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被坑了。只有个名字好听。
说一点自己的事儿。我向来不害怕把自己的弱点写出来给别人看，因为我相信这样得到的更多是一种良好的心态。这也算是我这几天短暂访学中一些思考的总结。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看到两个硕士时一起上过课的美国/加拿大同学后来的发展，感觉还都挺顺利的。文章写得多，题目找得好，或就是积极地主持各种真正有意义的项目，在编辑一手史料等等。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没在某佛读博，当然也跟我不是一个导师。不过，鉴于欧美文科博士就业市场的环境较差，他们博士毕业也都六七年了，按照工作和“职称”发展并不能算顺利，但起码人家文章和专著都不少，基本上也是从读博的时候就开始奠定相关基础了。
于是我好奇我导师其他学生的出路，就去看了看某佛网站上看了一下，然后拿搜索引擎搜了一下。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感觉按照我导师的指导方式，他们的出路不会特别顺，但不知道会不会有奇迹。
于是发现，曾经很熟、比我大十岁但只高一级的韩国大哥，已经正式变成了“校友”，而最高学位却只是一个硕士。我曾经去他家吃过饭，在当时也是跟我关系最好的同学之一。他已经45岁了，不知道在做什么工作。
另一位美国大哥，不太熟。他的特色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决定埃及学和圣经研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此外，就是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需要用到统计学的知识，然后我导师就真的允许他也去哈佛统计系读了个硕士。后来，他果然没写完博士论文，也是作为“硕士”肄业离开了。不过，希望统计系硕士读下来了，这样他还能找个工作。
还有两位，我不记得是不是我导师直接指导的了；可能是。一位是有四个孩子的大哥，2019年博士毕业，现在不知所踪。他那时候还在波士顿学院当兼职教师，现在反而找不到了。
另一位应该是我导师的学生，本科学数学的，后来因为对信仰的热爱改学圣经了。2019年博士毕业，比我早一年（其实只有不到半年，我2019年就答辩了；但他比我入学早不少），现在在某教会工作，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挺好的。不过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在学术界没有机会吧。
有一位就业发展暂时看不错的英国小哥，比我大一岁，毕业很早。2022年专著刚刚出版，但论文不算多。现在回到了牛津母校（我忘了他是剑桥还是牛津的本科）当希伯来语讲师。
还有一位老人物，我读硕士时学圣经希伯来语的教师，当时算助教。不过，某佛的古代语言，至少我们系，都是学生教。2015-16还是我教的圣经希伯来语。这位大哥现在看照片已经很苍老了，头发都白了，虽然我算了算他也就四十多。他现在在一家出版社当高级编辑，这也算是比学术界稍微省点心，有上下班区别的工作了。他没有放弃在学术圈挣外快，这些年来一只在哈佛神学院、哈佛近东系教课，但也都是教一门给一门。博士论文出了一本中规中矩的一百多页小专著。之后又出了七本书，都是那种教学和科普类型的，比如“每天两分钟圣经希腊语”。
（他爱人也是圣经方面的博士生，导师是另一个人；不确定她是不是读下来了，我忘记她的名字，所以找不到了。）
其实还有一位，老华裔大哥（祖上好像是武汉人，会汉语但说得一般）。说实在的，虽然是学长，虽然当初总能见到，但我叫他大哥是不合适的。我粗略算过，他至少跟我二伯（我爸爸的弟弟）一样大。怎么形容呢，我爸跟他差不多大的时候已经当爷爷了。他是康奈尔历史本科，本来也是朝气蓬勃的。进入某佛之后，经历了换导师风波（那个语言学的导师走了，慢慢好像辗转换成了我导师）。他03年博士入学，至今21年，肯定是毕不了业了。2014年我到慕尼黑学德语暑期课，有天去柏林闲逛，居然在马路上看到了他。他表示自己每年都来提高德语。那时候他已经快45岁了（虽然华人显年轻吧）。
说这些琐事有几个原因：
首先，这几天在图书馆找资料，静下来我就想自己在做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找题目的能力比较差。主要问题是找到一个不大不小、值得写、能投稿的题目的能力一直是有限的，而且跟语种没关系。或者说，不是找题目行不行，而是我一直无法判断自己写的东西，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不管多长多短，有没有发表的价值。
