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目录
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的胜利，表明英美势力在中国的加强。日本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工具后，转而扶植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对抗。1920年8月，直、奉两系共推靳云鹏组阁。靳内阁亲直疏奉，引起奉系不满。1921年12月，张作霖进京推倒新内阁，支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同时梁极力抑制吴佩孚。梁内阁的卖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乘机逼迫梁士诒下台。由此引起直奉战争。[1]
- 兵力分布
28日，张作霖抵达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任孙烈臣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沿京奉、津浦两线布置军队。29日，奉军发出总攻击令。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将大本营设于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兵分东、西两路。东路为前锋部队，布防在京奉、津浦两线，总司令由张作霖兼；西路布防在京汉线，总司令为张作相。其兵力配备如下：[2]
中路：第二十三师第四十五旅、第四十六旅、第十二混成旅、第三师第六旅。
东路：十四混成旅、第二十六师、第九师第十三旅之一团、第二十四师四十八旅。
另外，还有第三师第五旅和第八混成旅留守河南，第三师第二十二旅北援长辛店。[2]
此次战争的起止时间为1922年4月29日至5月4日，在东、中、西三路同时展开。[2]
- 东路战场
东路战场主要在津浦线进行。双方军队于4月21日就已开始接火。29日，奉军张作相率卫队旅四营及第四混成旅一团向直军第二十六师发起进攻，直军退向任丘。30日，奉军万余人进而向任丘进攻。任丘直系守军在王承斌援军的协助下，大败奉军，并趁机占领大城白洋桥。5月1日，王承斌部迎战奉军，在姚马渡、白洋桥附近战胜奉军。次日，复克大城县。为夺回大城，奉军派张学良率步兵万余人、许兰洲骑兵一旅、炮兵一团配合，直军也调第三师之一部参战。经激烈鏖战，奉军再败，向杨柳青方向退却，直军遂于5月3日发起对马厂的进攻，奉军幸得驻静海、杨柳青奉军的支援，方改变不利局势。之后，双方在姚马渡、白洋桥一线曾僵持状态。此时传来直军在中路获胜的消息，直军士气大振，发动反击，奉军向静海方向撤退，直军占领马厂、青县。败退于静海的奉军曾力图反攻，不料5月4日传来西路奉军大败的消息，奉军顿时溃不成军，7000余人缴械投降，残部且战且退，退至军粮城后，于5月7日全部投降。[2]
- 西路战场
西路战场主要在京汉铁路沿线进行。4月28日，直军张福来所部第二十四师和董政国所部第十三混成旅，向由奉军第一师和第十六师担负守备的西路奉军司令部所在地长辛店发起进攻。直军在孙岳指挥下突袭长辛店，致奉军死伤千余人，并一度突破奉军防御，幸而奉军汲金纯部增援，方使长辛店失而复得，并迫使直军退兵60余里。29日，奉军乘势追击直军，双方在琉璃河附近交战，直军先败后胜，重新占领良乡，并于当晚由南岗洼向长辛店进逼。防守长辛店的奉军一面固守抵抗，一面调集第二十八师第九旅、第二旅及察哈尔骑兵旅增援，并依靠炮火优势，向直军进行还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伤亡都十分严重。至30日，吴佩孚下令直军改攻为守，直军从长辛店退守良乡以南。是日拂晓，直军再次兵分三路对奉军发起猛攻，双方投入了近10万兵力，伤亡惨重，直军旅长董政国、奉军旅长梁朝栋战死。经连日激战，奉军炮弹消耗很大，一时又得不到及时补充。吴佩孚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于5月3日亲自督战指挥进攻奉军。直军除派一部对奉军正面发动进攻，以吸引奉军的兵力外，另派精兵第二十一混成旅绕道潜行至奉军后方，从凤凰山、门头沟一带对奉军实施迂回，并切断奉军的后援。5月4日，直军发起对奉军的进攻。奉军在腹背受敌、炮药无法补给的情况下且战且退，邹芬所部十六师在门头沟向直军投降。至上午11时，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乘专车赴天津，奉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直军攻克长辛店。至5日，直军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又对丰台发起冲击。奉军被迫向山海关溃逃，约三万余奉军缴械，西路战事平息。[2]
- 中路战场
中路战场在津浦、京汉路之间，直军由吴佩孚指挥，集中于固安，奉军张作相部驻永清县城。由于中路事关全局，故吴佩孚亲上前线指挥作战，与张学良、郭松龄所部精锐部队在奉军所据霸县周围多次激战，直军攻克胜芳、固安等地。张作相亲率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增援。5月4日，直军三面围攻永清，经一天激战，奉军终于坚持不住败走，张作相率残部逃往天津。之后，直军一路追击，连克杨村、落垡，并逼至廊坊。5日，直军攻克廊坊，奉军千余官兵缴械，中路战役乃告结束。[2]
