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思维”的兴起
在学术文献中经常会出现某个概念，由于不同的原因，从一个特定的领域起源然后突然传播到各种学科和应用里。通常，这些概念具有一定的“通用”特征，因为它们捕获了被认为适用于或可以调整以适用于非常不同的背景的特征或过程。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它们跨越学科边界，这样的概念需要对讨论的特定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说明或解释。这不仅本身会丰富这个概念，也会针对它的意义和相关性，引发一些理论的和方法论的议题。
其中一个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学术之旅的概念就是韧性。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生态学，作为研究生态系统在应对自然(环境)和人为干扰和扰动时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一部分(参考Holling于1973 年的开创性研究)。它也几乎同时出现在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研究中，以帮助了解个体(尤其是儿童)如何应对逆境。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两个领域都重新关注了这个概念，并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大量阐述。但是同时，韧性的概念也引起了其他几个学科越来越多的兴趣，包括管理研究、组织科学、城市规划、比较政治、发展研究和政策以及环境科学，特别是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甚至，Resilience 这部新期刊也建立了。并且，根据两部关键的文献，韧性是我们需要的那种分析工具，以便理解和面对他们认为越来越不确定和容易发生风险的世界。
介于这一概念的学科传播，它进入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研究也不足为奇了。并且，在过去十年里，关于城市和区域经济韧性的文献迅速增长。当然，一个概念的普及性增长，并不能保证它的深刻性，韧性概念在经济地理学科中的使用，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讨论及解答。这个概念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不稳定、不确定、有风险的情况下的(不均衡的)区域发展? (不均衡的)区域发展过程是否有助于我们对韧性的理解? 一些地理学家质疑这个概念是否有附加价值，且怀疑它仅仅是“竞争性”或“可持续性”的另一个代名词。但是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韧性这个概念相对于竞争性、可持续性概念的价值，在于它明确强调冲击、破坏和不可知的扰动，以及这种破坏如何与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渐进和增量变化过程相互作用。尽管韧性的概念肯定会引起争论，并且其特点是有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它的确切含义以及它应该如何被理论化—然而，它有助于激发对经济格局变化的新思维方式。本章的目的是阐明这种新思维方式所涉及的内容、韧性的经济地理的独特之处以及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均衡的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是一个易受冲击的过程
“韧性视角”下，经济格局的第一个定义性特征是认识到不均衡的地理发展本身并不是一种平稳或缓慢变化的现象，而是一个固有的易受冲击的过程，受到各种破坏、扰动和中断。可以肯定的是，塑造经济格局的许多主要力量都是缓慢而渐进的，或者可能是阶段性的。然而历史经验—以及切实的近期事件(尤其是 2008-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突发事件和始料未及的戏剧性事件，常常妨碍并打断经济的增长势头及发展方向。在这种背景下，韧性这个概念具有潜在的相关性。这个概念是为了捕捉并且描述单独实体(或系统)能够抵御冲击的程度和方法，或者从破坏了它“正常”的位置、状态、表现、运行的冲击中积极地恢复的程度和方法。
将韧性这个概念应用到区域发展的研究中，立即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所谓的“正常”和“冲击”是什么意思。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分析的时空尺度。尽管一些空间经济学家可能假设，经济格局从来都不是平衡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旧公司、产品、工作和技术不断消失，就像新公司、产品、工作和技术不断出现一样。根据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说法，正是这种所谓的“创造性破坏”的持续过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摧毁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在宏观尺度上，例如在国民经济的层面上，这种持续的“突变”过程(正如熊彼特所说)的最终结果可能表现为相对缓慢而稳定的结构—技术变化速度。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它涉及大量的“局部破坏”，特定地方的企业个体关闭或者缩减规模，职工们被解雇。对于相关的工人个体而言，此类局部事件很可能构成不利的个人冲击。这样的事件是否会干扰当地的总体就业或者增长路径，取决于企业关闭或者缩减规模的大小，并且是否可以获取或创造当地其它弥补性的就业机会。不能保证“创造性破坏”的积极方面，即新公司的开设和新工作的创造，会恰好发生在那些公司和工作被破坏的地方。当本地企业的关闭或规模缩减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对该地区的就业或增长路径产生明显的净负面影响时，谈论当地的经济“冲击”就成为了可能。因此，例如，在当地失去一个主要雇主，可能是因为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是因为新的非当地母公司在收购后“合理化”关闭，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通过对其他公司和工人的各种负面乘数效应直接导致当地失业率上升、当地人均GDP下降、家庭收入减少以及对福利的依赖程度增加。虽然这种“特殊”的局部特定冲击可能很难引起注意，并且在整个国民经济层面上仅表现为“噪音”，并且是资本主义“正常”运作的一部分，但它们仍可能为相关的个别地区和社区带来重大挑战。
