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通向战争之路
这部分Alastair和Rory探讨是什么让英国绕过联合国出兵伊拉克。
首先世纪之交政客们不惮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Rory认为70年代越南战争西贡时刻留下的阴影让西方人怀疑军事行动的价值。但是世纪之交情况渐渐发生变化：在非洲的塞拉利昂英国成功用武装袭击解决人质危机，在亚洲多国部队与印尼交涉维护东帝汶独立，在亚欧大陆上更有北约出兵科索沃的成功军事行动。一系列武力干预并没有带来如越南那样灾难性的后果，让西方政客们好了伤疤忘了疼。
1999年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布莱尔更是明确表示：战争并不是解决人道主义困境的完美工具；但武装力量有时是对付独裁者的唯一手段。（“War is an imperfect instrument for righting humanitarian distress; but armed force is sometimes the only means of dealing with dictators.”）
Tony Blair, 04/22/1994, Chicago USA
布莱尔的讲话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政客思维模式的转变。他们认为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containment）不再管用，单纯依靠经济制裁联合国谴责等手段已经不足以对付他们认定日益增长的外部威胁——典型的就是伊朗、朝鲜、伊拉克以及911后的阿富汗。而前三者也被小布什著名地称为“邪恶轴心” (axis of evil)。
George W. Bush, 01/29/2002, Capitol Hill USA
伴随对这些国家威胁的夸张描述，西方对改造这些国家、解决所谓的外部威胁有着迷之过度自信。Rory指出西方政客根本不了解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在这些地方生活过，也不清楚那里的政治生态，因此总是会在事前倾向于夸大威胁，事后又对恢复常态过于乐观：包括眼下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和普京究竟能坚持多久的判断也是如此。
具体到伊拉克，Alastair说萨达姆一直以来都被英国的情报机构视为威胁，因为唐宁街收到源源不断的情报表明萨达姆在进行化武试验。事实上布莱尔授权国防部准备的第一次海外军事行动就是与克林顿联手打造的1998年2月针对伊拉克的空袭，后来因为安南的积极斡旋而没有实践；而在听闻911的当天，布莱尔就在纸条上写下的WMD/rogue state，是他认为需要应对的最紧迫安全威胁。
Two couples, 02/05/1998, White House USA
PS 如果有人好奇为啥不搂着自己老婆因为这是莱温斯基案正在风口浪尖的时候
看到这里仿佛所有决定都基于良好意愿，但这并不意味着出兵伊拉克的决策没有私心，更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Alastair承认布莱尔可能把英美特殊关系作为考量因素：跟克林顿的良好私人关系带来了科索沃的成功和北爱尔兰的和平，让英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因此布莱尔很可能希望在小布什那里也复制这样密切的私人关系。但正如Rory指出法国德国没有出兵伊拉克后来也维持了和美国的关系，70年代威尔逊顶住压力拒绝参加越南战争也没有带来特殊关系的终结。
George W. Bush & Tony Blair, 06/29/2004, Istanbul, Turkey
因此尽管布莱尔可能没有撒谎可能真得以为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可能不希望看到战争，但是并没有竭尽所有和平的选项。或者也如布莱尔自己所说，当美国已经决定好要无论是否有盟国加入是否有联合国背书都要在2003年3月出兵时，对于英国来说唯一需要做的选择是要不要跟美国站在一起。
铺垫：舆论引导和反噬
这部分Alastair和Rory探讨如何（失败地）让民众认识到来自伊拉克的威胁。
首先Alastair说出兵的理由不仅仅基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还包括萨达姆在80年代拥有并使用过化学武器，包括反复不配合国际机构人员核查，包括人权纪录。但不可否认，最终留在民众记忆里的是并不存在的WMD。这让战争的合理性更受质疑，更让人怀疑布莱尔是否早就知道根本没有WMD，但依然以此为借口欺骗民众。
