成为永久军衔）
以上内容参考来源[50]
- 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竭尽所能，我们必须以某些固定的原则为指导。这些原则是：（一）我们把发展能遏制侵略势力和促进和平条件的力量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二）我们决不会尝试安抚侵略者，以荣誉换取安全，进行虚伪而邪恶的交易；（三）我们把本国的力量和安全看作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希望所托；（四）我们决不会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把我们所珍视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强加于别的民族；（五）我们将努力帮助（我们的朋友）获得他们自己的安全和幸福；（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贫困都会危及其他所有民族的安宁；（七）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组织内帮助加强世界各地（自由民族的地区性组合）；（八）我们决不接受某个种族或民族从任何意义上说是低贱的或可作为牺牲品的任何暗示；（九）我们将努力使（联合国）不仅成为一种生动的象征，而且成为一支有效的力量。——节选自首任总统就职演说（1953年1月20日）[50]
-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独自生存。一切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们团结一致，才是他们唯一可靠的防御。……如果其他国家不能繁荣，甚至美国的繁荣也不能持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地成为单独的、坚强的和安全的堡垒。任何一个为自己寻求这种庇护的民族，只能是在为自己建造牢狱。——节选自连任总统就职演说（1957年1月21日）[50]
- 在政府的会议上，我们必须提防受到军事工业联合企业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不正当影响。不幸地出现权力误用的可能性不但现在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1961年[50]
- 在我执政期间，美国从来没有失去一个军人，也没有丧失一寸土地。我们维护了和平。人们询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上帝保佑，这一切仅仅没有发生，我将这么对你们说。[50]
- 我不能容忍那些把一切与他们见解不同的人都称作共产党人的极右分子，我也不能容忍那些高呼我们其余的人都是残酷的贪财谋利之徒的极左分子。——1962年[50]
- 我深信一个人利用受到信任的公职来捞取钱财是品质恶劣的！我不能拿这些钱，而且决不允许出现这类事情。[30]
艾森豪威尔是集军、政、教界荣誉职号于一身的美国总统，曾创造出多个“第一”和“之最”。[35]
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乘坐直升飞机和第一位持有飞机驾驶员执照的美国总统。[35]
艾森豪威尔的声音是第一次经由绕轨道而行的人造卫星送入太空的。他的照片是第一次从地球上反冲到沿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再从卫星反射到地面上来的。1958年12月19日，美国人造“轨道中继实验通信卫星”（SCORE）从外层空间传送了他向全世界广播的圣诞节贺词：“我是美国总统，我的声音通过科学进步的奇迹，从在外层空间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传给你们。我的祝福只有简单的一条，我通过这一独特的方法向你们和全人类转达美国人民期待世界和平的愿望和对世界各地人们的良好意愿。”1960年8月19日，美联社的一张艾森豪威尔的照片反射到一千里上空，并从回声一号（ECHO，1）卫星反冲回来，地球上回收到照片时，还不到五分钟。[35]
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军队服役超过40年，是在军中服役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截至2024年2月）。[35]
- 狂热的高尔夫球迷
艾森豪威尔是一位狂热的高尔夫球迷，于上任后力排众议，在白宫里修建了一个推杆果岭。此举间接让他之后的美国总统均热衷于这项运动。[10]
根据一本专门描写美国总统打高尔夫的书——《发球台的第一人》的记载，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元月宣誓就职时，美国总共有320万高尔夫人口，当他离任时，这个数字翻了一番。[10]
据统计，艾森豪威尔8年白宫生涯一共打过800轮18个洞。不过，直到1968年2月6日，在他去世前1年，艾森豪威尔高尔夫球生涯最期待的一杆进洞才得以实现：在棕榈泉的七湖乡村俱乐部，104码的第13洞，他用9号铁径直把球打进了洞里，实现了这个“终生梦想”，当时他已经77岁。[10]