有时，此类干扰具有多地点特征，会或多或少同时影响多个地方。例如，全国工业可能经历严重的收缩，甚至完全消失，这可能是由于其它地方主要竞争对手的崛起，或者是大型公司在空间上分散的分支机构的关闭或公共部门的产业合理化改革所致。结果，不利的“破坏性”冲击或多或少地同时施加在多个地方。一个举例说明，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英国的煤矿私有化和关闭计划。1983年，全英国有170 个煤矿，随后，进行了无休止的封闭和遗弃。到 2000 年，已有近150 家煤矿被关闭，仅在 1985 年就关闭了25 家，确实大大削弱了整个行业。在许多有关地区，采矿业是主要或重要的雇主。当地矿场关闭通常会导致大量工作岗位流失，以及对当地其他行业和公司的连锁反应，对当地相关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事实证明，失业的煤矿工人很难在当地找到新的工作，而且大多数多余的矿工面临着严重的地域和职业流动性。当地经济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后，如何响应和恢复?其它类型的活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创造就业机会，以弥补因关闭而流失的工作?矿井关闭地区的就业恢复差异很大，最依赖煤炭作为其工作基础的地区，其后的就业增长最慢，而其它依赖程度较低的地区情况要好得多。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关闭的二十年之后，当地就业仍未恢复到关闭前的水平。同样在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英国钢铁厂的类似合理化涉及许多大型工厂关闭，这是全行业、多地点冲击的另一个例子。
然后，在宏观层面，存在着重大的“宏观冲击”，例如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政治危机、技术动荡、战争等。它们会扰乱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是全球经济的大部分。这些可能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但其影响往往广泛而严重，几乎没有地方可以逃脱其后果。但是，具体的影响可能会因地而异。例如，图 45.1 显示了美国 2007-09 年的大萧条对纽约、芝加哥、亚特兰大和凤凰城等城市人均GDP 的影响。三个明显的特点立即显现出来。首先，经济衰退对凤凰城和亚特兰大的影响，明显比对芝加哥和纽约大得多：从人均 GDP 下降的角度来看，这些城市对经济衰退的抵抗力有所不同。其次，城市的恢复速度和程度也各不相同。纽约的人均 GDP 已恢复到 2007 年冲击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在凤凰城，即使到 2014 年，人均 GDP 仍比 2007 年的水平低 13% 。第三，实际上，这四个城市的数据表明,在经济衰退中，城市人均 GDP 下降的趋势越严重，城市的抵抗力越低，其随后的恢复就越慢。凤凰城和亚特兰大，经济衰退的影响很可能不仅是短暂的，而且还涉及人均 GDP 增长路径的永久性下滑转变。
因此，一个基本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这种不同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恢复得更快。发生冲击事件时，某些位置和地方的“记忆”或“遗留”效应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并在冲击本身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段内持续存在。研究发现，更容易受到频繁或重大冲击的国民经济的总体长期增长率往往较低。也就是说，冲击会产生永久性影响。一个紧迫的问题是，这一结果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地方层面。更容易受到特殊冲击，或者受全国性和普遍性破坏影响更严重的地方、城市和地区，是否也因此而具有较低的长期增长路径?缓慢的增长本身是否会增加一个地方、城市或地区对冲击的脆弱性或敏感性？换句话说，冲击与潜在的长期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双向递归作用? 如果是这样，韧性的概念对于理解不均衡的区域和城市发展就变得非常重要。
通常，在韧性的大多数跨学科应用里，冲击常常被视为是突发的、意外的事件，并且通常其性质和影响都是负面的。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有学术研究对利益体系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感兴趣。然而，原则上，“冲击”却可能是积极的。中彩票可能就是这么形容的，对幸运的人来说肯定是这样的，很可能会导致那个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在经济地理背景下，积极的“冲击”会包括对当地、城市、区域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新的主要雇主营业、大量的新基础设施投资、重大的技术进步。例如，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或引起新颖活动的出现。此类事件肯定需要对当地经济进行调整，并可能对现有基础设施和资源造成压力，例如住房、公共交通和当地技能。而且，除非对这些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升级和扩展，否则当地可能会出现供应限制，从而削弱甚至破坏“冲击”的积极性及它所提供的机会。但是，我们是否将“积极冲击”的调整包括在韧性的标题下，或许还有待商榷。应对当地主要的发展机会，似乎非常不同于从破坏当地经济的负面扰乱中恢复。与此相关的是，一个地方或地区的积极冲击的原因(例如本地技术突破)，可能会对其它地方或地区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和就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一个例子是 20 世纪头 20 年，美国纺织业广泛引入高效自动织机技术。这给英国兰开夏郡昔日的世界领先纺织公司带来了重大的技术竞争冲击，他们对此反应异常缓慢，导致该地区城镇的数千家工厂破产和倒闭这些事件再次表明，冲击的地理环境和当地对冲击的反应是不均衡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个地区或地方(可能在显著的地理距离上)的重大积极经济推动或发展很可能会在另一个地区或地方引起负面冲击。
