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际视野来提升学生工作的水准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很多年前，吃肉是个很隆重的事件。过年了，来客了，才能吃个痛快。旺财特别爱吃肉，但是家里有肉要紧着爷爷吃，然后是挣工资的爸爸妈妈，然后才是奶奶和他，以及兄弟姐妹。唯独去姥姥姥爷家，鸡腿都是他的。因为他是姥姥姥爷家第一个孙辈，且姥姥姥爷疼孩子，不和孩子抢肉。 有一天，舅舅带了个女孩回来，旺财惊恐地发现，变天了。鸡腿被挟到了那个女孩碗里。这鸡腿在旺财脑子里盘旋不去。大家逗旺财:”这是你舅母，舅母好不好看？” 旺财脱口而出：”不好看，她吃我们家肉了！”
这事说明，小孩对资源的优先倾斜是最敏感的。对既定的按等级分配，旺财无话可说；好事都归他，旺财也绝没有半分不公平的想法；但是要分给一个外人，这就冲击旺财的底线了。 山大学伴事件，折射出几个现实：第一，网民中把女性物化当可分配资源的腐臭思想还是大有市场的；第二，中央、省市政府和大学都在积极推动教育国际化，步伐越来越大。今日之国际学生和往昔之国际学生，在中国外交策略结构中的地位有本质区别；第三，配套措施和策略没有准备好，就像道路已经变了，导航还没更新，很有老道翻车的风险。 第一点，揣着明白装糊涂那部分人就不说了。就说真糊涂的那一部分，中国网民里，根据CNNIC的统计，上过大学的不到12%。
这意味着超过80%的网民，可能根本无从了解BUDDY这个概念, 也不知道BUDDY是帮助新生尽快融入校园环境的高年级志愿者们。早年上大学的人，或许体验过师兄师姐的关照，对BUDDY这样相对固定、长期、全面的伙伴关系也是很陌生的。另一方面，“高校让女生陪酒”的社会新闻倒是听过。虽然那“高校”是毫无资质未经正式注册登记的野鸡学校，或职业学校，但是谁能保证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离象牙塔比较遥远的人士就是会这么想。
这一部分人士就是会认为权力可以直接分配女性，就是会认为男性性伴侣的个数和其占有资源数量直接相关，饿的饿死，撑的撑死，男性的性饥渴完全由社会不公导致，没有其他原因。现实教会了他们这一点。有位分的人，多吃多占也就罢了，凭着“外来人口”的身份就可以多吃多占，完全戳中他们的愤怒点。
抛过去一句“学伴就是BUDDY，BUDDY就是学伴”，并指望这一部分人就能明白，就能释然，这不是痴心妄想是什么呢。
第二点，这个事件从侧面反应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据中国教育部信息，2017年，中国有48.92万名外国留学生，前10位生源国依次为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和老挝。这些留学生中，5.86万名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同比增加约20%。这些奖学金生来自180个国家。 中国政府奖学金分为国别双边项目、专项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国别双边项目是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协议。和某些国家的双边项目是互相给对方学生提供奖学金，比如中挪的科技交流项目。和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应该有类似项目。
政府奖学金还有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长城奖学金项目、中国-欧盟学生交流项目、东盟大学组织项目、太平洋岛国论坛项目、一带一路奖学金等。
高校自主招生项目则是中国高校受教育部委托，直接遴选和招收外国留学生。
此外，各省市政府和大学也会对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也是中国教育国际化必然的发展趋势。
国际学生对中国大学的贡献里，比较立竿见影的应该是论文发表，尤其是在社科类和文科方面。近年来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经常能看到单位是中国大学，国籍是亚非国家，母语是英语的博士生。
奖学金的数额，基本是涵盖学费、生活费和每年一次往返机票。发到留学生手上的生活费，硕士研究生3000元一个月，博士研究生3500一个月是比较普遍的标准。一些访谈研究 表明，很多留学生觉得这个生活费不够用，自己会再兼职做一些工作。比如利用语言优势，教英语或法语，或者往返时捎带一些货物做买卖。中国各地的非洲留学生也有自己的微信群，互相介绍兼职工作，从歌舞表演，乐器表演到主题公园客串不等。
