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饰”：唐代后妃命妇礼服头饰之总名

首先应明确，在已知的唐代文献中，基本未见以“冠”或“冠饰”等字眼指称后妃命妇礼服头饰之例，时人应将其归入“首饰”之列。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而来的《大唐开元礼》为现今可见最完备的唐代礼书之一，其《序列下·衣服》在记录命妇礼衣制度后，谓：

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女官等服，礼衣通用杂色，制与上同，惟无首饰、佩、绶。

“制与上同”是指与内外命妇所服礼衣之制相同，但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女官等着礼衣时无“首饰、佩、绶”，此处“首饰”与“佩、绶”同为名词，乃承前文所言后妃命妇礼服头饰。杜佑《通典·礼典》以《后妃命妇首饰制度》述周代“王后之首服”及汉晋至隋唐后妃头饰相关制度，又有《后妃命妇服章制度》记周代“王后之六服”及汉晋至隋唐后妃命妇服制，二者行文格式一致，所记内容互补，“首饰”与“服章”相对，构成统一整体；同书《开元礼纂类三》对《开元礼·序列下·衣服》的转引则将有关后妃命妇礼服及头饰部分题为“皇后王妃内外命妇服及首饰制度”，仍以“服”与“首饰”并举而未论及“冠”或“礼冠”。此外，该书《嘉礼二》记录历代帝王百官礼服冠冕帽巾沿革之条题为“君臣冠冕巾帻等制度”，体例内容也与“后妃命妇首饰制度”相当。而《唐六典》载宫官有“尚服掌供内服用采章之数”，下设“司衣掌衣服、首饰”；太子内官亦有“掌严……掌首饰、衣服”。可见与女子“服章”“服”等相配而与男子“冠冕巾帻等”相当的“首饰”，正应被看做唐代后妃命妇礼服头饰之总名。

以“首饰”指称女子礼服头饰古已有之，渊源甚远。《周礼·天官·冢宰》曰：“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为九嫔及外内命妇之首服，以待祭祀、宾客。”然《诗·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传言：“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髪为之。”《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毛传亦曰：“被，首饰也。”依注疏，此即“古者或剔贱者、刑人之髪以被妇人之紒为饰”的“髲髢”，亦即“次”。可见西汉学者已用“首饰”一词统称“后、夫人”礼服所配“副、编、次”这类假髻。当然，“首饰”还多泛指簪戴之饰物，东汉刘熙《释名》之“释首饰”即涵盖甚广，包括男子专用的冠、冕、弁之属，女子所用的簂、华胜、珰之类，男女通用的笄、簪之流，甚至镜、梳、脂、粉等亦在其列。但郑玄仍以“首饰”训经典礼制中的女子礼服头饰，甚至以当时的“步摇”比附。《礼记·明堂位》“夫人副袆立于房中”郑玄注：“副，首饰也，今之步摇是也。”其注《周礼·天官·冢宰》“追师”亦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为之饰，其遗象若今步繇矣”。作为首饰的“副”加于紒上，大约与“步摇”相似，故郑玄以之比况。而《释名·释首饰》也专门提到“王后首饰曰副”且“兼用众物成其饰也”，略合《续汉书·舆服志》载“皇后谒庙服”之“步摇”与“假结”等组合使用的情况[2]。是以东汉礼服“首饰”应包含假髻及其上所加饰物，亦同《诗》《礼》所言相符。东汉至北周前，后妃命妇礼服首饰虽屡有损益，但基本都包含这两部分内容。只是各书对礼服头饰的指称起先并不严格，或直接列举饰物、假髻名目，或仅以“首饰”总领太后、皇后头饰。至隋炀帝大业改制后，不仅谓皇后“首饰花十二钿，小花毦十二树，并两博鬓”，三妃亦称“首饰花九钿，并二博鬓”云云，各品级才皆言“首饰某某”。