除了这些不同类型的冲击之外，一些学者还质疑韧性的概念是否应仅限于分析突发的、不可预测的不利干扰所带来的影响，或者它是不是也适用于企业、劳动者和机构应对和处理“缓慢燃烧”—即逐渐增加的过程、压力、变化。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明了的。驱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许多进程都是“缓慢燃烧”，因为它们本质上不断发生、持续进行、甚至近乎是可预测的。企业持续面临不断变化的竞争和技术等带来的压力，如果要生存和繁荣，就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反应、调整和适应。有人可能会认为，保持“动态竞争力”，不断适应，以及持续预测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是韧性的先决条件，但一个公司是否已成功构建韧性，只有在受到冲击的关头才能体现出来。韧性这个概念如果不是只限于实际发生的突发性冲击，将没有其独特或深刻的含义。实际上，该术语可以用于几乎任何形式的变化，因此将失去其解释价值。
话虽如此，但慢燃过程不一定与冲击无关。例如，某些压力虽然缓慢且渐进，但可能会累积起来，并最终达到触发独特“冲击”事件的“临界点”或阈值。在该阈值引发特殊的“冲击”事件。举个例子，生产力更高、价格更低廉、技术水平更高的竞争对手出现并崛起，且这些竞争对手缓慢但逐步占领了现有公司的市场份额(前面提到的兰开夏郡纺织公司适合这种情况)。应对这种不断增长的压力，现有公司可能会忽视它，或决定不做调整(例如通过更新设备以提高效率)。这最终可能导致现有公司无法再盈利，并被迫关闭，从而可能对其所在的特定地区造成破坏性影响。换句话说，突如其来的冲击可能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韧性”仅仅是经济体(或任何系统)的属性，仅在突然发生冲击时才会出现或“发生”。韧性有可能在冲击突然出现这种关头下变得特别明显，但它是经济发展和运行的一个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产生和复制。此外，这是一个关键点，韧性不是一些不变的特征：相反，它可能会随着地区发展路径的性质和方向而演变—增加或减少。区域经济—其公司、工人和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适应能力，使该经济体具有将其对冲击的脆弱性和成功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降至最低的韧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能成功适应会逐渐削弱韧性，从而让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冲击，并且在冲击发生时不太可能从冲击中恢复。同样，这再次凸显了以“发展视角”来看区域韧性的需求，它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论化这一概念。但是，在考虑这项工作时，我们需要考虑在区域或当地背景中，韧性的实际含义，以及我们如何衡量它。
应对冲击：区域经济韧性的信念
尽管在生态学和心理病理学中长期使用韧性概念，但在这些领域，仍然存在关于如何定义和实施此概念的争论，以及关于它如何区别于其它相似的概念，例如：稳定性、动态平衡、持久性、动态稳健性、弹性等。由于韧性的概念不仅在生态学中传播，也在其它相关学科中广泛传播，因此它具有不同含义和难题，到达了一种概念清晰性和实际相关性都很难明确的程度。他们认为，“一方面，概念的兴起激发了跨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描述性核心的淡化，引发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想要的韧性的概念性结构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在经济地理学中的适用性不亚于其他领域。
经济地理学家可能不可避免地借助生态学来定义韧性：毕竟，该概念一直反复出现在生态学的大量文献中，并且人类与生态系统的互动本身就是地理调查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早期，著名的生态学家霍林区分了“工程”和“生态”弹性。前者，最接近于韧性这个词的词源，从拉丁文“resilire ”开始，(在干扰之后)“富有弹性地恢复形状和位置”，它强调系统或实体的自我恢复性反弹，使其在受到冲击后恢复到先前的状态或位置(表 45.1)。关注的焦点不是冲击或破坏的规模或性质，而是系统或实体恢复其“正常”(通常假定为其“平衡”)状态或轨迹的速度。换句话说，冲击的影响被假设为短暂的，没有永久或残留的影响。
然而，大多数生态学家更喜欢使用“生态韧性”的另一个定义。该定义被解释为“变化和发展中的改变，控制系统的反应。在系统的结构被改变之前，可以被系统吸收掉的干扰的程度或规模……韧性，在这种情况下，是系统应对变化环境的稳健性和缓冲能力的衡量标准”。因此，这里的关注焦点是系统的“吸收能力”，即在远离其“正常”(通常也被理解为“平衡”)状态或位置时的动态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当系统被冲击影响到什么程度，无法再返回到“正常”状态。
但这个版本的韧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系统可能受到超出其“吸收能力”的冲击，并最终永久地处于另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但是，如果根据表现水平或可持续性标准衡量的话，假如这种新状态比旧的状态更有利呢? 在这里，问题不是吸收冲击和结构稳定性的问题，而是由冲击引发的，系统积极适应更高级结构和状态的问题。相比系统设法吸收冲击，并恢复其到先前(但实际上较不利)的地位相比，这无疑是韧性的象征。
现在，韧性的这两个定义(或概念)可以用经济地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发现，像希尔等人将区域经济韧性定义为“一个区域从经济冲击中成功恢复的能力，这种冲击要么使其脱离了增长路径，要么有可能使其脱离增长路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这实质上解释了韧性的自我恢复式反弹。图45.2 示意性地展示了此观点，其中区域增长路径 a-b 在 b 点受到冲击而中断，经历了 b-c 的收缩，但随后又恢复到 d 点，也是在没有发生冲击的情况下本应该所在的点，然后重新开始其受到冲击前的路径(d-e )。