今日之国际学生奖学金和往昔之国际学生奖学金，在中国外交策略结构中的地位有本质区别。
中国从1960年代开始接受亚非拉留学生，培养留学生是为了和小国弱国做朋友，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发展同盟；为了获取国际空间，和苏联抗衡。当时国际学生数量并不多，1962年也就200多人出头，其中非洲学生118人，多来自非洲各国共产党、中左派民族主义政党。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享受了优待和特权，从政府来说是这是待客之道，是政治投资。一个留学生一年1000元生活费，平均每月83元。但是这在中国老师每月五六十元的工资，中国学生每月十元的生活费就显得相当过分了。留学生住双人间，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紧俏物资，60、62年的饥荒年代，留学生还能定期吃上肉和蛋。
文革爆发中断了亚非拉留学生在中国的求学生涯。1973年，中国再次开始接受留学生，这回目的不是为了解救全世界受苦人，而是要发展更多的盟友，增加在联合国的话语权。
21世纪，中国的非洲策略转向打造命运共同体，培养非洲的人力资源也就成为题中之义。
从2006年第一次中非论坛开始，中国许诺给非洲的政府奖学金从2004年的每年两千逐渐增加，到2009年要达到每年四千个奖学金。除此之外，还有三年内在非洲建设100所乡村学校，为非洲国家教育官员、大学学校管理层和教师提供培训。以及孔子学院。
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对非在教育方面的承诺是：
1 之后三年里建50个中非友谊学校
2 20个中国大学院校和20个非洲大学院校的拉帮结对；
3 200名非洲中层和高层官员到中国读MPA（公共管理硕士）
4 政府奖学金到2012年要增加到每年5500.
5 在之后三年为非洲培训1500名中小学职业教育老师。
6包括孔院在内的在非洲中文教育。
非洲在中国留学生数量到底有多少呢？根据教育部统计， 2006年，3737 人；2009年，12436人；
根据维也纳大学教授博多莫（A.bodomo）估算，到2012年，拿中国政府奖学金、自费、从其他渠道获得奖学金的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大概超过40000名。
这是一个加速度发展的过程。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承诺“为非洲提供5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为非洲各国培养行业紧缺人才、优秀技能人才以及高层次人才。各大学要申报项目，获批后才能展开招生工作。
Bodomo在2014年在重庆大学和武汉大学对非洲留学生做调研，结果显示，两校的非洲学生里，超过70%是研究生，大部分学的都是理工医农等学科。这也从侧面反应出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在往行业紧缺人才、优秀技能人才以及高层次人才这个轨道上走。
博多莫教授也反映了非洲留学生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引出接下来要谈的第三点，学校以及政府有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和策略。
在重庆大学学习的26名非洲学生大部分拿着中非友谊政府奖学金，来自20多个非洲国家，说21种母语。5个人的母语是斯瓦西里语，2个人母语是英语，2个阿拉伯语，2个说埃維語，2个说塞索托语，2个法语，两个豪萨语，2个沃洛夫語。这些学生里大部分英语都很好，但是他们在重庆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障碍。
他们本来以为是用英语授课，来了才发现许多课程还是用中文上。就算是用英语授课，老师顶多就能照着讲义读，并不能真正用英语沟通和讨论。研究生要找老师谈话，还需要找一个在中国时间比较长，中文说得比较好的非洲学生，一起去帮着翻译。
目前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应该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除了要求申请人的汉语水平考试（HSK），也增加了汉语课程时间，长则两年，短至几个月，和整个学习时间成比例。 非洲学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不能很好地和当地融合。而这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一直以来，“生活作风“都是留学生引起侧目的一个点。留学生和本国学生待遇的差别，让对留学生的“看不惯”升级为不满和愤恨。 另一方面，留学生和身边中国学生群体缺乏沟通和理解，容易使“看不惯”升级为以偏概全的贴标签。