唐因隋制，隋制亦承前代，唐德宗时礼官王泾撰《大唐郊祀录》，其“皇后服”案曰：“自秦变古制，旧法扫地而尽，故郑君约汉制推之。晋制，长公主已上得有步摇、簪珥，至隋改首饰为花树之数，自皇后下达皆有差降，皇唐因之。”西汉“副”之实物见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正是一具假髻。魏张揖《广雅·释器》亦曰：“假结谓之副。”故秦虽“变古制”，但这类假髻仍应是后世礼服首饰的源头，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的东汉及魏晋南北朝女子礼服首饰则为隋唐首饰制度之滥觞。而“首饰”之构成及称名的发挥空间也可追溯至《诗》《礼》的相关制度，毛亨、郑玄等经学家的注疏亦应是重要参考。正因“首饰”原为假髻和饰物的组合，故一直以来都未被看做“冠”，北周、隋、唐之制虽已不记假髻，但仍不称“冠”而依旧以“首饰”一词统称。

当然，此时首饰或仍需配合假髻使用。初唐李寿墓石椁内壁所刻着礼服及首饰的女子就似乎还戴假髻（图3），王泾也提到：“今时有假鬓，若《周官》编列之文，汉朝假髻之遗象也。”结合萧后首饰内框架的高度看，亦有可能先服假髻，再加首饰。

 

图3  着礼服及首饰的女子

李寿墓石椁线刻画（局部）

 

​二  “首饰”“花钗”：唐代女子高等礼服首饰的具体称名

实验室考古发现，裴夫人首饰缺少用以插戴的结构，金属构件上又有织物痕迹，故推测原先应有覆盖织物的“胎体”；萧后首饰保存了金属框架，周围土壤中有蚕丝蛋白残留，据推测原先也应有丝织物包裹主体骨架。这样看来，两件首饰的结构当近于一般意义上的“冠”。然而在实际的语用中，“冠”其实仍不是唐人对礼服首饰的具体称名。

有关唐代后妃命妇礼服制度的文字，今见于两《唐书》《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大唐郊祀录》等文献。此仍以《开元礼·序列下·衣服》所录为例（服章省）：

皇后服，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袆衣，……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  鞠衣，……余与袆衣同，惟无翟。亲蚕则服之。  钿钗礼衣，十二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皇太子妃服，首饰花九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褕翟，……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  鞠衣，……余与褕衣同，惟无翟。从蚕则服之。  钿钗礼衣，九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内外命妇服，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一品九树，二品八树，三品七树，四品六树，五品五树。宝钿准花树。翟衣……内命妇受册、从蚕、朝会则服之。其外命妇嫁及受册、从蚕、大朝会亦准此。  钿钗，一品九钿，二品八钿，三品七钿，四品六钿，五品五钿。礼衣……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及礼会则服之。  

花钗，覆笄而已，并两博鬓，装以金、银、杂宝饰。大袖连裳，……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妻，及九品以上女嫁则服之。花钗，以金、银、琉璃等涂饰。连裳，……庶人女嫁则服之。

该记录以“衣服”为本位，实则涵盖了后妃命妇至庶人婚嫁礼服及首饰。不难看出，礼服首饰可分为“高等”与“次等”两类，前者包括在“诸大事”及“亲（从）蚕”等场合，与皇后袆衣、鞠衣，皇太子妃褕翟、鞠衣相配之“首饰花若干树”，以及内外命妇服翟衣时所著之“花钗”；后者即皇后、太子妃在“宴见宾客”，内外命妇在“寻常参见”、“朝参、辞见及礼会”等场合服礼衣时所用的“钿钗”。

虽然唐人已将“首饰”作为后妃命妇礼服头饰总名，但《开元礼》仅称皇后、皇太子妃的高等礼服首饰为“首饰”，内外命妇皆称“花钗”。《旧唐书·舆服志》引《武德令》亦曰：“内外命妇服，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也。”这在《开元礼》的具体用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皇后、太子妃例，如皇帝纳后，册后，“尚宫以下入閤奉后首饰、袆衣”；朝皇太后，“皇后服袆衣，加首饰”，“皇太后服袆衣、首饰”。皇太子纳妃，册妃，“掌严奉褕翟衣及首饰”；妃朝见则“服褕翟，加首饰”。又，帝后元正冬至受太子妃朝贺，“妃服首饰、褕衣”。内外命妇例，如册内命妇二品以上，“受册者花钗、翟衣”。亲王纳妃，亲迎，“妃着花钗、褕衣”；妃朝见，亦“着花钗，服褕衣”。公主降嫁，受册，“公主花钗、翟衣”；见姑舅亦“着花钗，服褕翟”。五品以上婚，亲迎，“女各准其夫，服花钗、翟衣”。此外，颜真卿《和政公主神道碑》也说：“每至伏腊，礿祠蒸尝，（公主）必具礼衣、花钗之饰，以躬中馈堂室之奠。”裴夫人与萧后的礼服首饰正好反映了以上两种情况。