彭德尔等人暗示，也可以给这种解释赋予均衡的内涵，因为“产出和人口的区域增长，或失业率、贫困率或劳动力参与率、贫困，至少可以部分地被认为是均衡现象”。但是，这种解释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这不仅意味着每个区域经济总是在任何地方都趋向于均衡增长路径，而且还意味着存在由冲击激活并有助于恢复均衡路径的自动自我纠正的力量和机制。这令人担忧地接近于赞同新古典社会经济观点，其假设是自由市场力量、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代理人的理性行为和自我纠正的动态。正如之前所述，区域和地方经济很少处于均衡状态。实际上，均衡的假设没有必要。在不太严格的假设下，仍然可以援引“规范的”韧性反弹模型，即区域经济具有某种长期(或“正常”)的基础增长路径(由该区域的劳动力基础、生产力增长率等确立)，如图 45.2 中的折线 b-c-d-e 所示，从冲击恢复的短期速率(c-d)可以超过长期速率，而当区域经济接近使用了其全部的资源时，增长再次受到长期(“正 常”)速率的限制。这本来是弗里德曼所做的假设，他将业务波动解释为从长期向上倾斜的“最大可行增长上限”向下移动，并将复苏解释为向回移动。
同样，“生态”韧性模型可以被赋予经济对应物。大多数经济学家，即使是主流主张者，现在都认为经济可能具有多种均衡状态或路径。并且，如果冲击足够严重，这个经济体可能无法恢复到其原始的均衡状态或路径，取而代之的是转移到另一个均衡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滞后现象就发生了。因此，罗默将滞后现象定义为“一次性的干扰永久地影响经济发展路径”的情况。这意味着经济从一种均衡转移到了另一种均衡。然而，再一次，多重均衡的假设对于替代经济时间路径的想法并不重要，只是存在某些力量会导致特定路径的复制或强化，当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时，可能会引起或被一种新的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随后会被类似地复制和强化，直到发生另一次破坏。
再回到图 45.2 。区域经济可能无法吸收冲击，而不是反弹到 d 点，然后恢复其冲击前的增长路径，以至于破坏使其生产结构或劳动力减弱或耗尽，经济出现在一条不太有利的增长路径—要么恢复冲击前的增长率，但生产基础较小，c-f，或者甚至增长率也较低，c-g。这样的区域将被视为缺乏韧性的。然而，冲击的结果不一定天然是负面的。实际上，严重冲击会或多或少完整地留存一个区域基本经济结构，但是会刺激区域内部公司的重大投资和实践，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该区域的经济可能会经历一次性增长路径上移，即达到 i-h，然后恢复其震荡前的增长率。或者，如果生产率得以保持改善，它可能会朝着更完善的路径发展，例如i-j。在每种情况下，该地区的经济都可以说经历了冲击引发的“反弹”，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其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显示出韧性。
然而，一旦我们放弃对平衡的任何必要承诺，就会为韧性概念打开道路，这些概念可能更具动态性和现实性。经济体满足表征和定义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许多特性。这样的系统永远不需要处于平衡状态，是自组织的，高度开放的，具有空间分布的组成和动态，以及表现出适应性行为的代理(公司和工人)。此外，在复杂系统理论的最新表述中，“稳健性”的概念不是用来表示面对冲击时系统结构的稳定性或停滞状态，而是用来表示系统具有一定的能力(甚至是必要性)来经历恰到好处的结构和身份变化，从而保留或恢复某些核心功能和表现。因此，稳健性是自适应韧性的一种形式，因为系统会针对干扰或中断进行预期或响应，进行积极(且可能有目的)的适应。在经济环境中，核心表现和功能包括一些明显的特征，例如全面就业(或低失业率)、有利的经济增长率、实际收入增加等。实际上，一个地区仅要“反弹”到其受冲击前的增长路径，很可能需要某种程度的结构性变化和适应，并且几乎肯定会参与那些“反弹”韧性的案例。
行为心理病理学的韧性研究中有趣的趋势之一，是将韧性与个体发展联系起来。这类研究中的韧性是指一次成功适应的过程、能力或结果。个体在逆境中的适应能力应从个体的发展角度来理解，同时认识到个体的发展本身就是由这种适应能力决定的。重点是理解发展中促成韧性的过程。这种方法借鉴了发展系统理论，而不是问一个人为什么具有韧性这样的问题。这种方法着重于发展路径和轨迹、多层次的互动和关系网络，以及这个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时，影响该人韧性的更广泛的资源。因此，背景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们是如何影响风险、脆弱性、对冲击的抵抗力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如何影响适应性恢复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干预问题、促进和建立个人适应性的韧性问题。这些想法似乎与区域经济韧性问题密切相关。区域或地方经济韧性也与顺利的适应有关。同样，韧性也无可避免地与区域发展，发展所采取的途径、企业和员工可利用的本地和本地外资源，以及当地背景和历史密不可分。
因此，韧性不是区域或地方经济的某种单一静态属性，而是一个多方面的发展过程(见图 45.3 )，包括四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维度或阶段：风险/脆弱性、抵抗力、重整/重组、可恢复性。从广义上讲，区域或地方经济的脆弱性是指那些经济体的条件、特征、属性，会影响该经济体被区域内外发生的不利事件或力量打破平衡或破坏的风险。它指的是该地区对冲击的敏感性或暴露程度。抵抗力是指冲击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影响程度。例如，我们知道不同地区对国家经济衰退或危机的反应不同。且这种抵抗力将再次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演化路径来决定：该路径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带来抵抗力，而其它方面可能会削弱该地区的韧性。关键是，区域经济在遭受冲击之前的发展轨迹所塑造的既有结构特征和功能，将影响并调节其对冲击的脆弱性和抵抗力。但是，与此同时，冲击本身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或调动这些特征和功能的各种变化。重要的是，该区域的既有结构和功能可适应性有多广泛，以及以何种方式适应。并且，该区域需要多大程度地适应和重新定位，才能出现在一个有利的复苏路径上。
