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专栏：历史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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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革”学者评价朱永嘉，无论认为他是坚持信仰，还是称为文革余孽，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
2023年1月5日，“文革”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的朱永嘉因病去世。
1931年10月，朱永嘉生于江苏无锡。高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建国后在复旦大学学习并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学术上很有造诣的明史专家。朱永嘉是文革期间上海舆论工具“罗思鼎”的重要负责人，也是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深度参与了“文革”十年的舆论导向，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倚为心腹。“四人帮”被抓后，朱永嘉因提议上海发动“武装抗争”，“文革”后被判重刑，但他坚称不后悔所做之事。朱永嘉出狱后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件,文章著作颇丰。他自称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理解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苦衷，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为之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事业。故也有人称他为“旧式左派”或“文革余孽”。
1964年，朱永嘉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几个青年教师自发成立了一个叫“罗思鼎”（学雷锋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的写作集体。华东局当时正要组织中苏论战写作班，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遂将朱永嘉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所写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未定稿》，用的是罗思鼎这个笔名，它就成了写作班历史组的集体笔名。1965年姚文元撰写《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时, 朱永嘉作为“罗思鼎”的负责人,奉命以明史专家的身份给姚文元提供了文章所需明史中海瑞的相关资料，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间接立下一功。姚文发表后，针对有些文章认为姚文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质疑，朱永嘉的写作班就以“罗思鼎”的笔名写了《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一文，从学术的角度帮姚文元堵上漏洞，支撑了姚文元的文章。从此，朱永嘉凭借其在史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得到了姚文元的重用，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组长，变成姚文元背后的笔杆子，受姚文元直接领导，朱永嘉由一名单纯教书做学术研究的高校教师转而成为听党指挥的笔杆子，他的人生开始和姚文元的命运同波共振。据朱永嘉回忆，姚文元这个人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朱永嘉很尊重，从来没有批评过朱永嘉任何一句,也非常欣赏朱永嘉的才华，对朱永嘉写的文章几乎一字不改就发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此时的朱永嘉担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委员。1966年11月25日，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勒令他交待都接受了谁的“黑指示”，写了什么“黑文章”，并要求交出写作班的文章底稿。姚文元得知后，就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表示复旦大学造反派“要追查罗思鼎的后台吗？后台就是张春桥！后台就是姚文元！来揪好了！”朱永嘉由此得到“解放”。在姚文元的鼓动下，他又与“丁学雷”负责人徐景贤等一起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上海市委写作班集体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贴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的大字报，“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反到底！”喊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等口号。后来上海市委协作组的造反被称为“后院起火，心脏爆炸”，这是第一起省（市、自治区）机关内部的造反行动，直接导致了上海市委的垮台。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整个上海陷入混乱状态，朱永嘉参与起草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对稳定当时上海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来自铁路、电力、煤气、港口、自来水等部门的造反派联合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朱永嘉自始至终参加了“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并起了重要的作用，张春桥知道后称赞说:“搞学问搞写作的人，能够搞政治，抓火线指挥部，真不错呀。”在这期间, 朱永嘉还亲身经历了“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和处置“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 (简称“支农司”) 等事件。
上海“一月夺权”后，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他们在万人大会上，张、姚两人为秀才们给予了鼓励：“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朱永嘉被委以重任，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委会主任，朱永嘉和他的写作组，成了“文革”的鼓手与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