- 签订和约
之后，直军继续追击奉军，于6日进驻奉军大本营军粮城，张作霖退至滦州。为一举全歼关内奉军，10日，直军任命翼长马廉溥为北方前敌总司令，标统米振标为北方后路总司令，专司收缴奉军遗兵。至5月中旬，大批开赴天津，奉军无法在天津驻足，分水、旱两路向山海关方向退却。20日，奉军在关内的最后一个据点滦州亦被直军攻陷。张作霖见关内难以立足，便将司令部移驻榆关。26日，张作霖回到奉天，奉系军队随之退回山海关以外。由于东北是奉系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又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对此直系不能不有所顾忌，故没有出兵关外。同时，经过此战双方损失消耗都很大，为保存实力，直奉接受了英、美停战建议，于6月17日派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和约和附约。其内容为：
-
1.直、奉两军为维持大局统一国家之目的，双方同意罢兵；
-
2.奉军之撤收，系撤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一步；
-
3.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早九时至午后一时，南路有前进之处撤收之；
-
4.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南路方面之部队，但直军须限于奉军撤收时之前一点钟，南路方面之部队集合于阵地后方相当之地点；
-
5.于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北路之部队，直军之动作亦与第四条相同；
-
6.奉军两路自撤收日起，在三日内撤收完了；
-
7.在奉军撤收未完之前，直军亦不得有军事上之行动；
-
8.双方自签字后，若某方部队有不从本规定而自由行动者，则此方之签字人员，须负完全责任。
附约两款：
-
1.直、奉两军所占之线，以二郎庙、里为中交线，此线以南为南路，此线以北为北路；
- 2.
- 背景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但随着直奉战争的结束，直系军阀内部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出现裂痕，曹锟与吴佩孚的矛盾逐渐突显，加之曹锟贿选和吴佩孚“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与此同时，退居关外的奉系张作霖，一直在窥伺时机，重返关内。为加强反直实力，张作霖联合孙中山、段祺瑞及其残余势力卢永祥组成三角反直同盟。[2]
张作霖退守东北后，为谋东山再起，加强了对奉军的整编和军事准备。1922年7月24日，张作霖在奉天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自任总监，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任副监，统一奉、吉、黑三省军队番号和指挥。首先注重提高其部队的素质，淘汰老弱杂散人员，推行所谓“精兵主义”。将所有部队整编为陆军3个师、27个旅，骑兵5个旅，而且每旅以3个团为标准，约计25万人，并扩编了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同时，重用有专门军事知识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为此，张作霖专门在奉天设立军官学校（如东北陆军讲武堂），作为训练军官的机构，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任总督，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均改由军官学校出身者充任。在哈尔滨和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和培养海军军官和海军人才。其次，改善和更新装备。除购置大量武器装备陆军外，还购置飞机、军舰组建空军和海军。经过一系列整编，仅两年的时间，奉军战斗力大为提高。[2]
- 兵力部署
第二次直奉战争自1924年9月15日开始，至11月3日结束。关于双方参战兵力，直系军阀方面包括直隶、河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6个省的兵力，有前敌3个军和10路后援部队计25万人。奉系军阀方面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兵力，有6个军约计17万人。不仅参战的人数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而且是陆海空一体，同时战争空间范围也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从整个战略态势来看，直军虽然在人数上稍占上风，但由于吴佩孚专横，树敌太多，且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将领离心离德。