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5-17 18:36发布于 江苏 来自 iPhone 13 Pro Max
置顶在被传“利用心理咨询实施性侵”的谣言八个月后，今天上午，我起诉造谣者的案件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法庭开示的信息，有必要向关心我的朋友更新一下：这个案件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名誉侵权的范畴了。
被告伪造了至少6页微信对话截图（图1）提交给法庭，声称是我跟她2022年初的对话。在这6页截图上，一方顶着我在公共平台用过的大嘴鸟头像，名字叫“李”（被告称这是我的“小号”），正在向被告求饶“我错了”“我有病”“之前的确我慌了”。这些对话纯属伪造（顺便声明，我从未加过任何来访者的微信）。被告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声称原始记录已删除，赌的是我没办法自证清白。
但截图上出现的时间点，即图2所示的1月9日14点25分到16点23分，我恰好在芒果TV参与《春日迟迟再出发》第一期的录制，坐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有一个机位全程记录我的一举一动。无论大号、小号，那段时间进行微信对话的人都不可能是我。
被告提交的另一份证据生动地显示出，她是如何通过这组截图，加上熟极而流的谎言（“有一次吵架他哄我 我说分手”），诱骗其他人相信我跟她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图3）。至少包括她的几位朋友、同事、自媒体写作者，和一位针灸师受到蒙蔽，为她出具了证言。被告将这些证言也列为“证据”。
在给不出更多的实证之后，被告提交的证据还包括：用论文数据佐证“4.4%的咨询师与来访者发生过性关系”，以及，被告搜集了其他来访者跟我的咨询录音，掐头去尾，截取了几段涉及性主题的讨论，强行解读为“语言性骚扰”，佐证存在性侵的可能性。事实上，那就是一段我本人授权录音的咨询工作，那些话题也跟讨论的语境高度相关。
在我们对伪造的截图进行当庭质证后，被告及律师还在狡辩：“就是小号”“已经删了”。没关系，白纸黑字的东西，总能够证明真假。我方律师会请法院向微信后台调取更准确信息，以进一步查验。
闹剧快要落幕了。在过去的八个月中，我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也深切体会到心理咨询在互联网舆论监督下的困境。一方面，来访者有权在网上发表单方面的陈述，让咨询关系暴露在舆论的审判之下。另一方面，咨询师受到保密原则约束，即使被误解也无法公开自辩。这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你不说话？不说话你就是理亏。”
但我仍然相信，保持沉默是一个咨询师的美德，也是必须承担的风险。而这种善意的前提，也是来访者的陈述不能与基本事实违背。
在这一案件中，被告捏造了肢体接触、性侵、咨询室外的交往、微信聊天等一系列不存在的事实，再加上明显出于恶意的知假造假，这些行为已经完全跌破底线。对我来说，参与庭审就是为了亲眼确认，无论是被告在庭上的表演，还是背后有人在庭外策划的小动作，都让我相信：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涉嫌违法手段的蓄意伤害，不值得再用心理咨询的逻辑兜底。我决定打破沉默。等到本案判决之后，我会考虑对此事公开，正式，完整地发声。
同时，我不会只满足于名誉权的维权，还会进一步考虑刑事责任。删无对证的对话，公安的技侦部门都能用技术手段还原。到时候就不是在网上发发贴的事了。毕竟这件事的性质之恶劣，已经远远超出来访者对咨询师的正常投诉：除了制造伪证，被告还用伪证向工作室“索赔”，涉嫌敲诈；要求行业监管机构将我“除名”，涉嫌栽赃陷害。心理咨询的伦理保护，不应被用来降低作恶的成本。对恶的容忍，只会伤害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咨访关系。
被告伪造了至少6页微信对话截图（图1）提交给法庭，声称是我跟她2022年初的对话。在这6页截图上，一方顶着我在公共平台用过的大嘴鸟头像，名字叫“李”（被告称这是我的“小号”），正在向被告求饶“我错了”“我有病”“之前的确我慌了”。这些对话纯属伪造（顺便声明，我从未加过任何来访者的微信）。被告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声称原始记录已删除，赌的是我没办法自证清白。
但截图上出现的时间点，即图2所示的1月9日14点25分到16点23分，我恰好在芒果TV参与《春日迟迟再出发》第一期的录制，坐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有一个机位全程记录我的一举一动。无论大号、小号，那段时间进行微信对话的人都不可能是我。
被告提交的另一份证据生动地显示出，她是如何通过这组截图，加上熟极而流的谎言（“有一次吵架他哄我 我说分手”），诱骗其他人相信我跟她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图3）。至少包括她的几位朋友、同事、自媒体写作者，和一位针灸师受到蒙蔽，为她出具了证言。被告将这些证言也列为“证据”。
在给不出更多的实证之后，被告提交的证据还包括：用论文数据佐证“4.4%的咨询师与来访者发生过性关系”，以及，被告搜集了其他来访者跟我的咨询录音，掐头去尾，截取了几段涉及性主题的讨论，强行解读为“语言性骚扰”，佐证存在性侵的可能性。事实上，那就是一段我本人授权录音的咨询工作，那些话题也跟讨论的语境高度相关。
在我们对伪造的截图进行当庭质证后，被告及律师还在狡辩：“就是小号”“已经删了”。没关系，白纸黑字的东西，总能够证明真假。我方律师会请法院向微信后台调取更准确信息，以进一步查验。
闹剧快要落幕了。在过去的八个月中，我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也深切体会到心理咨询在互联网舆论监督下的困境。一方面，来访者有权在网上发表单方面的陈述，让咨询关系暴露在舆论的审判之下。另一方面，咨询师受到保密原则约束，即使被误解也无法公开自辩。这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你不说话？不说话你就是理亏。”
但我仍然相信，保持沉默是一个咨询师的美德，也是必须承担的风险。而这种善意的前提，也是来访者的陈述不能与基本事实违背。
在这一案件中，被告捏造了肢体接触、性侵、咨询室外的交往、微信聊天等一系列不存在的事实，再加上明显出于恶意的知假造假，这些行为已经完全跌破底线。对我来说，参与庭审就是为了亲眼确认，无论是被告在庭上的表演，还是背后有人在庭外策划的小动作，都让我相信：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涉嫌违法手段的蓄意伤害，不值得再用心理咨询的逻辑兜底。我决定打破沉默。等到本案判决之后，我会考虑对此事公开，正式，完整地发声。
同时，我不会只满足于名誉权的维权，还会进一步考虑刑事责任。删无对证的对话，公安的技侦部门都能用技术手段还原。到时候就不是在网上发发贴的事了。毕竟这件事的性质之恶劣，已经远远超出来访者对咨询师的正常投诉：除了制造伪证，被告还用伪证向工作室“索赔”，涉嫌敲诈；要求行业监管机构将我“除名”，涉嫌栽赃陷害。心理咨询的伦理保护，不应被用来降低作恶的成本。对恶的容忍，只会伤害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咨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