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停止污名化中文。
doi，做饭，炒菜，地雷，卸货，奶盖，室友，反差……在过去的几年内，随着数字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不断升级、迭代，文字不再是单一的符号呈现方式，非语言符号（图像、视频）开始介入传播媒介，成为普遍的新型符号模态。在新媒体不断被重塑的建构中，中文的含义不断地被延伸，无数词汇因为广泛且普遍的标签化、情色使用，产生了语义转变。
污名化不仅局限于人，当它被运用于中文词汇时，它所指的，是一个词汇因为施污者的使用，给特定的个体或现象贴上贬低性或侮辱性的标签词汇，使得这个词汇本身的负面标签被一再放大、传播。至此，污名化的词汇则被迫拥有了“受损的语义”。与具有直接侮辱性质的词汇不同，这些经由污名化而产生其他语义的词汇，更加隐蔽而有害。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中文语义的改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危害又在哪里？
我第一次意识到互联网用语的普及之于人的危害，源于一次家庭聚会。今年4月的某天，我在外婆家吃饭，阿姨家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在席间不断地重复用“6”来回复大人的问话。当她问我，“姐姐，你玩原神吗？你玩蛋仔派对吗？”，而我回答“不玩”的时候，她回以“6”，当她抱着没有插卡的手机，反复询问我家中的WiFi密码而我回答“不知道”的时候，她同样回以“6”。那天的末尾，她在饭桌上忽然放下饭碗，开腔说道：“都让开！我要开始装逼了。”
回家后，我和家里的长辈聊起这件事。我问他们，XX（阿姨小孩的名字）平时说话也这样吗？我感到不解，甚至忧心忡忡。我理解孩子的社交需要流行语的使用。但就像法农所说的那样，“讲一种语言就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
电影《arrival》中的女主角，因为学会了未来物种的语言，所以拥有了预知未来的思维。当我们的下一代已然习惯了用简单的词汇，亦或是已经被情色、其他歧义污名化的中文词汇去表达语义，他们的思维是否也在无形之中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那么，他们的未来呢？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语言体系，与其周遭的环境，一定对其走向未来的认知有影响。
在讨论语言体系对人的影响时，符号学的朋友曾经给我举过一个有关南北方人的语言习惯的例子——在北方，大家习惯用东南西北区分路径。所以当我们在北方找路人指路时，你会发现本地人大多懂得看东西南北方向。但对于大多数的南方人而言，因为我们习惯了说“左右”，亦或是说，我们的语言体系教导我们区分“左右”，而非“南北”，所以我们的参考坐标系是以“自我”出发的，当指路人区分左右时，我们首先需要统一参考的坐标点。而用南北区分方向的人则不需要这道工序，因为北方永远是北方。
在一些时刻，语言的使用甚至会激发出第二人格，博主虚傲在讲述的过程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福柯在《词与物》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博尔赫斯小说中的片段，在那个段落之中，博尔赫斯虚构了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其中对动物的分类是这样的：“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气味的；3、驯服的;4、乳猪; 5、鳗螈；6、传说中的; 7、自由走动的狗等等”，而这一荒谬的、无法被理解的分类方法以寓言式的手段，暴露出了思想的限度。
沃尔夫弱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告诉我们，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之间具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身处某种语言文化体系之中时，意味着我们开始自愿成为其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结构的囚徒。
语言何以影响，甚至反制我们的生活？
上个世纪，沃尔夫曾经在其研究报告中详尽地记述道，他从日常火灾的许多分析报告中，发现语言概念竟然是导致火灾的一个重大因素。人们在“满汽油桶”旁小心翼翼，而在“空汽油桶”旁则漫不经心地乱扔烟蒂；尽管事实上空桶因充满可爆气体其实更具危险性。人们行为若此无疑是受到了语言概念“满”和“空”的支配。
而这些已然被污名化的中文词汇，与那些已经开始替代过往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词汇正在大行其道的互联网用语，在当下，已然成为了新的语言概念。且以其所代表的概念与思想方式，“孜孜不倦”地影响着互联网的使用者们。
当我们看到“大雷”的第一瞬间，想到的是女性丰盈的乳房；看到“炒菜”、“做饭”则下意识地联想到“性爱”……隐秘却随处可见的污名化词汇已然昭示着，无形之中，有关情色部分的语言与词汇正在不断地侵蚀我们的生活。情色化的用语愈普遍，愈广泛，它的危险性则越高。