一旦我们将韧性视为图 45.3 中描述的这种过程，似乎会产生两个含义。首先，这种韧性既是区域发展路径不断演变的结果，也可能是它的决定因素。其次，这反过来表明，有必要将区域韧性的概念嵌入(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这不仅仅是该理论的某种“附加”部分，而且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将韧性嵌入(不均衡)区域发展的解释中
当然，这里面临的直接挑战是，具体哪一种(不均衡)区域发展理论? 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得到普遍同意或接受的单一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拥有一系列解释性框架、概念、观点。实际上，可以说在过去的二十到三十年中，经济地理学家和区域研究学者已经避开了构建经济格局发展和演变的包容性或一般性理论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这些学科中的许多学术研究都旨在不断扩大更多的概念、局部理论和解释，从而导致了巴恩斯和谢泼德所说的“学术上的孤独”。它强调了区域发展的不同方面及决定因素，也侧重于不同的区域经济类型。然而，尽管当前的部署只是松散连接(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和方法，但仍可能将各种观点区分开来，即使这些观点比连贯的范式更具有“理念类型”的特征。有趣的不仅是这些思想和方法如何看待冲击的作用，而且还有对韧性概念进行了什么样的解释(表 45.2)。
尽管许多经济地理学家可能不赞成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NEG)或“新空间经济学”，以及这一理论体系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它在政策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因此在这里是值得注意的。虽然NEG 没有明确提到韧性的概念，但它确实包括了关于假设的(并且高度简化的)经济格局如何应对冲击的讨论。在NEG 模型中，韧性被解释为面对运输成本、贸易壁垒、政策干预等重大变化时，经济活动的均衡空间格局的稳定性。在这样的模型中，超过临界阈值(由所讨论的模型的参数定义)的冲击会引发它向新的空间结构的平衡所转变。该转变被假定为瞬时发生，并且表现出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依赖于初始的、冲击前的空间平衡)。因此，从本质上讲，基于抽象研究，NEG理论可用于直接的“反弹”和“吸收”类型的韧性，后者承认冲击引起的滞后转变为替代平衡空间配置的可能性。
可以说，NEG 模型的吸引力在于，它可以被用来探讨“假设条件”类型的问题。可能这在韧性研究中，甚至在分析应对冲击的替代性政策干预中很有用处。但是，它们的用处是有限的。这些NEG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它们“承认”的多重均衡，被假定为是“潜在”处于利益体系中的。实际上，不同的替代空间平衡是从头开始构建到这些模型的结构中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模型对区域发展提供了高度不完整的解释。而事实上，它们根本不是关于发展的，而是关于比较静态的—比较冲击前后的(假设的)经济格局：没有真实的历史。
与研究不均衡区域发展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理政治经济学类型的观点确实声称严肃地对待历史。将经济格局的长期演变解释为与历史上的不稳定性和矛盾密不可分，以表征资本积累的动态。冲击，特别是重大周期性过度积累的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此类危机的具体根源可以变化，并且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发生(从地方到全球)，但它们几乎总会导致某些部门和地区的失业和资本撤资；以及当企业寻求某种“修复”来恢复利润和市场份额时，导致生产和工作可能转移到其它部门和地区。从这种角度来看，与地方经济韧性有关的议题，将取决于这种“修复”的性质和程度。企业可以通过就地重组和整顿，或者通过寻求技术战略升级，甚至通过在空间上进行迁移来做出回应。因此，从概念和实证上讲，地方韧性的问题将既存在于更广泛的地理环境中(可能是全球性的)，也被认为是涉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潜在冲突。确实，这种观点将以“韧性是为了谁?”的方式解决韧性的全部问题。对公司韧性有帮助的行动(例如重组产程、缩减劳动力，或在极端情况下将一个地点换成另一个更有利可图的地点)，可能会将严重破坏当地工作和收入作为代价。因此，地理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韧性，必须强调资本方面不同韧性战略的社会和分配的方面和后果。
演化经济地理学也试图明确地考虑历史，尽管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虽然在这里，韧性本身也不是一个关键概念或考虑因素，但演化的观点可以为这个想法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公司、行业和地方经济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和适应。这与韧性在积极适应性角度下的定义相关。对于演化经济地理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来说，前面提到的“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思想从来都不是深藏于知识表面之下的。对于由多种来源引起的经济冲击和破坏，无论是一般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它们都将被看作导致了本地性或更普遍的创造性破坏，涉及“竞争性选择”的过程。在这种破坏过程中，重要的是各公司的(竞争) “适应度”，因为这塑造了它们抵抗破坏或从破坏中恢复的能力。鉴于技术变革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创新作为企业、产业、区域经济抵御冲击并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的决定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因此，这种观点会强调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例如创造更新的、新颖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新技术、产品、公司)，以及从这些新形式中竞争市场的选择等—转而改变企业、行业、地区的韧性。因此，采用演化经济地理的方法可能可以阐明上述的不均衡区域韧性和发展的递归性。
