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教授访谈：“共处、共生、共享”的国际区域学
共处、共生、共享”的国际区域学
——张蕴岭教授访谈
专家简介
张蕴岭，男，1945年5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日本研究所所长、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东亚展望小组成员、中国-东盟合作官方专家组成员、亚欧合作专家组亚洲代表成员、东亚自由贸易区研究专家组组长、东亚经济伙伴关系研究专家组成员、中韩联合专家委员会中方执行主席、中韩友协副会长、德意志银行亚太地区顾问等。主要代表专著有:《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与亚洲区域主义》( 英文 )《中国与世界:新变化、新认识与新定位》《构建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 中、英、韩文 )《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搏》《国际区域学概论》等。
陈涵 (北京大学博士生，本刊特约记者，以下简称 “陈” ) ：张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编辑部的邀请。中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进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设立了交叉学科门类，2022年国家有关部门把它确立为一级学科，目前许多高校也建立了相关机构。您觉得区域国别研究为什么受到如此重视？
张蕴岭教授 ( 以下简称 “张” ) ：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是个过程。所谓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是对外部世界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区域国别学同全球化研究一样，都归属于国际问题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有其理论基底和明确的学科边界，高校学科设置也基本沿循分科思维设置这些学科。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早已有之，我早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身为西欧研究所）任职，后来在日本研究所，再到后期在亚太所，在这些机构都从事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工作。
现存的学科建设问题有二。第一个问题是学科越来越单向化。大学分科导致区域问题、国别问题被分流到不同的学科中，对区域国别的研究呈现分散性。实际上，大量问题都带有整体性、交叉性。例如，你是研究美国的，但研究美国不能光懂它的经济，还需要很多交叉学科的知识，特别像美国这种复杂的大国，需要一批人有战略性观点和综合性分析，才能真正地认识美国，毕竟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战略、外交是相互连接的。按照单科思维分析也具有一定可行性，比如经济预测就用经济的方法，但为何这些年我们对经济的预测都没有那么准确，是因为他们把政治、社会因素都给排斥掉，孤立地去做单一的预测了。所以分科细化研究，把区域国别问题分解成不同的单科趋势越来越强，这与实际需要很不相符。
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建设和国家需要的日益分离。一方面，由于学科建设的单核化，一些中小国家就没人研究了，这些研究被认为是发表价值甚少的“小知识”“小学问”，可发期刊少，课题支持少，职称评审机会少，所以这些年研究中小国家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但现有学术导向以大国为主，大家都去研究综合问题、大战略，中小国家研究的衰落其实无益于中国外交工作的持续推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层面来看，我们越来越重视和支持区域国别研究，在教育系统建设了很多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又在现有学科下给区域国别研究设置二级学科。但学科单核化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比如，语言学下设区域国别二级学科，但是毕业答辩的时候，还是得按语言学的要求来写论文，授予的学位还是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知识无法产生效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建设区域国别学，出于三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国家战略需要，二是研究方法需要，三是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三个需要都要求区域国别作为一个学科来单独设立，所以设立区域国别学是非常紧迫的、必要的。
区域国别学的设立，能够解决现存的学科建设问题。第一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我们可以培养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队伍，区域国别学科的课程和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不一样，会体现出一种交叉性。过去，国家先设了交叉门类，在此之下设置自然科学，随后设立半导体学科，这体现出交叉性；后来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设置了国家安全学，这也具有很强的交叉性。第三批体现交叉性的学科就是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得到了许多高校特别是一些外语院校的积极响应，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区域国别学联盟。在语言日益工具化的当下，区域国别学为外国语言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学科支撑。语言有两个功能，一是交流工具，二是知识载体，区域国别学的出现可以推动外国语言学更好发挥语言的知识载体功能，因为学语言的人在训练的基础上，能够大量涉猎其他知识的课程。当然区域国别学也为其他院校打开了一扇门，破除了原来的学科“篱笆”，为诸如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融合提供了一个平台，所以大学对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十分积极。第二，区域国别学也为中央的研究机构、社科院系统的研究机构中一些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比如说，我在大学本科阶段学习外语，研究生又以经济学为专业，但是后来我从事了大量的交叉知识研究，因为我要推动这些国家的关系，写调研报告，在国际上主持一些相关合作的项目，所以光懂经济是不行的，大量的经济问题掺有很强的政治性，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需要交叉知识的学习。总体来说，区域国别学受到重视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其实有些晚了。国外早已有 Area Studies，并形成了一套教学和学位培养体系。国内早已有呼声，并且国家也响应开设了一批试点，终于成功推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交叉学科。