同时，直奉两军的装备差距很大，奉系军阀为东山再起，不但对军队进行了整编，还从德国和日本购买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而直军虽然也购置了一些外国进口的装备，但不少是中国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与奉军相比有很大差距。再者，直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经历了对川、湘、闽、苏、浙、粤等省的一系列战事，部队相当疲惫，加之饷械缺乏，斗志不高。因此，尽管战争未开，但已预示直军失败不可避免。[2]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镇威军的名义，自任奉军总司令。其具体部署是：第一、三军负责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第二军负责热河南路，以及朝阳、凌源、冷口一线；第四军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第五、六军以骑兵为主，负责热河北路。[2]
在奉军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之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于9月14日由洛阳北上。到北京后，曹锟即发出讨伐张作霖的命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设司令部。18日，吴佩孚对作战进行了具体部署：增设第四军，由援军第一路司令曹锳为司令；以曹锟四弟曹锐为军需总监，李彦青为副监兼兵站总监；前敌第一军彭寿莘为东路，沿京奉线前进，由山海关进攻辽沈；第二军王怀庆为中路，出喜口直攻热朝；第三军冯玉祥为西路，出古北口直攻开鲁。此外，吴佩孚还设置海疆防御总司令，以山东郑士琦充任，另设总指挥，由迟云鹏充任，以防御口岸，巩固地方。设海军总司令，以杜锡珪充任，副司令为温树德（原渤海舰队司令）、杨树庄，旨在护送士兵，并以大沽口为根据地，秦皇岛为战区，葫芦岛为前线。同时，还设置航空总司令，旨在侦察情报，轰炸敌方，并把空军组成四队，分别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及航空处，计有飞机70余架。除正规部队外，还有一些别动队，如骑兵、民团等配合作战。吴佩孚这一部署被称为“四照堂点将”。[2]
- 过程
9月15日，奉军李景林第二军第二十三旅李爽恺部在义州、九官、台门与直系毅军米振标部四营接战，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此次战争战线由朝阳至冀东，先后经热河、山海关、朝阳、赤峰、九门口、石门寨等战役，其中对战争进程起决定影响的是热河之战和山海关之战。[2]
由于热河之战对奉军进攻和防守关系重大，同时奉军计划在取得热河战场主动后，会同第一、三联军在山海关与直军决战。因此，张作霖亲自督战指挥。奉军兵分南、北两路对直军展开进攻。其中南路由北镇出发，经朝阳、凌源进入喜峰口，以吴俊陞部骑兵为主力部队；北路计划由通辽至开鲁，再经赤峰南下承德，向喜峰口以西各口展开进攻，以李景林、张宗昌所率奉军第二军担负。而在热河的直军仅有驻守朝阳一带的龚汉治第四巡防营、驻赤峰一带的米振标毅军、驻林西一带的张林热河第一混成旅，以及驻防开鲁、绥东、平泉等地的热河游击队和热河巡防营。相对奉军，直军不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2]
奉军南路进攻比较顺利，直军没有作激烈的抵抗。9月15日，奉军进入义州，16日占领奉天通向热河的重镇阜新。随后，奉军集中兵力进攻朝阳。驻守朝阳的直军朝阜边防司令兼第十二师第二十六旅旅长刘富有所部不思抵抗，很快放弃朝阳。23日，奉军占领朝阳县城。奉军占领朝阳后，北路奉军也发起对建平、凌源、赤峰的进攻。在进攻凌源时，奉军虽遭到由王怀庆、董政国率领的直军后援部队的激烈抵抗，双方伤亡惨重，但奉军最终还是占领了凌源。与此同时，主要由许兰洲、吴光新统率的奉军第六军和由李景林统率的第二军，也发起对赤峰的进攻。双方激战数日，奉军在飞机的支援下，于10月8日占领赤峰。赤峰的失守标志着热河战场的大局已定。之后，奉军先头部队迅速向长城脚下的冷口附近挺进。[2]
为防备奉军对山海关的进攻，自9月中旬开始，直军便将大批军队齐集于此。随着热河战场的失利，为加强山海关的防御能力，吴佩孚派彭寿莘为直军第一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直接指挥第十五师，在山海关一带严密布防。同时，为争夺山海关，奉军也投入了大量兵力，张作霖令姜登选的第一军和张学良的第三军组成联军指挥部，计划由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指挥第二、六旅从正面进攻山海关，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指挥第四、十六旅从九门口以北侧面对直军进攻。从9月17日起，双方便发生多次小规模的冲突。9月29日、30日，奉军以火炮和飞机对直军山海关至昌黎之间的营房和军车实施猛烈轰炸，相继占领万家屯、龙王庙、姚家庄等地。