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演化经济地理学思想中，与区域韧性相关的一个特定版本或方面是路径依赖。尽管经常(并且通常不加批判地)被用到，但路径依赖的概念还很不直白。从本质上讲，它指的是在任何时间点，从过去的发展中继承下来的经济的结构、技术、组织和制度形式塑造、约束或促成其未来发展的方式和程度。路径依赖概念的大多数应用都使用其最狭义的解释或表达，即“锁定”到特定的发展路径，归因于各种不断增长的回报机制的自我强化效应。如此解释，路径依赖将等同于空间经济结构和配置的渐进刚性。
现在，这种刚性或锁定是否会带来韧性(高度的“锁定”意味着在面对冲击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或者相反，由于其刚性和缺乏适应性， “锁定”式的区域发展是否越来越容易受到冲击，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实证问题。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所涉及的特定类型的区域发展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锁定”在以钢铁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里的地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抵抗冲击，且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越来越低。确实，在这种路径依赖类型中，需要一个冲击来将区域经济从其现有的和继承的路径中“解锁”出来。这里与生态学中使用的“自适应循环模型”具有相似性。这里，在生态系统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韧性增强，但随着系统趋于成熟和稳定状态，资源被锁定为特定的稳定模式和用途，刚性增加而韧性下降。如果生态系统随后受到外部冲击扰乱，则它可能无法承受破坏。它的资源被摧毁和释放，并且可能无法恢复到原始的生态系统类型，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形式和功能发生改变。对于某些类型的地方和区域经济体，可以设想一种相似的情况。
相比之下，一个“锁定”在以信息和通信技术类活动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的地区，其本质上更灵活，允许更大的空间分支到相关和互补的领域，可能表现出高度和持续的韧性。实际上，后一种可能性与一种更广泛、更演化的路径依赖形式相关联，它允许持续的、但仍以路径依赖为条件的经济适应。在这种概念下，高度创新的经济基础将或多或少地鼓励持续的分支、适应和突变，高新公司形成率，从而不断更新品种，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对冲击的韧性的提高。因此，路径依赖的观点接受不同的韧性结果和动态。
理论化以及研究区域韧性的另一个可能的框架或优势论点，是制度经济地理学。近年来，社会、法律、政治、正式和非正式的其他制度，在调解、塑造、调节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和强调。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制度视角将侧重于制度如何促进或阻碍经济适应性，以及制度本身的韧性和适应性如何。例如，在有关制度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的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这两个有利方面。总体而言，制度的变化往往比它们所在的经济体和它们倾向于支持的经济体更慢。这可能是形成区域经济韧性的一个特征，因为这样，稳定的制度—无论是正式的，如地方和中央政府，还是非正式的，如社会资本(当地社区公约和合作与相互支持的网络)—都会减少不确定性，促进信任，并让人们对长期决策充满信心。这样，制度可以有助于稳定当地或区域(或实际上是国民)经济，并提供资源和结构，以提高该经济体应对冲击的韧性。
事实上，一些内置的正式制度安排会自动启动以应对某些类型的经济中断。例如，一个全国性的失业救济金系统将向遭受经济衰退或当地特定经济中断(例如公司关闭)严重打击的社区提供收入支持，同时这些地区的税收负担将下降。尽管规模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动空间重新分配和稳定—实际上是“风险分担”。或者，在城市或地区遭受不利的本地事件打击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支持，例如，采用对本地公司、本地基础设施项目等投资支持的形式。金融制度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在经济萧条或危机时，它们如何应对当地公司和家庭的债务，可以减轻或加剧此类事件的影响。在天平的另一端，地方特定制度，例如地方区域政府、发展机构、商业协会、职业介绍所、社区组织，可以帮助当地公司、劳动者及家庭免受冲击。
但是，制度本身可能会“封闭”，变得越来越僵化，甚至功能失调，并且在这种程度上可能损害一个地区的经济韧性，甚至可能成为破坏性冲击的根源。制度本质上是保守的，经常是官僚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变得越来越不适合经济需求，并且在经济失调时，反应迟缓或无法应对。制度本身如何变化，以及它们如何被特定的主导权力集团、精英及其相关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所俘获，都可能有助于产生和缓解冲击。