就不说中文了，这个领域毕竟国外成熟一些。英文专著现在出了，算是一个既成的例子：根据我导师的评价，我当时的感觉是能写完毕业就行，感觉基本上写完就废了。如果不是我另一个老师鼓励我去投到一个不错的丛书，我觉得基本上没用了。我没有“拆论文”（就是很常见的，把博士论文拆成论文发表，这样可以凑数），也是因为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觉得这里的任何问题我单独拿出来谈都没有什么价值，都是别人说过的话题；虽然另一方面我也经常看到同一个题目被不同的人写来写去。直到拿到外审的那一刻，我对博士论文的自我评价都非常低——因为毕竟是我导师在我本来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的时候突然告诉我要换题目的结果。之前写了两年的题目突然被认为“太大”了。
实际上，两个外审一个全是好话，另一个提的意见都在于结构和细节。没有谁，包括丛书的两个主编，其中一个是我见过的著名亚述学家，对题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这一点对我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跟我导师写论文这两年，一直觉得有“合法性”问题。
其次，我慢慢也感觉到，很多事其实不是偶然现象。某佛我们系古代方向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的出路都不太顺利，顺利的可能有一多半在中国（本来就这几个中国人，只要别自毁长城，还是能稳步前行的）。很多上课时觉得很优秀的美国学长学姐，以后再搜就没了。甚至有位学姐，硕士就发表了很不错的文章（硕士不在哈佛），博士毕业后就直接当编辑，不再写文章了。
我一直在反思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我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导师很少告诉我们：这个题目挺好，你挖掘挖掘去投个稿。他一般是这样：不着急，这个还比较弱，别急。
其实学术圈的很多技能都是一种表演，你要把戏先演出来，有多大价值另说，慢慢积累。
我还记得2020年我告诉他，我把博士论文投到brill的时候，他并不是很开心，或至少不是很在意或鼓励。他跟我说应该再慢一点，不需要太急。
毕业前后，有时候我有个想法，去问他，您看这个值不值得写，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他一般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但这个细节啊，可能有问题。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未必能有开发价值。然后没有下文了。
还有次我参加圣经年会的国际年会，写了个Proposal，请他改。他硬是拖过了deadline。我等不及偷偷把没改的版本提交了。第二天我收到两封邮件。第一封，是论文被会议录用的通知；第二封才是他给我改完的版本。一时间我哭笑不得。他认真改了，但拖过了deadline。而不改，其实也没那么差（我那时候不知道啊，因为上课的时候他才给我B+；虽然他的课有时候一个A都不给，但哈佛整体分数水啊，就让人心里发毛）。
这篇文章我寄予厚望，本来想的是改一改变成博士论文题目。去韩国读了论文，听众反响也不错。回去继续查资料，本以为下学期就开题了。我查了查去觉得圣经里关于这个话题的材料少，就想，大不了把两河、埃及、希腊凑进来不就完了，这样的研究有的是。于是我去找导师聊。我原以为导师肯定支持我，没想到他很为难。他说，哎呀，这个材料只够你写一篇文章的，写博士论文，以后还要变成书，不够啊。我说我知道啊所以我来问您，您看我这样解决可以吗？他表示：那个，你是圣经研究的博士生，如果论文里都是两河、埃及，会不会影响你毕业后找工作？
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放弃了。回想起来，如果我是他，我会鼓励学生趁热把那篇文章好好改改投稿——你不是说材料只够文章嘛，那趁着刚开完会赶紧改了投出去呗。
（这个题目扔下了，到现在再想利用起来已经很难了，因为自己写的东西，用的材料，已经不熟悉了。那时候我要写的是“法律”，资格考试也考的“法律”；后来生生变成了“帝国”、“国族”、“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我其实找不到一条主线。）
不，他就让我撂下了，因为要急着开题。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必须一年内开题。后面导师有通过一系列操作让我第二个题目也废了；于是在我女儿早产出生的第五天，我临时凑了个题目（当时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然后跟他说，您这次就让我开题吧。他说，我正想说呢，这个题目我觉得挺好。
（什么导师给题目的事情，在我们那里是不存在的。你自己探索去吧；大不了退学。）
两年后，当我在德国一边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边艰难地写了三百页论文时，就是这个曾经他觉得“很好”的题目，被他说“太大了”，然后我在还剩三个月毕业时被迫换了题目（当然是基于已经写的部分）。
