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凌卿，《十三邀》制片人，他有时小跑出画面，有时抓住间隙，向许知远提出各种奇怪问题，是时不时出现的画外音，也是节目制作的主心骨。最近，他接受了腾讯媒体研究院的采访，大家平时关心的问题，在这篇访谈中也能得到一些回应。
某种程度上，
我们在做一种高密度的“心灵鳖汤”
问：《十三邀》和“十三不靠”是怎么来的？
朱凌卿：关注人始终是我们团队的兴趣，许知远对具体独立的个人也非常感兴趣，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许知远一直关注现实问题，他既有自己的好奇心和背景沉淀，也有关注的方向和方法，于是在一次会面后我们一拍即合。
除去制作人员或者是运营人员的经验技术理念之外，作为这个节目成立最基础的东西，许知远的个人沉淀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了他的兴趣和他对嘉宾的选择，所以《十三邀》最首要的制作理念是：许知远有没有或如何被激发“真兴趣”。
一般来讲，许知远想见谁就先列单子，这个人可能因为过往的经历，可能因为在某一时间段的某些行为，或者是对世界有凸显的价值而被关注到。第一次跟许老师开会时，许老师提供名单上的人差异非常大，既没有名声的大小的区分，也没有所在领域的界定，我们一看这不就是“十三不靠”吗？所以 “十三邀”这个名字就定了下来。
问：作为一档人物访谈节目，《十三邀》的内核是什么？
朱凌卿：我认为对话节目的内核都一样：能更明确地理解对方的独特性。两个人互相聊天，产出的成果是让观众看到两人交流的状态、情绪和信息，最基础的目标是让观众更了解对话的双方。
因为每个人对自我的理解都是通过对别人理解的坐标而来，比如你理解自己是不是中产阶级，就得看别人开什么车，对比你开的车就能得出结论。通过对别人的不断认知，你才能进一步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只不过不同的节目要得到东西的方向不一样，比如有些节目是想要得到信息，有些信息还要包括对某些事情的反应或者是回应；有些节目是展现某个人的特质，包括幽默感等等。
而《十三邀》往往更注重形而上的问题，大众媒体常常批判“《十三邀》不好好说话”，或者是“谈论这些问题有什么用？”。我认为《十三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真诚的，但同时我们又不愿意给出具体的答案，只会给出谈话嘉宾到达那个位置的过程，之后让观众自己思考。
而《十三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些不太有人谈论或者不太好谈论的内容有某种偏好。但这种东西往往又很难界定，因为一方面讨论这些问题一定是没有效率的，他不是那种非常明确的，看过就有了谈资能跟人讨论，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十三邀》所讨论的问题常常没有办法解决，但我们还是会去讨论这个问题。
真诚的对待观众很重要，在央视的时候我们就始终信奉一句话，千万别把观众当傻子，观众永远比你聪明，观众能理解你想表达的一切，如果他不理解，不是因为他水平不够，是因为你的水平不够。
所以，总体来说，《十三邀》是这样一个节目——
内容上追求真实的价值冲突，真实的智识探索，而《十三邀》的探索不满足于关键词的表达，而一定要构建思辨的路径，编织在可体会但稍微高于普遍理解水平的节奏上。
其次，《十三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高密度的“心灵鳖汤”。这对观众有要求，不低估观众的认知水准，但也不为懒散“服务”，而是呼唤参与。我们相信智力上的娱乐，思维快乐是真需求，之前很少有网络节目明确地朝这个方向走。
而在态度上，《十三邀》追求真实同时拒绝定式。对话中的真实冲突、尴尬、留白，我们选择留在节目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有风险的，这不是观众已经熟悉的那个“假”状态，但是“真实”一定是我们的理念，这是《十三邀》和观众的某种“约定”，期待被认出和珍视。
问：《十三邀》对形而上问题有持续的追问，您认为观众愿意持续关注这些问题的动力源自于哪儿？
朱凌卿：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只不过由于技术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由于时代和各种压力降低了对形而上问题的追求，但我认为人永远关心形而上的问题。比如你看《星际穿越》、听巴赫的音乐时，会产生“我跟世界有某种联系”的想象，你会心潮澎湃地幻想未来是什么样的。
可是如今，我们越来越退到手机背后，追求一种特别自我的感受。因为在网络上互相的沟通是一对多的，所以你如果想传达你的感受，且不说你有没有语言表达能力，这些最真切的感受传达出去一定会被误读。这样来个两三回之后，你就不会再说自己的感受了。
或者是你想让更多的人理解你发的内容，那么信息含量就要降低，就好比苦咖啡永远只是少数人喜欢，大多数人愿意喝是因为他们会拼命往里面加糖、加奶。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我们退到手机后面，感受越来越个人、越来越独立。
另外一个方面是，现在这些形而上的讨论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些讨论发生的地方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我感觉这造成了能量密度的降低，发言会有所顾虑，所以现在很少有人聊理想主义，如果有人聊这些大家会感觉这个人疯了。
可是，理想主义、英雄的精神至少我上学的时候还抓住了一个尾巴，而对于许知远来说就更熟悉80年代、90年代经历的那些事儿。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些东西观众需不需要，但是既然别的地儿都没有这种节目，那我们就做一个这种类型的节目，满足小众需求。