区域国别学的构建并不影响原来学科的构建，反而为不同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比如，历史学有了区域国别学的视角，就可以用一种综合的知识去探求过去、当下和未来。历史学学科仍旧可以沿用它考古发掘、文献整理的方法，而区域国别学的出现能通过学科互通的方式，加强历史学的这种研究，为其提供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区域国别学的最终目的是形成新的学科融合，形成新的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
陈：谢谢张老师! 正如您刚刚所提到的，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形成融合，而我觉得您首创性提出的国际区域学也正体现了融合的理念。您 2022年出版的《国际区域学概论》是世界上首部对国际区域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构建的专著。我注意到，您在这本书中构建了一个共域空间的理念，即将区域作为一个相关国家共处的地缘空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和各国的共生之地。现在您倡导的“国际区域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什么使用这种特殊提法，它的学理基础和方法论是怎样的？
张：我长期研究区域问题，区域问题与国别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区域学的提法基于我的三个基本的理念认定。
人类以族群分，划区域居，区域是共有的活动空间。国家出现后，区域成为各国实力争夺的空间，强者占领更大的区域，通过吞并成为帝国。三十年战争后，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把区域分为不同的国家属性。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过去的国家概念，尤其是和王国、帝国不同。现代民族国家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二是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是独立的，即内政不可干涉。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民族国家的生存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联合国宪章》被确认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
民族国家制度的确立为各国提供了受保护的生活空间、治理空间，但亦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区域所具备的和能够提供的地缘空间被分割。比如水域资源被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分割，一些民族被跨境分散。
第二，民族国家制度的出现并没有阻止国家间因争端和实力争夺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联合国尽管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通过安理会这个设想试图确保世界的安全，还成立了系列国际组织，但区域层次的制度构建仍处于真空状态。基于上述问题，欧洲人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回归区域层次重建和构建新的区域制度，推动欧洲联合。在区域内，国家要遵守共同的规则以促进区域的发展。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区域重建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上通过合作来共建区域以解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是重要且可行的，这种路径与强调利益争夺、大国纷争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不同。
第三，我所提出的国际区域学，就是致力于改变马汉、布热津斯基那种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国际区域学有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为什么叫国际区域？大家平常都用 “region” 来称呼“区域”，但是我认为自民族国家创建后，区域就具有了国际属性。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以民族国家制度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性质，也有区域性质，这就是国际区域 (international region) 的体现。换句话说，在主权意义上，国家具有国际属性，但在地缘层次上，国家同处于同一个区域内我们可以将这个区域简称“regional”，但其实际上具有国际的性质。国际属性要求我们用国际的办法来构建这个区域。其次，为什么是国际区域 “学”？学就是理论、学问。我的国际区域学，理论前提是区域的“共处、共生、共享”，这与西方对区域的地缘和战略定位不同。“共处、共生、共享” 的理念是我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考察。中国人的区域观有着基于共生理念的历史认知基础，古代的“天下观”具有“天下一家”的基本内涵。现代中国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共生观的理念、政策和倡议，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睦邻、安邻、富邻” “亲、诚、惠、容” “和谐周边” “命运共同体” 等。在中国特色的国际区域学理论体系里，它们应该得到充分的体现。所谓共处，是个自然现象，即各国同处于一个共同的地缘空间内。在共处的基础上，各国在国际区域内共生，这是一个前提，它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强调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享则指的是区域资源共同分享，不仅共享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资源，也共享区域的历史和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 (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理念体现的就是共享的内核。实现共享，需要借鉴欧盟、东盟的经验，通过合作的方式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实现互联互通。