过去30年来，许多国家内部向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最近的财政紧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普遍转向，可以说加剧了全球资本主义固有的不稳定性，并使许多地区和城市面临更大的风险和脆弱性。许多国家拆除控制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使投机性金融活动和债务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2007 年爆发的随之而来的银行危机，随后引发了80 多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各种类型(地方，国家，甚至全球)的制度如何影响空间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领域。但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安排可以对地方和区域的韧性产生积极影响，也可以产生消极影响。
“构建”区域经济的韧性
即使韧性的概念在社会、管理和相关科学领域相对较新，但它已迅速攀升到政策领域。关于如何在组织、企业、城市和地方社区中“构建”韧性的政策讨论和建议，文献已经不胜枚举，许多地方和国家机构都对这一任务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何提高和支持区域或地方经济的韧性，显然是决策者必须解决的有效任务。正如前面的简短讨论所表明的那样，虽然我们对形成这种韧性的原因的理解开始形成，但是，对于这个概念，它与经济发展的确切关系，或者它的确切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远没有得到一致和普遍认可的概念化和解释。虽然有一句谚语说：“太多的分析会导致政策瘫痪”，但缺乏这样共识，可能意味着在全面鉴别应该构建的目标，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就匆匆做完针对“构建”地方经济韧性的政策计划和策略。
一些国际政策和咨询机构已经确定了他们认为的韧性城市和地区的关键“特征”或“品质”。因此应该成为旨在“建立韧性”的措施和行动的重点(见表 45.3)。但是，这种“特征”虽然足够合乎逻辑，但往往相当模糊和笼统。为了成为具体的政策目标，它们需要被转化为经济发展决定因素方面的含义。换句话说，韧性的决定因素本身就是可以加强韧性的潜在政策杠杆，这些决定因素与更普遍地促进成功的区域增长和发展的因素密切相关。区域发展理论存在不同的派别，每种理论都强调不同类型的关键因素、力量、过程。因此，要从这些—实际上是其他的—理论和观点中提炼出明确的政策信息并不简单。然而，可以提出一些关键的焦点。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在某地点(或区域)发生重大破坏之后，实施新政策、采取新措施的有效性，要比在冲击发生之前就减少脆弱性的有效性低。换句话说，政策应着重于建立“预期的”适应性韧性。这意味着，一方面，地方发展和政策组织需要确定可能影响和破坏其经济、公司、劳动者、基础设施和其他关键资产的未来挑战及冲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和促进一种发展形势，以减少当地经济脆弱性或避免遭受可能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鼓励和促进那些有利于当地经济适应性的特征、结构、条件，以便随着更广泛的经济、技术、竞争环境的变化，当地可以成功地重新定位其活动和结构。如前所述，这两个目标似乎是围绕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的政策辩论和讨论的基础。但类似的要求也适用于考虑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韧性。
在非常广泛的层面上，至少三组这样的地方特征和因素可以被确定为政策干预的潜在领域(图45.4)。至关重要的是区域经济的“动态竞争力”，即其企业在不断变化和变化的市场中成功应对和竞争的能力。反过来，这将取决于定义该地区发展路径及其相关外部性的一系列结构特征。经济活动和出口市场的多样性，当地公司使用的供应链的灵活性，这些公司创新和投资新产品和技术的高度倾向，培养出受过高等教育、技术熟练和富有创造力的劳动力(反过来，这又依赖于高质量的地方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地方基础设施和便捷的投资融资渠道，所有这些都可能增加区域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并加快区域从冲击中复苏的速度。支持创新、投资，以及具有活力的地方产业生态系统(以确保创造经济多样性)，在提高和保持地方经济韧性的所有政策中，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与区域韧性有关的第二组特征可以归为“商业信心”这个术语，与区域经济的表现有关。依次，这与当地的商业环境、充满活力的创业文化的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公司形成率)、商界内积极的“坦诚”外向但对当地承诺的态度有关，以及愿意建立网络，分享知识和意识。一个自信的、有创业精神的商业社区推动了成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后者反过来又增强了这种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受到重大冲击的影响，与企业缺乏竞争力、增长缓慢、商业信心相应疲软的地区相比，充满活力和信心的区域经济更有可能快速成功地复苏：一个地区经济的潜在实力鼓励投资和创新，从而加强这种实力并进一步提振信心。相反的循环过程很可能在增长缓慢、表现不佳的地区进行。我们正开始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如何影响个人的心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行为，以及这些地方特征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存在并可能反馈到重现相同的当地经济条件。因此，本地的心理因素差异对当地经济韧性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政策制定者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帮助影响和塑造这两组相互关联的因素，本身就与当地和更普遍的经济治理的本质息息相关。尽管评估治理远非易事，但它已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形成性驱动。就像国家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可以通过其不同的经济治理和管理模式来区分一样，这些不同的形式也已显示出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绩效，因此，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经济治理形式和体制结构，都可能会影响应对冲击的韧性的地理。