问：《十三邀》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您认为关键是做对了什么？
朱凌卿：主要有三点：一是尽可能地问真问题，二是问题来自于真兴趣，三是展现真实的现场逻辑交织和递进过程。
许知远曾问陈嘉映老师，对于他来说，哲学到底意味着什么？陈嘉映老师说：“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求真。中国人求真的冲动弱，什么事不是先说理，而是用远近关系、亲疏关系来判断一件事情。”比如中国人说一件事情好，往往会说这个人境界高。还有中国画向来注重写意而非写实，因此透视关系从来都是不对的，就是不表达真实世界。其实《十三邀》请的很多嘉宾都有这样的表达，即我们进入了情绪化表达（例如“佛系”、“丧”）的时代，而对于真理或者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探究不深。
从这个点上出发，《十三邀》一方面追求的是“真实”地去寻找，即真实呈现出谈话本身。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聊天是可以无痕平缓的，它其中一定存在着鸡同鸭讲，一定存在着绕圈，我们把这种情况真实的展现出来，所以首先这个过程是真的。
其次，《十三邀》问的问题是“真实”的。因为我们选的人都是许知远感兴趣的人，只有他真的感兴趣了才会问某些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可能很无聊。
比如问俞飞鸿：“你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女性，为什么去演那种（不太好的）电视剧？”你可以理解为，许知远对她的能力抱有很高的期待，期待她通过作品有更有力量的表达；或者向陈嘉映表达自己的脆弱、自己正在纠结的问题；还有向许倬云老师问更宏大的问题，跟项飙聊我们都有但是不可名状的感受。其中某些问题可能许知远只是有某种感受，但是他不能把这些感受非常明确地总结出来，但问题到了项飙那儿，就能把这些感受总结出来了。
还有一方面的真，在于我们尽可能的把节目录制中的“真”传达给观众，我们希望观众能够尽可能的参与到我们的对话当中，观看并思考。
有时候我看微博上有些观众说《十三邀》都是在上班路上听完的，我理解他们的忙碌，但从制作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希望观众能够去看视频，因为嘉宾在视频中的神态、动作表现都能成为节目内容的一部分，比如在马东说“我对这个时代一点不抵抗”、“没有没有”、“喜欢喜欢”的语气、眼神和表情，观众通过视频都能够看出言外之意，但这些用听的办法是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东西都传达给观众，而不是用字幕或其他方式展现。
我们实际上在努力做两人聊天的还原，但这个还原不是还原现场，不是1:1的还原，而是尽可能地去还原现场的总体方向——在聊天中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们俩之间产生了哪种逻辑递进。这就要求你得非常紧密的跟上，观众只有在看了视频之后才能得到这些东西。
唐诺、项飙、许倬云的书卖光了，
这可能比《十三邀》有用得多
问：如何理解《十三邀》的叙事逻辑？
朱凌卿：故事的逻辑性得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技术层面的考量。
在剪辑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片子太长，非常挑战观众的耐心。我记得李伦（《十三邀》出品人）在审片的时候曾说：“总觉得这俩人说话让我有冲动掏个笔记本出来记，生怕就忘了。”
的确，部分访谈嘉宾的讨论非常纠缠，对观众不友好且要求太多，这时节奏则需要被打破，利用不同的场景和故事，给视频新的拉动力。
第二个层面，更高一点的要求是运用这些新的场所，跟片子本身形成某种照应，加深视频想表达的东西。比如西川跟许知远遍访八王坟而不得，以致于无法进入变成两个永远寻找路的K（K是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主人公）。从这个角度上讲，《十三邀》有点像是节奏叙事和智力上的迷宫，需要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去不断的穿越。
其实《十三邀》不太注重延续性，或者说故事的线索、时间的线索。对于《十三邀》来说，实际的顺序不是重要的顺序，重要的是思维上的顺序。
第三个层面，“如何去讲一个好故事”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团队的某种自我激励，或者说是某种乐趣所在。在有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多故事性的玩法。比如于谦那一期的宣传片，我们用一镜到底的手法拍了他们坐在火锅店吃饭，且运用了很多快剪和蒙太奇式的镜头表达，这背后实际上是团队觉得这样处理很好玩。
但有的时候也有非常简单的状况，比如许倬云老师那一期，完全用语言来构架，没有任何其他花俏的段落。这不代表那些花俏的段落没拍，其实都拍了，只是最后都删掉了，仅仅靠精炼的语言节奏来完成这期节目。
所以节目的叙事没有一个定数，主要取决于访谈嘉宾聊了什么？这集想要表达什么？这集想要表达的东西需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还是我们可以玩花样？其中不同的节奏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定。
问：对于许知远和节目中受访嘉宾的选择，节目组是怎么考虑的？