基于“共处、共生、共享”的三个理念来构建国际区域学，其基本出发点不是西方崛起后持续强调的“争”，而是在这个区域内寻求推动国家合作的办法。通过协商来创造共享的利益，这就是我在国际区域学方面的一个颠覆性的构建，我要改变西方崛起后那套以“争”为先的国际关系理念，从理论的角度来解决区域层面的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要走出西方地缘政治学、“欧美中心论”的思维和导向，我主编的《国际区域学概论》《国际区域治理概论》《国际区域认同研究》等就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力图为国际区域的重构和构建建立一个理论体系框架，近2—3年，我还有十几本理论性著作和专门研究成果出版。此外，我还在计划出版有关区域发展新论的一部作品。新发展通论不光强调区域的市场开放问题，更要重构一套区域层次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有些人说，区域国别学不需要理论，只需要务实研究，但我认为它恰恰需要理论的融合和创新，要体现出中国的特色。
世界国家众多, “一国一体” “一国一学”，一个人很难成为多国别研究的专家，国别研究需要大批研究队伍。区域国别学学科为国别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小国家的研究提供了学科支撑和机制构建环境。如今，国内的国别研究力量和资源配置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国，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希望中国能有一批年轻人，将来能创造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从学理、现实层面构建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希望你将来能运用你的所学去探讨这些问题。
陈：谢谢张老师。人们注意到，更早的年代您曾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身为西欧研究所）副所长，对于欧洲特别是欧盟的研究也有很深造诣。于是，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欧盟方式与东亚方式有何不同，这两种著名的区域安排 （及其战略策略）对于国际区域学有哪些可能的贡献？
张：我在社科院欧洲所待了十年，主要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后来我做的研究和实际工作、对国际区域学的构想，都和欧洲联合有关。联合是解决欧洲根本问题的出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有学者在讨论欧洲联合的问题，其中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论，设想了一套机制来保障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区域联合的构想又再次被讨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提出的计划，其倡议成立“欧洲合众国”，并在国际层面建立国际联盟，但上述设想并未成功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反省了两次大战带来的灾难，下决心推动欧洲联合以避免战争再次发生。我曾经提出，当欧洲硝烟未尽的时候，这些欧洲的领导人就已经在思考欧洲的未来道路了，那么欧洲联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当时欧洲设想的联合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管理资源分配，解决各国互斗互争的问题，但各国忧虑大国会借此机会支配小国。而在民族国家广泛确立的情况下，各国都必须在主权前提下逐步推动欧洲的联合。因此，欧洲联合的进程有几个特征。一是具有渐进性。其从煤钢联营开始，并朝向共同市场、共同体、联盟一步步演进，逐步消解战争爆发的各项可能条件。二是以基于规则的大国协商而非传统的大国治理为架构。三是区域资源的共建和共享，例如通过共同农业政策、地区发展基金来推动区域国家的均衡发展。四是构建区域层次上的管理机制，例如建立欧洲法院，出台法律规定欧洲法和国家法之间的位序关系；建立欧洲议会推动各国共同参与;建立统一大市场和单一货币体系，推进经济制度的共享。五是提升各国参与的平等和民主性。欧洲联合的历史启发我探讨区域构建的路径，我认为，欧洲联合恰恰体现了我所提出的 “共处、共生、共享” 理念。
我是最早推动中国参与区域建设的人之一。我推动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 APEC 政策研究中心，召开了第一场 APEC 部门协调会议，担任过“10+3”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专家组组长，参加了日本牵头的“10+6”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也推动过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这些机制的设立目标都是试图在区域层次上解决东亚的问题。但是东亚和欧洲有不同之处。首先东亚不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其次，东亚地区国家的幅员差异较大，政治体制有区别，道路有分化。我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这本书中，记录了我作为东亚展望小组成员，亲历东亚合作进程的所思所感。我对东亚合作的愿景设计是“东亚共同体”，这是东亚合作的理想。
但是，东亚的现实和这一愿景的差异是较大的。因此，我提出了东亚合作的多轮驱动理论。不同于欧洲的南北欧 “双轮驱动” 模式, “多轮驱动” 是一种功能性的、多层次的区域构建思路。在区域合作中，东南亚国家建立了东盟，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个创始成员国的规模再到形成了一个将东南亚所有国家都逐渐加入的地区框架。东南亚国家有三个特征：第一，组建东盟的成员国制度有较大的分化；第二，许多国家都有殖民地历史；第三，东南亚国家卷入战争较晚。东盟的治理方式既借鉴了欧盟，又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欧盟的区域治理方式和框架，致力于建立一个成员国共同参与，通过协商开展对话的平台。东盟模式有目标驱动、平台协商、条约落实等特征，这种构建不具备强制性，而是充分强调区域内成员的主权，主要靠共同的承诺而非法律来推动各国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例如尊重主权和相互依存，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避免使双边问题在地区层面对抗，协商一致的决策过程和谨慎处理敏感问题。在此基础上，东盟渐进式地推动区域市场的开放以逐步解决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从东盟内部优惠政策的实施再到自贸区开放市场的建立，东盟积极地利用外资的力量，助力其发展经贸关系。东盟共同体有三个支架，即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每一个支架都会制定推进目标，并把目标作为行进动力，最终目标是构建单一的生产基地 (single production base)，这和欧盟的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 不同。因此，东盟是渐进的、以目标驱动的、以合作精神支持的一个共享区域。东盟为了改善自身的发展环境，不仅依靠推进市场开放，还通过互联互通等理念大力开展经济合作。东盟采取对话合作、力量平衡的战略，也就是与外部国家进行政治与安全对话，开展协商与合作，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大国力量平衡机制，消除了外部力量在本地区产生对抗与爆发战争的可能。东盟制定了《东南亚友好与合作条约》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东盟的所有对话与合作伙伴国都需要签署这两个条约，承诺遵守条约的原则。东盟的实践同样体现出“共处、共生、共享”的区域理念，各成员国尽管制度不同，但坚持以共同目标来驱动成员国共同合作，坚持构建以东盟为中心的经济开放合作框架，坚持以东盟为整体开展对外交往。可以说，东盟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已经超出本身：对东亚地区的合作至关重要，它在聚拢东亚其他国家参与区域合作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说的东亚模式。