10月4日，奉军主力部队接近直军第十五师阵地。7日，张作霖下达总攻击令，奉军第一、三军全线出击。直军第一路部队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阻止了奉军的前行。奉军于是将进攻重点转向侧翼的九门口。九门口位于山海关西北，地势险要，是除山海关之外另一条通向关内的要道。10月8日，姜登选直接指挥奉军第十九旅向九门口北侧的黄土岭进攻，未遭直军抵抗超过长城，向九门口实施包抄。之后，奉军第二、六旅向九门口发起攻击，经激战，打败兵力薄弱的直军，占领九门口。九门口的失利，不仅大挫直军的锐气，而且打开了直军的防线。之后，奉军乘胜进军，先后攻占里峪、外峪、响马峪，包抄山海关，并且派齐恩铭旅沿九门口北侧向石门寨进攻。[2]
石门寨距山海关仅25公里，奉军如占领此地，便可南下直取秦皇岛，切断直军的退路。为避免后路被断，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立即组织兵力增援石门寨。11日，吴佩孚抵山海关，察看石门寨、赵家峪、沙河寨等直军阵地，决定再度增加援助，并命直军夺回九门口。14日，直军向九门口发起总攻击。奉军依险拼死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渐呈对峙状态。15日，奉军以孙旭昌团作为突击团，一举突破直军防线。16日，奉军进占石门寨，并乘势进抵柳江。17日，直军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张席珍率部到达，方使直军在秦皇岛北面战场的危机得到缓解。[2]
山海关之战是整个直奉战争的决胜之战，双方都投入了精锐部队。从16日开始，奉军对直军发起进攻，在威远城、三道关和二郎庙与直军发生激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的伤亡非常大。仅在三道关、二郎庙之战，直军便伤亡三千余人，奉军亦有八九百人之多。[2]
- 北京政变
正当双方激战相持之时，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兼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组成的反吴三角同盟发动北京政变。10月22日，冯军鹿钟麟部先抵北京，包围总统府，占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同时，孙岳部由冀南开向南苑，胡景翼部由迁安、遵化开回通州。23日，冯、孙、胡通电呼吁“和平”。24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冯军同时监禁了总统曹锟。与此同时，冯玉祥等将其所属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冯玉祥等人政变倒戈，使直军前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2]
吴佩孚得到北京政变消息后，急忙抽兵回救。10月24日，奉军乘势发动对直军猛攻，先后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等地，冯玉祥国民军亦在杨村、北仓一带击败吴军，并占领天津。吴佩孚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之下，于11月3日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乘舰南下。至此，激战近50天的直奉第二次战争以吴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而告终。[2]
参见：浙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直系将奉系势力逐出关内，但奉军的主力和关外地盘还在，其赖以东山再起的实力还在。因此，张作霖退守关外以后，宣布东北“自治”，不受中央政府节制，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继续经营东北。[2]
1924年秋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军政实力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对中央的控制加强。自是以还，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对北洋而言，可谓大伤元气的内争。[3]
战后一度形成奉军与国民军抗衡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各军阀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然而，由于段此时已缺乏实力，不能形成新的权势重心，其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不久军阀之间重启战端，本来被冀望于北洋体制内加以解决的中国政治问题开始转向体制之外的解决途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