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园》背后，是她一生的故事。
杨本芬今年82岁，是三个孩子的妈，两个女孩的外婆。但她最为人知的身份，是一名畅销书作家。
最开始，她窝在四平米的厨房里写小说。
等灶台上咕噜噜炖着肉，抽油烟机阵阵轰鸣的间隙，她会坐一张矮凳，将土黄色的纸搁在另一把更高的凳子上伏笔写作。写了两年，稿纸足足有16斤重。
女儿看母亲这样热爱写作，便将她的小说打成电子版，上传到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版块。数十年后，出版社人员才发掘这些故事，将它们编印成册推向市场。
2020年，初次面世的《秋园》震惊文坛，读者评价这本书是女性视角的《活着》。书被连续加印8次，总计销售4万册，豆瓣评分9.0，图书奖项纷至沓来。
胡歌担任配音的《但是还有书籍》第2季中，她又被更多人看到。
文学界向杨本芬敞开了大门。
有人邀请她和余华同桌吃饭，去杭州参加“一席”演讲。她都一一婉拒，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她年龄大了，膝盖太痛。
之后，杨本芬的新书《浮木》、《我本芬芳》相继问世，她也拥有了伍尔芙所说的“自己的房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就是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是一名作家，母亲、妻子、外婆这些身份在她身上反而套得更牢。
她需要照顾好老伴，陪完孙女，才能回到书桌前成为她自己：一个不能停止讲述与写作的人。
“我写的时候，眼前看见了他们，耳朵边听见了他们，你讲讲看，神不神？”
女人八十，成为作家
杨本芬开始写作的契机说来平常。
1995年，她从南昌来到南京，给二女儿章红带小孩、做家务之余就泡在女儿满屋的书海里读书。
一口气读了3遍作家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后，杨本芬想起了高龄的母亲，“我的妈妈实在是太好了。”
她也想写点什么来记住母亲。
写作的念头一经点燃就很难再熄灭，她问自己，“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世界么？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么？”
尝试写作的杨本芬那时还不会用电脑打字，她就坐着厨房的矮凳，在稿纸上写写改改——那些纸甚至算不上是本子。
出版社上班的章红把没人用的毛躁黄纸带回家，杨本芬拿棉线一缝，就开始在上面写母亲秋园的故事。
2003年，89岁的秋园在老家跌了一跤，撑了二十多天，去世了。杨本芬回湖南参加母亲葬礼，看见随葬的衣服里有张纸条，写着一些年份和地点，都是母亲记下的简略生平，最后两行记录着她对生命的总结：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杨本芬为这句话震惊不已。母亲是那样一个文雅的老太太，她为何会用这样悲凉的文字审视自己的一生？
母亲一生的答案都藏在《秋园》一书中。
1914年，秋园出生，家人在洛阳开一间药店。17岁时，她被国民党军官相中，她为着“送我读书”的条件嫁了过去，随丈夫迁到南京生活，生下第一个孩子后，读书的念头化为泡影。
1937年，秋园又随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轮船途径湖北汉口时，丈夫请船上的半仙算了一卦，按着卦象所言，他带着妻儿下船回了湖南湘阴的老家。秋园一生的命运也随这副卦象而改写。
之后，秋园接连诞下5个孩子，夭折3个。她46岁那年，丈夫病逝。饥荒、批斗随之而来，无奈之下的秋园带着孩子改嫁到湖北，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她回到湖南旧居度过晚年。
离世前一年的五月，花都开好了，秋园在告别时拉着外孙女章红的手指向山崖，“你要是早来一个月就好了，那崖上都是杜鹃花，好看得很。”
章红将这副画面永远定格在心里，写在《秋园》后记中。如浮萍般漂泊半生的88岁的外婆，依然在为她看不到那束杜鹃花而感到遗憾。
在没有电视与电脑的年代，杨本芬也无法停止讲述。
同事邻居和女儿章红都是杨本芬的固定听众，她讲起《聊斋》里的狐妖花仙，《安娜·卡列宁娜》里浪漫又压抑的外国女人，都能讲得有声有色。儿时的章红喜欢端一张小板凳，下巴倚在妈妈的膝盖上，“听什么都很入迷。”