Anti-war protests: Blair lied, thousands died.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Alastair详细回忆了WMD的情况。根据Alastair的说法，英国美国甚至法国德国的情报部门都一致认为萨达姆在秘密研发WMD。2002年9月，他们将日常摆在首相桌前的情报文件公开，希望给民众相同的信息以更好说明英国可能面临的威胁。根据这份九月文件（September Dossier）里的内容，太阳报写了耸人听闻的标题《英国距离毁灭仅45分钟》（Brits 45mins from doom），后来也成为政府刻意夸张威胁的证据。
“Brits 45mins from doom”, The Sun, 09/25/2002
Rory说他不认为布莱尔和Alastair在撒谎，但WMD反映的是情报机构的问题。西方情报机构甚至不愿意去想萨达姆没有化武的可能性，拿着结论找证据自然会走入歧途越来越歪。根本没有WMD的事实表明西方情报部门的工作方式有很大问题。布莱尔和Alastair等作为外行人，可能没有正确地质疑消息来源，于是基于错误信息错了情况误判。
在此Alastair激烈地维护了情报部门，认为他们的前线工作非常不容易；而且他们只是提供情况，最终做决定的依然是内阁和首相，领导不能把责任推到干活的人身上。而且Alastair也认为Rory的说法过于后见之名，事实上没人知道WMD是否存在，只能说萨达姆的历史记录和当下表现让他值得怀疑。再者，如果继续选择制裁而非开战，说不定萨达姆就真的造出来化武了呢。
我觉得Alastair说决策责任全在首相而非情报部门是完全对的，事实上布莱尔在2004年的Butler Report和2016年的Chilcot Report两次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调查后都表示他完全承担情报不准确的责任。但瞎扯什么不干预的话说不定化武就造出来了这种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理由就是很典型的舆论技巧。只能说唯一公平的是战争这种事就连最优秀的spin doctor也无法轻易塑造叙事、改变民意。
Anti-war protests, 2003, London UK
过程：干涉主义的灾难
这部分Alastair和Rory探讨战争之后的管理混乱。
战争本身进展非常迅速，很快萨达姆的塑像被推倒，星条旗飘扬，布什宣布任务完成战争胜利。但仗打完了之后则充满让人无语的莫名其妙时刻。Rory在2003年九十月份来到伊拉克，莫名其妙成为当地省长，而他最大的感受是西方人根本不该出现在那里。
US flag covering face of Saddam Hussein statue, 04/09/2003 Bagdhad, Iraq
Rory到达巴格达后首先去见的人是英方战后重建主管安迪贝尔帕克（Andy Bearpark），见面地点是贝尔帕克的办公室，设在萨达姆宏伟宫殿的一间浴室里，办公室里还摆着一座装满伏特加瓶的浴缸。这位贝尔帕克如今在新西兰当瑜伽师，也算是足够嬉皮。
后来在贝尔帕克的安排下Rory成为伊拉克南部省份的省长，直接向美军驻伊拉克的最高文职官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汇报。布雷默在上任第一天就签署命令，辞退了萨达姆时期高级公务员，让诸多当地技术官僚一夜之间失业。大批失业人员为了谋生不得不寻找其他组织，间接为ISIS等势力发展提供人才。
当Rory想跟英国外交部也汇报一下前线情况时，发现外交部好像不是很感兴趣。英方驻伊拉克特使杰里米格林斯托克（Jeremy Greenstock）后来回忆说英国在战后重建上几乎毫无发言权。Alastair则说格林斯托克本人的任命过程就很神奇。布莱尔先是派他去问格林斯托克想不想当特使，被格林斯托克婉拒了。Alastair跟布莱尔说人家不想去咱们另请高明吧，结果布莱尔当着Alastair的面给格林斯托克打了个电话亲自发出邀请，一周后格林斯托克就搬去伊拉克了。
Rory在伊拉克的工作主要包括去巴格达跟布雷默和其他省长开会，讨论怎么重建怎么组织选举怎么解散工会组织……
Alastair：？为什么要解散工会？
Rory：哈哈哈哈哈我猜这项讨论纪录没有被汇报给布莱尔！
Rory说自己在伊拉克的时候觉得每天都有比前一天更好，但这些成果如镜中水月，最终没有做出任何持续性不可逆的成果。2004年Rory的官邸突然被中午还跟他一起吃饭的萨德尔武装（Sadrist militia）人员包围，而他在伊拉克的工作也在枪林弹雨中结束。