2009年6月26日，在艾森豪威尔逝世40周年之后，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宣布，鉴于艾森豪威尔在其8年总统任上对高尔夫球运动普及的贡献，决定将他选入世界高尔夫球名人堂，艾森豪威尔因而成为第一位入选高尔夫球名人堂的美国总统。[10]
- 其他喜好
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熟练的厨师，由他制作的蔬菜汤、炭烤牛排和玉米粉烙饼受到人们的喜爱。[30]
在担任总统时，艾森豪威尔以阅读西部小说和观看电视作为放松的方式。[30]
艾森豪威尔在西点军校时开始抽烟，逐渐养成了一天抽4盒纸烟的习惯。根据他的医生的劝告，他于1949年彻底戒了烟。[30]
艾森豪威尔适量喝酒，通常在晚餐前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马丁尼鸡尾酒或旧式鸡尾酒。[30]
艾森豪威尔在“河上兄弟会”教派的严格宗教环境中长大，每天在家中与家人一起朗读《圣经》；但在成为总统之前始终没有正式加入某种宗教。1953年，他在华盛顿受洗加入长老会。艾森豪威尔在1948年声称：“我知道，我是宗教信仰最强烈的人：没有信仰，没有人能经受6年战争。”他相信祈祷的力量和神的指导。有一次，艾森豪威尔说：“一切自由政体，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把宗教信仰落实到政界。”作为总统，他创立了各教派共有的“白宫祈祷早餐”和内阁会议开始时做祷告的惯例。[50]
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艾森豪威尔曾担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助手。他尊重麦克阿瑟的领导能力，但对麦克阿瑟的豪言壮语感到十分好笑。艾森豪威尔曾说：“他（麦克阿瑟）是一位贵族。至于我，我只是个普通人。我来自最普通、最平凡的环境。”当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路易斯·奎松提出要封麦克阿瑟为菲律宾陆军大元帅时，麦克阿瑟非常高兴，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并问道：“但是，你真的认为我应该接受这个头衔吗？”艾森豪威尔直言：“不，先生，我不这样认为。将军，您是美国军队的英雄。我认为，如果您接受了类似陆军大元帅这样的头衔，将有损您的形象。”麦克阿瑟听罢，冷漠地说：“艾森豪威尔，你的缺点就是目光太狭隘。”几天后，当艾森豪威尔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的时候，他的妻子玛米注意到他的手中拿了一个瓶子。“那是谁给你的？”玛米问。“菲律宾的陆军大元帅。”艾森豪威尔告诉她。“谁？”玛米喊道。“麦克。”他笑着答。[55]
当选为总统后，艾森豪威尔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从前位于马里兰山的居所招待政府官员，只是他将居所的名字“香格里拉”改为“坎普·大卫”。他解释道：“香格里拉对于一个来自堪萨斯州农场的孩子来说似乎有些过于华丽了。”当艾森豪威尔的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看着秃顶的汉弗莱说：“乔治。我看到，你梳了一个和我一样的头型。”有一天，一位绅士来到艾克面前，一本正经地解释自己不能参加白宫晚宴的原因。艾森豪威尔听后，只是和蔼地说：“啊，你一定非常想参加这次晚宴吧。”有时，艾森豪威尔会对白宫的同事们说自己是一只“老渡渡鸟”。但是，当艾森豪威尔的演讲顾问们为了提升他的名誉，而劝说他更加“平民化”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好笑。“上帝啊！”艾森豪威尔大喊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让我使用这些平民化的语句。好吧，我本人已经很平民化了，你们没有必要把事情弄得更糟糕。”[55]
据艾森豪威尔的兄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回忆，1955年春天，当他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时，艾森豪威尔是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者。正当户外庆典即将开始时，乌云密布，暴雨在即。米尔顿感到忧虑，怕将典礼移至室内后，装不下所有的客人。当米尔顿询问他的兄弟怎么办时，艾森豪威尔只是说：“米尔顿，从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的‘D日’）以来，我再没担心过天气。”[54]