垂拱元年（685），阎识微升为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六年后的天授二年（691）其夫人裴氏病逝，至长寿二年（693）下葬时墓志已称“大周朝请大夫行宜州美原县令阎君夫人裴氏”，知其夫已加授从五品上之朝请大夫，志盖又作“大周故河东县君裴夫人志铭”，则裴氏生前应已享命妇之尊，其丧礼也应属“县君”一级规制。与为官受封的“丈夫”可敛以朝服、冕服或本官之服相应，隋唐时“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并有首饰：大殓时，“御者敛，丈夫加冠，妇人加花钗，覆以衾”；若改葬，殓时“妇人以花钗”。河东县君裴夫人的礼服首饰出土时仍基本位于尸骨头部上方（图4），与礼制合，正应是大殓时所加之“花钗”。

不过唐初的情况还稍显特殊。《旧唐书》引《武德令》虽谓“内外命妇服花钗”，但所列各品级命妇首饰皆谓“花钿若干树”：

第一品花钿九树，……翟九等。第二品花钿八树，翟八等。第三品花钿七树，翟七等。第四品花钿六树，翟六等。第五品花钿五树，翟五等。……

前谓“花钗”，后言“花钿”，传世文献似仅此一例。不过《旧唐书·高昌列传》还提到：“太宗嗣位，（高昌王鞠文泰）复贡玄狐裘，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钿一具。”《新唐书》作“华䥖一具”。宇文氏乃隋之“戚属”，炀帝封华容公主，和亲高昌。贞观四年（630）冬，“宇文氏请预宗室”，唐太宗“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则此前所赐自当是彰显身份的礼服首饰。是以“花钿”这一称谓在《武德令》颁布后应当还有所应用。

依文例，此处“花钿”应同《开元礼》之“花钗”，两《唐书》“花钿（华䥖）一具”，《太平御览·四夷部十五》引《唐书》作“花钗一具”，百衲本《旧唐书》“第二品花钿八树”亦作“第二品花钗八树”[3]。又由于《开元礼》《唐六典》《大唐郊祀录》《通典》等均不作“花钿”，则称“花钿”的时间恐不长，至少开元时已做更定，统一改称“花钗”许是因“花钿”与前文“内外命妇服花钗”相悖之缘故。且不排除《贞观》《显庆》二礼已修改，惜文献亡佚，暂未可考。由于裴夫人首饰制作于《开元礼》颁行之前，故不排除有称“花钿”的可能。

 

图4  裴氏夫人首饰出土情况示意图

编号114为礼服花钗，129~131为素面金钗

 

尽管传世文献缺少唐代后妃丧礼的具体细节，但参照外命妇及唐景云年间“以皇后袆衣于陵所寝宫招（中宗和思皇后赵氏）魂”祔葬之例，唐代皇后大殓亦应“服袆衣，加首饰”。只是萧氏被迎回长安后已不知以何等身份得到奉养，故其殂于长安时或未依皇后礼入殓，墓中出土的这套表示皇后身份的首饰很可能是在太宗“诏以皇后礼于扬州合葬于炀帝陵”时特意颁赐，还可能包含一套袆衣一并盛以木匣随葬，所以才未戴在墓主头部。礼制中“首饰”与“袆衣”相配，可见该词除作女子礼服头饰总名以外，还是皇后、太子妃高等礼服头饰的专称，萧后礼服头饰应称“首饰”或具体称“袆衣首饰”。