Rory Stewart as deputy governor, 2004, Maysan Province, Iraq
对于战后重建的混乱，Alastair说前期预案和现实情况大相径庭。他们在出兵前重点讨论的是难民危机和化武的生态环境影响，而非权力真空频繁内战和极端组织。况且英国人以为美国人早就做好了整套计划。
Rory则观察到英美对于战后如何管理伊拉克存在巨大分歧。英国人以自己多年当殖民者的经验认为应该尽快实现伊拉克人自治，觉得美国事无巨细控制各级机构是在搞殖民；美国内部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人认为应该快速结束战斗，赶走萨达姆就行了美国人并不需要留在当地；但美国人则认为需要帮伊拉克重建一切，英国人搞的伊人治伊是在摆烂摸鱼，是对当地管理的不上心。看来就算是特殊关系，事先交流不充分也没法保持默契。
遗产：20年后的反思
这部分Alastair和Rory探讨伊拉克战争对国家和对个人的影响。
回应节目开头Rory提到出兵伊拉克是从科索沃等军事干预中学习经验，Alastair质疑英国在是否出兵叙利亚的问题上从伊拉克吸取了错误的教训。2013年在叙利亚发生化武袭击后，下院经过投票以272票对285票否决了卡梅伦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提议。眼下有很多人认为西方在叙利亚的不作为是“有罪不罚”的开端，为后来的侵略行径提供了参考。
House of Commons vote on Syria intervention, 08/29/2013, London, UK
Rory认为伊拉克战争最大的影响是美国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并且更多人质疑美国在中东存在的合法性。之后西方在叙利亚伊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大程度上因为受到了伊拉克问题的拖累。而之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利用了这样的心理，以回撤的名义频频退约，让美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流氓玩家（rogue player）。
伊拉克对于身处决策中心的Alastair的个人影响也是巨大的。从工作角度上来说，Alastair当时的沟通或许没有找准要点，这是他的工作失误。2002年九月联合国安理会1441的决议已经可以视作对萨达姆最后的警告，足够作为发动战争的法理依据；但布莱尔和他先是过于强调需要第二次安理会决议才能出兵，又在发现无法得到法德支持的情况下放弃寻求新决议直接出兵，立场变动让参战决策显得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Campbell Quit, Private Eye, 09/05/2003
从个人角度来说或许没有哪项政策比伊拉克触及生活。Alastair的伴侣Fiona是坚定的反战者，布莱尔的幕僚长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的老婆更是走上街头成为反战游行中的一员。之后化武专家大卫凯利（David Kelly）的自杀对Alastair更是沉重一击。当Rory问到凯利时，Alastair说整场对话中只有这个名字让他产生情绪波动，可能没有谁像凯利那样虽然跟他素未谋面但对他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凯利自杀时他在从美国回英国的飞机上，下飞机后得到消息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是自己离开唐宁街的钟声。当天他的密友Philip Gould、Peter Mandelson、Neil Kinnock在对他表示慰问的同时迅速进入危机处理模式，告诉他现在跑路只能让他显得更加有罪。虽然Alastair觉得自己处于崩溃边缘无法再在这样的环境里多待一天，但也等事情告一段落才最后辞职。
Alastair Campbell arriving for Hutton Inquiry, 08/19/2003, Royal Court of Justice, London
20年后，Rory因为在伊拉克的亲身经历后悔当年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
20年后，Alastair说出兵伊拉克是他希望没有发生过的事，他希望政府永远不被置于需要做出这个选择的情景。他理解反对者为何憎恨这项决定，但依然支持当时的决策：这不是他的决策而是首相的决策，而他的工作是和首相站在一起。