以“PUA”为例，这三个字母的广泛使用，使得这个词汇本身所代表的“语言性暴力与压迫”的严肃性在不断地被削弱。@虚傲在帖中还引用了德语中的一个例子来佐证语言污名化之于人的改变——纳粹德国时期，德语“喷”曾经被频繁地用来形容过犹太人在刀尖下“喷血”的场面，而这个词被如此污染过后，人们在使用它时就总是会被激发某种情绪。
为什么我们天然地认为苦难与灾害具有严肃性？因为语言需要对应的情绪与语境，话语者讲述时所存在的语境必然会影响其陈述的可信度。当一个人以轻佻、嬉皮的态度讲述天灾人祸时，听众下意识地会对TA所说的“事实”产生怀疑。
这同样也是“语言相对论”的论点。语言的形态制约着形态思维的形式，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我们常说的语法）不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本身存在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式。我们的语言文化环境认为在严肃的场合叙述严肃的话题是有必要的，我们的文化天然地抗拒调侃严肃话题，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尊重。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并非存在于孤立的客观世界中，也并非仅仅生活在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当我们开始潜移默化地被改变，被迫接受污名化的中文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充当我们社会表意媒介的特定语言的制约。如萨丕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目光所及的现实世界，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社会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英语中一般过去时和第三人称的存在，赋予小说的道德教化可信度，以及我们有能力描述‘将来’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希望感。而也正是因为语言的这种决定性力量。导致即使是在英语作为最理性选择的全球化背景当下，各个落寞过的、目前正使用着英语的民族国家，却都在近乎激进地复兴着自己的本土语，比如爱尔兰的盖尔语、印度的印地语等等——”（引自虚傲）
“因为捍卫语言，就等同于捍卫自己的文化与民族认同。”请停止污名化中文。
#请停止污名化中文##捍卫语言等同于捍卫文化#
doi，做饭，炒菜，地雷，卸货，奶盖，室友，反差……在过去的几年内，随着数字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不断升级、迭代，文字不再是单一的符号呈现方式，非语言符号（图像、视频）开始介入传播媒介，成为普遍的新型符号模态。在新媒体不断被重塑的建构中，中文的含义不断地被延伸，无数词汇因为广泛且普遍的标签化、情色使用，产生了语义转变。
污名化不仅局限于人，当它被运用于中文词汇时，它所指的，是一个词汇因为施污者的使用，给特定的个体或现象贴上贬低性或侮辱性的标签词汇，使得这个词汇本身的负面标签被一再放大、传播。至此，污名化的词汇则被迫拥有了“受损的语义”。与具有直接侮辱性质的词汇不同，这些经由污名化而产生其他语义的词汇，更加隐蔽而有害。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中文语义的改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危害又在哪里？
我第一次意识到互联网用语的普及之于人的危害，源于一次家庭聚会。今年4月的某天，我在外婆家吃饭，阿姨家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在席间不断地重复用“6”来回复大人的问话。当她问我，“姐姐，你玩原神吗？你玩蛋仔派对吗？”，而我回答“不玩”的时候，她回以“6”，当她抱着没有插卡的手机，反复询问我家中的WiFi密码而我回答“不知道”的时候，她同样回以“6”。那天的末尾，她在饭桌上忽然放下饭碗，开腔说道：“都让开！我要开始装逼了。”
回家后，我和家里的长辈聊起这件事。我问他们，XX（阿姨小孩的名字）平时说话也这样吗？我感到不解，甚至忧心忡忡。我理解孩子的社交需要流行语的使用。但就像法农所说的那样，“讲一种语言就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
电影《arrival》中的女主角，因为学会了未来物种的语言，所以拥有了预知未来的思维。当我们的下一代已然习惯了用简单的词汇，亦或是已经被情色、其他歧义污名化的中文词汇去表达语义，他们的思维是否也在无形之中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那么，他们的未来呢？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语言体系，与其周遭的环境，一定对其走向未来的认知有影响。