总而言之，虽然萧后与裴夫人的礼服首饰或已初具“冠”之形，但唐制实是以“首饰”和“花钗”分别指称皇后、太子妃与内外命妇高等礼服首饰。而唐人此举也应有所依凭。如前揭，刘熙《释名》虽以“释首饰”涵盖各类头饰，但又仅谓“王后首饰曰副”，副之后列编、次、髲等。《宋书·礼志五》也只在所记汉代太后、皇后首饰前加“首饰”二字：“汉制，太后入庙祭神服，……首饰：剪氂帼。汉制，皇后谒庙服，……首饰：假髻，步摇……”《晋书·舆服志》载晋制与之类似：“皇后谒庙，……首饰则假髻，步摇……”东晋徐广《车服注》亦曰：“皇后首饰：步摇，八雀九华，加翡翠。”（《艺文类聚》引）《隋书·礼仪志》记梁、陈制度亦然，隋开皇间也定为“皇后首饰，花十二树”云云，至大业改制方皇后、命妇皆称“首饰”。而《通典》在转引前代沿革时仍多只在皇后的假髻、步摇、钿（䥖）、华之前加“首饰”二字，故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是受南朝礼制影响。唐人有意如此转引记述并付诸实践，当反映了他们在礼制制定上的某种倾向，即希望通过“首饰”与“花钗”的不同称名区分使用者——皇后、太子妃与内外命妇间“君臣”地位的本质区别。

 

三  “树”量“花钗”：花钗、花树辨证

郧县唐濮王妃阎婉墓曾出土一件由铜丝、铜花及琉璃珠组成的饰物（图5:10），类似饰物残件还见于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图5:9），裴氏夫人首饰中也有此类铜柱残件及铜花（图5:6）。而各类金属花片、螺旋状金属丝和料珠等亦多见于高等级唐墓中，如咸阳隋蜀国公太夫人贺若突厥墓、安陆唐吴王妃杨氏墓、礼泉唐新城长公主墓、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富平唐节愍太子墓等皆有出土（图5:1、2、4、7、8），固原唐史道洛夫妇墓、史诃耽夫妇墓（图5:3、5）、西安唐温绰夫妇墓等还曾出土琉璃花。以往学界尚不清楚这些饰件的具体形制，或谓冠饰、步摇，或称饰片、花饰等。今参以萧后及裴夫人礼服首饰，可知绝大部分这类饰物应属礼服首饰构件，其原以一小铜柱和圆木盘为基座，铜柱上接螺旋状花梗，花梗顶端为大小花片、料珠等饰件，再由小铜柱连接于框架之上（图6）。

 

图5  首饰“花钗”残件

​1.贺若突厥墓出土  2.吴王妃杨氏墓出土  3.史道洛夫妇墓出土  4.新城长公主墓出土  5.史诃耽夫妇墓出土

6.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7.懿德太子墓出土  8.节愍太子墓出土  9.金乡县主墓出土  10.濮王妃阎婉墓出土（线描图）

 

 

 今学者多依文献将此类饰物称为“花树”，并指出其应源自汉晋礼服“步摇”。东汉礼服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魏晋南北朝时“步摇，俗谓之珠松”，仍可想见其花枝缭绕之态，唐代礼服首饰中的“树”状饰物即应由此而来。但其实汉晋步摇上连缀的各式“摇叶”也应是其“步则摇动”的重要组成，东汉、三国、魏晋墓中就常可见桃形、花瓣形金片等步摇构件。而贺若突厥墓出土首饰的金花片上不仅有桃形摇叶，还可见另一种长条形摇叶，萧后、吴王妃杨氏、新城长公主、懿德太子及金乡县主墓出土首饰中亦具此类饰件，也显示出这类“树”状饰物与步摇的一脉相承。不过“花树”的称名恐是对文献的误解，它们实际应是礼制中多次提及的以“树”为量词的“花”及“花钗”。