这个故事我像祥林嫂一样跟很多人讲过。我导师讲课很好，我也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有点白左，但非常温文尔雅，乐于助人。再说了，一位八十岁的美国犹太老人，在他那个年代生活过，谁能不白左呢？我请他给我们的学生线上讲座，开头还特意说了一段中文（他儿子学过中文），他办事是用心的，很有美国典型文科知识分子的特点。
我导师其实只有一个缺点：拖延，办事有时候缺乏安排。他会非常认真地回复一位没见过的人的邮件，但没时间看自己学生的论文章节。当我听到其他朋友现在的导师，恨不得每周让你交上来十几页，然后一页一页改的时候，感动得快哭了。我导师是我之前汇报很多次，每次他跟我视频会议时（因为我后两年不在美国）他都需要重新看一遍我写了什么。就这样，到最后还得换题目呢……从没有写一点改一点的可能性。
但最后他给我改的时候，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不知浪费了他多少个夜晚。其实还是那句话：没分清主次矛盾。
这造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我知道我导师有时候经常会耽误我的事情（三位没能毕业的学长就是明证），我就慢慢地想瞒着他了。我已经写了，您看着办吧。这就让我觉得自己的东西先天不足，后天畸形。
我导师的拖延集中体现在一件事上：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四十六年来也没有出版。他发表一般也都是论文集约稿。写的是很认真的，每篇我觉得都很经典，但他不会去做任何需要他费心安排的事情。他有些文章，发展一下就是专著，但他宁可只写那30-60页（而这个长度基本上也不可能发期刊），然后放到文集里。
这就造成其实他在知识和思想上可以经常跟我们分享，但在“学术生涯发展”上教不了我们太多。他还年轻时，一两篇好文章就可以跳槽到哈佛。所以他其实很早就实际躺平了。
而这对于我而言是个很大的损失。我的博士训练是不完整的。我只是凭借蛮力和狠劲儿毕业了（当时我给他写论文说：如果您觉得十月还不能答辩，我就开始在中国找其他行业的工作了；他这才同意我十月份回波士顿答辩。就这样，还让我最终被迫改签了机票，定的8号楞是改成了21号），其实只是上了课，学了语言，写了一个庞杂的博士论文。如何在学术上经营自己，我是没学过的。而我也不可能有我导师那种好运气。
最重要的不是写作本身，是在写的时候，就知道谁可能要你这篇，就能判断自己这篇的价值。因此，我的自信心是很差的，总觉得需要反复地证明自己，每一个已经做成的事情，一旦做成了，在我眼里就一文不值了。因为总有我还没做到的类型，而越这样想，其实越没动力——反正也不知道写了有没有用。写英文，担心题目不够细致不够新颖；写中文，担心题目不够有意义。
我个人能力的进步，应该说从25岁开始这十年来，就很小了。始终没有把专业知识变成专业技巧。
有时候想来想去还是要扎扎实实，可是扎实又会受累不讨好。而且，越无法判断自己题目有没有价值，越容易停留在表面。这个行业是结果导向的，如果题目最终没价值，这个过程就被认为没价值。带着这种心态，是没办法写得太顺的。
应该说，某佛松散的环境，和我导师的一些个人特点，加上自己形成的惰性（主要是惰性心理，就是看事情永远很保守、被动；真写起来肯定还是认真的，乃至有时候钻牛角尖，因小失大），影响了我对专业的应对和挖掘能力，更影响了我的判断力。
我无法判断自己写的东西好还是不好，够不够格出现在什么场合或平台上。博士论文在我的word文档里，我觉得多看一眼都恶心；印在brill的纸上，仿佛就好多了。我在生活中痛恨只看标签，但在自己的“学术能力”上，我反而只能看标签。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过我，这样好，这样不好；更没有人告诉过我，不好怎么变好。在我导师那里，往往是差百分之二十就可以扔了，没必要改。
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比如现在这个社科基金项目的题目，但真做起来发现，好像又要受累不讨好了。一手资料汇编，时间长、难出新。所谓的新，都在最后的比较研究里面。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评价体系里“真金白银”的成果呢？会有人等我吗？
写到最后发现其实还是在给自己的保守和粗浅找借口，怪罪别人。但是，我也说了，本来就是心理疏导，又不是写检查。我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要不然还能逼自己么。最后还是祝导师健康吧。
所以我当班主任这三年多来，就很喜欢“干预”学生的打算。主要是我自己接受的指导太欠缺了，没有学术上的判断力。而且我也喜欢鼓励大家投稿，别管自己写得怎么样，让别人而不是自己评判自己。你觉得没考好就不交卷了？最起码，投稿到公众号上，自己写了半天就是为了让人读的。
小作文就写到这里，希望今年，之前承诺的事情完成率能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