朱凌卿：《十三邀》当时策划的逻辑是我们看重许知远两点：第一，他不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主持人；第二，他没有一张人见人爱的容颜和优雅的发型，但却有其鲜明的性格特色和兴趣。
这在我们看来有两个好处：第一，受过主持人专业训练其实也有弊端，即个人的个性往往会落于某种范式；第二，现在的大众娱乐其实需要个性，但要的是真个性，而不是标签化的个性，不是说穿个荧光鞋把头发弄成绿的就叫个性，这不是真正的价值观。许知远不惮于分享讨论他的价值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如果受过主持人的训练，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些东西收在后面，但是因为许知远没有，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许知远虽然在节目里自嘲只看书评或者序言，但是他的阅读量是惊人的，这在节目里的表现就是我们会用字幕标明注释，比如出处、背景等信息。访谈嘉宾说的内容，如果主持人能全部接上，会是一件让嘉宾很爽的事。在影像化叙事变成每个小孩认知世界的大门之前，阅读是我们这代人认知世界的传统方法，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因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书中你看过好多事情、拥有阅读经验后，可以把他们串联在一起，让你具有包容心。
在嘉宾选择方面，第一重要的是许知远对这个嘉宾有突出的兴趣，比如节目第二季我们请了嘉宾许宏，大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他研究的是中国起源，即关于中国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位老师最后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考古：“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人，难道不应该对过去有一个精致的理解吗？”这和我们刚才说的求“真”是一样的，我们对事情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不知道什么是“真”。
第二，我们也会为许知远介绍嘉宾。比如说创造101主题我们已经拍了两年了，许知远刚开始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但我们让他看了两集《创造101》后，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就做了这个选题，我们也要扩充许知远的认知边界和兴趣来源。
所以，简单来说《十三邀》的逻辑是，许老师既然有这么深的积淀，那碰上他有兴趣、有欲望去聊天的人，就用他的积淀去解读、分析和探讨，把这个感受表达出来。
问：节目里曾有呈现策划团队会建立一个“坐标系”去预设、解读嘉宾，这个事情会对节目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凌卿：一方面，我们呈现这个策划过程能够更真实的告诉观众节目是经过很多人共同的考证、推演，最后由许知远表达而来。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构建坐标系。在开拍前我们有一次会议，大家一起讨论，说说为什么想拍他？你对他的兴趣是什么？你对他的“已知”是什么？我们会和制作团队的人、单向街的人一起聊天、碰撞。讨论出的结果就成为了一种预先设定，嘉宾的行为、看法、价值观都包涵在内，然后我们再去设定问题。
我打个比方，这件事就像炒菜一样，我不知道最后做出来的菜是什么，甚至拍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比如咱们一开始会按“锅包肉”去准备，准备了“肉”、准备了“面糊”，结果两人聊着聊着，把节目聊成“青椒炒肉”也未尝不可能。
这其中还有一层是，在节目拍完回来制作的时候，制作团队会再看一遍素材。我们鼓励导演自己的表达，这也是他的作品。经过导演的判断后，他能够非常明确的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坐标系是一个指导性的方向，但是最后两人具体有没有聊，是不是照着这个方向去的，这一点无法保证。
比如张亚东那一期，许知远一开始说：“我特别关心为什么他对时代情绪和精神把握的那么准。”但是聊着聊着，就变成了说自身的纠结和困惑，那节目就这样继续走下去，与前期的预设不符也没事。
最后一点，每次采访前许知远都会做非常详细的研究。首先制作团队会给他补充一些信息，跟他讲哪些东西更有趣。但许知远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和渠道，比如拍冯小刚之前他看的全是英文资料，大概是香港大学对中国商业片导演非常详细的专业论述；比如拍俞飞鸿之前，他是真的去看了俞飞鸿演的电视剧；再比如采访某位导演，他会去看他以前的片子，找更熟悉的电影人聊这个片子。
问：《十三邀》在前几季似乎更具冲突性、对抗性，现在的《十三邀》反而更愿意对社会议题做平铺直叙的解读，其中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朱凌卿：首先，我对这个问题的前提和总结是否准确持怀疑态度，但许知远的态度确实是转变了。最开始他没经历过镜头的训练，对着摄像机肯定非常紧张。但现在他一定是更自由，更放松了。此外，跟团队合作久了也让他更信任团队。我猜想，在最早的的时候，他可能焦虑于“自己能不能得到团队想要的东西”，而现在比较明确。
另外一方面，可能和节目选人也有关系，他其实没有抨击或者是对抗什么。在最新的几季里面，他与嘉宾也许在对话的时候带着笑，但其实我认为这在某种上和前几季的所谓“对抗”没有差别，只不过是《十三邀》刚推出时所展现出的“真实”让观众不习惯。