在讨论语言体系对人的影响时，符号学的朋友曾经给我举过一个有关南北方人的语言习惯的例子——在北方，大家习惯用东南西北区分路径。所以当我们在北方找路人指路时，你会发现本地人大多懂得看东西南北方向。但对于大多数的南方人而言，因为我们习惯了说“左右”，亦或是说，我们的语言体系教导我们区分“左右”，而非“南北”，所以我们的参考坐标系是以“自我”出发的，当指路人区分左右时，我们首先需要统一参考的坐标点。而用南北区分方向的人则不需要这道工序，因为北方永远是北方。
在一些时刻，语言的使用甚至会激发出第二人格，博主虚傲在讲述的过程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福柯在《词与物》的序言中引用了一段博尔赫斯小说中的片段，在那个段落之中，博尔赫斯虚构了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其中对动物的分类是这样的：“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气味的；3、驯服的;4、乳猪; 5、鳗螈；6、传说中的; 7、自由走动的狗等等”，而这一荒谬的、无法被理解的分类方法以寓言式的手段，暴露出了思想的限度。
沃尔夫弱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告诉我们，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之间具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身处某种语言文化体系之中时，意味着我们开始自愿成为其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结构的囚徒。
语言何以影响，甚至反制我们的生活？
上个世纪，沃尔夫曾经在其研究报告中详尽地记述道，他从日常火灾的许多分析报告中，发现语言概念竟然是导致火灾的一个重大因素。人们在“满汽油桶”旁小心翼翼，而在“空汽油桶”旁则漫不经心地乱扔烟蒂；尽管事实上空桶因充满可爆气体其实更具危险性。人们行为若此无疑是受到了语言概念“满”和“空”的支配。
而这些已然被污名化的中文词汇，与那些已经开始替代过往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词汇正在大行其道的互联网用语，在当下，已然成为了新的语言概念。且以其所代表的概念与思想方式，“孜孜不倦”地影响着互联网的使用者们。
当我们看到“大雷”的第一瞬间，想到的是女性丰盈的乳房；看到“炒菜”、“做饭”则下意识地联想到“性爱”……隐秘却随处可见的污名化词汇已然昭示着，无形之中，有关情色部分的语言与词汇正在不断地侵蚀我们的生活。情色化的用语愈普遍，愈广泛，它的危险性则越高。
以“PUA”为例，这三个字母的广泛使用，使得这个词汇本身所代表的“语言性暴力与压迫”的严肃性在不断地被削弱。@虚傲在帖中还引用了德语中的一个例子来佐证语言污名化之于人的改变——纳粹德国时期，德语“喷”曾经被频繁地用来形容过犹太人在刀尖下“喷血”的场面，而这个词被如此污染过后，人们在使用它时就总是会被激发某种情绪。
为什么我们天然地认为苦难与灾害具有严肃性？因为语言需要对应的情绪与语境，话语者讲述时所存在的语境必然会影响其陈述的可信度。当一个人以轻佻、嬉皮的态度讲述天灾人祸时，听众下意识地会对TA所说的“事实”产生怀疑。
这同样也是“语言相对论”的论点。语言的形态制约着形态思维的形式，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我们常说的语法）不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本身存在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式。我们的语言文化环境认为在严肃的场合叙述严肃的话题是有必要的，我们的文化天然地抗拒调侃严肃话题，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尊重。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并非存在于孤立的客观世界中，也并非仅仅生活在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当我们开始潜移默化地被改变，被迫接受污名化的中文语言，这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充当我们社会表意媒介的特定语言的制约。如萨丕尔所说的那样，我们目光所及的现实世界，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社会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英语中一般过去时和第三人称的存在，赋予小说的道德教化可信度，以及我们有能力描述‘将来’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希望感。而也正是因为语言的这种决定性力量。导致即使是在英语作为最理性选择的全球化背景当下，各个落寞过的、目前正使用着英语的民族国家，却都在近乎激进地复兴着自己的本土语，比如爱尔兰的盖尔语、印度的印地语等等——”（引自虚傲）
“因为捍卫语言，就等同于捍卫自己的文化与民族认同。”请停止污名化中文。
#请停止污名化中文##捍卫语言等同于捍卫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