《隋书》记北齐制言皇后“假髻，步摇，十二䥖，八雀九华”，“内外命妇从五品已上，蔽髻，唯以䥖数花钗多少为品秩”。则“步摇”向“花钗”的更名似是由命妇之制影响皇后，其后北周制已称“皇后华（花）皆有十二树”。《开元礼》载皇后“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通典》则曰：“后周制，皇后首饰，花钗十有二树。……大唐武德中制令，皇后袆衣，首饰花钗十二树，余各有差。”是以皇后礼服首饰中的“花”亦应即“花钗”。又据前引《开元礼》，“花钗”首饰还用于士庶婚嫁。依敦煌P.2646号写本书仪载，合卺后，“男女坐，以画扇遮面。傧相帐前咏除花去扇诗三五首。去，女婿即以笏约女花钗”。另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在唐中宗为窦怀贞（字从一）举办婚礼上，金缕罗扇后的新妇“衣礼衣、花钗”，“上命从一诵却扇诗数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所去之“花”也是“花钗”。大约是因其源自步摇且最为引人瞩目，故而在中古礼制中被突出为命妇高等礼服首饰专名，博鬓则附于其后。而作为礼服首饰的“花钗”也不同于一般偏正结构词组以后一词为中心词，这一结构的语义中心应多在“花”上，“钗”则可省略。当然，也可见将“花钗”省称“钗”之例，《唐故陇西县君李夫人墓志铭》即曰：“夫人服品服，首钗六树，衣翟六等……”传世文献之例，如《唐六典·尚书礼部》载“凡婚嫁花钗礼衣……”小字注曰：“其钗覆笄而已。”“其次花钗礼衣……”又注：“钗以金、银涂，瑠璃等饰。”

不过《开元礼》确实也提到“花树”：“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一品九树，二品八树，三品七树，四品六树，五品五树。宝钿准花树。”《通典》与此同。《大唐郊祀录》王泾案语有“至隋改首饰为花树之数”。《新唐书·车服志》谓：“翟衣者，……一品翟九等，花钗九树；二品翟八等，花钗八树；三品翟七等，花钗七树……宝钿视花树之数。”只是除类似文例外，“花树”的其他用例并不多见，其本身更恐非单纯的名物词。

礼服首饰中的“花十二树”“花九树”及“花钗十有二树”“花钗九树”“花钗八树”等皆应看作 “名数量”短语，“花”“花钗”为名词，“十二”“九”等为数词，“树”即量词，又可省去名词曰“若干树”，北宋时还依语用习惯变为“数量名”短语并改“树”为“株”称“十二株花钗”等等。有学者注意到《隋书》中的9例量词树“都是量像花的首饰”，指出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量词“树”主要指现实的植物，《隋书》的用法似有所扩大和虚化。（钱闾建：《<隋书>数量词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然礼服首饰“花钗”的前身“步摇”已俗称“珠松”，由花梗、花片和摇叶等组成的“花钗”仍状似成簇花木，以“树”量之亦恰如其分。至于前揭《旧唐书》引《武德令》言“花钿”，还称“宝钿准花数”，是“花钿”亦可省称“花”，又同样以“树”为量词，更表明其结构应与“花钗”无二，而有别于一般金花饰。

王泾称“至隋改首饰为花树之数”当是指隋制将“首饰”改定为“花（钗）若干树”以计数，并明确对应的品级，《新唐书》“宝钿视花树之数”则谓所用宝钿视“花（钗）若干树”的数目而定。正如宋人程大昌《演繁露·续集·续诗事》所言：“唐制，命妇以花树多少为高下，曰花钗若干也。”是以“花树之数”当看做是对“花若干树”“花钗若干树”这类“名数量”短语的概括省称。“宝钿准花树”则是在罗列各品级命妇所用“花钗”后对宝钿的说明，意同“宝钿视花树之数”。而《开元礼》和《通典》的“宝钿准花树”在《唐六典》《大唐郊祀录》和《旧唐书》中还都写作“宝钿准花数”，字面意即“宝钿准照花钗的数目”，在改“树”为“株”的北宋仍使用这一表述[4]。可见唐宋人还应径直称“花钗之数”为“花数”，“宝钿准花树”中的“花树”当是基于“花树之数”这类表述的再次减省。

“花钗”原指钗首铸为花状的钗，但礼服首饰“花钗”却与钗通常以“支”或“只”作量词不同，以“树”为量词正反映出它们结构上的特殊。在出土的众多唐代礼服首饰构件中，基本未见钗股部分残留，反倒是阎婉、金乡县主和裴夫人的“花钗”残件中都有类似萧后首饰“花钗”的小铜柱。故唐人主要关注的当仍是其中花枝摇曳的部分，其下是否有钗脚反倒隐去不言而统一称“花钗”。隋李静训墓出土的，上有花枝摇叶，下具钗脚的“金银珠花头钗”[5]则可能代表了礼服首饰“花钗”较为原始的状态，唐代“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妻，及九品以上女嫁则服之”的“覆笄而已”之花钗或是其遗制。

