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前印度央行行长Rajan的新书“Breaking the Mould”，里面把中国和印度做了大量对比，挺有意思。印度——在Rajan看来——已经失去了大规模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复制并赶超中国的机会。
1. 1961年，印度人均GDP是86美元，韩国和中国分别为94和76美元。今天印度人均GDP是2300美元，中国是12500美元，韩国是35000美元。印度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2007年的中国，被远远的甩在后面。为什么？
1）中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1950年，中国人均教育年限是1.8年，印度是1年。1980年改开初期，中国是5.7年，而1990年代印度改革初期则仅为3.6年。Yasheng Huang认为，中国相对良好的基础教育基础提供了80年代小商品生意型经济的基础。而Myron Weiner则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令精英阶层不屑于向穷人和低种姓人群投入教育。20世纪后，印度教育年限快速增长，至2015年，印度人均教育年限只比中国少1.5年。但问题是，教育质量仍然偏低——大量学生的知识与他所在的年级并不匹配。
2）中国的“有为”（地方）政府——它们向当地企业提供各种隐性补贴和保护，换来的是当地经济更快增长和个人仕途晋升。芝加哥的Chang-Tai Hsieh讲过一次2013年拜访中国的经历，某个城市的7个副市长每个人都被分配了吸引企业入驻的任务，以及每人30家当地企业来帮扶，例如当地出租车必须用当地汽车厂生产的汽车来运营。Richard McGregor将中国不同城市、县乡之间的竞争描述为“达尔文式的厮杀”。而印度政治体制里中央政府的地位太强了，对地方政府放权不足。它的好处是相对更少的腐败和任人唯亲，但缺点是地方政府缺乏激励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3）中国采取了各类型的价格“调控”保证出口部门和国企的增速，包括（1）持续抑制人民币的升值；（2）向国企提供廉价信贷（信贷软约束）；（3）限制工会活动和工资增速；（4）大量基建投资来提供好的生产和运输环境。结果是经济增速较高但家庭部门承担成本——2010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4%，更穷的印度是54%，美国是68%，韩国和泰国是50%。但这些在印度行不通。印度的富裕阶层不希望卢比贬值，因为那样会限制他们购买进口商品和出国旅游。政府也很难限制印度工会的罢工与涨薪要求。此外，在印度收购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昂贵，不少地区的土地所属权非常不清晰。此外，印度的民主制度令政府收购土地时更容易激发游行示威，导致在印度政府购地比欧洲还慢，这与中国显著不同。印度是否过早的进入了民主？可能是的（argubly yes）——工业化的早期需要强有力政府清除障碍。
4）印度劳动法和监管僵化，加剧企业扩张难度。印度劳动力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获得终身制（tenure），更难以解雇。因此企业常常用临时合同来签劳动力，且需要定期解雇以避免他们获得终身职位。
5）印度常常采用贸易保护政策保护重要的中间产品生产商，导致下游制造业企业缺乏竞争力。例如涤纶所需要的PTA由印度本土两家企业生产，但2014年为了保护它们，印度政府对PTA进口加征巨量关税，导致印度下游纺织企业成本飙升，未能抢占下中国已经退出的全球化纤纺织市场。
2. 旁遮普省（Punjab）是印度制造业转型失败的典型。
1）旁遮普在1960s曾经是印度最重要的小麦和后来的大米产地，在诗歌、音乐、电影等服务业也颇有造诣。其崛起一方面来自于良好的水坝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来自于1960年代遭美国制裁后对农业安全的重视。农业造富的成功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旁遮普的首府卢迪亚纳在80年代被称作是东方的曼彻斯特——生产大量纺织设备、汽车自行车零部件等，并出口到全世界。旁遮普最出名的“英雄自行车”（Hero Cycles），由Munjal兄弟创立并以极端认真负责、日本工匠式的态度经营，随后获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是印度最出名的品牌之一。旁遮普也因此在70-80年代也成为印度最富裕的省。
2）但今天的旁遮普已经掉队，原因是当地政府未能将政策中心转移至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上来，还是遵循的补贴农业的旧套路。由于地方小农在政治上较强的话语权，导致当地政府持续补贴规模不经济的小麦和水稻生产。一方面令小农无法自然退出市场，另一方面补贴农业的税收来自于工业企业，大大增加了企业负担，英雄自行车企业也决定转移到其他省。
3. 发生在旁遮普省的故事是印度的缩影——印度制造业占比已经停滞了十余年。更糟糕的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中低附加值制造业正在萎缩。2016-1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每10万卢比（约1200美元）的投资在服装和制鞋行业可以带来24和7个就业，而在汽车和钢铁仅带来0.3和0.1个就业。而在2016-2023年的7年中，23个工业行业中有12个产量是下降的，下降的主要就是服装等手工制造业。