现在许知远越来越明白“个体性的选择是什么”，也越来越明白“个体性的选择是更重要的”，而我们所表达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开放”。我和许知远经常开玩笑说，精英主义的视角会限制我们，让我们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最牛X，但实际上人家也不差。
我们仍然希望精英主义的价值标准能够回来。
问：那该怎么理解许知远对罗振宇和马东表现出的“侵略性”？
朱凌卿：其实不是“侵略性”，我更愿意说是《十三邀》在面对自己认定的价值观时会更坚定，比如某些时代就是比另一些时代强。我们是“理想主义”的绝对主义者，而不是相对主义者。我们始终认定阅读带来的快乐高于影视带来的快乐，而在电影领域教父就是比漫威厉害，我们能在我们认定的东西里感受到美以及情绪的变化。
而其中核心的，别忘了这两位嘉宾在央视做了那么多节目，是最会说话的一批人，他们自己就会做效果。为什么我在前面会强调“真”这个字？你会发现网上对于这两期节目的讨论都局限在“境界”的层次，大家都认为马东风轻云淡，姿态好、又幽默，完败许知远，境界非常高，可没有人去讨论事情本来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而在没有把具体的事实搞清楚之前，就直接进入境界的讨论，这是不对的。我们的节目弄了很多水花，但是讨论的水花都不是我们觉得应该被讨论的，这让我们感到很遗憾。
问：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越专业，对观众的要求相对就越高，《十三邀》怎么弥合这中间的差距？
朱凌卿：这个得两方面去说。第一方面，许知远做主持人，就注定了在专业领域不会过于专业，因为太专业了许知远也不懂。比如跟许宏探讨时，不会探讨在冬天挖地还是夏天挖地，该用什么机械挖、挖多深，而是探讨一些意义价值。即以许知远为基础，在专业领域探讨也是可被感知和理解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可被理解的基础上，因为他的兴趣和目标比较简单，比如说个人的动力，以及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判断，在这两个层面上，无论你是什么专业，他说的你都可以理解，所以专业性不重要。
但也确实会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比如陈嘉映那一期他俩聊嗨了，但是观众有点懵。我记得公众号推文里光名词解释就注释了57个。因为他们在节目中只说了一声“某某学派”就哈哈大笑，但你根本不懂为什么，许知远也不会在现场解释，这时候就得想别的办法。
《十三邀》这个节目不会过于专业，很少出现许知远说了些我们完全不理解的东西。如果出现了实质上的知识缺失，我们会想办法在不破坏谈话节奏的情况下解释、补充。
问：高密度、连续性的对话对于受众来说可能成为负担，《十三邀》会通过哪些手段来调节？
朱凌卿：首先，密度要怎么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不涉及对话内容的情况下，对话里有三个层次：对话状态，对话传达出来的情绪，以及对话所涵盖的信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三个重要级逐渐递减，状态最重要，情绪其次，信息再次一点。而在《十三邀》里，标准又不太一样，信息及信息的可延续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高密度、连续性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是状态或者情绪的话，他会对观众造成某种不适吗？我觉得不一定。如果状态情绪一直特别饱满，那么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也不会让观众跟不上。最简单的例子，两个人打架打着打着哭起来，说出轨之类乱七八糟的狗血事儿，它不会给你带来太大负担，因为它更吸引你。
而如果高密度的东西是长时间的信息对观众思想的占据，让观众觉得累和负担。那么这得两说。因为真正优质的信息传递，能够在观众脑中构成思维乐趣，这不会产生负担。观众一定会觉得累，但这个累也就是高密度三四分钟之后喘口气，停个10秒就行了，之后继续头脑风暴。
比如说项飙那期节目，在我们的第1个版本里，后面40分钟一口气不歇，我看着都觉得累，其密度比播出时候高多了，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在思考中得到了不同的感受。
但是后来为什么放弃了这个版本？因为是真的累，我们还是要顾及一点手机传播，人在电脑上看节目和手机上看节目的情绪确实会不一样。我们甚至跟制作团队讨论过“如果用手机播放的话，要怎么拍摄画面”，因为手机受屏幕大小的限制，本身传达信息的能力就弱于大屏幕（很多细节易被忽视），所以注定不能加太多的信息在里面，有时要让观众稍微松一口气。
另外一方面，手机也不像买票看电影，不看就亏了，它本身退出机制太多，观众觉得累的话自然就要离开，所以我们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可能有一些段落能让观众达到思维乐趣，但是整体没办法达成，这时就要用一些别的故事、别的兴趣、别的画面、别的音乐等技术手段来调节节奏。
我觉得于谦说得挺好，做节目其实就是语言节奏的事情。如果你说的事情能让他一块儿思考，比如你说能保证观众每年收入增长200%，那他肯定一动不动地听，哪儿管累不累。
问：一方面想呈现一种切片提供一种解释，但其实又没有足够的篇幅把一个问题的背景和前因后果讲得那么明白，这个矛盾怎么去调和？
朱凌卿：其实《十三邀》本身不是为了唤醒人，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对的，这样是有价值的”就去做，“自我的发声”可能更重要一些，当然这个确实是比较任性。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的底层价值或者底层要传达的东西挺简单的，更注重个人的力量、个人的独特性，真正的呼唤个性，其实这个不难理解。虽然我们不能全知全觉地掌握所有的信息，但我们这节目毕竟也不是调查报告或者科学研究。