浙江保利曾拍卖的一件北周至初唐“金冠”（左）及香港私人藏的一件唐代“冠饰”实际亦属花钗首饰，也同样呈内有框架外加饰物的模式，而未见钗脚之类的结构。

 

综上，萧后首饰中的花枝形饰及其他唐墓中的类似花饰应即礼制中的“花”“花钿”“花钗”或其上构件，不宜单称“花树”。有研究还据萧后首饰仿制品对“花钗”制度中的“小花并如大花之数”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至少在隋至唐初，此句很可能应解释为‘每株大花树中，小花的数目与大花树总数相同’”。（《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但据考古报告介绍，因首饰的花梗腐蚀、残断严重，一树花钗究竟包含多少“花朵”实际已不清楚。（《花树摇曳 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第72页）

 

四  “宝钿”与“钿”：有关“宝钿饰”与“若干钿”的解读

除“花”（“花钗”）与“博鬓”外，萧后与裴夫人首饰中尚有若干枚“桃形”饰，论者常以“宝钿”和“钿”称之而不加区分。但严格来说，礼服首饰中的二者应有所别。

依唐制，内外命妇所服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宝钿准花树”，而“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妻，及九品以上女嫁”所服花钗亦有博鬓，《开元礼》曰：“并两博鬓，装以金、银、杂宝饰。”《唐六典》谓：“其两博鬓任以金、银、杂宝为饰。”两相对应，命妇之“施两博鬓，宝钿饰”当非言“施两博鬓和宝钿饰”，而应理解为“施两博鬓，（两博鬓）以宝钿饰”。《旧唐书·舆服志》引《武德令》曰：“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也。”《新唐书·车服志》表意更明，谓“两博鬓饰以宝钿”。故而“宝钿”当系博鬓之饰。

据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物账碑》记载，地宫内的八重舍利宝函中，“第二重珷玞石函”及“第三重真金函”皆以“金筐宝钿真珠装”。以地宫所出宝函实物为参照，学者们已指出“金筐宝钿真珠装”是指两件宝函上所施装饰工艺，“金筐”即金丝围绕而成的图案外框，“宝钿”则是以宝石雕琢后黏合镶嵌于其中。唐代男子服“平巾帻”所用带具同样饰以“宝钿”，皇帝服“玉具装真珠宝钿带”，官员“起梁带”之制“三品已上玉梁宝钿，五品已上金梁宝钿”。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唐窦皦墓中曾出土一组华美异常的金筐宝钿玉梁带（带鞓已朽），据墓主窦皦曾授“上柱国、左卫府中郎将”、封“平陵县公”的官封爵位来看，此带具当为三品以上所服“玉梁宝钿”之制。其带銙与䤩尾以白玉为边框（梁），内以金丝围成图案并嵌宝（图7），正与舍利宝函的装饰工艺一致。萧后与裴夫人首饰博鬓所施工艺亦同此类（图8：1、2），西安仪表厂窖藏出土的博鬓残件虽未嵌宝，却已施“金筐”（图8：3），则博鬓之“宝钿饰”或还当特指“金筐宝钿”为饰。不过，命妇首饰中所谓“宝钿准花数”及“宝钿准（视）花树之数”等似又表明“宝钿”应可计数。那么依宋人薛梦符注杜甫《雨四首》“神女花钿落”言：“《唐志》：命妇之服，两博鬓饰以宝钿金花也。”将“宝钿饰”理解为“饰以宝钿金花”也许更近于唐人文意。只是就出土博鬓而言，其装饰组合似还多有变化，裴氏的花钗博鬓图案即呈蔓草状，所以究竟如何准照花钗之数尚有待更多实物的发现以佐证。

 

图7  金筐宝钿玉梁带

窦皦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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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礼服首饰中的博鬓

1.萧后墓出土（上为实物，下为X光影像）  2.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3.西安仪表厂窖藏出土（残件）

 