这个问题在当前依然存在。重庆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们里绝大多数都觉得和当地社会的联系很少，纽带也很薄弱。 出国受教育，对于哪个国家和民族的孩子来说都是大事，都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千山万水地来了，最后却因为文化和语言的隔阂无法收获充实的人生体验，不说别的，对于给奖学金的单位来说也是一种投资沉没。
BUDDY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英国大学里，新生比较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怎么听说过学伴。在挪威大学，这个角色叫”教父母“*fadder, （要用这个词大概就不会引起误会吧）。由高年级学生来认领新生”孩子“。 通常是一个”教父母“认领一组新生，在开学一周或者两周里全程陪同。 当”教父母“或者”干爹妈“要接受培训，理解这个角色里的责任和边界。课程包括 小组互动和对角色的理解 文化理解和包容 心理健康，可见和不可见的身份认同标志 开学周里的聚会饮酒方面的建议 开学周里的校园安全和紧急措施 急救课程 价值观交换方面的练习，如何展开讨论 案例实践 团队训练培训。 大学还会请其他机构来培训未来的教父母，比如健康安全部门，房屋管理处，警察局，行政区，总之就是用各种规章制度和知识来武装”教父母们“的头脑，让他们熟悉可能有的各种紧急情况，并预防事态恶化。
做过“ 教父母”的志愿者工作，会有证书。学校也会给 志愿者一些礼物和物资奖励。
让我们来看看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学伴“fadder” 的感受。
汉娜：“ 我建议所有人只要有可能就报名！你从中将有极大收获。美好的友谊，更大的人脉网络，和对世界更广阔的认识。” 汉娜解释说她有了全新的国际朋友圈，“我各种语言都学了一些新词，我之前参加过两次开学周的活动，每一次都很快乐。 一点小小的主动就会带来美妙的友谊，我更会与人沟通， 也有了很多新朋友-- 如果没有这个途径我根本不可能认识他们的。
克里斯汀：当教母非常有意思！我有了跨越国界的朋友圈，我建议所有人都去当国际学生的教父母！他们非常开放，和他们相处非常有趣。
克里斯汀报名当教父母，是因为她希望认识新朋友。“教子女”都很外向（尤其和挪威人相比）也渴望结识新朋友。“我认为认识来自挪威以外的人是激动人心的事，我会热情欢迎他们来到奥斯陆大学，我觉得这事很重要。”
约翰娜：“当教母最好的时刻就是有了来自其他地方甚至其他国籍的朋友。他们是如此渴望认识新的一切。国际学生都非常独立，开放，主动。 ” 约翰娜说她通过这个志愿职务拓展了人际关系网络，也提高了英语口语水平。当交换学生的教父母的重要品质是热情和基本的英语水平。其余都和当挪威学生的教父母一样。
英古恩： 我交了许多新朋友！认识和我同专业但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学习经历和不同学术思考方式的人太有意思了。我认为，了解不同文化和语言是非常好玩的。她认为认识这么多不同的人本身就是很高兴的事。
奥斯陆大学这些“教父母”的感受，和山东大学报名当学伴的同学们的出发点应该也是大同小异：希望认识新的文化，新的朋友，新的语言，希望开阔眼界。
眼下的某些热评，从志愿帮助，联想到情感服务甚至性配给，其实是“女性抛头露面就等于邀请别的男人来强奸”这种男权沙文主义在一种新情景下的喃喃自语。据说有些男性已经跑到山大女生宿舍楼去窥视跟踪，潜意识都化为行动了。
又有一部分评论指向留学生来自不发达国家，和他们有啥好交流的。说这话的和指责西方霸权国家的是同一批人。“憎人富贵厌人贫”， 典型的井底之蛙言论。这是一个追求更开放、更国际化的民族应有的心态吗？交往才有收获，交往才有机会，不论对方贫穷或富有。
虽然大家都觉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更有乐趣，但不同的是，在挪威，国际生有”教父母“，挪威学生也有”教父母“，挪威新生也需要去适应新环境，新系统。
大学善待国际学生，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当它比较出对本国学生的欠缺，那就应该迎头赶上了。用国际视野来提升学生工作的水准，以学生为办教育的根本，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现在开始也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