因此，欧盟模式和东亚模式并无高低之分，各地区的发展都没有明晰的定式，适合本地区具体情况的、能够促进该地区和平的就是好的区域模式。
陈：您长期以来一直以东亚问题专家而著称，近年在山东大学同时开创了新的领域如区域国别研究，而且现在也正在推进东北亚研究院的建设。您觉得传统的东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在学理上与您倡导的 “国际区域学” 有何异同？
张：东北亚的地区历史和地缘政治都十分复杂，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关系和秩序结构随着近代日本的崛起、美苏争霸都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动荡和改变。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充满动能、风险的地区，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构建一个 “共处、共生共享” 的东北亚？这条路非常复杂，它既要处理朝鲜半岛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双边历史问题、领土争端问题和日本作为侵略者的责任清算问题，又要应对美国作为域外大国的霸权介人问题。近代的东北亚经历了地区关系与秩序的大变局，形成了二元东北亚，一方面是日益加强的中日韩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带有对抗和竞争，再加上后来的中美战略竞争。与欧洲不同，东北亚还遗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痕，仍未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且美日韩同盟体系对东北亚的主导影响是比较强的。此外，东北亚是世界上核武器规模最大、烈度最强的地区，加上朝核问题的出现，使东北亚处在核恐怖的阴影之下，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我建立东北亚学院，就是希望未来能培养一批人才深度了解东北亚，从区域国别学的角度去探讨构建 “共处、共生、共享” 的东北亚，实现东北亚地区和平的可能。为此我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主题就与东北亚的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关。我的结论是，东北亚地区要以合作的价值观为导向推动东北亚各国的话语对接。例如，寻求和平合作、共同发展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这样的目标各国都有，但是表达的形式不同。东北亚国家可以用多样的形式表达共同的话语理念既体现同质性传统基础，又包容各自不同的发展。但目前，我所提的这一阶段暂时还无法达到，因此首先目标应是推动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发展，使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有复杂交缠的历史、曾有很强敌意认知的国家相互连接，这是东北亚合作的重要动力源。目前，中日韩合作已经建立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我想，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创建一个 “共处、共生、共享” 的东北亚。
我对区域国别学的推动，就是希望至少从研究生开始培养一批能够面向未来的人才，为东北亚的综合问题研究提供学科支撑，也为破除原来单学科研究视角的局限，提供新的方法。东北亚学院作为全国率先以新兴交叉学科为定位的学院之一在区域国别研究和交叉型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经验，在区域综合研究、专门研究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拥有显著优势。我还进行了一些试点，比如开设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本科生双学位班，推动一批人才以新思维去研究东北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仍将持续的背景下，东北亚必须要找到适合的区域协调机制。东北亚区域现在已经与东亚紧密关联东北亚的三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均参与了容纳更多成员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经合组织，未来东北亚国家在开放型合作方面有巨大潜力尚待挖掘。我认为，和平构建是东北亚地区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创造东北亚的动态和平，不是永久和平，也不是机制和平，而是通过渐进式的区域管理来逐步消除一些矛盾，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威海这个地方非常适合东北亚学院的建设，它见证了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威海卫之战是东北亚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案例，学生在威海学习能亲身感受东北亚历史的变迁。
陈：在当前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过程中，很多人谈论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和平衡好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的现实对策研究 (资政建言) 与理论学术培育的关系？张老师您是这方面的公认的很好统合了对策和学理，实现两手兼顾的大家，不仅用国际区域学构建了理论体系，还积极参与到 “10+3” “10+6” 这些区域机制的可行性研究中，这都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需要学习的，您觉得对策研究和理论学术培育之间是否有轻重缓急的矛盾，如何平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张：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区域国别学理论的创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理论构建被置于重要位置，受到高度重视。作为一门学科，区域国别学需要理论作支撑；作为强调现实性的研究，区域国别学要求研究者在深度调研和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框架思考问题。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离不开团体的努力需要一大批人才全面、深人地了解当地区情，进行战略性研究综合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随着区域国别学被正式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可以说，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迎来了春天，一批专司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得到了学科的资源支撑，人才储备库正在扩容。区域国别学学科要构建更为坚实的研究基底，还需要大量的制度构建，为区域国别学提供更为完备的资源支撑。