读一些公众号文章时，甭管写的好坏，只要有“打赏”选项，杨本芬总要花点钱打给作者，因为“无论什么年头，写字总是不容易的。”
她写字也不容易，但难的不是没灵感，而是困于身体的重负。
杨本芬写作时，会半躺在一条人造革躺椅上，双腿搬起来与身体持平，这样膝盖上敷的止痛膏药和热水袋才不会掉。她缓缓地往下靠，再端起9.7英寸的iPad，正好让老花眼镜与屏幕保持水平，供她在iPad上手写一个个字。
四年前，膝盖疼的杨本芬遇上庸医，做了半月板微创手术后，疼痛反而加剧。爱热闹的她得了Pageone文学奖，主办方邀请她去北京和余华同桌吃饭，她高兴得不得了，票都买好了，但膝盖太痛，还是放弃了。同样的理由，“一席”邀请她去杭州演讲，也只能无奈婉拒。
住在南昌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小区里，她连和老太太们跳操都办不到。她总是揉搓着膝盖，打电话给章红，“痛死我了咯。”
即便如此，写作也依旧要进行下去。杨本芬每天写四个小时，吃午饭，午睡，醒来后又写四个小时，吃晚饭。一天下来，她能写“五六板”——一板代表着iPad的一张屏幕，这是她独有的计量单位。
章红看着年过八十仍然辛勤写作的母亲，明白她要与时间赛跑的隐忧，“她抓住一切间隙让自己写，好像有件事没完成，再不做怕就来不及了。”
老妻
杨本芬不仅是和飞逝的时间赛跑，也是在与她老妻的身份抗衡——她需要先做好妻子的份内工作，才能缩回书桌前成为作家。
1940年出生于湖南的杨本芬20岁时就失去了父亲。那是上世纪60年代，母亲秋园让她别放弃读书的期望，一个人挑起了整个家。杨本芬在愧疚中参加岳阳工业学校的考试，30个人里就她一人考上大学。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学校在杨本芬将要毕业时停办了，她又独自前往江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求学，学制一年，临近毕业之际却因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回了农村。
流落异乡时，杨本芬遇到了大她7岁的丈夫章医生——一个地主家的儿子，与她同样有着刺眼的阶级成分。见过几面后他向她求婚，她就一个条件，“送我读书”。对方答应，他们便定下了终身。
她很快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照料着丈夫与三个儿女的饮食起居，每天不到五点就起来煮饭，频繁换着用以谋生的工作，曾经要读书的念头也化为泡影。
尽管晚年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杨本芬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但她还是难得清闲，写作仍然排在过日子的次序之后。
老伴章医生如今失忆了，走不了路，也说不了几句话，患有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症。但杨本芬从不用这个词形容老伴，“老年痴呆”这种更直白的叫法，她更不会说出口。只是说他老了，就糊涂了。
采访过杨本芬的记者记得，往往要和杨本芬在餐桌上畅快聊许久，才发现背后的沙发上痴坐着一个九旬老人。那是一言不发的，望着漆黑电视屏幕的章医生。
天气闷热了之后，杨本芬会定时问他有没有尿意，他摇摇头说没有。那好，她正要给他穿纸尿裤，裤子一褪，尿液就溅了她满手。
每天中午十二点半，他从沙发起身去五米之外的餐桌吃饭。吃完饭，再去五米之外的卧室睡觉。这许多个五米的路程，都是一米五的她充当拐杖，拄着一米八的他缓慢挪动完成的。
相伴六十二年，已是钻石婚的老夫老妻，杨本芬还是觉得丈夫从未亲近过她。他对外人和小孩都是极好的，“却不晓得心疼我。”
多年前，他们去南京给女儿带小孩，在陌生的城市过马路走斑马线，她惶恐地去牵他的手，他却一把甩开，看都不看她。说，还是各走各的好。
在章医生那里，杨本芬成了没有名字的人。别人都叫她“小杨子”，而出自他口，就只有“喂”或“诶”这样的单音节来称呼她。如果孩子正好在场，他就会转向儿女们，在他们的名字后加一个“姆妈”的后缀，“去找你姆妈。”
记忆里他只提过一次她的名字，是写在一封家信上，称她为“杨本芬同志”。疏离又冷清。
她说他从来没正眼看过她，跟她说话也把眼睛瞥向别处，从不跟人对视。一辈子特意为她做的事，仅是买了四块豆腐。
她不明白，“我模样不错，能说会写，手脚麻利，也聪明，为什么不值得他珍惜，不值得他爱呢？”