我们跟其他访谈节目的不同之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展现的是状态，人之间的互动情绪，这些能够提供言外之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注重画面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还是有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当然第一季播出的时候可能没这么多，因为一开始这个节目可能“过于不一样”。但是相对明显的，从第一季到第四季播完，有越来越多人理解了许知远，明白过来这些问题还有人探讨，还被不断地提醒，大家就慢慢融入进某种状态之中。
而对于某一期节目是不是被理解，其实不用太在意，它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仅由某个嘉宾构成，不仅由嘉宾们的言论给人带来启发构成，而是由《十三邀》整个节目构成。
至少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到开心的是，唐诺、项飙、许倬云几位嘉宾的书都卖光了，这可能比《十三邀》有用得多。
第一件事是不准说开始和结束
问：从央视到互联网，视频内容生产有哪些环节变了？
朱凌卿：时长，不用再费尽心思减时长。实际上现在的正片从35分钟到1小时10分都有，哪有一个电视节目说这期10分钟下期20分钟？互联网长视频内容生产更自由。另外，没有废料，我可以把素材“吃干榨尽”。以前的遗憾是，有一些素材塞不进去，必须舍弃。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们以前的电视播出是线性的，除非重播，不然你根本不知道节目双方说了什么，而现在的视频还能往回倒，还可以加速减速。这决定了在制作节目的时候，节奏和叙述方式相对更自由。
另外，容量远远高出电视媒体的容量，再加上节奏叙事自由，就注定了互联网长视频可以做很多不太一样的事情。比如《十三邀》现在经常有大幅度的时空跳跃，这放在原来的电视节目就不太敢干，因为电视节目有限制，观众只有一次观看机会，那么情节可能就会使用最简化的处理，不能让其带来压力或负作用让观众看不懂。
但在《十三邀》里，我就可以做复杂情节设计，干完了以后还能让观众说你还为什么这么干，有没有道理？我倒回去看看。互联网给予了节目制作这个的机会，有时候我们是故意这样设计的，比如打破时空，他对叙事或逻辑顺序有帮助。
互联网给予的另一个机会是，它足够快，可以实时，可以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以前央视拍一个节目，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再去拍摄，但现在，可以随时开始，嘉宾也可以随时变化，相对来说，互联网在这方面比较自由。
问：从最开始的策划到最后的发布，一期节目的创作一般会经过哪些流程？
朱凌卿：确定选题嘉宾——跟嘉宾的联系——确定之后去聊什么——团队去做调查——许知远自己做调查。第一回见面是互相讨论“为什么对他有兴趣”、“我们到底要拍什么”，大家去做调查，调查完了以后再碰面第二回，讲讲调查完以后“你对他有什么新的发现”、“你现在的兴趣是不是改变了”、“访谈到底要聊些什么”。
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就会确定跟这个人怎么去见面，有哪些场景场合能干点什么，然后就去拍，拍完以后回来进入后期制作，后期制作团队重新去观看素材，重新去体会素材如何利用，然后构成逻辑。
《十三邀》它本质上是一个聊天节目。但语言不是这个节目的所有信息，语言之外有一些重要的信息，是气氛。
比如双方怎么试探，怎么接近。冯小刚那一期，冯小刚进来之后问是这儿吧？然后许知远站在旁边说，是这儿，您坐，眼神也不知道怎么接洽，其实你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你也是会这样的，对吧？而且又是一个那样强势的人。
那他们怎么开始热了？一开始是冯小刚说哎哟你们还能抽烟！气氛松了。然后许知远接的第二句话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磨练酒量的，或者说开始喝酒的？因为之前他听工作人员说：“为了《我不是潘金莲》的推广，冯导之前一天喝了酒”。
可能在大部分的节目中，这些都是多余的废料或者花絮，但在《十三邀》中，这些一定会被保留，因为，这些内容给观众提供了除了语言之外的信息——双方是如何开始一场对话的，对话之前的关系是如何的，这些都能增进观众对之后内容的理解。
于是，后来观众得以理解，许知远的步步深入：从一开始的拘谨，到慢慢的互相试探着接近，然后许知远才能问一些更深的问题，更不好回答的问题，探求冯导的真实想法，比如问冯小刚，他自己对《1942》寄予厚望，观众却不怎么买帐怎么看。
不仅仅是气氛；动作，手势，表情，这些都是信息。还是冯小刚那一期，冯小刚说他觉得做出好的片子，是追求找到自己的喜好，然后找一个反面，去对抗反面，然后许知远问你您的反面在哪？然后冯小刚做了一个向镜头摆手的动作，示意不愿说，但许知远和摄制组没有接茬，于是冯小刚笑着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如果不呈现冯小刚的这个手势，他真的就是开玩笑，但有这个细节，观众能感知到，他的反面一定是有的，自我清晰的，而且重要到不能说；同时观众还能感到冯小刚挺了不起、反应快而且幽默，是个老油条，这一个手势带出了四个更多的信息。
问：每一期谈话环境的选择会有考究吗？