在资政建言方面，区域国别学有其战略特色。首先，区域国别学建设为资政建言建立了知识资源的储备体系。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了解各国的具体情况并针对性地开展政策研究，是中国发展的应有之义。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服务于战略目的，例如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就是由军方提供资助而取得发展的。随着信息现代化的发展，军方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趣减弱，这导致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蓄力资源逐渐不足，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建设面临一些挑战。相较之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回应了中国发展的需求，从战略高度而非部门利益角度建设区域国别学，因而学科建设更具长期性、可持续性，能够储存相应的区域国别知识以备后用。
其次，区域国别学建设能够弥合中国资政建言体系的现有问题。目前，资政建言体系存在任务要求紧急与研究响应不足的错配，推动有规律的、高频度、累积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能够构建一套资政建言响应机制。
最后，在高校中建设区域国别学，能够系统利用高校、研究机构理论构建、认知引导、学术发声的特质，与专司资政建言的政府机构互补，为决策者提供深度的、专门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意见参考。高校能够通过公开或非公开的学术发表、讲座研讨会等渠道，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过程中为政府提供来自学界的观点。对策研究和理论学术培育并无主次之分而是相互连接、相互联系，兼具学理性、现实性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能够为理论学术培育和对策研究提供衔接的桥梁。从这个层面来看，区域国别学建设尚且需要政策制度的支撑，以打通学术研究和资政建言之间的联系通道。
陈：您觉得在目前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看似不错的情势下，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和提醒的地方(短板)，或者您对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有没有什么建议、评价？
张：我很高兴，经过多年的努力，区域国别学终于成为一级学科，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也积极参与到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中，研究热情高涨。与此同时，我也隐忧，区域国别学学科作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应该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交叉融合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形成融合创新，形成一套不同的理论。目前，我觉得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有些一哄而起。我最近被邀请去了不少的学校研究机构，大家还在疑惑，到底什么叫区域国别学？它是否存在？过去单科培养的学科思维可能限制了我们对于区域国别学的认知和定位。对此，一是应当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破除原有学科构建中的“单科+衍生知识”模式，在多导师制和交叉学科课程的支撑下实现迭代式发展，逐步建立具备交叉学科知识的教师队伍和研究人才库。二是不应仅将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简单化为增加几个名额、增加几个学科分类、增加几门课程的事情，而是要真正形成系统性的区域国别学学科思维。三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要有效的资源支撑，包括学位授予、资金支持、国情调研支持、成果认定支持、学术发表支持。目前的期刊评价标准过于看重高引用率，导致在国别研究上，很少有人研究老挝、柬埔寨这类的中小国家，大都集中在能带来热度的美国等少数几个大国，这使关于一些规模虽小但十分重要的国家的研究被忽视。因此，需要重新构建一套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以更好支持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有分析深度的小文章何尝不是好文章？仅将研究视野局限在大国的发表现象需要被改变，但目前，区域国别学的相关期刊尚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中。我认为，这一问题有待逐步解决。一个学科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几代人的努力。
尽管我年事已高，但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最重要的是后继有人，着力推动培养一批中青年学者，能够专心、踏实、有创建地研究，出思想、出成果，把以区域国别学理论创建为重点的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工作做好，让年轻人更快地成长起来，可以担当大任。再就是继续推动整体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我本人也参与了推动学科设立的工作，利用各个平台来推动全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
陈：非常感谢张老师！您对国际区域学的学理阐释和关于构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建议为未来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者提供了精准的方向指引。山东大学目前也已经完成了自主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论证，有望在今年开始招生，我们期待山东大学未来能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上有更多成果产出，也期待您的国际区域学系列著作的出版，希望区域国别学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