女儿章红倒是记得，爸爸的说话和记忆功能衰退得厉害后，有人让他在纸上写家人的名字，儿女们叫什么他全忘了，但只会写“杨本芬”三个字，不停写，直到黑字爬满一整页白纸。但这是爱吗？女儿也感到困惑。
八十多岁的人了，每天还要把失忆、失语、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伴带在身边，就像单身妈妈拖着几个月大的男婴，“这一生真不值。”
不值的不止是她一人。杨本芬曾在朋友圈写过小区里一个74岁老太太的故事——
我母亲生活不检点，我是个私生女，连大人都没做就结了婚，受不了。我带着孩子逃到浙江，嫁了人。那人是个性亢奋，过了两年，再不脱身会被折磨死。我挺着大肚子又逃到江西。在江西找工作结婚。男人离一米远就能闻到狐臭，被熏了几十年。
我四十多岁时，一次看到他那东西，那头子分了叉，活像个开花馒头，后来我一看到开花馒头就想起那东西。阴茎癌，要割掉。他硬是舍不得，直到流脓，割了。后来又转移，那东西肿得像个西瓜，还不肯手术，拖到最后还是被铲为平地。肚子上打了个洞洞排尿，这个尿直直地朝上射，我洗了十几年的尿布。
也正是当了作家，写的故事多了，她才知道这世上多得是不幸的老妻。
是母女更是知己
抛开作家身份，杨本芬和多数老一代中国女性的生命轨迹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坚强、隐忍、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永远将家庭的利益排在自己的追求之上。
在章红的记忆中，母亲是最勤快又能干的人。当医生的父亲常在医院里上班，繁重的家务活就都归了杨本芬。种菜、砍柴、烧水、做饭，甚至孩子们穿的衣服鞋子，也都出自她那双巧手。
有一次，当地中学校长听说杨本芬学过化学，想请她做化学老师，她欣喜地应了下来，都找好了保姆带孩子。但偶然看到保姆给章红喂饭，是自己嚼碎了再吐出来红，她受不了，还是放弃了教职继续做家庭主妇。
三十多岁时，杨本芬有机会去县里的汽车运输队做调度员，她为了兼顾孩子和养家，申请换岗做加油员。这样就不用坐班，能够多一点时间在家照顾孩子。但仅仅是参加工作比规定时间晚了几天，她就失去了转正的机会，一直做着“长期临时工”，在公司就像永远比人矮一截，只能小心谨慎地做事。
母亲只在一件事上摆脱了卑微，会大胆为自己争取。那就是读书。
只要听说县里的哪家人有书，她就会跑去问人家，我给你做衣服鞋子，不要钱，你的书借给我看看咯？
有时人家催她还书，她又读的爱不释手，便熬了两天夜把一本小说给抄了下来。就用这种方法，她几乎读完了西方名著。
“读书改变命运”几乎是从祖母秋园那一代就延续下来的家族精神，母亲杨本芬也贯彻了这句格言，用她的坚持托举着儿女们走向更高的学府。
1979年，章红的姐姐参加高考，差三分到达本科线。老师劝她读大专，但母亲坚持要她复读。一年后，姐姐考入一所重点工科院校，毕业后做了高校教师。
1986年，章红也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之后在母亲的支持下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她进入出版社工作，还获得了冰心图书奖。
等到章红自己成为作家之后，才理解母亲要在生活重负之下读书写作有多不容易，“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最开始，杨本芬用尽一切带外孙女的空隙写作。她把孩子驮在背上，一边颠背一边唱《国际歌》，孩子睡着了她也不敢怠慢，怕醒来之后看不见大人会哭，就守在孩子床边，蹲在床头柜那里写东西。在四平米的厨房里，她也要从水池、灶台和冰箱之间抢出一片地，坐在小矮凳上飞快移动手中的笔。
章红是杨本芬的第一个读者。如果不是经由母亲在纸面上的娓娓道来，她不会深刻地理解外婆那一代人的沉浮命运。她也充当了一位严格的编辑——表达冗余，叙事模糊，情感过于丰沛，她都会指出这些问题，紧张得母亲一脸吓坏的样子，“哎呀，我哪会写呀，不像你是科班出身。”
章红生怕打压母亲的信心，又赶紧鼓励她，“你有与生俱来讲故事的能力，这是一种天赋。”
她们是母女，但也逐渐成为文字上的知己，一有时间就会交流写作。
2009年，章红帮母亲将《秋园》的每一个章节都传到天涯社区。二十年后，才等来这本小巧的砖红色小书正式出版。杨本芬感谢自己的长寿，“要不是活得长，也看不到出书——”
她常问女儿：“我为你争光了吗？”
女儿说：“当然。”
“那就好。我想为你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