“钿”见于皇后、太子妃、内外命妇所服“钿钗礼衣”，数目与品级相应。据《通典》，女子礼服用“钿”最早应见于曹魏制度，时字作“䥖”。魏晋南北朝礼服首饰中的“䥖”常附于“蔽髻”之上，称“若干䥖蔽髻”，其上嵌饰珠翠珍宝，甚为华丽。许因“钿”本有“以珍宝厕填”之意，声符“田”又与“奠”音近，后来才逐渐取代“䥖”字。在萧后与裴氏“首饰”的花钗、博鬓之外，又嵌饰珍宝且有若干枚者唯有桃形饰（图9:2、4），知其确应系“钿”。另在固原隋史射勿墓、唐吴王妃杨氏墓及西安仪表厂窖藏等处也都曾出土此类饰物（图9:1、3、5）。

《通典》仅记“魏制，贵人、夫人以下助蚕，皆大手髻，七䥖蔽髻，……九嫔以下五䥖，世妇三䥖。诸王妃、长公主，大手髻，七䥖蔽髻”，《宋书》则引晋《先蚕仪注》言“皇后十二䥖，步摇，大手髻”，刘宋“复依晋法”，皇后、公主、三夫人、公夫人、代妇等皆用䥖，齐、陈制大体因之。《隋书》载北齐制皇后“假髻，步摇，十二䥖”，“内外命妇从五品已上，蔽髻，唯以䥖数花钗多少为品秩”，始将“䥖”与“花钗”并举。但《隋书》又仅记北周制“皇后华皆有十二树”，《通典》谓之“皇后首饰，花钗十有二树”，未提及“钿”。隋初承其制，亦仅记“花若干树”及“两博鬓”等。不过这很可能只反应在文字层面，历代沿革而来的“钿”恐怕很难在实际使用中被取消（也不排除北周、隋初制度时间尚短，影响有限）。隋大业五年（609）的史射勿墓所出“桃形”钿（图9:1）即应是隋代首饰用钿实例，该墓出土的嵌宝条形铜饰亦颇类萧后、裴夫人首饰下部的带形饰，“唐因隋制”的情况由此更可见一斑。萧后与裴夫人首饰中虽皆具桃形钿，但唐制对皇后袆衣、鞠衣首饰的描述却未见有关“钿”的内容，命妇花钗中的“宝钿”又应属博鬓之饰，这当是由于唐制因袭“隋改首饰为花树之数”的做法，对高等礼服首饰中的“钿”已不再提及。然“钿钗礼衣”下所记“若干钿”仍表明“钿”并未在唐制中消失，也当可视作礼书层面对前代用“䥖”制度的承继。

 

图9  礼服首饰中的钿

1.史射勿墓出土   2.萧后墓出土   3.吴王妃杨氏墓出土   4.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5.西安仪表厂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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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唐制中的“宝钿”乃两博鬓之饰，“钿”则是相对独立的饰物。由萧后与裴夫人首饰可推知唐制所言“花某树”或“花钗某树”实际不仅包含“两博鬓”，也包括“若干钿”在内。或是出于礼制更定的需要，隋唐制应在舍取前代若干制度时对“钿”的记述加以减省，于文字层面统一不在女子高等级礼服首饰中提及“钿”，而非仅在皇后、太子妃服制记录中缺载。还值得一提的是，扬眉剑舞先生指出“钿”应饰于正面，“博鬓”处于两鬓外侧，但考古报告仍以为十二枚钿应位于背面，称为“后兜饰”。（《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按，扬说当确，裴夫人入殓所戴花钗的六枚钿就位于正面，另在潼关税村隋墓出土石棺线刻中或还可见相关图像证据。石棺右帮刻绘仙女神怪队列簇拥四虎所驾的云车而行，车中端坐一着盛装女仙。与此相对的左帮所刻乘辂男仙戴通天冠，作帝王装束，因而女仙所着应属后妃盛服。女仙所加首饰以弧线和短线刻绘，右侧还有一道下端弯曲的宽带状饰物，当是对摇动的花钗及博鬓的描绘，则额上的桃形饰即应是表现位于首饰正面之钿（图10）。

图10  加首饰的盛服女仙

陕西潼关税村隋墓石棺线刻（拓本及线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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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余论：尚待研究的“蔽髻”与“钿钗礼衣”