朱凌卿：没什么考究。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实际上《十三邀》非常少使用人造光源，补灯什么之类的非常少。诺兰用过，因为诺兰那期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的会议室，其他情况下《十三邀》尽量选择自然光源，所以对环境的选择一个要求是有自然光。
另外一个方面是“聚气”。我们的专业术语里面有一个叫“聚气”的说法，一个封闭的空间相对可以“聚气”。比如在房间里谈话就可以“聚气”，如果在花园里，那就不知道你说什么，是因为它周边是散开的。封闭空间挺重要的，开放空间往往不能“聚气”。所以《十三邀》的选择是自然光源、“聚气”，然后会选择这个地方合不合适，好不好？有没有对这个表述有帮助？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没有非常故意而为之的选择场所。
对环境要求不高，但是选择哪里一定要有对这个节目行进的考量。在这个之后会有一些相对技术上的考虑，比如周围不能有人在装修。
问：《十三邀》的后期剪辑会如何去做考量，去掉什么、保留什么？
朱凌卿：这个就是最难的部分,它是一个经验主义的东西。如果有什么先决的标准的话，可能会首先考虑讲一个什么故事（一个大体的感知方向），但这里的“故事”不是一个影视作品的那种故事。举个例子，比如张亚东讲：“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我不准备去解决它，因为我害怕面对解决他要带来的种种问题。”那我们呈现的就是张亚东的困境，以及许知远对他困境不断深入的发掘。
我们可能有一个大体的感知方向，大概能判断这个“故事”将行进到哪儿，然后再来处理和编辑具体的内容，但这个东西非常主观，具体到怎么用可能只有一些大而化之的标准，比如说第一是观众的易接近性，可能许知远和嘉宾说的话按正常顺序你无法理解，但我把后面的谈话拉到前面来垫一下你就懂了；第二个是观众有观看下去的吸引力，不同的吸引力持续的时间不同，怎么把大大小小错落的吸引力进行最佳排列是我们要考虑的事；第三是最终的意志方向，即到底谈论什么，在一开始要考虑清楚；最后才是影像风格，不重复使用相同的招可能是《十三邀》唯一的规则。
问：完整版跟精简版的《十三邀》有时差别会很大，会担心“剪辑”影响到节目的本质吗？
朱凌卿：第一，我觉得作为一个节目或者作为一个智力产品，他的智力不仅仅应该发生在许知远与访谈嘉宾之间，还应该存在于制作团队之间，制作团队要贡献你自己的智力，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其实是你借由许知远和嘉宾来进行自我的熟悉，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如果你看完陈嘉映精简版那期愿意去买一本《何为良好生活？》读读，那我认为这个精简版的节目就是对的，因为我就算把完整版放完，结果你不感兴趣，那也无法让你去主动学习更多。
比如项飙那一集，如果完全做成一个智识上更严格要求的节目，其实效果也不会达到我心中的那个标准。这里面有环境的问题、口径的问题，也有观众注意力的问题。换句话说，我如果照“自然主义”来，那数据上可能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功利的，比如看过项飙那期的观众把他的书买空了，那我也很高兴，这是需要取舍的。
问：《十三邀》的多段式采访会对节目内容本身带来什么帮助？
朱凌卿：坦白来讲，有的是因为技术的原因，比如说在第一季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半个小时专访诺兰我们也会做，但是到后来我们觉得那样是不满足的，或者是不够好的。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第一次拍得不足够，那我们就会再凑嘉宾的时间约访。
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人物在不同的时间里呈现出状态的不同，人物以及事件本身会形成某种新的趋势。比如说牟其中那期，夏天他在第一次访谈中讲了“万尾鲨鱼苗”计划，对计划的未来充满信心。但冬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只能隐约的提到“那儿没什么人了......”我只有给出这种结果，他的某种悲剧性或者“仍然挺在那儿的气质”才更能凸显。
有的时候内容本身也决定了，你要给它一点时间它才能够展现出来，因为大多数事情都是在行进中。再比如项飙那期时间不长，但是密度非常大，在正片中其实没用到的素材非常多，但我们也非常明确的知道要把他弄到哪、做几次采访。所有的采访都必须贯穿于他对浙江村那些人的真实回访当中，即使素材我用得不多，但也是一个行动状态中的表达，对访谈本身是有作用的。
所以说时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别管是长也好短也好，最根本的逻辑还是希望尽量真诚：真诚的对待内容，对待观众，也包括某种程度上不太计成本的投入，节目就会产生更多的价值，有更丰富的面向，也独自形成叙事。
问：许知远曾在节目中谈到“戏剧性冲突”这个词，您认为戏剧性冲突在《十三邀》中是怎么体现的？
朱凌卿：第一，许知远把他对戏剧性冲突的这种担忧表达出来，这就挺戏剧性的。其实是这样，到第三季、第四季之后，市面上像《十三邀》的节目开始出现。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要做一期不一样的，对话一个逝者。
然后他所表达的“某种戏剧性的冲突”，其实也是他在开玩笑，他不在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的戏剧性其实更多的是由阅读经验所带来的思考上的戏剧性。而真实的具体的环境中，《十三邀》其实不太在意事件上的戏剧性，但是《十三邀》会在意非常多“闲笔”，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生动。
比如许知远在谭嗣同殉难120周年那天在空地放了烟花以纪念，突然冲出个大妈喊：“深更半夜不知道还在玩啥，吵人......”