艾森豪威尔身高5英尺10英寸半（约178cm），但是他笔挺的军人姿势使其人看上去比实际身高还要高一点。他体重一百七十磅。他成为知名人物时，头顶已秃，周围有一圈灰中带红色的头发。他的眼睛是蓝色的，肤色白暂红润。[22]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年已62岁，在他的两任总统期间，健康状况往往是个问题。他很容易着凉，不时地患粘液囊炎和回肠炎。一次，艾森豪威尔在打了一场高尔夫球之后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烤牛肉饼，外加两片生洋葱，晚上睡觉醒来后，他便心脏病发作。他的患病使股票市场行情急剧下跌。1956年，在再次当选前几个月，他又得了肠阻塞，1957年又患轻度中风。[22][50]
- 与玛米·热纳瓦·杜德·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在圣安东尼奥的萨姆休斯敦堡服役时，结识了中西部一个肉类包装商的18岁女儿玛米·杜德，当时玛米正跟着家人在得克萨斯州度寒假。艾森豪威尔被玛米吸引住。玛米虽然已经拥有了许多的追求者，但是机灵的、蓝眼睛的西点军校毕业生艾森豪威尔却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认为他是“我一生中与之说过话的最潇洒的男人”。1916年的圣瓦伦丁节，艾森豪威尔与玛米订婚，5个月后他们结婚。一年后夫妻二人生下一个儿子，但这个孩子在3岁时死去，使玛米悲痛欲绝。尽管1922年又生了个儿子，但是玛米的健康始终未恢复，始终被病症缠身。在艾森豪威尔夫妇住进白宫前的这些年头中，他们搬过三十次家。[22]
作为第一夫人，玛米是一个和蔼的女主人，但仔细地保护自己的秘密。她是美尼尔氏症的受害者，内耳功能失调影响到平衡，有时站不稳，这使得一些人造谣她有酗酒问题。1961年，玛米与艾森豪威尔一起退休回到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家中，并于1979年去世。[50]
- 与凯·萨默斯比·摩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期间，曾有流言蜚语说他爱上了年轻美貌的英国时装模特凯·萨默斯比·摩根。凯当时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担任他的私人司机。这时她已与美国人理查德·阿诺德上校订婚，但他不久就在北非牺牲了，她加入女子军团，升至上尉，并被提升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秘书和军事助手。她后来嫁给了雷金纳德·摩根。1976年，凯在回忆录《我的情人 艾森豪威尔》（中译名）中承认她与艾森豪威尔有过恋爱关系。[22][25][30]
在《直话直说：哈里·S·杜鲁门口述传记》一书中，作者默尔·米勒引用杜鲁门的话声称，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写信到华盛顿请求解除司令的职务，这样他可以回国办理离婚再娶这位较年轻的妇女。据传，艾森豪威尔的顶头上司麦克阿瑟曾写信狠狠责骂他，以致其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验证此事的真实性。杜鲁门说，他亲自销毁了这些牵连人的信件，目的是保护玛米的感情和艾森豪威尔的名誉。1977年，艾森豪威尔家族再次否认了他曾要离婚的传说，发表了艾森豪威尔给玛米的旧信，重申他对她的爱。[22][30]
（图册参考资料[25]）
艾森豪威尔是机械师（后担任一家煤气公司的经理）戴维·雅各布·艾森豪威尔（1863-1942）和艾达·伊丽莎白·斯托弗·艾森豪威尔（1862-1946）的儿子。[33]他有六位兄弟：阿瑟·艾森豪威尔，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银行家；埃德加·艾森豪威尔，华盛顿州塔科马的律师；罗伊·艾森豪威尔，堪萨斯城的药剂师；厄尔·艾森豪威尔，宾夕法尼亚州沙勒罗伊的电气工程师；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非正式顾问。[50]
艾森豪威尔夫妇有两个儿子。[8]第一个孩子是德怀特·杜德·艾森豪威尔，在三岁时死于猩红热；另一子名为约翰·西尔顿·杜德·艾森豪威尔，军人、外交官、作家，生于1923年，1944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47年同巴巴拉·琼·汤普逊结婚。[9][34]曾任美国驻比利时大使。著有《严酷的森林》《纯属私事》《同盟国：从珍珠港到D日》等作品。[50]
书名
出版时间
《远征欧陆》
1948年
《白宫岁月》第一卷《授权变革》（一译《受命变革》）
1963年
《白宫岁月》第二卷《争取和平》（一译《缔造和平》）
1965年
《在悠闲时刻讲给朋友们的故事》
1967年
以上内容来源[29]
- 建筑
- 航空母舰
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英文：USS Dwight David Eisenhower，全称：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别名：Ike/艾克）。[32]
- 纪念币
美国发行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纪念币”。1994年，法国发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纪念币”中的一枚是纪念艾森豪威尔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