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发在《文学报》上，今个发出来
《叶问3》票房造假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接踵而来的是，央视新闻报道了中国电影总票房第二、获得24亿3900万的《捉妖记》涉嫌票房造假的新闻，国产电影票房“注水”的现象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就在4月19日的“电影金融创新的案例与边界”论坛上，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副主任李东亲口爆出，近两年许多国产影片票房注水非常严重，电影行业有监但是管不了，而政策法规上也无相应的处罚条例。随后，来自国家电影资金办主任姜涛却严厉谴责高票房注水的言论，并否定“有监无管”的现象，称相关法律也在审议。同一单位的正副职当众开撕，预示着电影行业正在打响一场得真相保卫战。
其实早在2005年的电影《三岔口》、《头文字D》就曾虚报票房，但并未造成较大的舆论影响，到2009年的动画片《阿童木》在国内上映后，就曾因虚报票房而公开道歉，该片首周票房只有1700万元，却被发行方夸大成4000万，遭到了大众媒体和网民的炮轰。面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繁荣，当下电影行业的各个方面确实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却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思考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虚报票房已然造成“虚假繁荣”的景象，引来了观众好奇与市场跟风。从虚报票房到票房注水，愈发严重的电影行业问题浮出水面。关于电影票房内幕的报道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似乎中国电影票房造假一事已不是秘密，让人细思极恐。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国电影不断刷新着票房的各项纪录，在繁荣的表象之下，从“玩数据”到“偷票房”、“幽灵场”、“虚报票房”等诸多方式，操纵电影票房的方式层出不穷，并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独有的乱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系列现象呢？在急功近利的电影市场上，大数据、互联网+、大IP等话题喧宾夺主，占据了电影的实质内容，高票房成为衡量一部电影水准的唯一价值，影院业绩考核作为最高的标准。当然，电影的商业化运作与卖衣服、卖菜的第一目标都是追逐利益。此种情况下，没有人再对电影的艺术价值做出肯定与思考，一味地制造出“快餐”式无营养的电影项目，说得冠冕堂皇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其实是在票房利益诱惑下的媚俗化。在这种扭曲的服务意识下，电影的制作方像是父母，而观众就像是一个偏食的婴儿。尽管大部分观众乐意接受“荤食”的狂轰滥炸，但是仍有部分观众们还是希望品尝到“素食”。然而，事实上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上上映的影片无法满足不同观众们的诉求，不会让观众在“营养均衡”上得到保障。其次，管理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中国电影几乎全靠票房盈利，而美国电影则在想方设法多渠道。面对愈演愈烈的电影票房唯一论，只要数字不要质量和口碑的中国电影进入到全面的“大跃进”时期。对投资方来说，面子上有光与金钱上回报的双重刺激使得票房成为吸引后续投资与观众的重要砝码，通过投资方与宣传团队协作，重营销而不重视电影质量，想方设法地钻空子、摇旗忽悠，甚至利用电影行业未健全的法律的疏漏来试图攫取高票房；对于院线来说，不少片方会以更高的分账比例进行利诱，引得一些影院偷挪其他影片的票房，或者倾轧式地进行排片，导致原本质量不错的影片得不到应有的市场份额，遗憾落幕。
中国电影被票房造假行为所笼罩，威胁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是对市场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原本以内容质量取胜的电影行业内唯利是图的现象蔚然成风，电影行业成为资本从中获得高额利益的一块蛋糕，投资的热钱增多，外行的持续涌入。与此同时，电影从业者被资本冲昏了头脑，不少变成了资本的附庸，丧失了话语权。于是，当下的中国电影似乎成为了资本市场的牟利工具，借助复杂的金融手段以牟利，P2P等资本运作手段势必不择手段地破坏已有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是这一行为违反了商业道德，形成不公平竞争。拿《叶问3》来说，在影片未上映时，就传出“10亿保底”的新闻，明目张胆地进行资本操作。不仅影片存在“幽灵场”现象，而且票价达203元，超出正常票价范畴。当事件被揭露，电影市场一时间激起千层浪，造成严重的社会舆论影响，与之相关的P2P金融项目漏洞百出，形成了一系列负面的连锁效应。可以说，《叶问3》的资本运作缺乏对电影行业其他参与者最起码的尊重，面对不遵循商业道德的行为，采用不诚实或其它不正当的手段侵犯到其他电影项目的权利，电影行业内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对于整个中国电影行业来说，无疑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最为严重的是，在中国电影市场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票房大仓的形势下，注水票房已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报道，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电影市场原本所建立的健康形象——相关西方权威媒体开始质疑《捉妖记》的票房做假，并表示在获得可靠信息前不再更新中国区域的票房数据。
票房注水是否构成犯法？法与非法的界限在哪？对市场有无影响？到现在为止，这些问题似乎还未成定论，于是便有了当下电影行业内部人士的争锋相对。所以，电影的立法亟需完成，而在立法之前需要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如若没有民意的基础，则很难推进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需要加快立法步伐，《电影产业促进法》已讨论十多年，才刚刚进入全国人大的审议中，无法可依的现状导致中国电影乱象愈来愈多。
有法可依后，政府的监管需要往“四多”发展，即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多功能。现在的电影管理手段十分单一，一般来说，主要是通过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电影在前期筹备到最终上映的各个环节出现问题后，广电部门约谈相关负责人，除行政处罚外，手段非常有限。那么，为了改善有限的监管手段的情况，实现“四多”。第一，除了立法之外，要有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同时还要有企业的自我约束。每个企业需要有自我约束的机制，要能符合良性的市场竞争与商业道德。否则，很多问题都无法摆上台面，暗箱操作的情况将无法断绝。第二，在管理的技术层面需要提升，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相关管理单位的监管技术仍不够完善，地大物博的中国电影市场的监管无法做到由点及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并形成完整的监管网络，比如说，全国联网的票房统计技术并非无懈可击，票房一旦作假，很难发现细微的票房问题，乃至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才被揭露。第三，需要引入第三方的监管，中国没有类似美国的票房统计机构公开发布数据，唯一的权威票房统计机构就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即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将市场的监管交给相关的行业协会，通过委托社会单位的方式，如发行人协会等机构或社会团体，定期向社会发布权威数据，公开透明。最后，面对票房唯一论的现状，需要培养良好的商业伦理与道德，企业不能惟利是图、以利言商、见利忘义，而是要积极呵护行业秩序、以义言商，《叶问3》之所以成为舆论口诛笔伐的焦点，就是其背后无底线的商业运作。
截至去年，中国电影的年度总票房已达440.69亿，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有人甚至预测2016年的全年总票房将突破600亿，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表面繁荣的中国电影市场下，急功近利、人才不足、管理落后、诚信缺失等问题相互作用，让不少影片为任务大肆作假、为破纪录大搞“幽灵场”、为补贴肆意上报假票房，严重损害了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综上，回归到最本质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电影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得电影行业的各个环节都存在无法解决的风险。工业体系的不健全造成行业内的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无法规避潜在的问题，使得中国电影盲目跟风，甚至在资本面前毫无尊严可言，电影也不再像电影。就在上个月，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也决定，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制作技术和艺术创新的优秀国产影片继续给予奖励——获得不高于600万元的奖励。尽管中国电影工业并未完善，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电影从业人员仍要在个人的专业上以及影片的质量上实打实的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