比如制作人员跟采访嘉宾的沟通“给您带个麦”，我们都会拍。
这里面有几个作用，一个是传达的氛围，《十三邀》希望传达更自由的表达，没有那么多了不起，相对自由。另外一个方面是传达“真实”，比如说摄像们刚开始拍《十三邀》的时候，我都会说《十三邀》这个节目构图什么的都是其次，第一件事是不准喊开始和结束。
这里面有一个考虑，对于任何人来讲，有摄像机没摄像机是两回事，有摄像机其实都暗示就是表演开始。当然这个也是经验主义，是我们在央视很早就学到的：好的访谈往往发生于拍摄开始之前和拍摄刚刚结束。
更好的拍摄节点是在由紧一下放松那个时刻，所以在《十三邀》是永远不准他们说开始结束。
另外一个方面，比如前两天我对一个摄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那时我们拍的是武侠小说家徐皓峰，他表达他对武侠的兴趣源自于其他孩子都去轧马路时，他天天在公园练传统武术。
那天刚好在拍他们现场打拳，边练边打的时候，旁边跑过来一小孩，小孩在那听得津津有味，结果摄像上去把那小孩拉开了。我就差了一步，没能阻止摄像。拍摄完成后我马上批评了摄像，我问他：“第一，这个画面是不是事实发生？有无违反画面？再多想一点，他们在讨论的是自己年少时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孩子是不是就像他们当时年少一样？”在我看来，不但不该赶走孩子，还应该给这个孩子特写。
所以只要耳朵张得够开，眼睛睁得够开，然后明确我在表达什么，努力地去捕捉，生活能呈现的戏剧性永远比你设计的要好的多、强的多。
问：您经常担忧的“套路化”是什么？为了反抗“套路化”又做了哪些事情？
朱凌卿：节奏、叙事的方式，简单来讲就是“故事怎么讲”。因为咱们的所有逻辑就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测试对了之后就继续用套路。其实我也不能说，上次用过的套路，之后100%不再使用，但是我对套路有警惕。
如果硬性要求，上次做过的套路下次不再使用，其实是逼所有人特别是对制作团队来讲要投入更大的热情。因为套路用多了就很好掌握，但每次都使用套路，自己会先疲倦，那接下来对制作就不会投入太大热情。
我让他们每个人买了一本罗英石的《反正竞赛还很长》，可以说所有的中国综艺都在学他。书里面有一个逻辑，大概意思是100%的投入，每个人都要把这个事情当做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如果在一件事情上打折，就会延续下来，整个项目不断地打折。比如说吃饭45分钟，这45分钟是冷饭还是热饭？冬天就一定要热。怎么能保证45分钟一定吃完？团队工作需要细致到这个程度。每个地方、每一个环节，所有人都能同心同德地努力做到100%，才能够成就做一个好的东西。
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指导，我一天到晚都在对制作团队说一句话：“你要胡闹，你该胡闹，你能再胡闹一点吗？”意思是别像上次一样，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不一样。我觉得创造给人带来的快乐，或者是愿意为之付出的东西，能支持大家不断精进节目，所以保护“创造”挺重要。
比如说对话京剧世家那一期的预告片，许知远一个镜头都没出现，只有父子俩在台上唱了一段戏，非常简单。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让观众真的去理解和探讨一个我们知道但不熟悉的传统，安心听3分钟戏。
比如说金宇澄，他那期可能是这几季中最不一样的，因为全是故事，把想要讲的道理全揉在故事里面去讲，就像一个章回体小说，每个有一个小标题，每个的节奏又完全不同。
比如说项飙，其实也是某种反套路的表达，因为不管怎么说，在项飙之前的那些嘉宾还是相对有世俗的知晓度，项飙老师则完全只在学术界为人所知。
许倬云也是反套路，那一期属于少有的不靠外界事件，完全靠语言来拉动的故事。结构非常简单，把一切花哨减到最低，完全靠语言来表达。我们有个词叫剪辑率，实际上大多数《十三邀》镜头的剪辑率，估计是三秒多一点点（三秒钟换一个镜头），我们觉得这个节奏比较合适现代人的观看感受。许倬云的剪辑率大概在一倍以上，他的镜头完全固定，甚至有些镜头是去色的，把那些东西都减到最低，让你全神贯注去听这样的一个老者的讲话，听他的语气、听他的语言节奏、听他的语言。
有的是不得不为之，比如说陈志武那期，制作的时候新冠已经来了，很多内容是用视频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个视频方式怎么能够来完成，或者是怎么能够有新的节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做到特别的颠覆，所以只能在非常具体的细节和表述方式上可能有变化，但是纯玩技巧也没什么意思，有的时候还是返璞归真更有力量一点。
我根本不想学功夫，
掉到坑里的段誉才获得了一个更丰富的人生
问：现在每一期节目里会更注重呈现哪些内容，更注重体现什么东西？
朱凌卿：不是更注重或者有意识选择，而是说，跟许老师的变化一样，这个团队也在变化。就是说更本真的东西会越来越吸引整个制作团队。比如说项飙的内容的探讨就会让制作团队觉得节目更丰满，更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方向也要被质疑。这会把我们引向某种信息茧房。所以我们也得去拍拍有意思的“小鲜肉”，比如说你越看你越觉得金庸好，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告诉你，你也得看看古龙，说不定有的时候还得跳个莫言，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问：节目邀请来的嘉宾是否对制作团队本身也有一种反向的塑造？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朱凌卿：当然，非常重要的塑造。比如我刚才说的，陈嘉映老师说的“真”的问题，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每一个嘉宾会以他不同的方式来塑造你，不一定是策划的影响，但是他一定会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改变你的关注点。比如说有了求真的表达和点拨之后，我们以前会喜欢说得很漂亮的语言（当然现在也很喜欢），但是相比漂亮的语言，我们加重了更有力量的语言的分量，每个嘉宾都有某种层面的帮助。