国家层面的经济(和政治)治理体系，可以对个别地点、城市和地区从重大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例如，一个国家决定如何应对重大衰退可能会帮助或阻碍特定地区。国家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并不一定平等地影响，甚至不一定朝着相同的方向影响着每个地区或城市。特定形式的刺激可能会让某些地区受益并助于恢复，而对其它地区的帮助微乎其微。各国对近期金融危机的反应，尤其是财政紧缩计划的实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英国，虽然许多人预测2007-08 年的银行业危机将对国家金融中心伦敦造成最严重的影响，但英国政府对金融业的支持规模(估计高达1万亿英镑直接救助银行、资本担保和量化宽松)帮助伦敦摆脱了最严重的衰退，并推动了其随后的强劲复苏。同时，中央政府对福利计划和对地方政府的拨款的财政紧缩政策，却不成比例地落在了那些难以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不太繁荣的北方城市和地区。
因此，尽管国家层面的经济治理体系很关键，但地方治理形式也至关重要。愿意合作与协作的地方机构(例如，从地方政府到商业和贸易协会再到劳工组织和地方金融机构)的支持性和协同性联系，可以提供领导、协调和积极的政策制定，以及共同承诺达成一致的区域经济长期愿景。因此，他们可能会在塑造地区或城市的经济韧性中扮演重要角色。地方机构—当然，尤其是地方或市政府，通过他们的税收和公共支出能力，以及他们对公用事业、规划和基础设施的控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当地经济的竞争成功，以及因此对当地经济的适应性。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和政治权力的地域组织。高度集中的结构(例如英国)是否比分散和分权的系统(例如德国或加拿大)更有利于当地经济的稳定和韧性? 这对于财政权力而言尤其重要。一方面，地方公共事业、基础设施、教育、技能培训、商业支持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更多地依赖中央政府的资金(这种依赖程度因国家而异)，独立的地方战略机动空间可能越有限。另一方面，地方财政自主权越大，地方经济就越容易受到税收基础和其他地方收入来源中断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对其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财政和相关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下放到地方政府和当局这一问题，已成为近年来政治和学术辩论的关键话题。考虑到财政紧缩的大背景，这一问题就更是如此。毫不奇怪，城市或区域经济越成功，就越有可能渴望更大的财政和支出自主权，从而决定其自己的优先考虑事项和自身命运。不太繁荣的城市和地区，地方税基不太优惠，对自主权的热情程度可能较低。地方财政和政治权力下放对地方经济韧性问题的影响，是一个需要详细研究的课题。
如图45.4 中所示，为“构建”韧性的政策而聚焦的地方经济因素绝不是详尽无遗的，还远远不全面。相反，它们仅仅表明每个制定此目标的决策者所面临的复杂性。有三点值得强调。首先，“构建韧性”不应被视为一项独立的政策活动：它必须被视为与促进稳定和可持续的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这一更普遍的任务密不可分。这让我们回到了如何解释(不均衡)区域发展的根本挑战。其次，“构建韧性”—就像更广泛地促进成功的地方经济发展一样—最终是关于制度的：关于调动商业人才、工人的技能和创造力，以及关键机构的承诺和支持，围绕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最后，“构建韧性”不是“一次性”活动：韧性必须像发展一样，不断地更新和“重建”。
区域韧性：是一时兴起，还是基本特征?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韧性”的概念是否只是对现在充斥于经济地理学的大量分析结构和概念的另一种流行补充，或者它是否抓住了区域发展的基本维度并因此值得认真关注。毫无疑问，这个概念近年来已经席卷了各种学术研究，甚至成为日常新闻和流行话语的一部分，但往往没有任何明确或准确的定义。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风险更大、不可预测，这样的信念，激发了人们对韧性概念的广泛引用。如果“韧性思维”只是一种时尚，那么就像所有时尚一样，它迟早会变得过时。但事实是，“冲击”一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本质和动力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区域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容易受到冲击的过程。“韧性”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有价值的方式来思考这种不稳定的影响，以及冲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相应地刺激思考减轻其更坏影响的方法—社会、经济和环境。
但是，这并不是说韧性的概念是没有问题的。有几个问题仍有待解决。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如何衡量韧性。浏览经济地理学文献，可以发现一系列方法，从描述性案例研究到简单的指数和指标，再到统计学时间序列法，再到因果解释模型。但是，所有这些不同方法的共同点，将冲击对区域或地方经济的实际结果与没有冲击时该地区的发展或增长路径进行比较—换句话说，“反事实”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需要对概念进行理论化，不是将其作为经济格局的独立特征或属性，而是作为该格局非常不均衡发展的一部分。为什么韧性随着地点(或区域)的变化而不同这个问题，与为什么经济发展本身随着地理空间变化而不同这个问题密不可分。鉴于政策讨论中越来越多地提及这一概念，这种需要增加我们对促进或阻碍地方和区域经济弹性的因果过程和因素的理解—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就变得更加紧迫。没有什么比基于时尚而非基本面的政策更糟糕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