左骏先生曾提出“蔽髻”是头饰中附加饰物的“特定的冠罩”。（《中国玉器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海天出版社，2014，第159页）王永晴等认为萧后首饰中的“冠形金属框架，尤其宝钿与其下长条基座所结合成的首饰形态，大约便是所谓‘蔽髻’，至少是其一部分”。（《隋唐命妇冠饰初探——兼谈萧后冠饰各构件定名问题》）此说确有一定道理，但北周以来的礼制已完全不提“蔽髻”，径直以此为唐代首饰部件定名恐有失严谨。较为谨慎的看法或许是，在历经北周及隋唐的多次改制后，“蔽髻”已与“步摇”等合为一体，在礼制记录层面则被包含于“花钗”之中，带形饰及金属框架可看做“蔽髻”的发展，但其在当时的名称目前仍属未知。

另外，与萧后首饰同出的尚有十二枚施“金筐宝钿”的鎏金铜钗，其中十一支“钿头钗”较短。王永晴等认为“宝钿、花树、蔽髻所组成的‘花’并两博鬓，再辅以相应数量的钗，这套首饰组合可省称为‘花钗’”，而“钿钗礼衣”中的“钿钗”即“钿与钗组合的省称”。（《隋唐命妇冠饰初探——兼谈萧后冠饰各构件定名问题》）但如前文所论，礼服首饰中的“花钗”一词并不能拆为“花”与“钗”，萧后首饰也未戴于墓主头部，反倒是与贺若突厥首饰及裴夫人首饰组合使用的都仅是素面金钗。扬之水女史在有关“钿头钗”的讨论中指出这类长钗应主要配合环形髻使用，常见于绘画中的天女和龙女（《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一）》，第87页）[6]。而这些女仙的原型或正是身着礼衣的后妃命妇，故“钿头钗”也许就是和“礼衣”相配用的“钿钗”。

图11  萧后“首饰”与裴夫人“花钗”示意图

（左侧人物形象改绘自潼关税村隋墓石棺线刻、唐李寿墓石椁线刻人物，右侧人物形象改绘自唐永泰公主墓石椁、“唐皇帝皇后供养”经幢构件线刻人物）

 

宝钿灿然，花钗摇曳的唐代女子礼服首饰是盛世礼制传承有序的缩影，也自有其森严等级。贵为高祖五氏孙的宗女李倕，虽能以华丽“冠饰”入殓却无礼服首饰，即应与之仅为嗣王女且夫家并不显赫，因而尚无封诰有关。新材料的发现不仅使文献中的花（花钗）、钿及博鬓等礼服首饰的主要元素及组合形式逐渐明晰（图11），更进一步揭示了“首饰”与“花钗”的含义及背后的若干细节，为探究舆服制度的变迁演进提供了极佳视角。不过，新发现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的新疑问，仍有待在更多材料出现与公布的基础上加以综合研究。

 

（原刊于《形象史学》2022年冬之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此次略有修订，详细注释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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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扬眉剑舞：《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第1期；王永晴、王尔阳：《隋唐命妇冠饰初探——兼谈萧后冠饰各构件定名问题》，《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秦凯：《唐代女性冠类首服研究》，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顾梦宇：《隋唐贵族妇女冠饰研究——以礼冠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2]  《续汉书·舆服志》载“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有“翦氂蔮，簪珥”；“皇后谒庙服”有“假结，步摇，簪珥”；“贵人助蚕服”则有“大手结，墨玳瑁，又加簪珥。长公主见会衣服，加步摇，公主大手结，皆有簪珥”。又《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也可见中原地区女子以假髻与步摇为盛饰。

[3]  此例孙机先生已校出，仍依文例改为“花钿”，参《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载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425—426页。

[4]  如北宋末《政和五礼新仪·序例·冠服》“命妇冠服”言：“第一品花钗九株，宝钿准花数，以下准此。”  

[5]  扬之水认为这件饰物是魏晋南北朝所流行的“步摇花”之余韵，参《步摇花与步摇冠》，《文汇报》2019年7月5日。结合唐代后妃命妇礼服首饰看，此步摇花正上承魏晋步摇之形，下启隋唐花钗之制。

[6]  但书中认为这种发髻名为“挑鬟”，即现实中歌舞乐伎的装扮，或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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