许宏老师说“要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这句话多棒，现在大家都说“要做一个有钱人”，现在根本不谈英雄主义，宏伟深远的东西，说出来都没人理。但是这些老师说的话，会让你增加某种力量。
有时候我跟制作团队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把气口留住，为什么要把对方的反应剪出来？这些是语言节奏的问题，有的时候剪片子或者剪访谈是为了让观众舒服，但是如果你刻意地让观众不舒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的思考。用这样简单的剪辑方法，就能警醒观众。
比如张亚东也说过类似的话，“我知道问题在哪，但是我不去解决他，因为我怕解决它带来的问题我承受不了”，你可以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得到力量。
问：您如何看待平台和《十三邀》之间的关系？
朱凌卿：现在腾讯新闻的slogan是“打开眼界”，我们总说“理解他人，认识自己”，实际上打开眼界就是我们在干的事情。
当然，不悲观地说，如果没有平台的推荐，我觉得《十三邀》肯定干不下去了（哈哈）。当认定某种价值观的时候，如果能被平台某种程度上认可，真是挺重要的。或者说哪怕平台不认可，但是我们提供某种补充，我们尽量不要做统一的、一体的、万众一心的事情。从价值观上来讲，凑热闹或者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或者火上浇油，是我们觉得不该干的事。好就好在腾讯是一个够大的平台，它能够鼓励某种不同的尝试。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踩在点上，对个人的伤害最大。我们干脆用物理现象来解释，比如说速度越快，视野越窄，你60迈能看到周围的一切，你开到300迈，你只能看到眼前的，周边那些都是看不见的，这会让你错过很多其他可能——更重要的机遇，更重要的停顿，更重要的充实自己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的话，那世界变成了一个由圆点发射出的无数条的线，永远变成不了一个面。虽然寻求从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的人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是我们要干点不主流的事。
太主流的事我们干不来，太有效率的生活其实很累。在金庸的小说里永远走最快路线的那人不就是鸠摩智吗，反而是那种闲逛。我根本不想学功夫，掉到坑里的段誉才获得了一个更丰富的人生。很多无用的东西很重要，如果我们都能够快速有效率的话，我们不用为这种已然很有效率、追求效率的时代添砖加瓦。
问：您认为《十三邀》能解决“现代性危机”吗？
朱凌卿：解决不了，但会有某种这方面的探讨。如果被人看到，能去想想，不管是以什么方式，比如这个人说的这句话我记住了，与我心有戚戚焉，或者是他说的这个事我没搞懂，但去买他的书看，能更多的回望自我就挺好。现代性危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个体性的丧失等等，是现代性危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十三邀》永远呼唤“个体对意义的追寻是有价值的”。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十三邀》，让《十三邀》的嘉宾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道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他自己的道理，不用担心去附和和盲从别的东西，别那么焦虑，有一点自己一定能把握的事情。最遵从本心的事情其实是最有效率的事情。虽然不一定能对抗危机，但是“绝对不能对抗”一定是从“绝对不去讨论”开始的。
问：未来《十三邀》的内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朱凌卿：今年因为疫情可能特殊一点，但是疫情可能会变成未来挺长时间的常态，那么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其实许老师在第四季的结尾说，如果不能做那么多物理上的旅行，那怎么做内心上的旅行？一方面，怎么能更极致更多的呈现个体的状态；另外一个方面，有前四季的垫底，在选择人、找人上可能会有稍微轻松一些，我是觉得应该向更多的地方发展。比如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现在没拍过一个“小鲜肉”，我就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拍一个“小鲜肉”。
我们没做过比如说更音乐性的表达，能不能逼许知远去唱歌？以及更身体上的表达。怎么能够传达和表现个体的可能性，不管是身体上、思想上、行为上，不管身体是在独处，是在孤独，是在封闭中。那么在如何在封闭中寻找开放，寻找连接，如何在经济的不确定性上的重新去探讨钱的价值，都是有可能的。
总之是在一个越来越封闭的时代，我们去找个体的可能性，尽量往外伸，开放一定是对抗一切的一种方法。然后开放不仅仅是个人项目，外界也能打开自我，比如说你能够想象许老师报了一个探戈的班吗？他正在练习熟悉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们过去长久地活在书籍当中，活在阅读当中，但是探索不仅仅是大脑和外界的联系，还有身体的关系。
问：关于《十三邀》的节目创作，您最近在思考哪些问题？
朱凌卿：“怎么能更‘胡闹’”，这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当然，我这个胡闹是在一个有明确标准或者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更自由，更不像以前《十三邀》团队做的东西。也许可以更像Netflix和BBC做的东西。在这种尝试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让团队或者让制作者更投入的去做这件事，另外一个方面是表达更自由。
访谈、撰文丨陈玉立
十三略有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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