1. 1961年，印度人均GDP是86美元，韩国和中国分别为94和76美元。今天印度人均GDP是2300美元，中国是12500美元，韩国是35000美元。印度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2007年的中国，被远远的甩在后面。为什么？
1）中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1950年，中国人均教育年限是1.8年，印度是1年。1980年改开初期，中国是5.7年，而1990年代印度改革初期则仅为3.6年。Yasheng Huang认为，中国相对良好的基础教育基础提供了80年代小商品生意型经济的基础。而Myron Weiner则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令精英阶层不屑于向穷人和低种姓人群投入教育。20世纪后，印度教育年限快速增长，至2015年，印度人均教育年限只比中国少1.5年。但问题是，教育质量仍然偏低——大量学生的知识与他所在的年级并不匹配。
2）中国的“有为”（地方）政府——它们向当地企业提供各种隐性补贴和保护，换来的是当地经济更快增长和个人仕途晋升。芝加哥的Chang-Tai Hsieh讲过一次2013年拜访中国的经历，某个城市的7个副市长每个人都被分配了吸引企业入驻的任务，以及每人30家当地企业来帮扶，例如当地出租车必须用当地汽车厂生产的汽车来运营。Richard McGregor将中国不同城市、县乡之间的竞争描述为“达尔文式的厮杀”。而印度政治体制里中央政府的地位太强了，对地方政府放权不足。它的好处是相对更少的腐败和任人唯亲，但缺点是地方政府缺乏激励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3）中国采取了各类型的价格“调控”保证出口部门和国企的增速，包括（1）持续抑制人民币的升值；（2）向国企提供廉价信贷（信贷软约束）；（3）限制工会活动和工资增速；（4）大量基建投资来提供好的生产和运输环境。结果是经济增速较高但家庭部门承担成本——2010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4%，更穷的印度是54%，美国是68%，韩国和泰国是50%。但这些在印度行不通。印度的富裕阶层不希望卢比贬值，因为那样会限制他们购买进口商品和出国旅游。政府也很难限制印度工会的罢工与涨薪要求。此外，在印度收购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昂贵，不少地区的土地所属权非常不清晰。此外，印度的民主制度令政府收购土地时更容易激发游行示威，导致在印度政府购地比欧洲还慢，这与中国显著不同。印度是否过早的进入了民主？可能是的（argubly yes）——工业化的早期需要强有力政府清除障碍。
4）印度劳动法和监管僵化，加剧企业扩张难度。印度劳动力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获得终身制（tenure），更难以解雇。因此企业常常用临时合同来签劳动力，且需要定期解雇以避免他们获得终身职位。
5）印度常常采用贸易保护政策保护重要的中间产品生产商，导致下游制造业企业缺乏竞争力。例如涤纶所需要的PTA由印度本土两家企业生产，但2014年为了保护它们，印度政府对PTA进口加征巨量关税，导致印度下游纺织企业成本飙升，未能抢占下中国已经退出的全球化纤纺织市场。
2. 旁遮普省（Punjab）是印度制造业转型失败的典型。
1）旁遮普在1960s曾经是印度最重要的小麦和后来的大米产地，在诗歌、音乐、电影等服务业也颇有造诣。其崛起一方面来自于良好的水坝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来自于1960年代遭美国制裁后对农业安全的重视。农业造富的成功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旁遮普的首府卢迪亚纳在80年代被称作是东方的曼彻斯特——生产大量纺织设备、汽车自行车零部件等，并出口到全世界。旁遮普最出名的“英雄自行车”（Hero Cycles），由Munjal兄弟创立并以极端认真负责、日本工匠式的态度经营，随后获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是印度最出名的品牌之一。旁遮普也因此在70-80年代也成为印度最富裕的省。
2）但今天的旁遮普已经掉队，原因是当地政府未能将政策中心转移至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上来，还是遵循的补贴农业的旧套路。由于地方小农在政治上较强的话语权，导致当地政府持续补贴规模不经济的小麦和水稻生产。一方面令小农无法自然退出市场，另一方面补贴农业的税收来自于工业企业，大大增加了企业负担，英雄自行车企业也决定转移到其他省。
3. 发生在旁遮普省的故事是印度的缩影——印度制造业占比已经停滞了十余年。更糟糕的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中低附加值制造业正在萎缩。2016-1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每10万卢比（约1200美元）的投资在服装和制鞋行业可以带来24和7个就业，而在汽车和钢铁仅带来0.3和0.1个就业。而在2016-2023年的7年中，23个工业行业中有12个产量是下降的，下降的主要就是服装等手工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